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弥补神话的最好途径，是让原来的神走下神坛。走下神坛的神，具有人的亲切感，所犯的错误，也易于为民众所谅解。其实，今天看来，那一系列走下神坛的作品，不过是重新制造了一个人性化的神而已。 然而，神既然已经走下神坛，再给捧上另一座神坛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即使有限制地开放出来的档案资料，有限制地出版的回忆录，还是给了以往完全被封闭的人们，一种不同的信息。很不合格的红墙历史叙述，也给了人们某种思考的契机，某种探索真相的冲动。即使是红墙历史叙事，也很难被局限在当局限制的尺度之内，总有些东西出乎人的意料，总有些信息能吓人一跳。一个社会，总会有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会千方百计去探求真相。从另个角度讲，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不可能不物质主义泛滥，而物质主义最大的精神功效，就是解构崇高，过去的神话，加上神坛，都难逃被解构的命运。“领袖也是人”，既意味着领袖的错误被原谅，也意味着领袖坠落尘埃。所有的人都是图利的，所有的崇高，都是虚伪的，过去蒙上光环的政党和领袖，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发现自己过去是被欺骗了，对付欺骗的最好策略，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历史的言说。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靠领袖、政党神话搭建起来的历史，已经不再能维持得住，因此，连累意识形态也变得苍白。可是，这些年，任何一次想要重建历史神话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甚至到后来，这种努力本身，还没发动，就自动变成了牟利的过程，比如大学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因此更增加了人们虚无感。 还好，除了故事版的历史叙事，我们的现代政治史，还有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人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读者在增加中。然而，以这几位为代表的现代史学学者，却痛感资料受限，研究受限的约束之苦。比起十年前，现代史的研究，受到的限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正经的研究受到限制，唯一剩下的，就是纯粹官方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现在也成果有限，那么，还能看到的，就只有红墙故事叙述了。 越是关切到自身的历史，对于执政者就越重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越是重要的历史，就越要加以研究，而不能搁置起来，不讨论，甚至不闻不问。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早晚得面对，年复一年地搁置起来，无非是做沙漠里的鸵鸟。重新清理自己的历史，是执政党面临的绕不过去的课题，只要这个党还想继续执政，就没法不面对现实。但愿，这个道理，在上面的有权有力者能早一点明白，到那时，凤凰周刊也许再做这样的题目，就会有更加可以期待的内容。

历史，在红墙后面变得模糊 张鸣 冷战时期，据说是有铁幕的，铁幕这边的情形，那边的人，包括历史学家，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凭借零星的资料，闷头胡乱猜，最高的高手，也只能猜个大概。那时候香港有个大学服务中心，专为西方的大学学者研究中国提供服务，由于离大陆近，收集资料相对方便，而且还可以就近访谈大陆那边逃过来的偷渡客，一时间，竟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据点，凡是上了点年纪，有点知名度研究中国的学者，没有不在这里访问过的。可怜的人们，在篱笆的边上，探头探脑，最后也没探出个名堂。 就历史研究而言，铁幕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稀罕。政治的中心，红墙之内，里面的生活是禁区，消息也被保密，一直都有铁幕挡着。虽然有的朝代有宫门抄和邸报，不时地公布一点大路货的奏折和诏书，但政治操作的内幕，外面的人，还真就难以了解。好些野史作者，如果不是知情者，说三道四，其实多半也是在瞎猜。即使朝代换了，宫廷档案，也只有少数官方修史者可以利用，对于民间有同好者而言，铁幕依然。 在今天，历史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治史者对人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有了更多的兴致，似乎就西方史学主流而言，政治史，已经不再时髦。中国人当然也跟着走，一窝蜂去在边角旮旯找题目。可是，中国跟西方不同，人家不热政治史，是因为政治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的政治史，尤其是近代的政治史，还是荒芜一片。加上民主化没有完成，人们对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的兴趣很浓，因此，史家的转向，跟着西方一起转向，实在没有太多的道理。 可是，没有道理，人家也转了。所以，好些政治史的探秘，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探秘，变成了文学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的专利。道理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要供给者。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的地方还是半遮半掩，但门毕竟是开了。探秘，也有了条件。核心的档案虽然还没有解密，但昔日中共的亲密盟友前苏联的档案却解密了，不仅解密，有段时间还可以成批地往外卖。我们这边的档案，虽然不解密，但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渠道，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这些官方研究机构服务的个人，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资料整理，陆续透露出来一些，比如几位中共的领袖人物，毛、刘、周、朱、邓诸位的建国以来的文稿，年谱，以及传记这样的“文献”研究，里面都有大量新披露的档案材料。 回忆录的写作，也披露很多消息。当然，过去的大人物，写回忆录都有专门的班子，都属于官方写作。但同样是这样的官方写作，有的人的回忆录写的四平八稳，官话充斥，有的人的回忆录却能反映一些真实的内容，一些经历重大历史关头之际的真情实感，自然，也透露出不少真实的的信息。比如徐向前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都相当有价值。更有意思的是，回忆录不是大人物的专利，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小人物，也要写回忆录。他们每每口无遮拦，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官方出版不了，就自己找地方印，分送友好。虽然良莠不齐，但却百花齐放，其中有些身世不凡的小人物，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往往能透露出特别重要的信息。比如，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就很大胆，很值得一读。一个在延安时期在中央机关做厨子的老红军，官阶很低，但他的回忆录，却告诉我们关于延安整风时期好些别致的内幕。 当然，还有一些红墙内的消息，是一些记者，作家和爱好者从亲历者或者某些大人物的家人亲友那里挖出来的。这些消息的量非常之大，的确透露了好些内幕，但往往互相矛盾，各说各话，掺了大量的水，里面还有写作者自己的想象，甚至假造，有的人几乎全篇作假，还冒充是内部访谈。一个很知名的红墙写作的作家，接二连三被曝他的所谓作品，没有一个是访谈得来的，全是自己闭门造车的产物。然而，这样的红墙内幕，在香港的书店，随处可见。即使发表在相对严肃一点的刊物上的此类作品，同一个事情，居然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面相。比如林彪北逃摔死，有的说周恩来听闻后放声大哭，有的则说是摆酒庆贺，我们信哪个呢？当然，在红墙的墙还足够高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写作的来源还比较靠谱，不是生编硬造的，都可以立存此照，聊备一说。 资料的源头多了，可说的故事，也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民间的红墙历史叙事如此形式的缘故。有时，仅仅一个资料来源，就足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何况，可以依赖的信息源有这样多了呢？但是，就红墙历史叙事而言，认真地多看点书，多找资料，详加类比和判断的写者并不多。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访谈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比较会讲故事，他的故事也就出来了。 红墙史说，鱼龙混杂却能够一直兴盛，源于需求旺盛。这几年，中国的历史写作兴旺，电视台讲史热络。大家热衷红墙，是因为红墙里住的人。这些年，中国热过清史、明史，也热过民国史，其实，最该热的，也最可能热的，就是晚近的历史，尤其是红墙里面的历史。之所以没热起来，是因为太多的政治限制。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黑龙江的乡下，乡下的老百姓见着政治高压稍减，街谈巷议，都 张鸣

