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廿年大学之殇

——中国大学的困境与出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5 次 更新时间:2010-10-22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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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当今中国大学种种质量下滑、学术溃烂等惨不忍睹的怪现状,其源头,其实始于20年前。令人吊诡的是,20年前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作为学界中坚的大学中人,恰恰开始了走入专业,走进学术的历程。而这个历程走到今天,人们看到的居然是学风的浮躁,学术规范的崩解和学术的大面积失范和腐败。

当然,导致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非大学教师,而是政府管理者,但大学教师也是当之无愧的帮凶。

人所周知,31年前中国的改革,是从恢复文革前17年的旧观开始的,而教育领域则最先开始的这种恢复。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之前,就开始恢复高考。不言而喻,文革十年,正如当时流行的说法所说,教育是重灾区,而大学则是重灾中的重灾。*河蟹*由于出身的缘故,对于教育有着特别的偏好,同时,由于他和他的同志,多半是五四青年,有思想文化决定论的积习,这种偏好和积习,使得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遭致了当局的特别关照,也招致了革命的特别关照。教育跟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发生了最密切的关联。其关联密切程度,超过了前苏联。大学实行党委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重点开展区域。文革,只是其中一个走到极致的运动。当然,这种极致的政治运动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最大的困惑,是维持的危机——如此革命下去,国家的基本运作无法维持。这种维持危机,在大学教育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难以向国家输送维持生存的人才,连自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大学的率先恢复,在当时而言,有着存亡续绝的功用。

从锁国走向开放的中国,此番的开放,首先是对着西方世界的。因此,在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恢复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如何与世界接轨。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苏式大学模式,在开放的压力下,需要改变。所以,大学的改革,至少在部分的环节,体现在由苏式专才模式向美式通才模式的转变。尽管这种转变,在当时由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被遮蔽在通才或者素质教育的名义下,但其中向美国学习的迹象,回想起来,还是相当清晰的。

然而,正如统治集团部分人所担忧的那样,大学改革不可能不跟“精神污染”和“自由化”有所关联。他们担心改革会摧毁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阵地的特质,而事实上,这个阵地,的确在动摇。鉴于八九事件,大学成为学生民主运动的中心,即使1992年国家改革再度启动,大学的改革,却停了下来。随着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起飞,当局自以为找到了一条大学改革的新路,这就是所谓的211和985工程。一是投钱——集中财力,投向少数尖子大学。二是强化大学的行政控制,所投的钱,由行政系统控制分发。三是实行产业化。通过引入企业管理因素,实行量化管理,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启动大学产业化,大幅度增加学生收费,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不再包分配。这三方面的改革,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党和行政的强化。伴随着这三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大学翻了十倍的收费,国家开始把大学招生视为拉动内需的一个手段,于是全中国的大学开始了疯狂的扩招,在短短9年之内,大学年度招生数就由1999年的92·7万,膨胀到2008年的599万。教育行政当局的目标,说是要把中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变成普通教育。也的确变成了普通教育,2008年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了23%。[①]研究生的扩招幅度,也在大幅度增加。由1999年的8·505万,增加到2008年的44·9万。[②]在大幅度扩招的同时,各个大学大幅度贷款,大兴土木,校园和学校建设有很大的改观。很多城市都在大建大学城,大学的产业化跟疯狂的房地产开放,实现了奇妙的联接。

这样的大跃进,结果是形成了行政主导的大学垄断公司。大学成了产业,最糟的那种产业——行政垄断的产业。这样的产业,兼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弊而无其利。一方面,这种大学的确有产业化的特征,高收费而且唯利是从,各校都在大办跟市场有关的专业,基础学科极度萎缩。另一方面,这种产业又是官办的垄断事业,由于基本不存在竞争,因此学校的行政机关,衙门气、官僚气十足。整个系统,跟行政体系一样,都在追求数字——课题数,发表量等等。学校和教师,也就通过造假,钻空子,制度性规定强迫学生发表论文,来完成数字。客观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依然在学美国,不仅在大力引进海归,主要是美国回来的海归,某些学科,甚至直接用美国教材,采用双语授课。研究生教育,也跟美国一样,分成研究型硕士和专业硕士。甚至连美国的常青藤联盟,也要学,若干重点大学公开组织中国的常青藤大学联盟。可是这样学的结果,唯一的好处是使得学生的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严格地说,只能说这种“唯美”是从的学习倾向,促进了学生的外语学习。真正让学生外语水平提高起来的,第一位的功臣,还不是大学,而是外语培训的新东方学校。学美国,只学了皮毛,足以增加大学时髦好看外观的皮毛。在八九之后,主动走向学术,走向专业的大学学者们,虽然说,在高校大跃进之前的几年之内,专业和学术水平的确有所提高。至少在我有所了解的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有所斩获,涌现了一些有质量的成果。但是,一旦大跃进发动,在量化管理和待遇提高强化管理面前,在几十万甚至上千万不等的课题经费投入的诱惑下。著名教授不仅有经费和待遇的好处,而且还有官职的赏赐和各种“江”学者称呼的授予,每个称号背后,都有大笔的好处费和课题费。大学教授很快缴械投降,主动或者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投入到大跃进中,迅速成名成家。结果是研究成果质量大幅度下滑,如今在学术期刊和各类出版物中,已经垃圾成堆了。

