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苏联范式”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35 次 更新时间:2010-11-24 12:2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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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 (进入专栏)  

  

  1979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实践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实践的改变必然要求理论的改变,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在这十几年中事实上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正如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体制的制约一样,我们的经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受着"传统范式"的束缚。人们一方面试图"改造"原有的范式使之能适应于对新问题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又试图学习、利用、吸收新的理论和方法,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方法却还未能完全摆脱旧范式的局限,往往还是在旧的"范式"中探讨新问题。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必要对我们旧的理论范式进行一番反思、清理与批判,以便更好地发展我们的经济学研究。

  本文将通过过去十几年理论界争论过的一些问题,来分析旧"范式"的一些特点及其影响。我们将对旧的范式进行一些批判,但对抛弃旧范式之后应采取怎样的新范式的问题,却无法在本文中多作论述(笔者在其他一些文章中对此作过一些分析)。但这也许更有利于读者自己作深入的思考。

  

  一、"范式"与我们的"原有范式"

  

  1.1"范式"的概念

  

  "范式"(Paradigm)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指的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一批理论家和应用者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工具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在库恩(T.S.Kuhn)的"科学危机"与"科学革命"理论中,范式的"危机"、破裂与演变,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与集中体现(库恩,1962)。在一个学科中,更具体地说,在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中,可能存在着两种以上的"范式",分别被不同的学者所遵从、所使用,并因而表现出"学派之争"(指理论学派,而不是"对策"学派)。但一般地,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总会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为"主流范式"或"主导范式"的东西(不一定是"官方范式",但也很可能获得"官方"的认可),代表着多数学者所使用的概念与方法。"主流"与"非主流"在一定时期之后是可能"换位"的;而在另些特殊时期,可能根本不存在"非主流",而只是某一范式的一统天下(当然,在某一特殊的"诸子百家"时期,可能不存在什么可以称得上"主流"的东西)。我们不妨就将一种"主流范式"称作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一个学科所使用的主要理论范式。比如,我们可以把一种范式称为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学的范式"。当我们使用这一概念时,我们丝毫不否认这期间在中国经济学界内还有一些人(哪怕只是个别人)在使用或倾向于使用另外的范式。

  中国经济学在1979年以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应该说就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那个范式。人们后来把这一范式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实际上,这套东西究竟与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当年构造的经典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是一个东西,是很值得怀疑的,对此我们这里不作详细讨论,但无论如何,这本"教科书"所提供的体系,在当时可以说是唯一被普遍接受的、被大家所使用、所讨论的可以称作理论范式的东西,我们就称之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并简称为"苏联范式"。这样一个概念,我想至少可以使我们在谈论"范式"的时候,有了一个特定的所指。

  中国经济学界改革开放以来所感觉到的理论与现实的冲突,其实主要就是苏联版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现实问题的冲突;所力图"改造"、突破或放弃的"范式",就是所谓的"苏联范式"。

  

  1.2如何对待旧的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理论界,应该说是发生了一场"科学危机",其表现就是: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感到了原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认识到新的实践要求有新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而这样的理论是原有的范式所没有或不能提供的。于是人们开始思考如何重建中国经济学、发展起新的理论"范式"的问题。在大量的论著与争论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期间大致上存在着以下三种理论主张或理论倾向:

  第一,认为原有"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正确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原意",在于加进了许多斯大林的不正确的观点。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改造原有范式的办法就是"回到马克思",在于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重新解释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现在仍然有人在做此努力),大量的论文都把功夫用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经济学著作引经据典上,试图用经典马克思经济学来批判"苏联范式"(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对苏联版"教科书"或斯大林的理论进行引经据典,而是相反,一般都把苏联教科书当作批判对象或隐含的批判对象),就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份地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作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创新"的东西,一些能够反映实践新发展的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反映在一部分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的论文当中,反映在那些试图构造"新的理论"、包括引入其他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的论文当中,也反映在那些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理论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改造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倾向当中。

  以上两种倾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原有的范式基本上还是可用的,但存在着缺陷或严重的缺陷,因此需要的只是修改或补充,无论是用哪种方式进行修改和补充(在很多情况下以上两种主张可以同时出现在一篇论文当中,反映出这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这种共同的观点应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学术界的"主流",是经济学界大多数人所持的观点。这也反映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基本现状,即绝大多数人从知识结构上说还都是"属于"原有范式的,人们所熟悉、所掌握、所运用的还是原有范式中的概念和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多数人已经认识到了原有范式的缺陷,但要使多数人从根本上放弃原有的范式,立即实行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也就是"转换范式",是不可能的。这也表明,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理论界总的来说还没有超越原有的范式的眼界。