冷战时期，据说是有铁幕的，铁幕这边的情形，那边的人，包括历史学家，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凭借零星的资料，闷头胡乱猜，最高的高手，也只能猜个大概。那时候香港有个大学服务中心，专为西方的大学学者研究中国提供服务，由于离大陆近，收集资料相对方便，而且还可以就近访谈大陆那边逃过来的偷渡客，一时间，竟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据点，凡是上了点年纪，有点知名度研究中国的学者，没有不在这里访问过的。可怜的人们，在篱笆的边上，探头探脑，最后也没探出个名堂。

破产，弥补神话的最好途径，是让原来的神走下神坛。走下神坛的神，具有人的亲切感，所犯的错误，也易于为民众所谅解。其实，今天看来，那一系列走下神坛的作品，不过是重新制造了一个人性化的神而已。 然而，神既然已经走下神坛，再给捧上另一座神坛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即使有限制地开放出来的档案资料，有限制地出版的回忆录，还是给了以往完全被封闭的人们，一种不同的信息。很不合格的红墙历史叙述，也给了人们某种思考的契机，某种探索真相的冲动。即使是红墙历史叙事，也很难被局限在当局限制的尺度之内，总有些东西出乎人的意料，总有些信息能吓人一跳。一个社会，总会有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会千方百计去探求真相。从另个角度讲，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不可能不物质主义泛滥，而物质主义最大的精神功效，就是解构崇高，过去的神话，加上神坛，都难逃被解构的命运。“领袖也是人”，既意味着领袖的错误被原谅，也意味着领袖坠落尘埃。所有的人都是图利的，所有的崇高，都是虚伪的，过去蒙上光环的政党和领袖，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发现自己过去是被欺骗了，对付欺骗的最好策略，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历史的言说。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靠领袖、政党神话搭建起来的历史，已经不再能维持得住，因此，连累意识形态也变得苍白。可是，这些年，任何一次想要重建历史神话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甚至到后来，这种努力本身，还没发动，就自动变成了牟利的过程，比如大学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因此更增加了人们虚无感。 还好，除了故事版的历史叙事，我们的现代政治史，还有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人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读者在增加中。然而，以这几位为代表的现代史学学者，却痛感资料受限，研究受限的约束之苦。比起十年前，现代史的研究，受到的限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正经的研究受到限制，唯一剩下的，就是纯粹官方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现在也成果有限，那么，还能看到的，就只有红墙故事叙述了。 越是关切到自身的历史，对于执政者就越重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越是重要的历史，就越要加以研究，而不能搁置起来，不讨论，甚至不闻不问。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早晚得面对，年复一年地搁置起来，无非是做沙漠里的鸵鸟。重新清理自己的历史，是执政党面临的绕不过去的课题，只要这个党还想继续执政，就没法不面对现实。但愿，这个道理，在上面的有权有力者能早一点明白，到那时，凤凰周刊也许再做这样的题目，就会有更加可以期待的内容。

就历史研究而言，铁幕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稀罕。政治的中心，红墙之内，里面的生活是禁区，消息也被保密，一直都有铁幕挡着。虽然有的朝代有宫门抄和邸报，不时地公布一点大路货的奏折和诏书，但政治操作的内幕，外面的人，还真就难以了解。好些野史作者，如果不是知情者，说三道四，其实多半也是在瞎猜。即使朝代换了，宫廷档案，也只有少数官方修史者可以利用，对于民间有同好者而言，铁幕依然。

