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三年困难时期和文革，国内主流精英不仅与西方已经达成了一致的认识，而且在政治力量的主导下，在国内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种中国的“政治正确性”。
笔者虽然能够领会其中的奥妙，但是仍然觉得这种“政治正确性”的说服力有致命的缺陷。下面是笔者的一孔之见，请方家指正。
一、中国是一个灾荒之国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灾害的发生与太阳辐射和大气环流的变化因果相关，不是人力所能控制，中国气候因受季风环流控制，特别是北方地区年降雨量变幅大，客观上水旱灾害发生频率较高，而且由于人口密集，灾情往往也非常严重。
据记载，从公元前206年至1949年的2155年间，共发生较大的水灾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黄河更是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从周定王6年（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2540年间，共有1543年发生溃口，每5年就有3年要溃口；先秦时期黄河向北流经天津附近入海，1938年在河南花园口扒口，黄河主河道经过5-7次（各家认识有分歧）大改道，在华北平原上整整扫过一个扇形。其中多少人伦惨剧和苦痛艰辛，决不是青史上的几行陈迹所能够表述的。
明末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的大旱，起自1637年，在不同的地区延续4-7年，不仅导致整个中华民族元气大伤，而且活不下去的民众揭竿而起，在张献忠和李自成的领导下，最终推翻了明朝，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战争中，最后胜出的一方也实际上成了强弩之末，所以满清入关能够以区区几十万人马就横扫中原。这一次大旱据历史记载：“京师、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皆大旱，树皮食尽，人相食。”
1785年（清乾隆五十年）13省受旱，时间长达120-200天，史料记载“草根树皮搜食殆尽，流民载道，饿殍盈野，死者枕籍”。1929年大旱，黄河流域各省流民3400万人；1942年大旱，农业绝收，广大农民背井离乡，卖儿卖女，仅河南就饿死病死数百万人。
1959-1962年的连续4年大旱，其中1959-1961年三年的成灾面积均在30%以上，粮食减产30%，由20000万吨下降到14000万吨。是近50年中最大的七个大旱年中的三个，受旱面积均在4亿亩以上，粮食连年减产。这一次连续4年的大旱灾，实际上是明末大旱灾以来最严重的旱灾。
二、1959-1961年三年大旱灾的具体分析
这一次大旱灾成灾后果极为严重，当时人口在1949基础上又急剧增长了2亿达到6.8亿，而当时建国时间尚短，工业基础和水利设施建设刚刚大规模开始，还不能为农业减灾和增产提供大的帮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还是大大地缩小了对民族的伤害，以非常快的速度恢复了元气（1965年粮食生产已经恢复到灾前最高水平），这一切与当时强有力的组织和全国人民发扬精神共度难关所取得的成效。与以前的大旱灾年相比，这一次的结果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
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人们没有消极坐等，而是在各级组织的领导之下奋起拼搏。根据1961统计数据，三年时间增加灌溉面积1亿亩，因兴建水利工程有大约300万移民离开世世代代生息的家园，占50年来水库移民总数的1/4强。修建了900多座大中型水库，主要集中在旱灾重灾区黄河、淮河、海河和辽河流域。
在这样的困难面前，在政府的组织之下，在南方丰收区进行“一平二调”，让全国民众无论城乡、无分南北“共同挨饿”来共度时艰，极大地减少了悲剧的蔓延和扩大，避免了历史反复发生的“卖儿卖女”那样的人伦惨剧。
如果今天再发生那样规模的灾情，粮食减产30%的话，结果恐怕就没有当时那么乐观，因为今天的政府基本没有可能与民众一起共度时艰，恐怕也没有能力组织那样大规模的自救活动。许多人特别是精英主义者，把这个时代作为一个靶子使用，实际上恰恰在这样的危机时代里，体现当时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今天的政府包括全世界的好政府都不太可能比当时的政府做得更好。如果今天中国粮食减产30%就相当于减少15000万吨，即使西方友邦罄尽全力可怕也不能拯救斯民出水火，巨大的缺口相当于世界粮食总消费量的8%（1996年为18亿吨，当年世界粮食生产超过消费仅仅2700万吨），接近世界粮食市场贸易量75%，这样缺口无论友邦人士多么热心都是无法弥补的，如果中国人不能举国共度难关，难道要友邦人士来同甘苦吗？
笔者比较孤陋寡闻，这是笔者所知道的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没有匪盗横行，没有流民四起，没有囤积居奇，没有“人相食”，没有“卖儿卖女”的大灾之年。社会秩序还维持良好，人们都在勒紧裤带共同努力，为了自己也同时为了别人，所以当时人们以我所知道最快的速度，共同走出了那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这无论怎么说都称得上是危机管理的经典案例。
三、中国的“政治正确性”
人们常常提到美国有所谓的“政治正确性”，实际上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主流媒体和精英共同制造了中国的“政治正确”标准。在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就必定把它和大跃进运动联系在一起，好象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在提到文革时期，就从来不提当时的国家安全形势和国家处于战备状态的现实。迄今为止，我个人还没有看到有一个精英论证出大跃进运动是如何导致大气环流和降雨量异常的；也没有看到一个精英提到1965年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中已经立足于“早打大打”，国家已经开始备战备荒，也没有人告诉我著名的邓小平先生当时持什么样的观点。
在当时中国缺乏反击手段，所以在国防上实行“国土防御”战略，而国土防御战略的基础是人民战争。没有全民心防的建设，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国土防御战略就是一纸空文。今天完全放弃了全民心防建设，却还在那里谈什么国土防御战略，如果真的有强敌入侵，能比三四十年代的情形好多少实属可疑，我看唯一的区别和幸运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余威还在，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安全方面重大威胁。
迄今为止，也没有精英告诉我们，反帝反修对建设全民心防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是现实政策目标还是心防建设手段。毛泽东是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还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够进行到底，还是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毛泽东是怀着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在那里“盲人骑瞎马”，还是要以此作为手段解决现实问题。
四、高贵者有多聪明
精英主义者往往在文章里，把自己描写得多么善良和和无辜，多么地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实际上恐怕不总是这样。
只有不自私的人才愿意为了未来的长远利益牺牲当前利益，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牺牲自己或者是局部利益。在当时那样的安全环境之下，客观上要求人们更多地考虑整体的国家安全和长远利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必须放弃低水平基本生活需要以外的愿望和享受，放弃各种与整体利益不一致和不协调的东西，在思想和物质方面都要向尽可能一致的方向靠拢。这些和普遍民众和生活要求是客观上相容的，而精英主义者就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这正是“卑贱者最聪明”的地方，也是高贵者不识时务之处。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所揭示的，精英主义者与民众在安全和生存需要上的主动性差别是客观存在的，精英主义者的趣味确实与当时的宏观战略要求具有不相容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和“小资产阶级低级趣味”，进行深刻追究的内在原因和现实必要性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高贵者确实是靶子和真正没有冤枉的批判对象，其实这既是道德的需要更是战略要求具体到现实而产生的具体章法。
在重大自然灾害面前需要举国一致共度时艰，在需要发挥国土防御战略的效力的时候，需要建设“上下同欲”和全民一致的心防，物质方面的两极分化是对上下同欲的最大冲击，精英也必须在“国有危难”时放弃物质利益和优越地位，为国家安全做出贡献和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