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25岁开始，基本趋势就是越活越累，越活越穷。买不起城里的房子,多年前我在北京农村,买了一处农家院,守着几分薄田，做个栖身之地。

今年看正房实在太破旧,暑期找了几个村里相熟的农民帮我把房子翻建一下。现在农村劳动力紧缺，干活“大工”每天120，“小工”每天80，而且每天得好茶好烟伺候着，开工上梁这些大日子，还得把他们好酒好菜招待。不过北京毕竟是首善之区，乡间百姓古风存焉，尽管我把他们敬若上宾，干活的时候却不能含糊，他们都称我为“东家”，让我很不好意思，其实他们有的人家里比我有钱。每遇到他们拿不准的事儿，就会问我“东家你看，这窗怎么摆？”“东家你看，这线怎么排？”有时候我在城里，他们都会等我决定了，才好往下干。而且他们都很本分，尽管我请他们盖房，他们都很辛苦，但他们很清楚，这房子盖好了也是我的，我是“东家”。看来中国传统中的委托——代理制度文化是非常健全的。郎咸平说所谓中国人不懂得所谓“信托责任”纯属胡说八道。

不过现在有些事情越来越让人看不明白，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中国人智力水平退化了。

这些日子黄光裕和陈晓斗得不可开交。黄光裕一方强调自己是创始人，自己是大股东；陈晓一方，强调自己在经济危机中立下了多大的功劳，自己的团队多么不容易。双方面都不讨论最关键的问题，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是什么关系？谁是真正的“东家”？黄光裕时代，他作为这个企业的创始人是百分之百的“东家”，后来企业上市，他股份被稀释，已经不是绝对的东家了，可他还当自己是绝对的东家，出于私心，把很多权力授予了董事会，这样省得跟很多其他东家商量，决策简单。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到他自己锒铛入狱，陈晓是他提拔的董事长，陈晓利用董事会的权力，越过股东大会作了很多事，这下让黄光裕在监狱里大概肠子都悔青了。

陈晓虽然和黄光裕比起来是个非常小的股东，可他在黄光裕入狱以后操盘了董事会，很快通过董事会自己决定给自己还有几个他的骨干进行股权激励；又以低廉的价格引入战略投资,缺乏规则公平的竞争,由陈晓主导的董事会主导,有很强的私相授受的味道，照这个速度下去，没几年，陈晓通过董事会的“自我激励”就会成为大股东，黄光裕以后就可以被稀释成小股东。这下黄光裕在监狱里肯定是要暴跳如雷了。黄光裕的代理人当然会批评陈晓伤害大股东利益。但问题是，董事会在重要问题上越过股东大会做决策，难道就符合中小股东的利益么？黄光裕是大股东，他不干了，跳出来和陈晓对掐，难道其他中小股东，就只能做沉默的大多数？

黄陈之争的逻辑和很多我在中国看到的问题逻辑是相同的，只不过难得有大股东跳出来和董事会对掐。黄光裕占百分之35的股份，在国美董事会里都没有一个席位，可想而知其他小股东是如何“被代表”了。

中国农村土地是“被集体”的，一个村的资产理论上就相当于一个公司，每个村民都是股东，村干部们就相当于董事会成员，理论上讲村干部们都应该代表全体村民利益的最大化。但实际上，我遇到的很多村干部的手法都和程晓差不多，第一招就是搞自我激励，以起模范带头作用之名，村委班子优先占据村里的一些优质资产，让自己“先富起来”；第二招就是引进“战略投资”，以招商引资之名，向外面的关系户或者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出售集体土地，这其中有很多暗箱操作和私下利益输送的空间。以我的判断中国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民上访事件，都是由一个村的“董事会”出卖股东利益造成的。

国美电器，董事会架空股东大会，危害还不是最大的，广大国有企业，理论上都叫“全民所有制企业”，理论上讲它们的国有股，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份，我们每个中国人，都是中石油，中石化的“东家”。可那个国资委主任，混到退休，都强调自己是党和政府的忠臣，以他的智商都没想明白自己真正的东家是谁？

再往大了说，自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推翻帝制，确立民国，就明确了我们每一个老百姓都是中国这个超级公司的“东家”，各级政府，理论上就应该相当于我们选出的各级分公司的董事会。

在我看来，在当今的中国，凡是遇到利益主体纠缠不清的矛盾，多想想谁是“东家”，永远不要让董事会凌驾于股东权益之上，再怎么样也不至于错得太离谱，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