历史，在红墙后面变得模糊 张鸣 冷战时期，据说是有铁幕的，铁幕这边的情形，那边的人，包括历史学家，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凭借零星的资料，闷头胡乱猜，最高的高手，也只能猜个大概。那时候香港有个大学服务中心，专为西方的大学学者研究中国提供服务，由于离大陆近，收集资料相对方便，而且还可以就近访谈大陆那边逃过来的偷渡客，一时间，竟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据点，凡是上了点年纪，有点知名度研究中国的学者，没有不在这里访问过的。可怜的人们，在篱笆的边上，探头探脑，最后也没探出个名堂。 就历史研究而言，铁幕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稀罕。政治的中心，红墙之内，里面的生活是禁区，消息也被保密，一直都有铁幕挡着。虽然有的朝代有宫门抄和邸报，不时地公布一点大路货的奏折和诏书，但政治操作的内幕，外面的人，还真就难以了解。好些野史作者，如果不是知情者，说三道四，其实多半也是在瞎猜。即使朝代换了，宫廷档案，也只有少数官方修史者可以利用，对于民间有同好者而言，铁幕依然。 在今天，历史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治史者对人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有了更多的兴致，似乎就西方史学主流而言，政治史，已经不再时髦。中国人当然也跟着走，一窝蜂去在边角旮旯找题目。可是，中国跟西方不同，人家不热政治史，是因为政治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的政治史，尤其是近代的政治史，还是荒芜一片。加上民主化没有完成，人们对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的兴趣很浓，因此，史家的转向，跟着西方一起转向，实在没有太多的道理。 可是，没有道理，人家也转了。所以，好些政治史的探秘，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探秘，变成了文学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的专利。道理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要供给者。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的地方还是半遮半掩，但门毕竟是开了。探秘，也有了条件。核心的档案虽然还没有解密，但昔日中共的亲密盟友前苏联的档案却解密了，不仅解密，有段时间还可以成批地往外卖。我们这边的档案，虽然不解密，但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渠道，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这些官方研究机构服务的个人，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资料整理，陆续透露出来一些，比如几位中共的领袖人物，毛、刘、周、朱、邓诸位的建国以来的文稿，年谱，以及传记这样的“文献”研究，里面都有大量新披露的档案材料。 回忆录的写作，也披露很多消息。当然，过去的大人物，写回忆录都有专门的班子，都属于官方写作。但同样是这样的官方写作，有的人的回忆录写的四平八稳，官话充斥，有的人的回忆录却能反映一些真实的内容，一些经历重大历史关头之际的真情实感，自然，也透露出不少真实的的信息。比如徐向前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都相当有价值。更有意思的是，回忆录不是大人物的专利，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小人物，也要写回忆录。他们每每口无遮拦，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官方出版不了，就自己找地方印，分送友好。虽然良莠不齐，但却百花齐放，其中有些身世不凡的小人物，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往往能透露出特别重要的信息。比如，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就很大胆，很值得一读。一个在延安时期在中央机关做厨子的老红军，官阶很低，但他的回忆录，却告诉我们关于延安整风时期好些别致的内幕。 当然，还有一些红墙内的消息，是一些记者，作家和爱好者从亲历者或者某些大人物的家人亲友那里挖出来的。这些消息的量非常之大，的确透露了好些内幕，但往往互相矛盾，各说各话，掺了大量的水，里面还有写作者自己的想象，甚至假造，有的人几乎全篇作假，还冒充是内部访谈。一个很知名的红墙写作的作家，接二连三被曝他的所谓作品，没有一个是访谈得来的，全是自己闭门造车的产物。然而，这样的红墙内幕，在香港的书店，随处可见。即使发表在相对严肃一点的刊物上的此类作品，同一个事情，居然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面相。比如林彪北逃摔死，有的说周恩来听闻后放声大哭，有的则说是摆酒庆贺，我们信哪个呢？当然，在红墙的墙还足够高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写作的来源还比较靠谱，不是生编硬造的，都可以立存此照，聊备一说。 资料的源头多了，可说的故事，也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民间的红墙历史叙事如此形式的缘故。有时，仅仅一个资料来源，就足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何况，可以依赖的信息源有这样多了呢？但是，就红墙历史叙事而言，认真地多看点书，多找资料，详加类比和判断的写者并不多。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访谈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比较会讲故事，他的故事也就出来了。 红墙史说，鱼龙混杂却能够一直兴盛，源于需求旺盛。这几年，中国的历史写作兴旺，电视台讲史热络。大家热衷红墙，是因为红墙里住的人。这些年，中国热过清史、明史，也热过民国史，其实，最该热的，也最可能热的，就是晚近的历史，尤其是红墙里面的历史。之所以没热起来，是因为太多的政治限制。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黑龙江的乡下，乡下的老百姓见着政治高压稍减，街谈巷议，都 在今天，历史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治史者对人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有了更多的兴致，似乎就西方史学主流而言，政治史，已经不再时髦。中国人当然也跟着走，一窝蜂去在边角旮旯找题目。可是，中国跟西方不同，人家不热政治史，是因为政治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的政治史，尤其是近代的政治史，还是荒芜一片。加上民主化没有完成，人们对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的兴趣很浓，因此，史家的转向，跟着西方一起转向，实在没有太多的道理。

可是，没有道理，人家也转了。所以，好些政治史的探秘，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探秘，变成了文学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的专利。道理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要供给者。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的地方还是半遮半掩，但门毕竟是开了。探秘，也有了条件。核心的档案虽然还没有解密，但昔日中共的亲密盟友前苏联的档案却解密了，不仅解密，有段时间还可以成批地往外卖。我们这边的档案，虽然不解密，但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渠道，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这些官方研究机构服务的个人，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资料整理，陆续透露出来一些，比如几位中共的领袖人物，毛、刘、周、朱、邓诸位的建国以来的文稿，年谱，以及传记这样的“文献”研究，里面都有大量新披露的档案材料。