在成亿的资金砸下去之后,大学的科研成果的确有突飞猛进的飞跃。SCI论文和CSSCI论文发表量,的确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如果单论发表量,国内国外加在一起,就像中国的大学生数量 和博士数量一样,均可以在世界排在首位。但是,此阶段中国科研的原创性却并不见好,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不仅国内所谓的核心学术期刊越来越不学术,被高校大跃进中论文跃进刺激得大收版面费,变成要钱期刊。就是所谓国际上的SCI论文,也不断被曝出论文造假,以及大量投机低门槛的数据库,赚取发表量的丑闻。就目前而言,学界官大学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不止人文社科,连自然科学也开始唯官是从,院士的评选,如果没有官衔,当选的可能性就会很小。

此时的大学教育,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属于典型的邯郸学步。苏式教育虽然目的不是培养人,而是造就工具,因此知识面比较窄,适应性也小。但至少在应用学科方面,技术性好,动手能力强,学成之后,放到工厂,就可以用。但是,现在的工科教育,不仅教学和试验环节马虎,即使重点大学,也出现了“非工程化倾向”,少安排甚至不安排实习。到了实习环节就让学生自己去找地方,结果只能放羊。学生既没有理论素质,也没有动手能力。最糟的是,当下大学学风之坏,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社会上对近些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已经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一些私企的老板甚至宣称,宁可用中学生也不用现在的大学生。

不加偏见地说,现在中国的大学,已经坠落到了历史最低点。除了个别的学院、个别系和教研室由于特殊原因还能保持元气,个别的教授和教师还能保持学术良心之外,大学整体上一直在滑坡,而且滑坡滑的非常之快,像是高空坠物。现在的大学教育,类似于文革期间的中学教育,扩张迅速,但严重名不副实。对于相当多地方性院校的学生来说,大学教育仅仅是在他们身上挂了一个大学生的牌子,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大学,现在已经不能称其为大学。必须强调的是,在这个迅速下滑的过程中,学界虽说一直有零星的异议,但作为整体,却采取了迎合的态度。其中有些人虽然可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指望在高校数量增长之后,可以换来质量的提高。但毕竟有相当多的人实际很享受大跃进带来的好处,高额的补贴,大笔的课题费和演讲费。学界走向学术,最终走到学术的崩解,学界中人其实难辞其咎。本土学者不声不响,在官本位和金钱的诱惑面前,即使是在西方学成归国的海归,也很难无动于衷。现在的大学,只有衙门气,铜臭气,就是没有学术气息。大多数教师都因循度日,唯钱是。平时聚会,谈的不是股票,就是房子,再不就是女人,如果真的谈及学术了,也是在讲怎样骗到课题。

在行政强化到如此地步的大学,内中的教师充满了低俗和因循气息的大学。即使当局有心要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更何况,眼下的大学,已经变成了垄断产业。民营的学校,只被限制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大学教育,国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学生不接受,就只出国,而现在能支付得起出国教育成本的家庭,毕竟是少数,所以,只能任由他们摆布。垄断产业,就是利益集团的产业。教育界庞大的利益集团,绝无改革的动力,因为只有这样的状况,才最方便获利。事实上,在最高当局看来,大学虽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意识形态阵地,却保住了。从前思想活跃的校园,现在变得庸俗不堪,从学生到老师,都“低俗化”了,如果再发生什么事情,大学似乎不再可能成为中心。现在当局的困惑在于,虽然大学安静了,但却没用了。如果不能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科技发展提供动力,那么这个政权的维持,还是会出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最高当局对于大学的态度,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改不行,改,似乎也不行。

