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那个角度上讲，千家驹都不是一个应该被忘记的人，这是因为他很富于个性。
千家驹一生坎坷，屡经风波，胆大直言，宁折不弯。
他于１９０９年８月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千姓在中国是最罕见的族姓，别说是在武义县，即便是在浙江省也只有他这一家子。千家祖籍在河南武陟，自千家驹的高祖起才迁至武义，至此一直单丁相传，千家驹因此也成了独门独子，“千家一驹”了。
千家向来重文，几代都是读书人，然而但在千家驹之前从未出过做官者，因此名声不显，过着清贫的生活。１９３２年，千家驹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关于其在学校中的表现，胡适曾经有过评价，当然是用调侃式的口吻：1936年元旦，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时，证婚人就是温良恭俭让的老夫子胡适。胡适致词说：“千家驹在北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
一席玩笑话婚礼参加者哄堂大笑，可见千家驹当时也是个很能折腾的“革命人物”。
胡适哪里知道，十七岁时的千家驹在1926年考进北京大学读书后，就成为很早就接受马列思想的青年了。
正如胡适所说，千家驹确实能“捣蛋”，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是个“愤青”：1931年，他是“北大学生南下示威”宣言的起草人，强烈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后来在南京被捕，被押回北京。因此，北大非常学生会成立时，他被推举成为主席。由于参加学运，他几乎没有上过课，但依靠原有基础及加倍努力，他在1932年夏通过考试，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当年有“毕业即失业”之说，就和现在很多大学生一样，工作很难找。但千家驹因为写了一篇“抵制日货”文章，强调发展民族工业，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长胡适看到，印象深刻。再加上也是地下党员的好友吴晗举荐，胡适将千家驹介绍安排到了陶孟和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作为当时北大著名的“捣乱分子”，陶孟和担心其是共产党，十分踌躇，遂向胡适表示了自己的担忧。开明的胡适几句话就打消了陶孟和的忧虑：“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至于共产党，我看不会吧！这样的人才你不用，还用什么人呢？”
胡适后来还把千家驹和吴晗作为例子，证明“毕业即失业”之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他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说：“只要有本领，毕业决不会失业”。
当然，在那种时候说这样的话，在新中国看来难免有为“旧中国”辩护之嫌了。
胡适看好千家驹，当然在好多事情上就乐于帮忙，后来他又介绍千家驹和吴半农参加了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的工作，并且经常约千家驹在自己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写文章。从此，千家驹声名鹊起，其文笔之老辣竟然使很多人误以为他是个五六十岁的老作家。
其实当时候的千家驹年龄尚还不满26岁。
不久，还是在胡适的荐举下，年轻的千家驹兼任北大经济系讲师，因而在经济学的研究上又向前大跨出一步。
按道理说，职业、工作都不错，满可以安心做学问了，但千家驹“捣蛋”之性委实难改：到了1936年日寇侵华，华北危机日深一日，南京政府继续执行“先安内而复攘外”、强调安定团结、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时，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爱国运动，这内中当然少不了千家驹。于是，他就跑到南京投入抗日救国运动，和友人成立了“南京救国会”，与“上海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章乃器等取得联系，并在南京应聘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上课，课程内容当然是讲“中国的财政问题”。
这时候的千家驹，已经是社会中一个有着相当影响的人物了。
千家驹在南京还是不安分，于同年11月又赶到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不巧碰上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发生，无奈之中，他只好跑到青岛朋友处暂避，算是暂时没有捣乱，安分了一阵子。“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千家驹大概也觉得此时难有机会发挥捣乱才能，遂于1937年1月应邀到广西大学任教，一直干到到“芦沟桥事变”发生，老老实实教了一段时间的书。后来，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合作抗战，但为了维护地方利益，挂羊头，卖狗肉，成立了“广西建设研究会”。