历史，在红墙后面变得模糊 张鸣 冷战时期，据说是有铁幕的，铁幕这边的情形，那边的人，包括历史学家，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凭借零星的资料，闷头胡乱猜，最高的高手，也只能猜个大概。那时候香港有个大学服务中心，专为西方的大学学者研究中国提供服务，由于离大陆近，收集资料相对方便，而且还可以就近访谈大陆那边逃过来的偷渡客，一时间，竟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据点，凡是上了点年纪，有点知名度研究中国的学者，没有不在这里访问过的。可怜的人们，在篱笆的边上，探头探脑，最后也没探出个名堂。 就历史研究而言，铁幕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稀罕。政治的中心，红墙之内，里面的生活是禁区，消息也被保密，一直都有铁幕挡着。虽然有的朝代有宫门抄和邸报，不时地公布一点大路货的奏折和诏书，但政治操作的内幕，外面的人，还真就难以了解。好些野史作者，如果不是知情者，说三道四，其实多半也是在瞎猜。即使朝代换了，宫廷档案，也只有少数官方修史者可以利用，对于民间有同好者而言，铁幕依然。 在今天，历史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治史者对人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有了更多的兴致，似乎就西方史学主流而言，政治史，已经不再时髦。中国人当然也跟着走，一窝蜂去在边角旮旯找题目。可是，中国跟西方不同，人家不热政治史，是因为政治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的政治史，尤其是近代的政治史，还是荒芜一片。加上民主化没有完成，人们对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的兴趣很浓，因此，史家的转向，跟着西方一起转向，实在没有太多的道理。 可是，没有道理，人家也转了。所以，好些政治史的探秘，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探秘，变成了文学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的专利。道理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要供给者。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的地方还是半遮半掩，但门毕竟是开了。探秘，也有了条件。核心的档案虽然还没有解密，但昔日中共的亲密盟友前苏联的档案却解密了，不仅解密，有段时间还可以成批地往外卖。我们这边的档案，虽然不解密，但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渠道，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这些官方研究机构服务的个人，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资料整理，陆续透露出来一些，比如几位中共的领袖人物，毛、刘、周、朱、邓诸位的建国以来的文稿，年谱，以及传记这样的“文献”研究，里面都有大量新披露的档案材料。 回忆录的写作，也披露很多消息。当然，过去的大人物，写回忆录都有专门的班子，都属于官方写作。但同样是这样的官方写作，有的人的回忆录写的四平八稳，官话充斥，有的人的回忆录却能反映一些真实的内容，一些经历重大历史关头之际的真情实感，自然，也透露出不少真实的的信息。比如徐向前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都相当有价值。更有意思的是，回忆录不是大人物的专利，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小人物，也要写回忆录。他们每每口无遮拦，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官方出版不了，就自己找地方印，分送友好。虽然良莠不齐，但却百花齐放，其中有些身世不凡的小人物，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往往能透露出特别重要的信息。比如，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就很大胆，很值得一读。一个在延安时期在中央机关做厨子的老红军，官阶很低，但他的回忆录，却告诉我们关于延安整风时期好些别致的内幕。 当然，还有一些红墙内的消息，是一些记者，作家和爱好者从亲历者或者某些大人物的家人亲友那里挖出来的。这些消息的量非常之大，的确透露了好些内幕，但往往互相矛盾，各说各话，掺了大量的水，里面还有写作者自己的想象，甚至假造，有的人几乎全篇作假，还冒充是内部访谈。一个很知名的红墙写作的作家，接二连三被曝他的所谓作品，没有一个是访谈得来的，全是自己闭门造车的产物。然而，这样的红墙内幕，在香港的书店，随处可见。即使发表在相对严肃一点的刊物上的此类作品，同一个事情，居然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面相。比如林彪北逃摔死，有的说周恩来听闻后放声大哭，有的则说是摆酒庆贺，我们信哪个呢？当然，在红墙的墙还足够高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写作的来源还比较靠谱，不是生编硬造的，都可以立存此照，聊备一说。 资料的源头多了，可说的故事，也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民间的红墙历史叙事如此形式的缘故。有时，仅仅一个资料来源，就足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何况，可以依赖的信息源有这样多了呢？但是，就红墙历史叙事而言，认真地多看点书，多找资料，详加类比和判断的写者并不多。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访谈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比较会讲故事，他的故事也就出来了。 红墙史说，鱼龙混杂却能够一直兴盛，源于需求旺盛。这几年，中国的历史写作兴旺，电视台讲史热络。大家热衷红墙，是因为红墙里住的人。这些年，中国热过清史、明史，也热过民国史，其实，最该热的，也最可能热的，就是晚近的历史，尤其是红墙里面的历史。之所以没热起来，是因为太多的政治限制。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黑龙江的乡下，乡下的老百姓见着政治高压稍减，街谈巷议，都

回忆录的写作，也披露很多消息。当然，过去的大人物，写回忆录都有专门的班子，都属于官方写作。但同样是这样的官方写作，有的人的回忆录写的四平八稳，官话充斥，有的人的回忆录却能反映一些真实的内容，一些经历重大历史关头之际的真情实感，自然，也透露出不少真实的的信息。比如徐向前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都相当有价值。更有意思的是，回忆录不是大人物的专利，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小人物，也要写回忆录。他们每每口无遮拦，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官方出版不了，就自己找地方印，分送友好。虽然良莠不齐，但却百花齐放，其中有些身世不凡的小人物，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往往能透露出特别重要的信息。比如，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就很大胆，很值得一读。一个在延安时期在中央机关做厨子的老红军，官阶很低，但他的回忆录，却告诉我们关于延安整风时期好些别致的内幕。

当然，还有一些红墙内的消息，是一些记者，作家和爱好者从亲历者或者某些大人物的家人亲友那里挖出来的。这些消息的量非常之大，的确透露了好些内幕，但往往互相矛盾，各说各话，掺了大量的水，里面还有写作者自己的想象，甚至假造，有的人几乎全篇作假，还冒充是内部访谈。一个很知名的红墙写作的作家，接二连三被曝他的所谓作品，没有一个是访谈得来的，全是自己闭门造车的产物。然而，这样的红墙内幕，在香港的书店，随处可见。即使发表在相对严肃一点的刊物上的此类作品，同一个事情，居然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面相。比如林彪北逃摔死，有的说周恩来听闻后放声大哭，有的则说是摆酒庆贺，我们信哪个呢？当然，在红墙的墙还足够高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写作的来源还比较靠谱，不是生编硬造的，都可以立存此照，聊备一说。

资料的源头多了，可说的故事，也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民间的红墙历史叙事如此形式的缘故。有时，仅仅一个资料来源，就足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何况，可以依赖的信息源有这样多了呢？但是，就红墙历史叙事而言，认真地多看点书，多找资料，详加类比和判断的写者并不多。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访谈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比较会讲故事，他的故事也就出来了。