如果要改的话,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炉灶。像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由体制内地方力量出面兴办,只要遵循大学的通则——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加上充足的资金来源,理应能闯出一条路来。这当然是一种解套的思路,但真的想解决问题,还是得开放,进一步开放。就像中国的改革,没有开放就没有戏一样,大学的改革,前提也是开放。民国期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学的繁荣。事实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立。对现在中国而言,大学理论上已经对民营资本开放了。但是,由于办学的限制较多,而且被严格限制在职业教育的低层次上面,更由于缺乏外来的刺激和激励,民营学校,还陷在谋利的泥淖里难以自拔,不仅没有创出自己的品牌,而且生源困难,名声不佳,基本上被高度边缘化了。外资和港资的学校,现在也有了一点,多为中外合办,控制权基本在中方手里。比如中欧商学院,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汕头大学的李嘉诚学院等等。至少从目前看,声誉还不错。可惜规模过小,而且专业受限,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局,还构不成影响。而且据这些学校内部的人讲,学校也存在逐渐内地化的倾向,教育部评价体系的干预和影响,越来越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学的改革,最佳的途径是引入教会的因素。熟悉中国教育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际上是教会开的头。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由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情了。” 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也不高,不过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岭南,中西部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③]五四运动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变成了世俗学校,既不要求学生入教,教学中也没有多少神学内容。事实上,民国大学教育的三足鼎立,教会这一足举足轻重。因为,只有教会学校的存在,才可以用其公益特质,有效地抵御来自资本和官方的谋利趋向。对于教育和医疗这样的事业,即使全盘市场化,也必须有一定的公益性,否则就难以健康发展。

当然,就目前而言,这种引进教会学校的设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对现政权,外来宗教,一直是一种需要特别警惕的异己力量,开放这种力量进入教育领域,是一种可怕的梦魇。眼下能指望的,似乎只有体制内别种力量的介入,以及民营和外资的投入。这两股力量,即使教育领域全面对他们开放,造成体制的松动倒是有可能,但能否改善大学的状况,还很难说。显然,这些力量一般兴趣都在某些速效而且商业气息较重的学科上,因为他们要挣钱。更难以改变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功利化的趋向,就业状况差难以有眼前效应的基础学科,不大能引起这些投资者的兴致。这样因素的大量引进,是否会在陡然增加的市场因素中,导致大学教育的另一种形式的倾斜,还未可知。因此,大学教育的整体改观还难以指望。

总的来说,自文革之后,大学教育的维持危机,再一次到来。这种维持危机,跟整个国家政权的维持危机,密切相关。不仅导致国家人才缺乏,科技竞争乏力,而且跟住房和医疗困境一样,会逐步成为制造群体性事件的源头,影响乃至撼动现政权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现政权如果还想维持,势必要再次启动大学的改革。虽然说,现有结构不动,内部完善是他们最乐意选择的改革方式,但这条路肯定走不通。前阶段关于教育改革纲要的制定和相关讨论,虽然不尽人意,也涉及了当前中国大学的一些根本问题,比如去行政化。可是,等到这个纲要最后出台,人们发现,最关键的去行政化的提法,居然不见了。显然,在目前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的情况下,期待教育体系的自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由教育部领衔的教改,大抵所能做的,也就是在技术上动点小手术。

因此,还是那句话,中国大学的唯一出路,就是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是有可能的,关键取决于中央政府跟教育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以及想要进入这个领域的其他势力的压力,如果博弈有成果,就可以能进一步开放。但是,如果开放不能开放到教会头上,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当下,中国的教会,正在以非常的速度扩张,有人甚至预计,过不了多久,中国就会变成一个以基督徒为主的国家。这种扩张,其实对于现政权来说,是更不乐见的局面。遍地开花的教会,显然比教会办的世俗大学更加让当局难堪。既然无法遏制教会信徒的增加,眼看着教堂如雨后春笋般林立,开放教会大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是,开这样口子,对中国当局来说,还是很难。但是,留给中国当局的时间,不会很多了,大学的问题,很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引发一连串的社会问题,乃至社会震荡。

[①] 2009年9月17日,《中国经济导报》。

[②] 1999年和2008年的教育部研究生招生计划通知。

[③] 张鸣:《医改和教改,应该对教会开门》,2009年6月29日,《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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