千家驹在会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就是在此期间（1939年），千家驹和周恩来有了一次交谈。周恩来是接见完胡愈之后才接见千家驹的，大概是在交谈过程中发现了他性格中的“愤青”特点，遂嘱咐他说：“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些，作长期打算。”周恩来这种提醒是有原因地，因为当时的千家驹在广西非常活跃，因此，在很多人的眼中觉得他“比共产党还共产党”。后来，广西大学改为国立，由当年写嘲讽张学良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而出名的马君武担任校长。这个马君武不买千家驹的帐，竟然在一次广西省扩大会议上，公开指出了千家驹的政治身份：他“是共产党员”。后经一直赏识千家驹的广西省长黄旭初的协调与排解，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其实，这时候的千家驹已经脱党了。
到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千家驹秘居香港，遭遇无忘之灾。幸经香港中共地下组织的营救，才得脱险经由广州湾回到桂林。
热心政治的千家驹什么时候都闲不着，于1945年8月1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八年抗战终于取得胜利时，在梁漱溟先生的介绍下，与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一起，正式参加了民主同盟。
然而，随着1946年国共谈判的破裂，内战大打特打，各民主党派自然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直到1948年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千家驹被安排与李章达、陈邵先等八人由香港乘轮船北上，在烟台登陆后，经湾南、石家庄抵达河北平山县的西柏坡村。
第二天晚上，千家驹等人在朱德和周恩来陪同下，拜会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对被其接见的每个人姓名和经历都问得十分详细。轮到千家驹时，他答说“我是在大学教书的”，却没有想这一句话引起了毛的一顿牢骚：“哦，大学教授呵！我连大学都没有上过，我只是中学毕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一个小职员，一个月夯勃啷当八块大洋，张申府就是我的顶头上司。”
“愤青”本色难改的千家驹此时忍不住又插话了，单刀直入问毛泽东道：“中国历史上每次农民革命战争都失败了，即使胜利了也变了质，如刘邦和朱元璋。何以能保证农民革命战争胜利以后不会变质呢？”毛泽东回答说：“因为时势不同了，中国现在有百分之十的现代工业，有无产阶级，不要看不起这百分之十，这是中国能取得胜利、胜利后不会变质的保证。”
然而，这次给千家驹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经常对民主人士说的玩笑话：“你们上了我们共产党的贼船了。”
千家驹后来在自己的自传年谱中专门提起过，并写下了一句这样的话：“看起来，这不是一句笑话，而是认真的了”。
此外，千家驹还永远忘不了毛泽东刚进北京时在香山对民主党派头头们的一次谈话：当谈到外国给不给予新中国外交承认之时，毛泽东轻蔑的回答说：“他们不承认我们，该有多好呵！不承认，我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人们当时都为毛泽东的“幽默”所感染，然而，这不过是用“幽默”表达方式说出来的真心话。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千家驹感受到中国不但已进入社会主义，而且很快就要过渡到共产主义了，因为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而且喊得最响的还有一句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千家驹感到了不对头。因为他觉得毛泽东太善变了：1945年毛泽东告诫人们，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可到了1958年，却突然要人们把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毕其功于一役”了，而且把不同意这样做的人叫“小脚女人走路”、“促退派”，在党外者就是“右派分子”……这在当时的千家驹看来，只有一个解释：即胜利冲昏了毛泽东的头脑，迷惑了他的眼睛！
此时，身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高等顾问”、中央直属私营企业局（后改名为工商管理局）副局长，兼任兼清华、交大教授的千家驹头脑还是比较清醒的。他认为刘少奇在天津关于所谓“剥削有功论”的讲话精神是对的，功劳很大，稳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则，不少人会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间，他又陪陈云去上海，“上海所有党政领导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们，因此，对潘汉年、杨帆“特务”案，千家驹是绝对不信的。
因为他看过内部机密文件：该案是因为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给毛的报告而定的。
千家驹知道潘汉年贡献极大，罗瑞卿所说，显然是诬陷。
担任国家工商局副局长期间，千家驹注意到了建国初期对外资企业的处理问题，他感到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话：苏联十月革命后，对外资一概没收，引起与外国长期的外交纠纷。毛泽东的聪明是斯大林所不能及的，他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当时，西方在华投资，英国有二亿英镑，美国二亿美元，法国五千万美元。对这些外企，采取一不没收、二不征用的办法，而且还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就这样，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企全部被政府接管了。这样的直接结果就是：不欠外国一分钱！