红墙史说，鱼龙混杂却能够一直兴盛，源于需求旺盛。这几年，中国的历史写作兴旺，电视台讲史热络。大家热衷红墙，是因为红墙里住的人。这些年，中国热过清史、明史，也热过民国史，其实，最该热的，也最可能热的，就是晚近的历史，尤其是红墙里面的历史。之所以没热起来，是因为太多的政治限制。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黑龙江的乡下，乡下的老百姓见着政治高压稍减，街谈巷议，都是中南海里面的事，说的有鼻子有眼，而且生龙活虎。好些段子，好些讲者，放在今天百家讲坛都只能给他们加分，提高收视率的。当然，当年的民间讲史，都是过于纯然的民间创作，跟田里耕作的百姓，想象皇帝生活一样——大树底下乘凉，西瓜吃吃，蒲扇摇摇。折腾半天，各种故事，无非是当年宫廷里忠奸斗争的翻版，有朝里的忠臣，贤相，有奸臣乱党，汉贼不两立。但奸臣乱党恰好得到皇帝的小老婆，西宫娘娘的支持。当然，皇帝好色，偏爱西宫娘娘，纵容老丈人小舅子为非作歹，也是朝廷大乱的根源。放在当时，所谓的西宫娘娘，就是江青。四人帮中的那三位，都算是小舅子。

破产，弥补神话的最好途径，是让原来的神走下神坛。走下神坛的神，具有人的亲切感，所犯的错误，也易于为民众所谅解。其实，今天看来，那一系列走下神坛的作品，不过是重新制造了一个人性化的神而已。 然而，神既然已经走下神坛，再给捧上另一座神坛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即使有限制地开放出来的档案资料，有限制地出版的回忆录，还是给了以往完全被封闭的人们，一种不同的信息。很不合格的红墙历史叙述，也给了人们某种思考的契机，某种探索真相的冲动。即使是红墙历史叙事，也很难被局限在当局限制的尺度之内，总有些东西出乎人的意料，总有些信息能吓人一跳。一个社会，总会有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会千方百计去探求真相。从另个角度讲，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不可能不物质主义泛滥，而物质主义最大的精神功效，就是解构崇高，过去的神话，加上神坛，都难逃被解构的命运。“领袖也是人”，既意味着领袖的错误被原谅，也意味着领袖坠落尘埃。所有的人都是图利的，所有的崇高，都是虚伪的，过去蒙上光环的政党和领袖，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发现自己过去是被欺骗了，对付欺骗的最好策略，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历史的言说。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靠领袖、政党神话搭建起来的历史，已经不再能维持得住，因此，连累意识形态也变得苍白。可是，这些年，任何一次想要重建历史神话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甚至到后来，这种努力本身，还没发动，就自动变成了牟利的过程，比如大学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因此更增加了人们虚无感。 还好，除了故事版的历史叙事，我们的现代政治史，还有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人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读者在增加中。然而，以这几位为代表的现代史学学者，却痛感资料受限，研究受限的约束之苦。比起十年前，现代史的研究，受到的限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正经的研究受到限制，唯一剩下的，就是纯粹官方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现在也成果有限，那么，还能看到的，就只有红墙故事叙述了。 越是关切到自身的历史，对于执政者就越重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越是重要的历史，就越要加以研究，而不能搁置起来，不讨论，甚至不闻不问。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早晚得面对，年复一年地搁置起来，无非是做沙漠里的鸵鸟。重新清理自己的历史，是执政党面临的绕不过去的课题，只要这个党还想继续执政，就没法不面对现实。但愿，这个道理，在上面的有权有力者能早一点明白，到那时，凤凰周刊也许再做这样的题目，就会有更加可以期待的内容。 现在这样解释历史的农民，已经不多了，但人们对红墙秘史的关切，却依然不衰。记得十来年前，曾有若干标明“红墙”，“中南海”字样的大块头的书，里面都是七拼八凑的内容，不犯禁，只猎奇，甚至还有些讨好，但却卖得很好。有若干书商，甚至专门靠编这种书挣钱，居然还真的挣了不少钱。应该说，今天的红墙历史，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水平，很有些模样了，可信度也在增加，写者和读者在市场中的磨合，使得写史人的历史，也在进步。

但是，从本质上讲，关于现代史中的高层历史叙事，红墙里的事，越是关系重大的，还是雾里看花，有太多的朦胧之感。读的人大多想的是探秘和猎奇，写的人为的也是揭秘和猎奇。人们对于红墙之内这样一个神秘而又决定自己命运的地方，有着太多的好奇。这种好奇，本质上跟现在的人们对于皇帝，对于后妃，对于太监和宫女们的好奇，其实是一样的。凡是神秘而且尊贵的地方，总是能引起人们太多的好奇心。谁没有儿女，谁没有老婆，但红墙里的儿女和老婆，人家就感兴趣。不仅老婆孩子，连中南海里的一切，人们都兴致勃勃，吃喝拉撒，都算上。当然，对于最核心的政治决策，人们也不是不关心，只是关心也没有用，基本上没人说的清楚。

严格说，凤凰周刊组织的这组庞大的连载《红墙中南海》系列稿件，跟它的同类文章，是有点不同的。虽然说，这组稿子，还没有脱出探秘和猎奇的窠臼，好多内容，都在领袖家庭生活，中南海秘事上打转，中南海的摄影师，厨师和理发师都被纳入视野。还有现代的人们特别感兴趣的特供，也有非常厚实的一笔。不过，这组稿件，却让人感到可信，题目方方正正，行文也方方正正，无一丝类似文章中的渲染和轻佻。好多文章，都出自记者的访谈，但无论访谈对象的选择，还是访谈本身，都做得相当认真，可以看出，每次访谈，记者都做足了功课。其中的回忆录部分，也选择得比较谨慎，至少没有出现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想出“长安街政治史”这样的题目，借用长安街政治地理的变化，杂以政治风云的变迁，穿插许多编写者想表达的意思，真是用心良苦。加上有重量级的党史研究专家高华和谢春涛的加盟，使得这组文章，显得很厚重。甚至化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当代的毛泽东热的问题。让历史跟现实，在历史的叙事中，得到了某种连接。

