郭苏建:新世界秩序和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9 次 更新时间:2010-12-06 20:2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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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苏建  

  

  导言

  

  “新世界秩序”(The New Word Order) 首先让我联想到John Coleman所发表的一些有关“conspiracy theories” 的著述, 即有一个美国与欧洲某些大国政治领袖策划的那种由西方世界主导的“新世界秩序”,继续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世界实施控制。[1] 有人甚至提出建立美国与欧盟联合(EU-US Merger), 最终统一世界各国以建立全球联盟(Global Union)的设想(“The Global Initiative and World Unification Project called ‘The EU-US Merger Project’”)。[2] 这种“新世界秩序”其实并不新,还是继续以美国霸权、发达国家主导和协调的旧世界秩序。

  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后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开始谈G20,认为G7 已不能解决全球问题,全球问题的解决应依靠包括了中国、俄国、印度和巴西“金砖四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许多人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解决金融危机上比欧美国家有更大的作用,他们开始谈论“欧洲衰退”、“美国衰退”和“金砖四国”的崛起,“跨太平洋的合作”等等,这些将主导世界新秩序的重构,欧美主导的时代开始结束了。

  人们还认识到全球化在不断扩大和深化,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作用在下降,这就要求对现存的全球治理机构进行改革。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三个机制是二战以后建立的在以美国和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下进行工作的全球治理机构。 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已瓦解(以35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黄金本位的固定货币值),随后产生的G7大国协调机制也没有办法维持一个稳定、有序、有效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和其他全球经济政治协调机制,G20首脑峰会和多种多边协商机制就应运而生了,大家开始探讨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这个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成为发达国家重要合作伙伴,发挥重要作用,将对这个现存世界秩序进行修改和重构,从而建立

  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这个“新的世界秩序”到现在还是一个新概念。我们知道,以往的世界秩序总是由一个“中心”所主导,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中的“霸权体系”。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到20世纪德国、日本、美国、苏联争夺霸权,最终由于苏联的解体确立了美国一强主导的世界体系。然而,美国霸权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开始面临世界性、区域性的各种挑战。出现了多中心或多极世界、多元化、多边主义、经济文化发展模式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那么,这种多样性和多元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其性质是什么?

  

  1.“新世界秩序”的特征

  

  首先体现在“一个中心”的削弱或衰退,但并不能称其为“破产”和“终结”,因为“这个中心”所确立的世界体系和各种结构、规则、基本格局还在运行,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金融危机并没有真正撼动美元的国际地位。但另一方面,“多个中心”却已开始,欧盟、东盟、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国家已在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问题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单边主义和一国发号施令的做法已经不灵了。但同时应看到美国还是世界最强的的国家,还在发挥领导作用。

  其次,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也出现了多样性。新古典自由主义模式、欧洲模式、拉美模式、中国模式、印度模式等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各种模式并不能相互取代或照搬。比如,“高收入、高福利”的欧洲模式,其理念很好,但搬到中国这样的一个人口大国、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就很难行得通。

  第三,在文化价值体系上的多样性也表现得很明显,那种“欧洲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已受到各种挑战和批判,各种文化都在强调各自的“主体性”和“自主性”!中国近年来的相关讨论和主张就充分反映了这个趋势。而且,中国某些传统价值观有可能对全球面临的工业化文明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提出有益的反思和批判,因为那些灾难性后果归根到底是生活在这种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人们所追求的那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造成的。后起工业化国家的人们正在追求欧美的生活方式,要像他们那样生活。“无限的增长、” [3] 人对自然的主导性、人对物质的追求、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包括人与自然的环境、人与人的人文环境、人的内心世界等各种关系的紧张、竞争和冲突)等都是那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造成的。中国如果能够把某些传统价值观与“现代性”的问题接轨,创造性地提出能够指导社会实践运动和社会变革的新的价值观和理论,就会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

  

  2. “新世界秩序”的性质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新世界秩序”呢?是“西方不亮、东方亮”吗?是利益博弈上“零游戏”吗?是你死我活的相互竞争、彼此冲突、根本对抗性的“新世界秩序”吗?有些人,包括国内和国外的一些学者,就是这么看的。但我不这么看。

  我认为,在这个充满多样性的多中心的“新世界秩序”中,占主导性的发展趋势是“兼容、融合、和趋同”,即各种价值观、模式、区域在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兼容,而不是消灭对方。其根本原因在与全球化已打破分工和国界,使得全球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使得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已成为不是单一国家的问题,能源、资源、科学发展、技术转移、资本流动、人口、气候、环境、风险社会的代价、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都关系到自身和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已不是单一国家可以解决的,必须进行超越国界的参与才能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参与、全球治理,任何一个国家和国民都不能置之度外。另一方面,“新世界秩序”的规则也不再可能由某“一个中心”来制定,更不能以战争和暴力来强制了,因为要解决工业化文明带来的全球性后果,必须也只能通过合作而不是强权来推行某个中心的意志。

  全球化给我们生活的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民族国家依然存在、但各国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命运是与世界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不是这么看问题,我们将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丧失发展的巨大机遇,而且最终的失望会转变为更大的社会冲突反过来伤害我们。如果我们只关注自己一个民族的发展,我们就会失去我们在这个新世界秩序不断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对这个新世界秩序的认识不同将决定了我们如果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也决定了我们社会科学家是采取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确立自己的研究路径和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3. 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走向世界?