招数奇绝，哑巴亏吃了还说不出什么，西方各国既哭笑不得，又感到十分无奈。
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逐渐开始，“愤青”千家驹对某些做法产生了不满。
然而，让他终生愧疚不安的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自己对不起章伯钧和罗隆基。
千家驹非常清楚：“章罗联盟”绝对是捏造出来的“天大的冤枉”，因为章、罗二人在民盟中争权势不两立，形同水火，那里谈得上联盟？
深入在民盟内秘密党员吴晗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千家驹为之心冷。因此，当他后来写到吴晗时，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千家驹对章罗之内疚，主要因为自己在反右中被当作左派，而且在尤其是在批判粮食部长章乃器时自己的表现。他与章乃器相交多年，而且认为作为“救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但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而且男女关系太乱。但后来的千家驹承认自己错了，他认为章乃器反对“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主张“工人阶级也要向资产阶级学习”等观点没有错，很有见地。而且，他对章乃器在压力下不认错、有骨气、有自信的表现十分钦佩。尽管这被毛泽东称之为“花岗岩脑袋”，但千家驹却认为：这种知识分子的硬骨头是值得景仰的，并对自己的批章行为感到“内疚之至”，后悔不已。
后来，按耐不住跳出来的千家驹因为和华罗庚、钱伟长等五人联名发表对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也被划为大毒草。好在因他是“左派”，与华罗庚、童第周三人被保过关，而钱与曾昭伦则划为了右派。记得华罗庚对千家驹说过一件事：华罗庚从美国回来后，曾经被反复追查“归国”原因，连续几次检查通不过。无奈的华罗庚灵机一动，最后抄了别人的一份检查，把自己臭骂一通，这才蒙混过了关。
千家驹觉得这像是笑话，可偏偏一点可笑、甚至是幽默感都没有。
到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了，敢说的只有党内有地位的人，于是出现了庐山会议斗争中被打下去的为民请命彭德怀，千家驹寄以深切的同情。因为他知道，内部对大饥荒（1959－1962）饿死人数，曾经有过三次统计：63年4月统计为1200万人，1964年统计为1700万人，65年第三次统计为2215万余人。
然而，尽管同情理解彭德怀，“愤青”千家驹这次没有吭声，他着实领教了厉害。
毛泽东策划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驹由“左派愤青”转向了“右派愤青”。
他最为反感和不理解的是毛泽东为何沾沾自喜的将自己称之为“比秦始皇还秦始皇。”
千家驹认为：一个统治者自认为比秦始皇还要秦始皇，并且以此自豪，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怎样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说他是“桀纣之君”他一定会发怒的，从来没有一个昏君敢说“纣算得了甚么，我比桀纣还要残暴到一百倍、一万倍”！你们把我看成“桀纣之君桀”免低估我了！
千家驹觉得，阅遍中国一部二十四史，也没有这样的记载。
对于文革中刘少奇的被打倒，千家驹有着自己的独到观点和看法。他认为这主要是毛泽东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影响，怕刘成赫鲁晓夫第二将来反他，因为毛是个有帝王心态的人。所以千家驹说：只有周恩来看透了毛这种性格，自知与毛的关系是君臣关系而非同志关系，呈毛的文件中，有颂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报。
而刘少奇则不同。千家驹写道：“刘当时坐第二把交椅，自视甚高，党外人士亦很少接触，俨然以党内理论家自居。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是拜读过的，要党员做党的工具，党的螺丝钉，不要有独立的思考，哪有丝毫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周常找机会和我们谈话，刘则除了我在天津黄敬市长请客时与他交谈过一次外，回到北京后，除在公共场所见面外，从未有私人交往过，他也看不起党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怀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后从不称‘毛主席’而叫‘老毛’）。彭为人刚直，嫉恶如仇，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少奇发明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新辞，造成了毛泽东在党内神的地位，其结果是他自己被这个神所整死，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文革中千家驹当然不能幸免，也被红卫兵抄家殴斗过。
