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平:中国城镇的低收入群体——对城镇在业贫困者的社会学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88 次 更新时间:2004-07-05 10: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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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平  

  

  提要: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贫困层的构成出现了一个新特征:在业贫困者增势快,数量大,行业特征明显。导致城镇在业者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名义收入与生活费收入脱节。在一些长期拖欠工资的停产半停产亏损企业中,工龄、资历对于解释职工家庭的收入差异已经近乎没有意义。部分特困职工因生活无法维持而家庭解体,少数职工生活呈现绝对贫困化,境遇凄惨。城镇在业贫困者的越轨行为分为隐蔽性和突发性两种状态,对城市社会稳定有明显影响。城镇在业贫困者的出现是一个信号,表明继地区差异、城乡差异、部门差异之后,行业差异已经对中国城镇社会结构具有显著分化作用。解决办法:针对形成在业者低收入的原因,明确个人、企业、政府的责任;解决城镇在业低收入者的贫困生活状况首先在于企业行为,其次才是社会保障;加强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配置作用,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使生活困难的低收入者得到转移收入;建立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分化和低收入群体生活状态能够准确度量和有效预测的测量指标和理论分析体系。

  关键词:在业贫困者,名义收入,国有企业,社会保障,社会稳定。

  

  

  收入是衡量社会群体分化和社会异质性的一项重要指标,是测量社会分层的基本变量之一[1]。低收入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利益群体分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出现了一个新的显著特征,即在业贫困者增势快、数量大,行业特征明显。这一现象的产生原因和社会特征对于企业持续发展和城镇社会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一、当代中国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的标准

  

  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是一个比较意义上的概念。低收入群体的低收入特征与该群体在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中的一些共同特征具有内在联系,而且这个群体低收入具有时段而不是时点的相对稳定性。任何城镇社会都存在低收入群体。各个社会认定低收入群体的标准的一般包括三方面内容[2]:

  

  一是收入水平分界。其意义在于以收入排序为标准,界定低收入群体的规模及其与其他群体的收入离差。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可以用人均收入的绝对标准来衡量,也可以用相对标准来衡量。相对标准的测定包括两种方式,其一是社会成员的比例标准,将社会成员的等份比例规模份额按收入高低排序,通常所用的比例为收入最高的5%成员与收入最低的25%成员的收入差异、五等份中的第一等级和第五等级的收入差异,收入高低差异的连续比例度量则采用洛伦茨曲线,用基尼系数来表示。其二是收入离差的比例标准,例如将个人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一半以下的列为低收入群体。

  

  二是收入来源分界。其意义在于以之界定谁属于低收入群体。收入来源和职业位置有关,在阶级社会中,低收入是低层次职位的工人和体力劳动者,而且劳动者的低收入和职业排序有关。根据美国学者科尔曼和雷恩沃特 70代初期对美国大城市阶级结构的调查,样本中8%年收入5250美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的典型职业和收入来源为“做粗活的工人和无需技能的服务人员(部分人受过高中教育)”以及“常常失业的人和依赖福利过活的人(小学教育)”,这一阶层的特征是随时处于被解雇的边缘,或是靠社会救济度日[3]。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与产业结构多元化、就业结构多元化相对应,人们的收入来源也多元化了,包括工资、实物分配、福利收入、单位外收入、其它收入(包括股票、债券)。收入来源分界反映着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的质的规定性。

  

  三是以公众可见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相联系。其意义在于了解低收入群体的贫困生活状态。测量指标为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费收入标准。贫困线的确定可以分为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绝对贫困依照营养标准法,即以满足人体基本活动所需的最低营养水平作为划分的标准;相对贫困采用消费标准法,将一般社会成员从事正常社会活动所需要的最低消费量作为划分标准。该消费量不仅包括达到最低营养标准所需要的食物消费,还包括了其它必需品的的消费和一部分参与社会基本活动所需的支出。一般以社会人均收入二分之一的标志点作为相对贫困线标准。公众所理解的相对贫困不仅有货币收入标准,而且往往采取衣食住行、社会交往和孩子玩具等实物消费标准[4]。

  

  低收入群体在穷困生活标准和群体生活状态上属于贫困群体,但是二者在整体社会特征上有质的区别。低收入群体和社会贫困者的相同之处在于生活消费方面:由于人均生活费收入水平比较低,在生活基本需求的水平、质量和社会交往方面居于社会的下层。低收入群体和社会贫困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收入来源和收入结构:低收入群体是具有劳动能力、但在投资和就业竞争中居于劣势、只能获得较低报酬的社会成员,是在业群体中的贫困者;低收入群体的最小计量单位主要是行业结构中具有职业组织归属的个人;解决办法是人力资源配置,增加就业位置,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以此来提高他们的收入。贫困群体的定义则是根据在衣食住行方面难以维持生存和社会尊严的低劣生活状态。贫困群体不仅包括一部分低收入者,而且包括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无业和失业社会成员;贫困群体的最小计量单位通常是户和户均人口;解决办法是依靠社会扶助,依靠社会保障的转移收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中国社会的低收入群体和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不同,也与中国改革以前的低收入群体的形成原因和形成类型有了本质区别。低收入是一个相对概念。无论和中国城镇社会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特征相比还是与中国农村社会的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结构特征相比,对于现阶段中国城镇社会的低收入群体的类型归类和原因分析则表现出较大的离散倾向。政府对于社会低收入群体的界定关系到社会群体的分布,也涉及到解决能力和相应政策。由于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中国对城镇低收入群体的界定也采取了不同的地区标准。

  

