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支那”一词的近代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8 次 更新时间:2010-07-20 2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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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  

  

  摘要:“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提起“支那”一词,很容易使国人想起近代那段同日本不愉快的历史。这是一个曾令中华民族感到过耻辱和痛苦的名词。但是,这一名词在戊戌至辛亥时期的中国却曾作为时髦的新名词一度流行。不少进步青年和爱国志士,都曾乐于以此词来称呼自己的祖国。了解“支那”一词的由来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与消亡.对于今天的国人认识那个从屈辱到奋起的时代,或许不无微益。

  “支那”一词最早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在唐宋时已被音译成中文,也作脂那、至那、震旦、振旦、真丹等。古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曾以“cina”来指称中国。后来,西方各国流行的对中国的称谓“China”,实由此演化而来。

  唐代僧人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之三《师资之道》中即曾使用过“支那”一词,其文云:“且如西国名大唐为支那者,直是其名,更无别义。”不过,从当时的有关记载来看,该词恐怕还是多少带点尊称中国的褒义在内。事实上,“支那”一词本身在印度即含有智慧之意。

  那么,印度和西方各国为什么会以“Cina”等来称谓中国呢?学术界对此有着不少说法,其中有两种观点流传颇广,较具说服力。一则认为它是“秦”的译音,是强盛的秦王朝声名远播的结果。较早发表这一见解的,有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于1655年)。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对此说作了进一步论证,他认为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与印度人所称同出一源。《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答问“大唐国”时的两句话,似也可作为此说的佐证之一。当印度的戒日王问“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亘,去斯远近时”,玄奘答道:“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至那国是也。”又道:“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前王之国号”,有人说是指“隋朝”,但从发音上看,似更像秦朝。而且他们的谈话中还道及昔日秦国和秦王朝“平定海内”、“风教遐被,德泽远洽,殊方异域,慕化称巨”的世界影响。利玛窦在其“中国杂记”中,也认为“China”一词由“Cin”(即秦)而来,不过其所认可的传播途径与此有些差异。他认定此词是葡萄牙人从交趾人和暹罗人那儿学来的,而交趾人和暹罗人称中国为Cin。(1)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印度等称中国为“支那”,与中国丝绸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季羡林先生就曾研究指出:“至迟到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就已经输入印度。在梵文里,有许多与丝有关的字,如Cinapatta(成捆的丝)、Cinām[uka (丝衣服)等,都有Cina(脂那)这个字作为组成部分。可见中国丝在古代印度影响是非常大的。”(2)实际上,不仅如此,西方古国对中国的其他早期称谓,如 Cini、Saini、Seres等,也都与中国丝有关。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支那”源于中国瓷,“支那”指称中国的羌族等等说法。

  在日本,可能是由于佛教经典流传的关系,也很早出现了“支那”一词。如1106年版的《东大寺要录》一书中就有此词,《今昔物语》中也有“支那国”之称。但当时这种称谓不过偶尔为之,且是作为通常称法的一件别名或美称的意义上来使用的,一般人并不知晓。从古时到明治中叶,日本人通常都称中国为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テ),稍后也称Toh(タウ)。这些都是日本人对汉字“唐”的读音,大体表明了其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长期不断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远影响。(3)

  18世纪初以前,日本的地图上基本标中国为“汉土”,以后则多改用“支那”。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研究,这种做法直接受到新井白石所著的世界地理书《采览异言》的影响。1713年,新井奉江户幕府之命,查询罗马的漂流者史多提(G..B.Sidotti),由此了解到不少世界情势,因作《采览异言》一书。在该书中,他将从史多提处听来的关于China的读音,标以片假名(チィナ),并在左下角附以“支那”两个小号字。此举遂成为日本地图史上以“支那”标称中国的开端。

