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演进、职业分层与居民政治态度

——一项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实证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5 次 更新时间:2010-11-18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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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潘春阳   苏晓馨  

摘要: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商品市场先行发育,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缓慢演进的。理论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越大,人们就越有可能认识到个人努力对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越小,从而能在弱化激励的同时,诱发出对政治体系的不满。以中国市场演进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为前提,本文在运用CGSS2005数据进行职业分层,并采用Oaxaca-Blinder 分解法测算各职业阶层社会剥夺指数的基础上,检验了源于劳动市场分割的剥夺效应对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

关键词: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分割;社会剥夺;政治态度

*感谢陆铭教授、陈钊教授、王永钦副教授和范子英博士、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候选人赵剑治对本文的意见和建议。本文曾分别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员报告过,感谢韦森教授、任晓教授、任远教授、陈明明教授、纳日碧力格教授、陈玉刚副教授及其他参会人员的评论。文责自负。

从寻找转型的行动者的视角出发,市场转型理论在早期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中欧分别走出了3条不同的转型道路,但随后它们又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各国走向趋同(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2008)。理解这一转向的关键,是Szelenyi(1996)对3种类型市场渗透的区分。根据此区分,中国在1977~1985年处于地方市场发展的阶段,1986年步入混合经济阶段;1996年后由于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出现,与其他转型经济一起同步走向资本主义导向的市场经济。正是在此意义上,才有了各国转型道路存在趋同的结论。

可能正是受这一理论的启发,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才构成学者们检视包括中国在内众多转型经济的核心视角,而这其中劳动市场尤为研究所关注。

比如众多学者就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比较考察了转型前后中国社会的分层情况,重点关注家庭背景和一些制度性壁垒对职位获得及不平等的贡献。作为发现之一,相当多数的学者都注意到,迄今为止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严重分割,并且与众多工业化国家甚至其他转型经济不同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户籍、社会福利供给等制度性区隔引发的(赖德胜,1996),广泛体现在地区、城乡、行业等壁垒间。已有研究着重从恶化收入分配关系、抑制产出和就业,妨碍经济效率提升等角度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负面经济效应(赖德胜,1996;李建民,2002),而对其政治、社会负面效应关注不足。

实际上,探讨政治、社会现象背后经济根源的研究思路至少可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Becker作为当代考察歧视等一系列行为经济根源的集大成者,更对其后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他们的启发,当然也与我们的研究相关,社会学家Bonacich(1972)在分割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考察了族群对抗的经济原因。

Bonacich(1972)指出,族群对抗以排斥运动与等级制度两种形式存在,其经济根源存在于以族群界限划分的劳动力市场中。具体来说,族群冲突并不必然存在,它发生的机制在于,移民之间、移民与迁入地居民之间存在资源和动机方面的差异,并且由于移民所持劳动合同主要是在迁移之前达成的,缺乏充分的参照信息,最终造成既有劳动力市场对新迁入劳动者的排斥运动或等级制安排。

可能引发族群冲突,是分割劳动力市场政治和社会后果的一个特殊事实。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是在政治体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自上而下推动经济转型的(Blanchard O.and A.Shleifer,2001),它的劳动市场演进充分体现出强制度介入的特征,其分割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之一,是很有可能使得受排斥或等级制约束的社会群体产生消极的政治态度,表现为根据受剥夺程度的差别,对公共政策效果持不同的评价。就我们掌握文献所知,本文可能是首支尝试把劳动力市场演进过程中的制度性分割(进一步来说,把转型路径选择)与居民政治态度建立起因果联系的文献。当然也已有学者发现,转型后的俄罗斯与中欧居民对前社会主义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别。在俄罗斯,人们表现出对前苏联时期生活模式的深切怀念,并保留着对前苏联的符号记忆。在中欧,类似的符号则仅在博物馆中充任悲剧的标尺被展览(吉尔。伊亚尔、伊万。塞勒尼、艾莉诺。汤斯利,2008)。现有的观察倾向从俄罗斯与中欧曾经的殖民与被殖民经历来理解这一差异,不过如果深入思考它们各自的转型轨迹——俄罗斯是通过一条"只产生了资本家阶级而未有资本主义体制"道路走向后社会主义,中欧是经一条"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式"走向后社会主义,从而迄今为止俄罗斯依然政治资本主义盛行、贫富差距悬殊,我们也能体会转型路径选择与政治记忆之间的关联。

文章余下结构安排如下:紧接着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政治态度的定义、测度,及在类似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研究政治态度的重要意义;第二部分在市场演进的框架内介绍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及其对社会分层的含义;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所用的数据、变量及实证所用的策略;第四部分报告了文章的回归结果;最后为文章结论及讨论部分。

