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道德成本论:社会疾病诊断理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3 次 更新时间:2010-07-12 09:42:28

进入专题: 诊断性研究   道德疾病   道德不作为   道德放逐   道德成本债务  

唐代兴 (进入专栏)  

  

  摘 要: 诊断性研究应该成为应用伦理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是以疾病为中心,展开社会道德疾病诊断和处方,所以它属于道德疾病诊断学和治疗方法论。诊断性研究的主题是社会道德疾病何以生成和怎样治疗。仅前者论,社会道德疾病生成于一种社会气候,即普遍道德不作为,它形成了社会道德放逐。依据道德成本边际效应原理和层累原理,社会道德放逐必然层层累积起道德成本债务,对道德成本债务者言,其最终结局是破产。仅后者论,社会一旦出现道德疾病,治疗成为其根本要务。道德疾病治疗的根本之方,是有效清偿道德成本债务,其根本的社会化方式,是依据制度和法治而实施高成本处罚的战略。

  

  关键词:诊断性研究 道德疾病 道德不作为 道德放逐 道德成本债务

  

  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曾说“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由于此。凡生民之先觉,政治教育之指导,利用厚生之渊源,胥由此出,非徒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而已。世之君子可谓知有用之用,而不知无用之用者矣。”[1](P9)每温习王氏此论,总会对自己清贫学术人生以无言慰籍,更对古往今来的真学问本身充满无限崇敬。王氏所论及是,学术乃一国之名誉与光辉。虽然,或许资质愚钝,或学问功夫不到,多年来仍没有真正觉悟王氏之论的真正奥妙与真谛。30余年来,作者从文学到哲学,发现惟有哲学方能探本求源,为人们开辟突围生存、返本开新的道路;后来,从哲学到美学再到伦理学,发现伦理学是哲学的普遍实践方式,惟有通过伦理学,哲学才可变成人间治学、治事、治生的大学智慧与大方法;再后来,也就是现在,发现伦理学的智慧和方法惟有通过应用研究,才可落实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和职业人生生活两个领域,产生引导效果,促进时代的健康存在和发展。

  

  1、诊断性应用伦理学研究范式

  

  对伦理问题予以应用研究,就是应用伦理学研究。

  应用伦理学(applied ethics)这个概念,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美国麻省普利茅兹创建一所“应用伦理学学校”,当时的慈善家琴.亚当斯(1860-1935)等人于1892年在这所新学校做过7次以“平等、博爱和消除贫困”为主题的演讲。这些演讲于第二年结集出版。20世纪70年代初,这个演讲集重新再版,是因为自60年代始所展开的消除贫困、歧视、争取平等基础上的秩序问题讨论,正好与19世纪末琴.亚当斯等人所关注的问题形成一种直接的承传关系。当然,“应用伦理学”概念得到广泛运用,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名称得到社会性认同,却主要得力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医学伦理学和70年代兴起的生命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又称之为环境哲学)。概言之。应用伦理学的故乡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所兴起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恰恰基于生命、健康、环境问题的日益社会化。

  人们一般认为,应用伦理研究的兴起,是源于传统伦理学引导生活的失效,即把最一般、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作为探讨主题的传统伦理学,在新的生存境遇中已无力向人们提供可应用的原理之境况下,应用伦理学必然兴起而取代它。“传统伦理学的问题作为最根本的、最一般的哲学问题,是经过了纯粹理论的抽象,把在每个具体的生活处境中的活生生的感性内容去掉之后,才成为最普遍的问题的,而应用伦理学的问题,不经任何抽象,就是活生生的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最紧迫的问题,它不是最一般、最根本的,而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2](P7)其实此论并非完全正确,应用伦理学所研究的确实是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但这些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也可能最一般或最根本的问题。应用伦理学研究有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所研究的问题,不是人的历史性生存问题,而是人的当下境遇性生存问题;其次,它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个体性”问题,也不是“私人”问题,而是事关人类整体和时代社会整体的生存问题,它所探讨的是普遍的现实生活伦理问题,比如生态环境问题、污染问题、克隆人问题等等。其三,它所关注的是最紧迫的现实问题,所谓紧迫的现实问题,是指这些问题已经从根本上构成了当下人类存在的巨大危机和生存的普遍风险内容,比如自然灾害和流行性疾病的社会化传播问题、道德成本债务问题,它们本身就构成了当代人类存在危机和生存风险。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方式,是以问题为起点,展开伦理现象分析,进行规范构建。医学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公共卫生伦理学、环境伦理学等等,都体现了这种研究方式。我们可以这种方式概括为规范性研究范式,它通过对问题和现象的分析,探讨构建规范人类和社会行为的引导性方案,这个引导性方案包括伦理理想、道德目的、价值导向、伦理原则、道德规范、操作方法等内容。

