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反对“两个估计”?
邓小平给教育部留足面子，指示教育部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自己写文章正式推翻1971年“全教会”的“两个估计”，交人民日报发表。
教育系统的人没有人民日报记者的胆气，写作组想到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圈阅过的“红头文件”，要在“太岁头上动土”，依然顾虑重重。
教育部前后召开了5次党组扩大会议，每次由写作组吉伟青宣读，逐字逐句推敲。写作组还邀请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何东昌、人民日报记者保育钧、《人民教育》编辑组长孙长江等人，对草稿的结构和各章节的资料使用、论据的阐述等，“提出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
正当写作组和教育部领导苦于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平淡乏力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孙长江查看教育部一个“文革”极左派笔记本时，意外地发现了记录不全的毛泽东“全教会”期间跟迟群、谢静宜关于教育工作的谈话。教育部党组请求中央允许查看迟群、谢静宜笔记本，由孙长江负责审核其中毛泽东讲话的记录。整理后，写作组建议写进文章。
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党内一支笔”胡乔木审稿时，对原稿中引录毛泽东“全教会”期间的谈话，加上一头一尾两段“我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是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11月17日，邓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篇《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并同时发表记者报道《“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年代，连邓小平也只能在“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的大旗下为“文革”纠偏，承认自己8月8日那篇讲话“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因此，这篇文章的论战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即用毛泽东驳斥“四人帮”，甚至说“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
但在很多年后，当教育部写作组成员吉伟青在回忆文章中，仍说毛泽东对“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四人帮”及其死党“封锁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忍不住发言，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相信毛主席同迟、谢等人有过这次谈话，但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视知识如粪土，将英才俊彦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各类坏分子之后……在那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的尊严，抗击邪恶势力对人的摧残。每当想起这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
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无关吗?《论战》承认‘文革’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却又说这与毛泽东无关，是说不过去的。”
余焕椿与吉伟青的认识分歧，也许可以视为人民日报与教育系统的思想观念落差。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云激荡中，就像邓小平对刘西尧部长的批评——“要当动力，不要成为阻力”，各中央部委作出了各自的选择，即使是在朝同一个方向迈进，力度速度也千差万别，耐人寻味。
1979年1月，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召开，90多位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刘西尧揭批“四人帮”、改正“文革”错误很不得力，不宜继续担任教育部长。王惠平和编发过反对“两个估计”座谈会内参的同事黄植写出第三份内参《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呼声》，建议对现任部长“及早进行调整”，提出“派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担任教育部长”。
中央通过人民日报听到了校长书记们的呼声，一个月后，刘西尧离开教育部，教育部长易人。
“文化大革命”的重镇、体现“文革”核心价值的教育界，终于光复。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拨乱反正”的第一道曙光。
“刘项原来不读书”
如果余焕椿分析成立，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堂堂一国之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叶剑英元帅养女、光明日报前记者戴晴在传记文学《储安平》中，提到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1957年“大鸣大放”中，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民主党派和知识界“鸣放”情况：
“……及至听到罗隆基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之后，就在5月15日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表明毛泽东同志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
戴晴认为：
“怎么估计罗隆基这几句话对毛泽东的伤害也不过分。”
罗隆基，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国政治学博士，西南联大教授。而毛泽东最高学历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生，1918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几个月的普通管理员。罗隆基在1957年给执政党提意见时抱怨过：
“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土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
这位狂妄的“海龟”低估了毛泽东渊博的学识，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运用已臻化境，白话文和诗词更是连自由派胡适教授也给予赞许。但“五四”时期北大边缘人的生活，无疑给毛泽东一生留下不愉快的记忆。他曾经对斯诺抱怨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在给家乡友人蔡和森等人的信中诉说，自己“受够了洋教授的窝囊气”。他因为用龙飞凤舞的字体抄写图书馆卡片，受过高级职员申斥。
戴晴传记文学《梁漱溟》开头便是：1918年毛泽东借住在未来的岳父杨昌济教授家时，与他同龄的梁漱溟经常来串门聊天，每次都是毛泽东替他开门。这位暴得大名的北大讲师向毛泽东点点头，但从没跟他说过一句话。杨昌济教授曾经提起过毛泽东的名字，梁漱溟也没有记住。1938年梁漱溟赴延安拜会毛泽东，毛见面第一句话就是：
“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
40年代，拥兵自重的毛泽东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见面，谈及“五四”时期的北大，傅斯年表示：
“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临别时，毛泽东给傅斯年题词：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自比刘邦、项羽，毛泽东是自谦，更是自负。戴晴分析说，罗隆基在“鸣放”中那句话触动了一个至为敏感的伤疤：
“这伤害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加予的，张国焘、罗章龙、王明、张闻天，也许还有别的人，总之，一批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洋教育的人，没准都让他十分不舒服过，特别在他们还没领教他的手段而‘放肆得很’的时候。当然，当他们在他的智慧下活动的时候，他可以称赞，甚至尊重他们;要是想反，他就要让他们看看，究竟谁‘大’，谁‘小’;谁真有学问，谁‘书读得越多越蠢’。
对这批衣冠楚楚，满口洋文，爱洗澡、爱吃药的秀才们随意嘲弄，打趴下再拎起来，拎起来再打下去，可以说是伟大领袖终生乐此不疲的游戏。”
在“反右”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讲话，对罗隆基傲慢的优越感余恨未消：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有一批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头一个就是马克思，再就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就是我们这些人，还有许多人。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要领导全世界的革命。”
“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的怨怼和对抗，也许可以作为1949年以来执意推行“教育革命”的另一种非理性解读线索。
毛泽东早年托身于北京大学，定都北京27年后，北京古城被破坏殆尽。今人想看北京老城墙，举目四望，只剩北京火车站以南有一小段明代老城墙，以及城北的一段元土城遗址。
而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滩，与白道黑道均有来往，为正派文化人所不齿，定都南京22年，南京城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城，山环水抱的明城墙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实测周长33.67公里。
也许应验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那句题词：
“刘项原来不读书。”
真是造化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