一、政治态度:概念、测度及研究意义

政治态度是行为人基于对政治系统主观要求与现实之间满意度差异而表现出的对政治系统的态度,或者由之派生出的参与政治系统的行为准则。实质上,政治态度是社会态度概念在政治领域的演绎,后者指行为人对特定制度安排或社会刺激(Social Stimuli)的一系列倾向性反映及所可能采取行为模式的集合(Lapiere,1934)。已有文献对政治态度内涵的概括如下:(1)它是行为人对心理客体的有组织的倾向,(2)经学习而获得,并经进一步的学习而改变,(3)体现了信息处理的结果,影响行为人对其周围世界的认识和判断(王丽萍,2006)。

政治行为人的心理客体极为丰富,已有研究测度政治态度的方法也因此多种多样。常见的一种测度政治态度的方法,是根据行为人对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在自由——保守维度上标出一套政治态度系谱。比如Fleishman (1986)就曾通过对行为人对12个问题答案的聚类分析,在自由、半自由和保守3类之外,另区分出了倡导有限政府等另外3类,实际上把政治态度归成6类结构。郭正林(2005)曾通过农民对村干部选取的倾向、对村庄社会权威的认知、对党群干群关系的变化、对基层民主发展的信念与支持4个维度考察了中国农民的政治态度。

Wang等(2005)也透过对国家政治活动关注的情况,对民主化、政治参与、体制改革和腐败的看法等几个维度,研究了中国私营企业主的政治态度。

Tedin (1974)亦曾透过答卷人对公立学校种族融合程度、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政策及有关大麻吸食方面立法3类问题的认知,在美国背景下辨析父母的日常传输是否会影响子女政治态度。

即使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测度行为人的政治态度,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在中国测度居民的政治态度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鉴于政府是一个常见的行为人的政治心理客体,且一定程度上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对转型成功与否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本文尝试通过人们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来界定其政治态度。理论上,该方法遵从了戴维。伊斯顿对政治系统中政治信任的强调。戴维。伊斯顿提出,政治系统必须得到政治成员的支持,其中政治系统产生公共政策是否符合政治成员的要求,是政治系统获取特定支持的关键。实证中,张翼(2008)的研究也曾把不同社会阶层对当地政府工作的评价作为构成其政治态度的一部分。本文实证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其中涉及政府公共政策效果评价的问题计9项,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共抽取4项因子,用以测量居民政治态度。

由定义可知,至少可以从行为人及其心理客体两个视角考察影响政治态度的因素。心理客体方面,影响政治态度的因素包括一系列政治性制度安排或社会刺激,而这些制度安排或社会刺激之所以可能在不同行为人中产生不同的评价,除利益需求不同外,很大程度上还源于行为人学习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差异。就本文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对不同个体和群体政治态度的影响是考察的关键。

政治态度研究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有重要意义。

首先,转型成功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居民是否最终受益,看居民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一定程度上即是要看人们的政治态度。其次,已有转型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绩效是转型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人们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是研判政府绩效的一个重要标尺。Blanchard 等(2001)在评价中国与俄罗斯转型绩效差别时认为,中国垂直向上负责的政治结构使得中央更能有效防范地方政府掠夺之手,是中国优于俄罗斯的原因之一。施莱佛(2004)更曾指出,俄罗斯与波兰两国政府绩效差别是理解它们转型绩效差别的一个重要视角,其采用的考察政府绩效的指标,恰是两国居民对其政府治理的评价。

政治态度作为衡量政府绩效的一个"充分统计量",是进一步转型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最后,劳动力市场作为影响社会分层的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是高度分割的,客观上造成了社会各阶层间持续的收入差距,很有可能会在人们的心理上有所反映,特别是鉴于正式制度所起到的作用,这种反映很有可能直接指向政府的公共政策,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但现有研究却未曾对此给予必要的关注。

二、市场演进与社会分层: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商品市场先行发育,继而要素市场缓慢演进的。就劳动力市场来说,它的不断完善本质上是劳动力不断商品化的过程。基于此,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两个条件的论述,就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劳动市场发育轨迹的有效工具。马克思指出,劳动者拥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以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是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1985),仅当两者同步演进时,劳动力市场才能得以出现并不断完善。

为推行赶超战略,中国在转型前通过户籍制度把农村与城市分割开来。在农村,集体所有制保证了农民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当然农民更无条件自由出卖劳动力;在城市中,劳动者按照劳动人事部门的统筹管理与公共生产资料相结合,也无择业自由。所以总体来看即便当时中国是城乡分割的,但由于劳动力未能商品化,也不存在劳动力市场。转型展开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成农民早期在逐步获得择业自由的同时,开始自主选择与农业生产资料相脱离,最终在乡镇企业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目前,城市化正成为推动农业劳动力与农业生产资料相分离,并彻底实现商品化的核心动力。在城市,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改革到战略性重组,推动着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与公共生产资料相分离,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去。