然而，厚重和可信的红墙叙事，能说出来的新鲜事就不多。这组红墙叙事，虽然涉及的话题很多，也很刺激，但里面的基本上却都是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看过的东西，特别新鲜的刺激不多，似乎也没法多。在选材和行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嗅出编纂者的艰辛，以及编纂本身的尴尬。毕竟，在目前这个领域具有诸多限制的年代，碰这样一个话题，还想说出点内容，还要避免此类题材常犯的轻浮病，实在是太难了。好多题材不能碰，好多访谈不能用，严肃的研究者的研究，也进不来。带着镣铐跳舞，大抵，也就能跳成这个样子了。新闻记者做历史，往往带有现实的影子，新闻的影子，在凤凰周刊的这组稿子里，我们看到过于浓烈的现实关怀，也看到这种关怀的扭曲。

显然，即使是记者们很用心的红墙叙事，也改变不了当下这类历史的通病，探秘和猎奇，依旧主宰着这个领域。对严肃问题的探讨，还没开始，也许永远都开始不了，红墙叙事，只能是故事。凤凰给人们提供了一组可信但不大刺激的故事，人们还会继续追求那些不靠谱但刺激的奇闻轶事。

历史，在红墙后面变得模糊 张鸣 冷战时期，据说是有铁幕的，铁幕这边的情形，那边的人，包括历史学家，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凭借零星的资料，闷头胡乱猜，最高的高手，也只能猜个大概。那时候香港有个大学服务中心，专为西方的大学学者研究中国提供服务，由于离大陆近，收集资料相对方便，而且还可以就近访谈大陆那边逃过来的偷渡客，一时间，竟然成为西方研究中国的重要据点，凡是上了点年纪，有点知名度研究中国的学者，没有不在这里访问过的。可怜的人们，在篱笆的边上，探头探脑，最后也没探出个名堂。 就历史研究而言，铁幕这样的情形，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一点都不稀罕。政治的中心，红墙之内，里面的生活是禁区，消息也被保密，一直都有铁幕挡着。虽然有的朝代有宫门抄和邸报，不时地公布一点大路货的奏折和诏书，但政治操作的内幕，外面的人，还真就难以了解。好些野史作者，如果不是知情者，说三道四，其实多半也是在瞎猜。即使朝代换了，宫廷档案，也只有少数官方修史者可以利用，对于民间有同好者而言，铁幕依然。 在今天，历史的范围已经相当大了，治史者对人们的吃喝拉撒，婚丧嫁娶有了更多的兴致，似乎就西方史学主流而言，政治史，已经不再时髦。中国人当然也跟着走，一窝蜂去在边角旮旯找题目。可是，中国跟西方不同，人家不热政治史，是因为政治史研究得差不多了，中国的政治史，尤其是近代的政治史，还是荒芜一片。加上民主化没有完成，人们对政治，尤其是高层政治的兴趣很浓，因此，史家的转向，跟着西方一起转向，实在没有太多的道理。 可是，没有道理，人家也转了。所以，好些政治史的探秘，尤其是高层政治的探秘，变成了文学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的专利。道理很简单，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要供给者。加上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的地方还是半遮半掩，但门毕竟是开了。探秘，也有了条件。核心的档案虽然还没有解密，但昔日中共的亲密盟友前苏联的档案却解密了，不仅解密，有段时间还可以成批地往外卖。我们这边的档案，虽然不解密，但可以通过某些特别的渠道，比如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这些官方研究机构服务的个人，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资料整理，陆续透露出来一些，比如几位中共的领袖人物，毛、刘、周、朱、邓诸位的建国以来的文稿，年谱，以及传记这样的“文献”研究，里面都有大量新披露的档案材料。 回忆录的写作，也披露很多消息。当然，过去的大人物，写回忆录都有专门的班子，都属于官方写作。但同样是这样的官方写作，有的人的回忆录写的四平八稳，官话充斥，有的人的回忆录却能反映一些真实的内容，一些经历重大历史关头之际的真情实感，自然，也透露出不少真实的的信息。比如徐向前回忆录，薄一波回忆录都相当有价值。更有意思的是，回忆录不是大人物的专利，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小人物，也要写回忆录。他们每每口无遮拦，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官方出版不了，就自己找地方印，分送友好。虽然良莠不齐，但却百花齐放，其中有些身世不凡的小人物，由于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往往能透露出特别重要的信息。比如，陶铸的夫人曾志的回忆录，就很大胆，很值得一读。一个在延安时期在中央机关做厨子的老红军，官阶很低，但他的回忆录，却告诉我们关于延安整风时期好些别致的内幕。 当然，还有一些红墙内的消息，是一些记者，作家和爱好者从亲历者或者某些大人物的家人亲友那里挖出来的。这些消息的量非常之大，的确透露了好些内幕，但往往互相矛盾，各说各话，掺了大量的水，里面还有写作者自己的想象，甚至假造，有的人几乎全篇作假，还冒充是内部访谈。一个很知名的红墙写作的作家，接二连三被曝他的所谓作品，没有一个是访谈得来的，全是自己闭门造车的产物。然而，这样的红墙内幕，在香港的书店，随处可见。即使发表在相对严肃一点的刊物上的此类作品，同一个事情，居然可能是完全相反的面相。比如林彪北逃摔死，有的说周恩来听闻后放声大哭，有的则说是摆酒庆贺，我们信哪个呢？当然，在红墙的墙还足够高的情况下，只要这些写作的来源还比较靠谱，不是生编硬造的，都可以立存此照，聊备一说。 资料的源头多了，可说的故事，也就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当下民间的红墙历史叙事如此形式的缘故。有时，仅仅一个资料来源，就足以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何况，可以依赖的信息源有这样多了呢？但是，就红墙历史叙事而言，认真地多看点书，多找资料，详加类比和判断的写者并不多。很多人听风就是雨，访谈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比较会讲故事，他的故事也就出来了。 红墙史说，鱼龙混杂却能够一直兴盛，源于需求旺盛。这几年，中国的历史写作兴旺，电视台讲史热络。大家热衷红墙，是因为红墙里住的人。这些年，中国热过清史、明史，也热过民国史，其实，最该热的，也最可能热的，就是晚近的历史，尤其是红墙里面的历史。之所以没热起来，是因为太多的政治限制。改革开放之初，我还在黑龙江的乡下，乡下的老百姓见着政治高压稍减，街谈巷议，都

