蚌病成珠
1977年1月，胡绩伟就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时候，邓小平尚未恢复工作，杨尚昆、彭真、薄一波、习仲勋等人的冤案没有平反，“文革”前的中宣部长陆定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文艺批评家胡风等人还关在狱中。毛泽东身后的中国政局曙光初现，但晨雾满天，前途还是一片混沌。
2月7日“两报一刊”署名的“两个凡是”社论见报前，“两报”当事人在中央宣传口会议上碰面，《解放军报》副社长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
“‘两报一刊’，你们哪位同志执笔的?”
李庄说：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呢?”
他摇摇头，痛苦地说：
“如此说来，上边交发的，这次我们又贪天之功了。”
中央宣传口负责人耿飙也私下对人表示：
“发表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干，我们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固执地维护毛泽东威信的“凡是派”，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这样的中央直属机构都说服不了，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极左路线的苦头。
拿人民日报来说，老总编邓拓在中共中央“5·16通知”的第二天就自杀了;比邓拓更早的社长、上世纪30年代潇洒闯荡中国西北角的范长江多活了几年，1970年10月在河南投井自尽;范长江在《大公报》的同事、人民日报副总编杨刚自杀得更早。1957年“反右”，昨日的同事一夜醒来就成了敌人，让没见过这阵势的杨刚神经高度紧张，加上一场车祸后的脑震荡，不能正常上班，终于一了百了。当时的国际部编辑蒋元椿说：
“像她这样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了一辈子的革命知识分子，恐怕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严酷的现实。”
“她是心碎而死的。她丧失了忘我劳动的工作能力，现在又丧失了对民主政治的希望，她堕入了绝望的深渊。”
比杨刚更早遭遇不幸的，是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编辑、诗人徐放，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入狱，后被遣返辽阳农村务农。好在这条东北汉子生命力顽强，熬到了1979年重见天日、回到人民日报的那一天。徐放是博主一位同学的研究生导师，记得他给同学写过“志存高远”的条幅。短短4个字，看得出诗人落难24年间苏武牧羊般苦持的操守和坚忍。
更不要说“反右”运动中“批量处理”的32名右派。其中，有位湖北籍女记者刘衡(著名网友“不锈钢老鼠”的祖母)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文革”期间“干校”的“造反派”扬言再不认罪就将她活埋，拿起铁锹，把她绑到村边的荒地上，以死恐吓，刘衡还是决不松口。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曾想追查此事，没想到刘衡轻描淡写地说道：
“那几个人也不过吓吓我而已。他们不敢活埋的。”
刘衡一口原谅了当初要置自己于死地的人，但在“反右”30年的今天，对于1957年难友们的命运依然耿耿于怀。年过八旬的老太太在个人网站“直立行走的水”上写道，“文革”后——
“《人民日报》的32名右派分子(帽子)全部一风吹，但很凄惨。有的自杀，有的发疯，有的离婚，有的早逝，每个人身心备受摧残，大部分人病痛缠身。”
死者长已矣。人民日报在这样的磨难中重新站了起来，顾不上抚伤舔痕，就投入到党和国家的复苏与重建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在“中国鄂州”网上，当地记者这样描述刘衡平反后第一次到家乡采访的情形：
“一位衣着朴素、行走不十分方便的五六十岁的老太太，竟然说自己是人民日报社的记者，每个接待的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这是上世纪80年代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最初印象。
跟当地老百姓没完没了地拉家常，没有床，晚上就在一张桌子上将就着睡，刘衡留给家乡人的永远是亲切的回忆和由衷的敬佩。”
像刘衡这样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信念、他们的果敢、他们的彻悟，是苦难的岁月赐给人民日报最宝贵的财富。这是人民日报的财富，也是跌跌撞撞走过这么多坎坷的党洗心革面、重整旗鼓的希望所在。
大家风范