  

  对“新世界秩序”特征和性质的上述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其“现代化”,不是“西方化”,而是使其具有“全球的”、“世界性的”的普遍价值和意义。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在方法论上摆脱“民族主义”的视野,正如Ulrich Beck说的,采取“cosmopolitan methodology,”[4] 即世界主义的方法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世界观、有国际交流性的学术研究,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才有可能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新世界秩序的重构,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进而影响世界进程和世界秩序的重构。任何伟大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为基础。但是,强调“自主性”和“主体性”并不能成为排斥其他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文明)的借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走向世界必须向其他文明学习,就像企业创新一样,必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自我批评和反省才能创新,必须对我们自己已有的传统和知识进行自我批判和反思才能创新,从而形成和发展出新的学派、理论和方法。知识生产是不能分“东方的”、“西方的”,要搞“五湖四海”,要“中西古今”兼容,这是二十一世纪“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需要,也就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使命,我们社会科学研究与社会实践最大的相关性,也是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否则,我们怎么进行国际交流和对话,难道就是对世界说说自己的故事吗?只有适应中国的需要不断吸取其他文明有价值、有用的优秀成果,并建立和不断更新自己的社会科学研究规范体系,才能与世界交流中发展自己,特别是能够回答和解决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出项的现实问题和具有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并把我们的研究上升到一般性理论高度,并介绍给世界。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谈不上去影响世界。

  其次,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什么?是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还是探索社会世界(social world vs. natural world)的规律和真理?我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探索社会世界的规律和真理,即探求和解释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通过跨国界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和规律性的general patterns or laws。这并不排除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是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问题的解决。这就是说,通过对地方性问题的研究所得出的地方性知识上升到普遍性的理论(advancement of local knowledge to general theory),才能更有效地参与国际对话,才能实现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目的。比如,现代经济发展和中国市场改革带来了一个产权问题,我们如果是从古代宗法关系角度或道德规范来解析和批判现代的产权问题呢,还是从现代经济学和法学的理论角度来深入分析和跨国比较“产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司法和宪法意义,从而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并对产权理论做出贡献呢?我认为是后一种,才有可能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对话。

  第三.这种理论成果或理论概括必然是要通过经验的比较研究才能达到。哲学思考和理论创新也是要基于深入的经验观察和抽象出来的,而不是凭空而来。而经验研究和比较研究是要有方法的, 即遵循实证研究的方法,概念的应用必须量化或操作化,并受经验事实的验证,从而建立经受经验事实检验的一般性理论或对既有理论进行修正。同时应该看到,与此相对的是规范研究,其主要是对概念范畴和体系的研究,是主观的、逻辑推理性的、分析性的,不需经过经验事实的验证。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社会科学家甚至可以通过建立严密的逻辑规则,运用数学方法建构严谨的数学模型来分析抽象的问题。 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分别受到哲学上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两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其实都是不可缺少的,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补充的两种方法,分别回答“是什么”和“应当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很多概念规范也是通过经验研究总结出来的,因此,社会科学家进行的规范研究也是有经验研究的基础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经过长期探索和跨国比较研究不断积累和提升起来的、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在我们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分析当代社会问题的概念规范体系和方法的时候,引进和开放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关键是,也就是顾素教授主张的,“引入西方政治哲学,使之适用于中国语境;最后根据中国的实践经验,创造适合中国的”概念范畴和准则。[5] 在没有建立自己的经验研究和规范研究方法之前把它们作为“西方”的东西而加以排斥,是违反人类知识生产规律的,从而把知识生产仅仅看成特殊的、地方性的、甚至国别性的,这在日益深化和不可逆转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科技革命时代”是一种没有前途的视野。我并不反对地方性知识,但我强调的是: 要挣脱地方性知识的特殊性关切,总结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或增强理论的世界普遍性,从而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扩大我们的理论和方法的国际影响。我同意邓正来教授的主张,“要挣脱狭隘地方主义文化视野以采取世界主义和全球化视野来研究中国问题,并探求其理论和方法的世界普遍意义,从而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中国经验的深度研究相结合,以中国化的学术成果与西方进行实质性的对话,不仅丰富和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而且以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学术成果对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作出贡献”。[6]

  

  注释:

  [1]. John Coleman, Diplomacy by Deception: An Account of the Treasonous Conduct by the Governments of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seph Pub. Co,1993); The Conspirators' Hierarchy: The Committee of 300 (WIR, A Division of Joseph Holding Corp., 1994); Beyond the Conspiracy: Unmasking the Invisible World Government, the Committee of 300 (World in Review, 2007); The Club in Rome (World in Review, 2008).

  [2] www.theeuusmergerproject.com

  [3]. Donella H. Meadows, et al.,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for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Universe Books, 1972).

  [4]. Ulrich 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Ulrich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5]. 见顾肃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哲学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803

  [6]. 见“邓正来教授应邀参加世界高等研究院学术论坛”上的发言摘要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775

  *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美中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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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正来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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