在资料和题材双重限制下出现的红墙历史叙事，大概也只能是故事，有的故事，刺激，但真假莫辩，有的故事靠谱，但老生常谈。无论那一种，它们的功能，只能解构，而无法重建。这样的东西看多了，固然有时能增加一点不确定的历史知识，但时间长了，却每每造成人们的历史虚无感。让人感觉真像无从知晓，言说无从信任，在这种虚无中，即使是红墙历史，也会变成搞笑的材料，变成一种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的无厘头。

是中南海里面的事，说的有鼻子有眼，而且生龙活虎。好些段子，好些讲者，放在今天百家讲坛都只能给他们加分，提高收视率的。当然，当年的民间讲史，都是过于纯然的民间创作，跟田里耕作的百姓，想象皇帝生活一样——大树底下乘凉，西瓜吃吃，蒲扇摇摇。折腾半天，各种故事，无非是当年宫廷里忠奸斗争的翻版，有朝里的忠臣，贤相，有奸臣乱党，汉贼不两立。但奸臣乱党恰好得到皇帝的小老婆，西宫娘娘的支持。当然，皇帝好色，偏爱西宫娘娘，纵容老丈人小舅子为非作歹，也是朝廷大乱的根源。放在当时，所谓的西宫娘娘，就是江青。四人帮中的那三位，都算是小舅子。 现在这样解释历史的农民，已经不多了，但人们对红墙秘史的关切，却依然不衰。记得十来年前，曾有若干标明“红墙”，“中南海”字样的大块头的书，里面都是七拼八凑的内容，不犯禁，只猎奇，甚至还有些讨好，但却卖得很好。有若干书商，甚至专门靠编这种书挣钱，居然还真的挣了不少钱。应该说，今天的红墙历史，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水平，很有些模样了，可信度也在增加，写者和读者在市场中的磨合，使得写史人的历史，也在进步。 但是，从本质上讲，关于现代史中的高层历史叙事，红墙里的事，越是关系重大的，还是雾里看花，有太多的朦胧之感。读的人大多想的是探秘和猎奇，写的人为的也是揭秘和猎奇。人们对于红墙之内这样一个神秘而又决定自己命运的地方，有着太多的好奇。这种好奇，本质上跟现在的人们对于皇帝，对于后妃，对于太监和宫女们的好奇，其实是一样的。凡是神秘而且尊贵的地方，总是能引起人们太多的好奇心。谁没有儿女，谁没有老婆，但红墙里的儿女和老婆，人家就感兴趣。不仅老婆孩子，连中南海里的一切，人们都兴致勃勃，吃喝拉撒，都算上。当然，对于最核心的政治决策，人们也不是不关心，只是关心也没有用，基本上没人说的清楚。 严格说，凤凰周刊组织的这组庞大的连载《红墙中南海》系列稿件，跟它的同类文章，是有点不同的。虽然说，这组稿子，还没有脱出探秘和猎奇的窠臼，好多内容，都在领袖家庭生活，中南海秘事上打转，中南海的摄影师，厨师和理发师都被纳入视野。还有现代的人们特别感兴趣的特供，也有非常厚实的一笔。不过，这组稿件，却让人感到可信，题目方方正正，行文也方方正正，无一丝类似文章中的渲染和轻佻。好多文章，都出自记者的访谈，但无论访谈对象的选择，还是访谈本身，都做得相当认真，可以看出，每次访谈，记者都做足了功课。其中的回忆录部分，也选择得比较谨慎，至少没有出现特别有争议的人物。想出“长安街政治史”这样的题目，借用长安街政治地理的变化，杂以政治风云的变迁，穿插许多编写者想表达的意思，真是用心良苦。加上有重量级的党史研究专家高华和谢春涛的加盟，使得这组文章，显得很厚重。甚至化了很大的篇幅，讨论了当代的毛泽东热的问题。让历史跟现实，在历史的叙事中，得到了某种连接。 然而，厚重和可信的红墙叙事，能说出来的新鲜事就不多。这组红墙叙事，虽然涉及的话题很多，也很刺激，但里面的基本上却都是关注这段历史的人都看过的东西，特别新鲜的刺激不多，似乎也没法多。在选材和行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嗅出编纂者的艰辛，以及编纂本身的尴尬。毕竟，在目前这个领域具有诸多限制的年代，碰这样一个话题，还想说出点内容，还要避免此类题材常犯的轻浮病，实在是太难了。好多题材不能碰，好多访谈不能用，严肃的研究者的研究，也进不来。带着镣铐跳舞，大抵，也就能跳成这个样子了。新闻记者做历史，往往带有现实的影子，新闻的影子，在凤凰周刊的这组稿子里，我们看到过于浓烈的现实关怀，也看到这种关怀的扭曲。 显然，即使是记者们很用心的红墙叙事，也改变不了当下这类历史的通病，探秘和猎奇，依旧主宰着这个领域。对严肃问题的探讨，还没开始，也许永远都开始不了，红墙叙事，只能是故事。凤凰给人们提供了一组可信但不大刺激的故事，人们还会继续追求那些不靠谱但刺激的奇闻轶事。 在资料和题材双重限制下出现的红墙历史叙事，大概也只能是故事，有的故事，刺激，但真假莫辩，有的故事靠谱，但老生常谈。无论那一种，它们的功能，只能解构，而无法重建。这样的东西看多了，固然有时能增加一点不确定的历史知识，但时间长了，却每每造成人们的历史虚无感。让人感觉真像无从知晓，言说无从信任，在这种虚无中，即使是红墙历史，也会变成搞笑的材料，变成一种周星驰大话西游式的无厘头。 虽然说，现在管理的出版当局，给了人们一点写作以往高层历史的自由，但却没有同步开放档案，人们可以写的题材，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某些历史的阴暗面，还是不能碰的禁区。这样的阴暗面，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人眼里，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历史上，实在也是太多了一点。有时人们可能会利用某些手段，迂回地涉猎一点，但还是说不清道不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高层历史吗，高层历史人物的开禁，在很大程度上，跟当局有意要领袖人物走下神坛有关。文革结束，造神的过程趋于 虽然说，现在管理的出版当局，给了人们一点写作以往高层历史的自由，但却没有同步开放档案，人们可以写的题材，也受到严格的限制，某些历史的阴暗面，还是不能碰的禁区。这样的阴暗面，在某些部门或者某些人眼里，1949年以后的共和国历史上，实在也是太多了一点。有时人们可能会利用某些手段，迂回地涉猎一点，但还是说不清道不明。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对过去高层历史吗，高层历史人物的开禁，在很大程度上，跟当局有意要领袖人物走下神坛有关。文革结束，造神的过程趋于破产，弥补神话的最好途径，是让原来的神走下神坛。走下神坛的神，具有人的亲切感，所犯的错误，也易于为民众所谅解。其实，今天看来，那一系列走下神坛的作品，不过是重新制造了一个人性化的神而已。