胡绩伟升任总编辑的1977年，刚过60岁，正是一个报人钻石般的年华。他1937年入党，1939年到达延安，主编的《边区群众报》受到毛泽东表扬。解放后胡绩伟留在西北，是西安《群众日报》、新华社西北总分社、西北人民广播电台总编辑。1952年秋他来到人民日报，很快当上常务副总编。
胡绩伟回忆说，“文革”前自己纯粹是一名“技术官僚”——
我几乎是埋在稿子堆里度过了14年的光阴。值夜班，看大样，每天神经紧张地等待着党中央和中央各部门的电话，不知当天的报纸会出什么纰漏，会挨什么训斥。如果哪一天早晨电话没有来，说明这天的报纸“平安无事”，我才能放心睡一会。
“文革”一来，胡绩伟靠边站，劳动锻炼五六年。在报社，他擦拭过印刷车间的机器，打扫过编辑部大楼的便池;在“五七干校”，住过窝棚，每天和泥担土，砌砖铺瓦，倒也能吃能睡，并不觉得日子比做副总编值夜班难过。林彪倒台后，胡绩伟有过短暂的“解放”，做了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但还没喘口气，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信反“左”惹祸，胡绩伟成为人民日报“一股邪气”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再次挨批。
粉碎“四人帮”后，胡绩伟开始深入地思考多年来“党的路线偏差”，痛心疾首地意识到：
“《人民日报》完全作为党的驯服工具，结果错上加错。”
经过“一小段摸索、徘徊”以后，胡绩伟下决心领导人民日报，“根据党的指导思想，过去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党的优良传统”，自主辨别上层“不同意见的是非”。在当时主导中央决策的“凡是”派之外，大胆反映暂时处于非主流派的“党的元老和老革命家的正确观点和正确主张”，像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耿飙、罗瑞卿的意见，更直接听从胡耀邦的指点和谋划。
胡绩伟做总编辑后，积极游说老战友秦川加盟人民日报。比胡绩伟小3岁的秦川，入党时间比老胡绩伟还要早一年，抗日战争前夕进入延安，17岁就参加党刊编委会。从那时起，秦川作为西北局宣传部派来联系《边区群众报》的代表，与胡绩伟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相知与合作。延安整风期间，他向边区党委反映情况，制止了整肃胡绩伟和《边区群众报》的企图。1949年，秦川与胡绩伟同时随解放大军进入西安，仍在西北局宣传处工作，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局长，再次与胡绩伟建立起业务联系。
秦川比胡绩伟晚几个月调入北京，在中宣部做处长。在胡绩伟的印象里：
“秦川对中央，特别是中央宣传部的内部情况比我了解得快，也更详细。他常到各地作比较长时间的深入调查研究，对下情也了解得更广更深，因而对于我党的左倾顽症，他比我认识得清楚，觉悟得更早。”
胡绩伟记得，秦川私下谈过毛刘周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反冒进”等问题上的分歧。当毛泽东早早抛弃新民主主义路线、转到“社会主义总路线”时，秦川就已感到这是“偏激”。“大跃进”时，秦川到四川等省实地调查，回来后向胡绩伟谈起天府之国民穷财尽饿死人的惨状，以及李井泉到四川主政后残酷整人的情况。秦川据此向中央递交调查报告，揭露农村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和高指标、高征购，批评中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警告这种“主观主义也会亡党亡国”。秦川被康生盯上，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胡绩伟“文革”被批斗早了7年。
粉碎“四人帮”后，秦川找到胡耀邦家中诉冤。后经华国锋和4位中央副主席圈阅批准，在迟浩田离开人民日报后，秦川于1977年11月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编辑，正式成为胡绩伟的助手。1982年4月，胡绩伟改任社长，秦川接任总编辑。1983年11月，胡绩伟辞职，秦川接任社长，直到1985年12月免职。
这对从延安时期结识的老战友第三次走到了一起。胡绩伟看似文弱书生，好静不好动，认真细腻，生性固执;而秦川身材魁梧、性格豪爽，粗中有细，喜欢运动，交游广阔。胡绩伟主内，兢兢业业扑在版面上，谋篇布局煞费苦心;秦川主外，出入中央各部委，周旋于老同志们中间，一旦报社宣传上捅了漏子、出了问题就出面“擦屁股”。两人在近9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改革开放艰难起步的历史关头，主导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成为党的新闻史上一对呼风唤雨、光彩熠熠的“双子星座”。