可以说,继商品市场之后,无论是从劳动者迁徙及择业自由的获取来看,还是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来看,中国劳动市场发育和完善的各个环节都有广泛的正式制度介入,演化出的劳动力市场也因此具有制度性分割的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体现在:(1)目前,虽然总体来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已不是最为严峻的问题,但由于附着于户籍上的社会福利政策存有区别,农民的流动依然面临较强的约束。与此相关,即便农民(甚至它市居民)迁移到城市,也会在城市形成一个新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杨云彦等(2000)早期在武汉市的发现支持这一论断。(2)行业、所有制等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严重。Shi (2007)比较早报告了中国行业间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的趋势。陈钊等(2009)

提供的一个解释认为,这与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战略密切相关。以1996年为分水岭,他们指出中国早期劳动力市场改革以增量调整为主要内容,劳动者普遍受益;而后期改革则主要通过国企富余职工下岗分流为主要内容的总量调整来实现,且率先从竞争性较强的亏损企业开始,以至增长仅惠及仍留于体制内、垄断性较强行业的在职人员⑥。所有制方面,尹志超等(2009)证实公共部门较非公共部门工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扩大;梁玉成(2006)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中国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职业流动鲜有发生。

(3)职业间分割日趋加深,本文将提供证据。

世界银行(2004)曾通过地区间工资水平的变动情况,来考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趋势,其逻辑是如果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则地区间工资水平将趋向收敛,否则则意味着分割在不断强化。据此我们在图1描绘了历年地区间工资变异系数的变化情况。总体来看,1990年起地区间工资离散程度明显增强,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一定程度上趋向增强。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客观上挑战了社会分层的工业化逻辑。西方学者认为,随着工业化过程的推进,职业分化越来越大,人的社会地位流动将越趋向常态,知识和技能越来越成为个人地位获取的关键变量,这被称为工业化逻辑下地位获取的自致机制(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2006)。

而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则意味着,个体或社会群体社会地位的获取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行为人的个人努力,社会排斥和等级化将影响深远。这里等级化机制有别于排斥机制,排斥机制是指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存在可不以其他群体的存在得以存在和发展,故前者可通过排斥运动阻止他群体的进入;等级化机制以前者对后者的依赖为前提,通过等级控制来达成,两者共同构成基于社会结构地位的客观剥夺。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可能引发族群冲突的逻辑相仿,无论等级制还是社会排斥都有可能在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的意识中得以反映。

基于一二两节的讨论,我们提出如下假设:转型至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依然呈现出高度的制度性分割的特征,不利于和谐的社会职业分层。具体来说,受剥夺程度越高的职业群体,其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越低,政治态度相对消极。

…………

五、研究结论与讨论

中国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商品市场先行发育,包括劳动力市场在内的要素市场缓慢演进的。

理论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越大,人们越有可能认识到个人努力对改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越小,从而能在弱化激励的同时,诱发出对政治体系的不满輥輷訛。以中国市场体系演进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为背景,在运用CGSS2005数据进行职业阶层划分,并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测算社会各职业阶层的受剥夺指数的基础上,本文检验了源于劳动市场分割的剥夺效应对居民政治态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初步在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进一步,转型路径选择)与居民政治态度之间建立了一种因果关联。

劳动力市场分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是通过排斥运动和等级制两个途径实现的。

排斥运动中以一职业阶层或部门设法阻止其他人进入该职业或部门为特征輦輮訛,等级制以一职业阶层或部门对他人有约束的吸纳为特征,两者不仅造成城乡、职业、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等部门间存在显著的收入差距,而且还削弱了社会流动性。而如果这种分割又主要是由正式制度介入造成的,那么必将在居民对公共政策的态度中有所反映。本文实证基本支持这一假设。

居民政治态度研究对转型经济国家有重要意义。首先,居民政治态度不仅是一个国家政府绩效的具体反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一步转型成败的关键,因为只有获得社会的普遍支持,诸多推动进一步转型的政策才能低成本地得以推行。

其次,政治态度往往与政府的合法性与政治行动相联系,积极的政治态度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否则社会则可能陷入不稳定状态,这也是已有文献通过社会各阶层政治态度来预测未来社会稳定状况的合理性所在。本文的启示在于,转型经济要努力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选择一条能够普遍惠及社会各阶层的转型道路,以为进一步转型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转型迄今已过30年,劳动力市场分割却依然存在,并且有加大的趋势,已经并将继续对居民政治态度产生消极影响。为此,务必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建立竞争、有序、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使发展有赖人民群众并最终惠及人民群众。

(作者单位:李明,复旦大学经济系;潘春阳,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苏晓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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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管理世界》2010年第2期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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