起因大致是这样：事情是在和他同院居住的江西办事处主任张××策划下进行的。这个被千家驹称为“混账王八蛋共产党员”的张某早就想霸占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挟私报复。红卫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烂，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驹及其妻子与女儿，边打边喊‘有毛主席撑腰，打死你白打！’最后抄出银行存折，发现只有一百元存款。令人气愤的是，打完、抄完家后，他们竟不知道斗争对象姓甚名谁，只知道是‘香港来的大资本家，黑帮份子’。接着，一辆小汽车又把千家驹拉到民盟总部，和章作钧、吴一起接受批斗。三人跪在台上，口衔一块牌子，上写着三反份子，然后反手坐‘喷气式’，恭听大会声讨，群众不断地向他们吐口水，三人则汗流不止。
后来千家驹回忆起这段奇耻大辱，在文章中用着重号沉痛地写道：“我在北洋政府时期，曾经坐过牢，戴过脚镣，但未受过酷刑。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受过政治迫害，但未被捕过，‘九一八’事变后，在南京领导北大学生示威，集体被捕，隔一天便释放，想不到在解放十七年之后，竟在我终身为之奋斗的共产党统治之下，受了这变相的酷刑。我想这就是我追随共产党一辈子、接受中国共产党，拥护毛主席应有的报应吧。”
被斗后，千家驹家被查封，只留下一间半房子一家住，还要扫地出门。在此绝望之际，千家驹说：“我实在想不通，一辈子跟共产党走，竟会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已无容身之地，这成了一个甚么世界，我决心了此残生，一死了之”。
于是，在1966年8月27日，千家驹买了一瓶二锅头酒，坐公共汽车去了香山，决心在“鬼见愁”跳崖自杀。结果，他到半山被红卫兵发现，被迫下山，在中途一处跳崖，未死获救。被工商局派车接回机关。家人知道自杀事件后，妻子流着泪说：“我这次被红卫兵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有流过一滴眼泪，听到你自杀，我才真的哭了，你怎么可以去死呢？你死后，我们怎么办呢？你还有老母亲，有我，有孩子，教我们怎么生活下去呢？”
千家驹为之十分痛悔：“本来，蚂蚁尚且贪生，一个人非万分无奈，谁愿意好端端去死呢！我不是一个胸襟狭窄的人，如果不是出于万分痛心，万分悲愤，是决不会出此下策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自杀的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名教授、名演员、名大夫、名作家、名记者、何止千千百百。在我的熟朋友中就有老舍、翦伯赞夫妇、范长江、金仲华、邓拓、孟秋江……等人。孰无父母，孰无兄弟，孰无儿女，孰无亲友，他们生也何罪，死也何辜，言念及此，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矣！”
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他痛感“竟连死的自由也没有”。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李先念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为1928年被捕过，从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的是，这句话竟然被其亲儿子揭发，为此他又增加了一项罪名和惩罚，规定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经过文革这样残暴的折磨一年多后，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妻子杨梨音，旧病复发去世。此时的千家驹已经不是胡适所说的“杨家驹”了，成了个“孤独驹”。
千家驹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我对毛的评价，比较忠厚的说法是治国无方，功不抵过，三分是功，七分是过。但按春秋笔法，则不能不说毛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昏君、暴君。他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灾难，给知识分子的迫害，是无可比拟的，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1989年7月，80岁高龄的千家驹飞赴美国讲学，定居洛杉矶。
常去西来寺听星云星大师讲经，终于在当年的11月皈依佛门，成为佛教徒。
至此，这个向来比较激进的历史“愤青”完成了他的涅槃，成了世外之人。
皈依前他这样阐述了自己的理由：“一句话，看破红尘，红者共产主义也”“由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彻底幻灭，加以对名利观、生死观早已看破，所以我决定皈依佛门”。
2002年9月3日，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教授，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第五、六届中央副主席千家驹因病逝世于深圳，享年９３岁。
千家驹生前鉴于现今名人传记“多溢美捧场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谱，实事求是”，遂自撰生平年谱，“秉笔直书，不为亲者讳，亦不为尊者讳。年谱印成后，不公开发行，仅赠少数友好，留为纪念”。
他深信也是最终的期望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必有实现以不说假话为荣，以不说真话为耻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