曾蒙毛泽东赏识又遭贬斥的王若水，也在1977年出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长期分管评论部、理论部和文艺部，直到1983年被撤职。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前，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为枢纽的社会，文宣、理论和文学艺术3个领域的风吹草动，经常是国家大政方针、政坛力量对比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风向标。而王若水和他分管的人民日报评论部、理论部、文艺部，是三领域敢为天下先的探路者、搏击大风大浪的海燕，是改革年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压舱石。
胡绩伟、秦川和王若水是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人民日报的灵魂人物，3位社领导都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改革创新精神。他们从毛刘周朱那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麾下起步办报，曾经服膺老一辈领袖的人格魔力，也逐步洞察了老一辈领袖的历史局限性。他们从党的蹉跎、民族的血泪中抬起头来，对于毛泽东身后过渡式的政治人物和政策主张，冷峻地落下审视的眼光，不再诚惶诚恐，也不会亦步亦趋。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向何处去?在这场历史性的大辩论中，人民日报的“器官”全面觉醒，不再甘心单纯做执政当局的“喉舌”，决心同时成为党的“耳目”、民族的“大脑”，僵滞多年的热血开始奔涌。胡绩伟、秦川、王若水和人民日报的同仁，不计个人仕途的毁誉得失，唯真理是从，人民的利益至高无上，依然是共产党员的那种大无畏。从胡绩伟这代报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家办报”的磊落人格、大家风范。
一时之选
在胡绩伟、秦川、王若水携手之前，稍早些时候，胡耀邦已在中央党校组建“理论动态组”，成员包括吴江、孙长江、阮铭等，1977年7月15日推出一本小小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胡耀邦给它的定位是“要前卫”，“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当个排头兵”，认真梳理被极左思潮搞乱了的理论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胡耀邦常常亲自出题、编辑和最后定稿，直到胡耀邦不再兼任中央党校职务，《理论动态》一共编印了345期。这份《理论动态》成了这个时期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宣传创意的重要源头。
与此同时，胡绩伟和秦川也着手调整、充实人民日报的团队。
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任李庄，1940年入党，参与了人民日报的创建。“文革”一开始，在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李庄对文字有所删节，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批斗。粉碎“四人帮”前，李庄谨言慎行、胆小怕事;“文革”后，人民日报同仁惊喜地发现，李庄胆子变大了，变得敢于负责了。李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的宣传、农村改革报道中，任劳任怨，做了大量默默无闻、细致繁琐的工作。
人民日报前副总编保育钧感慨地说：
“当今中国新闻界，经历、见识如李庄那么丰富多彩的老记者、老报人不多;在人民日报历史上，长期担任领导职务，最后从总编辑位置上安全着陆的，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仅李庄一人。”
人民日报最资深的评论员范荣康，原名梁达，全家都比他更有名。妻子谌容是位作家，代表作《人到中年》赢得过很多人的眼泪;小儿梁天是逗人喜爱的小眼睛演员;大儿梁左、女儿梁欢是《我爱我家》编剧，开中国“情景喜剧”之先河;梁左还与姜昆合作编写过《虎口遐想》等脍炙人口的相声。但一般人不了解的是，范荣康这位1946年的党员，对中国社会进程的亲历和介入程度要比文艺界的家人深厚得多。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工业交通评论，“文革”中的“两报一刊社论”，到“文革”后的刘少奇平反社论，范荣康是党报时评的常青树。他出手极快，新闻嗅觉敏锐，政策分寸感强，从评论部编辑、主任，一直做到分管评论部的副总编。“文革”前毛泽东曾亲自命题、老范执笔;“文革”中参与写作“两报一刊”社论无数，审阅定稿的先是陈伯达、康生，后来换成姚文元、张春桥;“文革”后范荣康的署名评论寥寥无几，但策划和改定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宣传评论汗牛充栋。