  与此同时,在一小部分较早学习和接受了所谓"西方经济学"的青年学者中间,产生了另一种倾向,即:第三,认为原有的理论范式基本上是"过时的",已无法面对经济现实,因此应采用新的范式,也就是运用一套新的概念、术语和分析方法,运用100多年来人类发展起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我们遇到的现实经济问题。由于种种原因,这种观点在最初并没有广泛的市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由于最初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本身不了解、掌握的还不够多、不够全面,特别是还不能正确娴熟地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得出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因此,在很长时期中,这种理论观点即使产生了,也不会得到广泛的支持和深入的探讨。

  

  1.3"基本理论问题"

  

  象任何学科一样,经济学也有它自己的"基础理论",而且,正是这些基础理论,构成了作为"范式"的概念体系的基本内容;不同的理论范式的特征,正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基础理论。所谓基础理论,由那些作为逻辑出发点的理论内容和概念体系构成,这些内容的变化,将引起其他许多具体理论分析方法和分析结论的改变,并引起经济学面貌的根本性改变。在一个经济学理论研究面临着改?quot;范式"(无论人们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人们必然会不断地"回到"基础理论问题上去加以探讨,就说明了这一点。

  正因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在1979年以来,特别是1979-1989年期间,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很多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特点是:第一,它们是在人们对现实经济问题的深刻反思当中,而被逐步"追溯到"的,因此具有明确的实践意义。第二,它们是在理论结论与实践结果之间的矛盾被认识到之后被提出来加以讨论的,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对原有理论的挑战,因而具有明显的论战性质。第三,由于当时人们对实践问题与理论问题的思考,仍然是在原有的理论范式中进行的,因此,这里的所谓"基本理论问题",或多或少都是原有理论范式中的"基本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问题对于任何理论范式来说都是"问题",但在这里,这些问题是用原有范式中的特殊术语、以原有理论的特殊方式提出的,具体地说,就是用"苏联范?quot;中的语言和方式提出的。

  有关的理论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与此相关的是"生产关系几个方面",的问题和"生产力经济学"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商品生产与市场经济"问题(与上述三个问题相关的是"劳动力所有制"问题);"价值决定"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与'基本规律'",等等。

  本文试图就以上这些问题,作一些简单的分析,由此来探讨一下"苏联范式"所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并试图说明理论界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讨论,本身就表明中国经济学界正处在一种"科学革命"的过渡时期。

  

  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里面,历来有一导论性质的章节,专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应的研究范围①。其出发点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根据苏联教科书的定义,所谓"生产关系"这里特指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

  这样一种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显然具有两方面的特征:一是排斥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二是排斥了"交换"。第二个特征事实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排斥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相互直接交换的现实。而第一个特征应该说是很"奇怪"的,因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人们可以"同志式地相互协作",从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似乎已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已变为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整个经济活动的任务都已变成了结成"共同体"的人们如何与"物"--一方面是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作为目的的"物质需?quot;--打交道,而不再是人与人打交道(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年布哈林曾认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再需要存在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为任务的政治经济学本身),而"苏联范式"却将对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排斥于"研究对象"之外。对此似乎只能有一种解释:"苏联范式"的根本任务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优越",如何不再是"阶级压迫"的关系和如何地"和谐",而不是如何解决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经济问题。

  关于"对象"定义的这两方面特征,很自然地决定了"苏联范式"的以下特点:第一,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没用"的,无助于许多现实经济问题的解决,无助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第二,无法论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对商品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冲突,自然引起人们对理论定义的怀疑与批判。中国经济学界在70年代末以后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讨论,正是在现实矛盾的推动下进行的。首先,当人们深深地感到不能再空谈"阶级斗争",以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为中心而置发展经济的问题于不顾,要把注意力、把"工作的重心"放到发展生产上来,就必然要更多地涉及如何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等"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其次,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缺陷和旧体制排斥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的弊病,认识到了需要"利用市场",就自然要求更多地研究"交换"问题。

  但是,对旧范式的怀疑与批判在很长时期内仍然是在旧范式内部展开的,基本的倾向是在旧的概念体系下进行"修补":这一方面表现为试图将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引入经济学的研究,或是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当中,生产力体现的就是人与物的关系),或是干脆另外开辟"生产力经济学";另一方面则是要求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加进"交换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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