破产，弥补神话的最好途径，是让原来的神走下神坛。走下神坛的神，具有人的亲切感，所犯的错误，也易于为民众所谅解。其实，今天看来，那一系列走下神坛的作品，不过是重新制造了一个人性化的神而已。 然而，神既然已经走下神坛，再给捧上另一座神坛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即使有限制地开放出来的档案资料，有限制地出版的回忆录，还是给了以往完全被封闭的人们，一种不同的信息。很不合格的红墙历史叙述，也给了人们某种思考的契机，某种探索真相的冲动。即使是红墙历史叙事，也很难被局限在当局限制的尺度之内，总有些东西出乎人的意料，总有些信息能吓人一跳。一个社会，总会有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会千方百计去探求真相。从另个角度讲，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不可能不物质主义泛滥，而物质主义最大的精神功效，就是解构崇高，过去的神话，加上神坛，都难逃被解构的命运。“领袖也是人”，既意味着领袖的错误被原谅，也意味着领袖坠落尘埃。所有的人都是图利的，所有的崇高，都是虚伪的，过去蒙上光环的政党和领袖，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发现自己过去是被欺骗了，对付欺骗的最好策略，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历史的言说。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靠领袖、政党神话搭建起来的历史，已经不再能维持得住，因此，连累意识形态也变得苍白。可是，这些年，任何一次想要重建历史神话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甚至到后来，这种努力本身，还没发动，就自动变成了牟利的过程，比如大学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因此更增加了人们虚无感。 还好，除了故事版的历史叙事，我们的现代政治史，还有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人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读者在增加中。然而，以这几位为代表的现代史学学者，却痛感资料受限，研究受限的约束之苦。比起十年前，现代史的研究，受到的限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正经的研究受到限制，唯一剩下的，就是纯粹官方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现在也成果有限，那么，还能看到的，就只有红墙故事叙述了。 越是关切到自身的历史，对于执政者就越重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越是重要的历史，就越要加以研究，而不能搁置起来，不讨论，甚至不闻不问。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早晚得面对，年复一年地搁置起来，无非是做沙漠里的鸵鸟。重新清理自己的历史，是执政党面临的绕不过去的课题，只要这个党还想继续执政，就没法不面对现实。但愿，这个道理，在上面的有权有力者能早一点明白，到那时，凤凰周刊也许再做这样的题目，就会有更加可以期待的内容。

然而，神既然已经走下神坛，再给捧上另一座神坛的可能性，就不那么大了。即使有限制地开放出来的档案资料，有限制地出版的回忆录，还是给了以往完全被封闭的人们，一种不同的信息。很不合格的红墙历史叙述，也给了人们某种思考的契机，某种探索真相的冲动。即使是红墙历史叙事，也很难被局限在当局限制的尺度之内，总有些东西出乎人的意料，总有些信息能吓人一跳。一个社会，总会有些喜欢钻牛角尖的人，会千方百计去探求真相。从另个角度讲，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里，不可能不物质主义泛滥，而物质主义最大的精神功效，就是解构崇高，过去的神话，加上神坛，都难逃被解构的命运。“领袖也是人”，既意味着领袖的错误被原谅，也意味着领袖坠落尘埃。所有的人都是图利的，所有的崇高，都是虚伪的，过去蒙上光环的政党和领袖，自然也不例外。人们在追求物质的同时，发现自己过去是被欺骗了，对付欺骗的最好策略，就是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历史的言说。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靠领袖、政党神话搭建起来的历史，已经不再能维持得住，因此，连累意识形态也变得苍白。可是，这些年，任何一次想要重建历史神话的努力，都归于失败，甚至到后来，这种努力本身，还没发动，就自动变成了牟利的过程，比如大学近代史教材的编写，因此更增加了人们虚无感。

还好，除了故事版的历史叙事，我们的现代政治史，还有高华、杨奎松、沈志华等人的研究，而且这样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读者在增加中。然而，以这几位为代表的现代史学学者，却痛感资料受限，研究受限的约束之苦。比起十年前，现代史的研究，受到的限制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正经的研究受到限制，唯一剩下的，就是纯粹官方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现在也成果有限，那么，还能看到的，就只有红墙故事叙述了。

越是关切到自身的历史，对于执政者就越重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越是重要的历史，就越要加以研究，而不能搁置起来，不讨论，甚至不闻不问。历史是绕不过去的，早晚得面对，年复一年地搁置起来，无非是做沙漠里的鸵鸟。重新清理自己的历史，是执政党面临的绕不过去的课题，只要这个党还想继续执政，就没法不面对现实。但愿，这个道理，在上面的有权有力者能早一点明白，到那时，凤凰周刊也许再做这样的题目，就会有更加可以期待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