80年代进入人民日报的记者袁晞怀着崇敬的口吻说：
“我认为老范的大脑是中国新闻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一个宝藏。”
作为评论员的老范从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中，对中国政坛洞若观火，应对如火纯青。每当人民日报的新闻宣传被哪位老同志批评，往往由老范出面写出检讨。据说，这些不为常人所知的检讨，与那些家喻户晓的评论一样精彩。
理论部主任何匡，解放初期做过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人称“老何匡”。何匡编审稿件有个“绝活”，通常只删不增，对别人的文章从不妄加一字，但经他一改，字数比原稿少了一些，文章却大为增色。性格倔强甚至有些傲气的胡绩伟，对“老何匡”却非常尊重，只要是何匡经手的文章就不必再改。七八十年代之交郭罗基等人的文章见报后洛阳纸贵，发表前都有何匡的一番心血。
王若水、何匡时期的理论部，不管是什么高级干部的来稿，都敢退、敢改，文章的真理含量、理论创新含量是取舍的唯一标准。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在人民日报理论版登一篇小文章，比在新闻版发一篇长通讯困难得多。这一“退”一“改”，奠定了人民日报理论版在中国理论界的崇高地位。
文艺部主任袁鹰，就是前几年因为《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引起关注的老作家。博主在中学时就从语文书上读过他的散文《井冈翠竹》。袁鹰原名田钟洛，1945年的党员，1952年进人民日报。“文革”前，袁鹰曾把自己积蓄的8000多元稿费，一次性作为党费交给了报社党组织。
袁鹰的文艺部同事缪俊杰感慨地说：
“8000多元，现在只是那些‘贪官’的一顿饭钱，但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啊。我算了一下，相当于我那时12年全部工资的总和。以当时的物价足可以买一套房子。有位青年作家，以6000元稿费就买了一所四合院。”
袁鹰在文艺部做了11年副主任、10年主任，与冰心、夏衍等文艺大家平等对话，对文艺界拨乱反正贡献不菲。
农村部主任李克林，今天的年轻人都知道她的女儿李银河(性学专家)和女婿王小波(作家)。这位“三八式”的老干部，从河南开封女子师范毕业后奔赴延安，后来在太行山长期做农村工作。人民日报的老人都记得她进城后，依然穿一件带襟的棉衣，还是从前乡下的发式，在机关大院休息时安详地织着毛衣，一个地道的“工农化”知识分子的形象。“文革”中江青炮制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小靳庄经验，鼓吹农民唱歌、跳舞、写诗。李克林从小靳庄参观回来一言不发，同事悄悄问她小靳庄到底怎么样，她冷冷地说：
“唱歌跳舞能多打粮食?”
博主在80年代听到这么一个说法：
“包产到户的功劳，一半归中央，一半要归人民日报;在人民日报内部，一半归胡绩伟，一半要归李克林。”
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李克林所领导的农村部为“文革”后推广农村生产责任制所做的大量宣传鼓动工作，特别是为突破“左”的“围追堵截”所付出的巨大勇气，可见一斑。
机动记者刘宾雁，人高马大的东北汉子，1944年的党员，1956年发表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揭露官僚主义，引起强烈反响。一年后，刘在《中国青年报》记者岗位上，被毛泽东亲口指责为“企图制造混乱”，打成“右派”，开除出党，遣送农村劳动改造。1979年进入人民日报，直到1987年被再次清除出党，他干预现实、锋芒犀利的批评报道，成为上世纪80年代“报告文学”(其流行价值相当于今天的小品)代表人物。
博主记得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刘老师的两次讲话：在复旦大学告诫说，要“关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史，其经验教训与中国当代的改革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人民日报研究生课堂上，老刘更讲过一段豪气干云的话：
“人生在世，不能白来这一趟，要在地球上留下点痕迹……”
文化界世外高人钱钟书破例手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条幅赠宾雁，还罕见地说了一句动感情的话：
“我们平常说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只有他当得起!”