  进入19世纪后,或许是受西洋的影响,日本以“支那”称中国的情形有所增多。但“支那”一词仍未在日语中生根,更未直接与对中国的歧视联系在一起。1823年,日本著名军国主义分子佐藤信渊著《宇内混同秘册》,书中称中国为“支那”,强调中国懦弱卑下,表达了对中国的轻蔑态度和一种极为疯狂的征服野心。但该书当时未能问世,直到1888年,它才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惠顾,得以大量出版发行,并成为日本侵华的舆论工具。日本陆军部还规定此书为全国陆军将士的必读书。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空前的耻辱。马关条约签订后的日本全岛,开始逐渐弥漫起一种歧视华人的空气。同时,“支那”一词也最终取代了Morokoshi、Kara,成为日本人称谓中国的普遍用语,并从此带上了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的情感和心理。当时,日本人还以“猪尾巴猪尾巴”(chanchan)或“豕尾奴”等,直接辱骂中国人,以致首批13名官费留日学生中,有四名因无法忍受此种侮辱而愤然归国。

  其实,在近代,对于“中国”和“中国人”蕴含歧视意味的名词或称谓,不仅在日本,英美、荷兰、法国等国也都曾经出现过和流行过。它们是那个时代中国人落后挨打、备受欺辱的国际地位的标志之一。如法文中的Chinoiserie一词(荷兰语中有类似的词,读作“西内逊”),除了指称“中国的东西”外,另一个意思就是蠢人、不可理解的事物。英美的“Chinaman”,也属于同一类词。尤为可悲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自己对这些词的歧华含义竟不甚了解,甚至还人云亦云,盲目跟着使用。如晚清一些以英文写作的中国人对“Chinaman”一词的沿用,即是如此。1890年,《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的作者,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明恩溥)在该书的序言中,曾这样写道:“令人吃惊和遗憾的是,‘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汇似乎已经植根在英语之中,而更恰当的词‘Chinese’却被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里有哪一家是不用‘Chinaman’来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该词的。”这种人云亦云的可悲情形,后来也同样发生在“支那”一词身上。

  下面,我们再回到“支那”一词在中国的使用上来。

  虽然,至少在唐宋时,这一印度译称中国的回译名词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此后它似乎主要局限于佛教典籍中,并不曾广泛流行开来。直到晚清之初,中国人基本上还是在提及印度或日本对中国的称呼时,才偶尔使用到它。据我所见,晚清较早出现“支那”一词的中文资料,当属传教士所办的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其道光丁酉年(1837年)正月卷所载《榜葛喇省略》一文,提到天竺国僧人等从前称中国为“支那”一事时,说:“支那即是中国。”(4)(马礼逊的《五车韵府》里虽曾出现“支那”一词,但指的是“挪用”,并非国名之意。)1884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一文中,也用过“支那”一词。1887年,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余记》云:“日本俗称中国曰支那,盖西音柴宜之转。”(5)

  1894年,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一书复谈到日人称中国为支那的问题。其言曰:“(华人)李某习法兰西语……庆澄因问倭人称中国曰支那,其妇人小子呼华人曰那先生,此何故欤?李某曰:‘某闻之法兰西师,曰中国秦时始通印度,印度人概称中国曰“秦”;迨由印度传至法兰西,则译秦为“支歆”;由法兰西传至日本,则转支歆为“支那”’。案此说未审确否,然各国语言传述互相通转,确有其理,记之存参。”(6)

  1898年9月,翰林院编修徐琪上《请广磁务以开利源折》,其中谈到西方人称中国为“支那”与瓷器(又称磁器)的关系。他说:“土之所出以磁为真质,陶土为磁盈天下,万国未有先于中国者。故印度以西,称中国曰支那,支那者,磁器之谓也。”(7)的确,在英语中,磁器为china,与中国(China)一词的区别仅在于后者的头一个字母“C”要大写而已。

  戊戌时期以前,也曾有过西洋传教士在用中文作的文章里,直接以“支那”来称呼中国的。如1890年3至6月,艾约瑟就在《万国公报》上连载过题为《支那游记》的文章。但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特别是从中国人自己以“支那”一词来称呼本国看,应当说还是戊戌时期的梁启超等人开其端。而梁氏等人的使用,显然是受到了日语的直接影响。1896年在《时务报》中,梁启超已经爱用“支那”一词,他还曾使用过一个“支那少年”的笔名。唐才常、夏曾佑等其他维新人士,也常用此词来自称中国。