  中国现在对于城镇低收入户的认定统计有三个标准:一是收入分层统计计算收入离差,通过国家统计比例指标反映;二是分地区和城市分别制定最低工资标准,由地方政府及劳动部门负责制定标准并进行统计;三是以公众可见的收入水平和相关的生活水平相联系,以人均生活费收入[5]为计算基数来确定城镇职工和居民的生活困难补助标准,由企业和工会进行统计,地方政府汇总。

  

  以人均生活费收入为计算基数来确定城镇职工和居民的生活困难补助标准,是政府确定以社会保障和转移收入资助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有效办法,由此确定的城镇低收入群体的规模有比较完整的资料。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所1988年对10省市样本数据的分析,如果把相对贫困线确定在人均货币收入的二分之一上,计算出来的贫困户比例为6.83%,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33。1988年国务院(51)号文件规定,即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大城市50元以下,中小城市45元以下,县镇40元以下的职工,可以给以困难补助。这一计划管理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企业制度改革和区域分化的形势。1994年以来改为实施地方标准,地方政府在制定城镇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时,将最低生活保障线水平与消费物价指数和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提高幅度实行动态挂钩。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调整参照两项因素:一是物价上涨幅度,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程度。

  

  由政府给予生活困难补助的城镇居民户低收入家庭(贫困家庭)的家庭收入的计算分项为[6]:

  

  1.职工工资收入;

  2.职工奖金收入,一般以本人上季度月平均奖计算;

  3.各种物价补贴、福利性补贴及岗位津贴的收入;

  4.离休、退休职工的全部收入;

  5.家庭中个体劳动者收入和农业收入,一般可参照上年度的总收入,按月平均计算;

  6.职工接受其他家属赡养性固定补贴的收入;

  7.其它收入;

  8.对不共同生活但有赡养关系、抚养关系的家庭收入:凡职工负担的赡养、 抚养费确系维持对方生活所必需的,其费用可在家庭收入中扣除,如赡养者、抚养者并不困难,其费用则不在家庭收入中扣除;

  9.对家庭收入不清的一般不列入定期生活困难补助范围。

  

  测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费用)水平的三种方法分别是基数法,必需品法和恩格尔系数法[7]。计算全国的平均数值是为了匡算全国的救济对象总人数,和社会具备的解决能力相适应。为了使1994年、1995年的资料数据能够和1993年相互比较:

  

  (1)按基数法测算。1988年全国的平均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标准为45元,以此为基数,乘以1988-1993年城市居民生活费的价格指数105.3,得到1993年居民最低生活标准为:45元×(1+105.3%)=92元。1994年上升为114元。1995年上升为131元。

  

  (2)按必需品法计算。以国家统计局所规定的49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为计算口径,用1993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中中等偏低收入户的人均消费量分别乘以当年这49种商品的平均价格,得到的1993年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标准为人均月收入108元。1994年上升为129元。1995年上升为154元。

  

  (3)按恩格尔系数法测算。其计算方式为:

  

  最低生活费用标准=适量饮食费用×恩格尔系数的倒数

  

  在测算中,适量饮食费用的标准是采用中国营养学会制订的食物营养摄取标准量乘以1993年的混合平均价格而得,恩格尔系数是选用1993年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中5%最低收入户的数据,由此得到的1993年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标准为人均月收入114元。1994年为136元。1995年为155元。

  

  同时使用上述三种办法得出的数据差距不大,综合平均1993年居民最低生活费用标准大致为人均月收入100元,1994年为131元,1995年为150元[8]。按照国家统计局标准,1993年全国职工年工资平均为3371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2337元;1994年全国职工年工资平均为4100元,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179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因素,实际增长7.8%和4%;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为3424元。根据城镇居民平均生活费收入的一半作为低收入群体的标志点计算,我国城市城镇低收入标准由1993年的1168元上升为1994年的1589.5元和1995年的1946.5元,按照1993年口径,1994年和1995年应该是城镇贫困面缩小。

  

  这一推论与1994年和1995年的调查统计结果相悖。

  

  问题在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就业者群体出现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城镇社会行业收入分化显著;二是职工名义收入和生活费收入脱节,拖欠职工工资、拖欠离退休职工离退休金、拖欠职工医疗费用日趋严重。借用一句形式上相似[9]的比喻,企业对工人开始“打白条”。

  

  二、当代中国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的规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1995年第二季度样本量为2万份的城乡储蓄问卷调查,不同行业储户的收入差异较大,一般农户和退休人员的收入状况较差,有48%的农户和41.3%的退休人员月收入在300元以下;国家机关、文科卫、学校职工的月收入多数在300-800元;月收入在800元以上的主要集中在工商运个体户、经营性公司和种养殖专业户;从月收入水平的绝对额看,月收入在 300元以下的低收入储户占全部储户的25.6%,介于300-800之间的储户占55.9%;两项合计,即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储户占81.4%;800-1500元的储户占13.2%,1500元以上的储户占5.3%;可见中低收入户占绝大多数[10]。

  

  城镇低收入居民家庭的现金收入比较。按照国家统计局1993年对城镇居民户收入状况的调查户分层统计资料,10%最低收入户每人全部年收入为1359.87元,全国城镇户人均水平为2583.16元, 其中5%的困难户每人全部年收入为1239.35元, 10%次低收入户每人全部年收入为1718.63元。平均每人生活费收入总平均水平为2336.54元, 10%最低收入户为1180.27元,其中5%困难户为1059.22元,10%次低收入户为1529.08元[11]。1994年中国城镇低收入(最低组 20%)、中等收入(60%)、高收入(最高组20%)的家庭现金收入分别为2087.48元,4004.35元,6270.81元,各类家庭平均收入为429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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