像刘宾雁这样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从外单位和外地物色了一批，包括舒展、陈敏、萧荻、王艾生、吴元富等。
原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河北日报总编辑翟向东在“文革”中都蒙受了不白之冤，当地迟迟不肯为他们平反，秦川作了不少工作，终于征得当地同意，先调进人民日报，再由人民日报出面为他们伸张正义，两人都做了人民日报副总编。
这一时期调入人民日报的其他知名编辑、记者，还有商恺、王飞、姚力文、陈勇进、田流、张南舍、林里等。
同时，胡绩伟和秦川加紧为报社内部因为政治运动蒙冤的同志平反，把过去因种种原因离开报社的老记者刘时平、蒋如芝、林钢、吕建中、高粮、蓝翎、沈同衡、孙乃、李右、赵克惠、赵恒良等都请了回来。
人民日报还有更多普通的记者、编辑，形成了相当稳定的价值观，包括新闻要反映现实又要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对党的政策宣传和考察并重，等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人民日报的政治领导层多变，新闻业务层却长期保持基本稳定。对此，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分析出两条原因：
“坏人、好人都想利用《人民日报》，不愿意把它搞垮。”
“人民日报的‘革命’和业务基本是两套班子，多数时间以后者为主，因为它的业务‘通天’。”
这种“通天”的业务，要传达党中央的声音，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需要传媒专业技巧，需要经验积累，也需要有点才气。因此，即使喜欢“大破大立”如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期间也不得不表态说：
“我不同意人民日报另起炉灶，但要夺权。”
“文革”爆发后，外来的“革命”力量，像“中央工作组记者团”、“首都造反派驻人民日报监督小组”、社外红卫兵、首都红卫兵驻报社工作小组、“学习组”纷至沓来。1968年“中央文革”派来的“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高峰时超过400人，每个队员“宣传”报社两个多人，但他们都遵循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只管“革命”，不管宣传，基本上不干预报社的宣传业务。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很多老干部也宁愿留在业务层。他们相信：
“做记者，是写稿的，不是做官的。”
有的记者行政级别到11级，还喜欢长年在外面采访奔波。他们以采写新闻为天职，不愿意丢下自己写作的“蓝笔”，捡起新闻官编稿的“红笔”。
李庄认为，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使得人民日报尽管处在党内斗争的风暴旋涡，却能把一支参加工作多年、熟悉党的新闻传统的中年干部保存下来;使人民日报在那种舆论高度一致的情况下，能够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对“文革”后人民日报迅速复苏起了决定性作用。
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人民日报，群星灿烂。经过“反右”、“文革”等一次次政治运动，一批饱经风霜的老党员、老报人劫后余生，他们的价值取向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他们是新中国几十年政治动荡的幸存者和观察家，乱世藏智者，愤怒出诗人。他们用多年苦难积淀的智慧，命运沉浮没有消磨的勇气，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在党和国家的大变革、中国人民的大觉醒中打下了人民日报的鲜明烙印。从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到推广农村生产责任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勇敢地面对现实，真诚地质疑教条，大胆地挑战权威。
用胡绩伟的话说，人民日报团队此时所做的工作就时8个字——
“摇旗呐喊，鸣锣开道。”
1978年夏，由胡乔木提议，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研究所合作，在人民日报社9号楼创办新闻系，招收新闻研究生，全盛期在读生多达200人。人民日报社领导带头讲课，胡绩伟讲拨乱反正，范荣康讲新闻评论学，刘宾雁讲报告文学，钟立群讲版面设计，报社近百名资深报人参与执教。研究生也大多具有新闻工作实际经验，又经过新闻学、传播学、经济学等现代学科训练，淬火磨砺，终成大器。9号楼3年熏陶，走出了后来的人民日报社长、副总编、国内政治部主任、教科文部主任、两任经济部主任、两任国际部主任、传媒上市公司董事长等。
胡乔木这位党内老资格的文化人，对于新闻研究生的培养表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给80年代以后人民日报和整个中国北部新闻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后续力量。
刘少奇平反后，少奇的儿子对秦川说：
“叔叔，希望你们这代人能办完的事，不要留给我们后代!”
秦川把这句话记住了二十年。我想，胡绩伟、秦川、王若水等人正是怀揣这样的忧患意识和豪迈抱负，带领人民日报，走过了疾风暴雨般的80年代，使得人民日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