  应用伦理学的规范性研究,虽然也是针对最现实、最紧迫的社会问题而展开,但它始终是趋前的,以预防为努力方向,即通过伦理的规范构建来预防或避免这类问题的扩散。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应用研究方式可以治疗为方向。这种研究方式不是以社会问题为起点,而是以社会疾病为起点,以普遍异化的社会伦理现象实际所产生的违道德或反道德后果作为对象,进行诊断性探讨和分析,以找出形成这种违道德或反道德后果的最终生成之因,以为其针对性的治疗提供诊断依据和治疗方案或方法。这种应用伦理研究方式可以称为诊断性研究。

  诊断性应用伦理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研究,它没有任何领域上的界限。比如,生命伦理问题、医学伦理问题、环境伦理问题、公共卫生伦理问题、行政管理伦理问题、经济伦理问题、教育伦理问题等等所有领域,都可以展开这种诊断性研究。所以,诊断性应用伦理研究,是应用伦理研究的一种新范式,它是对时代社会各个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根本道德疾病予以真实处方的诊断研究,因而可以称之为社会道德疾病的诊断学和治疗方法论。

  诊断性应用伦理研究的基本主题,是社会生活中的道德成本债务的生成与消解问题。道德成本债务问题是社会生存发展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现实、最紧迫的伦理问题,它构成了当代应用伦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和主导性问题。

  

  2、社会疾病的最终表现形态

  

  应用伦理研究以问题为中心或以疾病为中心,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问题之于研究来讲,可以是现实的,也可以是拟想的;可以是思维、认知层面的,也可以是生活、实践层面的。仅生活和实践层面论,能够进入研究视域的问题,可以是即将萌生,或已经发生了但却并没有产生出任何影响的,也可能是已经普遍铺开且事实上产生了诸多结果的。也就是说,问题之于研究,存在着可能、或然、现实三个维度。疾病却不存在可能性,或然性,它是实然的,只要疾病产生了,它就实然存在,并无时无刻不产生着影响,制造着更严重的后果。因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始终具有拟想性质,哪怕就是实践方面的问题研究,也存在这种性质。以疾病为中心的研究始终是现实的,是不需要任何假设和想象的研究。以疾病为中心的诊断性研究,是一种非常严肃的科学研究。

  “疾病”是一个临床医学概念,它是指细菌或病毒进入肌体破坏了肌体的正常运行功能,从而导致了身体的非正常运转。疾病是身体机能在病毒侵蚀下的变异状况,它使身体丧失健康,追溯根源,疾病是身体自身的免疫功能下降和自愈能力遭受抑制的结果,但这只是疾病产生的直接的和内在的身体原因,导致疾病的最终原因,恰恰应该是导致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和自愈能力遭受抑制的那些因素。导致人的免疫功能下降和自愈能力抑制而不能发挥正常功能的因素有许多,但其中一个根本的因素,应该是人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放纵。比如,工作狂,比如遇酒贪杯,贪杯必醉,又比如嗜烟如命,再比如见色起性、纵性不已,还比如凡有好食物就狂吃滥饮,从不节制,如此等等的自我放纵,最终必然导致疾病。

  人可以身患疾病,是因为人是个体生命。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不过是人体的放大,每个人不过是社会的细胞。人体的全部问题,都可能在社会上得到重演。疾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人可以因为自我行为放纵而身患疾病,由人组织起来的社会,也同样因为自我行为放纵而病症丛生。

  “疾病”是一个很有重量的概念,它与身体不适、感冒等不同,身体的偶然不适或感冒,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促使机能很快恢复正常。疾病是指身体丧失了健康状态,必须求助于医生并进行有程序的治疗方可重新恢复健康。所以,疾病是病情严重到不能通过自我调节、调养使身体自身的免疫功能和自愈能力得到迅速的恢复,而是必须要进医院求助于医生的正确诊断,开具处方,进行有序的治疗,最后方得通过药物功效的发挥而帮助身体免疫功能和自愈能力得到恢复,最后,身体机能才可得以正常转动。