  20世纪初年是“支那”一词在中国的盛行期。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报刊书籍中,此词风行一时。各种书刊的大小标题上,它都经常出现。1905年,黄兴等人创办的一个极为著名的刊物,即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书籍之名中出现此词的也很多,如《支那文明史》、《支那全书》、《支那四千年开化史》等。其中最后一本,编译者署名为“支那少年”,由“上海支那翻译社”出版。1904年,连一向不愿轻易沿用日本名词的严复,也未能免俗地使用了“支那”一词。他批评《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名句即云:“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戊戌至辛亥时期,中国趋新人士爱用“支那”一词来称呼自己的国家,大体不出以下四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一则与当时中国政府没有明确规定自己的国号有直接关系;二则起因于“中国”二字似有盲目自大之嫌,为追求文明应世者所不喜;三则因流行的“大清国”之名既不足以涵括清朝以前的中国,更为不满和失望于清王朝之人特别是革命党人所摈弃;四则直接因袭日本之称,以为“支那乃西方国家称呼中国之“China”的译音词,用之不仅心安理得,且不无开化时髦之意。

  1902年夏,好学深思的开明士大夫孙宝瑄的一段议论,颇能反映时人乐于以“支那”称述国名的典型心理。这段议论,是他在阅读梁启超《中国魂》一书时,因不满其仍然不废“中国”一词而留在日记中的。他写道:“以饮冰主人之开敏英发,日以新学新理灌其脑中者,而舌端笔下,犹时时不离中国二字。试问中国之称,其自尊大之辞耶?抑以是为国之名词耶?国而名中,何所取义?若据地形而曰中,则不过亚洲东南之片土,非中也;若对外人而曰中,则是以蛮夷视东西文明国,抑何不自量耶?故余之学识闻见,虽远不逮任公,然而舌端笔下,久无中国二字,每以我国代之,或称我支那。今日本称我国曰清国,清字实朝名,而非国名也。又呼曰支那,此名却甚古,然亦外国之呼我,非我以此为国名也……既别成为国,不可无国名,旧名既无,不可不创新名,创名惧人不知,则莫若即因外国所呼我之名,以自名曰支那。”(8)

  据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引述,日本早稻田大学保留有1907年度留学该校的部分中国毕业生题名录,其中有37人明确注明了祖国国号:署“清国”者12人,署“中国”或“中华”者7人,署“支那”者则有18人。对于国号称谓的这种混乱情形,当时的国内也是一样,不过使用比率可能不同罢了。事实上,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

  在戊戌时期的维新派中,开始正视国名的意义、对国外称呼中国的情形有较多了解,并对使用“支那”一词持有一定保留意见者,为黄遵宪。他在《日本国志》中使用“华夏”来称中国,并明确注释道:

  “考地球各国,若英吉利,若法兰西,皆有全国总名。独中国无之。西北各藩称曰汉,东南诸岛称曰唐。日本亦曰唐,或曰南京。南京谓‘明’,此沿袭一代之称,不足以概历代也。印度人称曰震旦,或曰支那。日本亦称曰支那。英吉利人称曰差那,法兰西人称曰差能。此又他国重译之音,并非我国本有之名也。近世对外人称,每曰中华,东西人颇讥弹之,谓环球万国各自居中,且华我夷人,不无自尊卑人之意。余则谓:天下万国,声名文物莫中国先,欧人名为亚细亚,译义为‘朝’,谓如朝日之始升也。其时环中国而居者,多蛮夷戎狄,未足以称邻国。中国之云,本以中国之荒服边徼言之,因袭日久,施之于今日,外国亦无足怪。观孟子舜东夷文王西夷之言,知夷非贬辞,亦知华非必尊之辞矣。余考我国古来一统,故无国名。国名者,对邻国之言也。然征之经籍,凡对他族则曰华夏。《传》曰夷不乱华,又曰诸夏亲昵。我之禹域九州,(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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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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