  社会也与人体一样,它在始终不停息的动态运动和变化进程中,往往不断产生一些偶然不适或者轻度感冒,这完全可以通过社会本身而进行自我调节,消除这些偶然的不适或感冒。但是,如果社会在某些方面长期放纵,就可能导致真正的社会疾病。一旦出现了疾病,则必须求助医生进行理性诊断,找出病根,正确处方,然后有序治理,社会疾病方可治愈。否则,如果对疾病置之不理,任其恶化,病毒将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肌体,并腐蚀社会心脏,破坏社会血液循环系统,最后,整个社会组织将变得无序、结构将坍塌。因而,社会如同人一样,一旦发生了疾病,就必须求诊断,就医治疗。

  能够对社会疾病进行临床诊断的医院,就是伦理学;可以对社会疾病进行正确诊断的医生,是伦理学家,包括伦理学学者、伦理学研究者。

  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时,本身就暴露出两个问题:伦理学有什么资格成为社会疾病诊断、处方的医院?伦理伦理学家、伦理学研究者有何能力成为社会疾病的诊断者?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还必须从社会本身方入手。从根本上讲,社会是由人组织起来的。人因为什么而组成社会?人又根据什么而组成社会?社会一旦组成后它应该为人做出什么或者担当什么?此三者是我们解决如上两个问题的关键。

  首先,人是因为自己的生存需要而组成社会。因为,人是个体生命存在者,并且是资源需要的个体生命存在者,是消耗资源的个体生命存在者。但人所需要消耗的资源却没有现成,他必须向自然界索取,但这个过程对人来讲却异常艰难,许多时候单凭个人的力量根本不能保证其生存消耗的最低资源需要。比如,要有饭吃,就必须去种地,要种地得解决耕地的工具,因而须先去打制犁、锄、耜、耙等耕地工具;要打制犁、锄、耜、耙等耕地工具,须先去开矿.......如果单凭个人的力量,可能还没有解决种地的劳动工具,人就已经饿死了。所以,人要能够活下去,必须相互团结起来,互助合作、分工劳动,以劳换物,这样才能共同生存。

  人就是因为如此生存处境而本能地组织起来,组建社会。人组建社会是按照平等的方式,以共同需要、共同意志、共同意愿为准则。并且社会一旦组建起来,它本身就成为人人共同生存、共谋发展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社会还必须创造条件促进人人享有平等的存在人权、生存权利,享有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劳动分配平等。如果社会不能为缔造它的个体提供这样平等的平台,不能维护和保障每个个体的如上平等权利,它就会不正常,就会产生疾病;如果社会纵容不平等,忽视个体的平等权利,剥夺个体的合法利益,它就会疾病丛生。

  从整体上讲,任何时代或者任何制度规范下的社会,一旦出现疾病,无论哪个方面的疾病,其最终根源是不平等,由不平等所造成的分配不公,利益掠夺或利益剥夺、利益压迫,是腐蚀社会肌体、消解社会免疫力和自疫力的癌细胞。不平等、分配不公、利益掠夺、利益剥夺、利益压迫,是任何一个时代社会疾病产生的直接根源和现实推动力量。

  利益问题,当然是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但它却首先且最终是一个伦理学问题,它是社会伦理构建的支点,是社会平等、公正与否的真正测量仪,是国家共同体中公民存在人权和生存权利是否得到平等维护与保障的晴雨表。因为,社会的政治框架、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都是建立在权利-责任和利害-爱恨双重框架基础上的:权利所对应的是责任,利生爱、害生恨,因而,利害对应爱恨;权利-责任又对应利害-爱恨。权利与责任对等,必然形成杜绝损害、伤害而合法利益得到维护和保障,人间自然恨少而爱多。反之,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必然会造成不应该发生的损害、伤害,合法利益遭受剥夺,自然多生恨意恨情,从而使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缺乏关爱。如上图所示,权利-责任和利害-爱恨双重框架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利益构成了权利-责任和利害爱恨双重框架的真正支撑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唐代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诊断性研究   道德疾病   道德不作为   道德放逐   道德成本债务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77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