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来“莺歌燕舞”？
1976年元旦，按照“文革”以来的惯例，《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袂发表“两报一刊”社论，社论题目叫《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在“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为给一个失败的政权装点门面，为给几亿失望的百姓鼓劲打气，人民日报别出心裁，在这一天的头版首次公布毛泽东主席1965年创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在“水调歌头”中，毛主席以极其自信的口吻，描绘出新中国的美好生活场景：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在“念奴娇”中，堂堂一国之尊，念及中国与前苏联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论战，不惜引“国骂”入诗：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当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特别庄重的口吻，吟诵这样的诗句，想来就让人忍俊不禁。
元旦社论以领袖的诗词为由头，试图让全国人民对当前形势“统一认识”：
“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
而事实如何呢？谁也没有想到，3个月后，上百万北京市民涌向天安门广场，给出了让病榻上的毛泽东目瞪口呆的回答。
1976：无望的春天
网友gosunsh在1976年只是翘着两根羊角辫的小学生，刚从湖南来到北京父母身边，她在博客中回忆那年初的首都市民生活--
“那真的是一个极度匮乏的年代，从精神到物质。
为了买齐妈妈让我采购的副食本上供应的春节年货，我在寒风中排队，足足站了一个下午。花生、瓜子、芝麻酱、白薯，每一样都少得可怜。为了买到3毛2分钱一斤的宽带鱼，我坚持等到下午6点，结果，整个人冻得比鱼都直。而那鱼的味道，对我这个湘江边吃新鲜河鱼长大的妹子来说，那是连闻也不要闻的，可哥哥姐姐却吃得很香。
而从农场回来的哥哥，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饭桶。每餐能干掉一斤白米饭，还要辅以大肥肉解馋。每逢这个时候，妈妈眼眶里都有泪光闪动，自言自语地呢喃着：'这孩子，肚子里太寡了呀。'”
1976年初，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白纸坊礼堂宣讲毛泽东词《重上井冈山》时，一名工人走上台来不客气地质问：
“你们说现在的形势是'莺歌燕舞'、'流水潺潺'，这符合事实吗？”
工人理论组成员无言以对。当时的中国城镇，农副产品全面紧缺，从年轻人结婚渴望的“三大件”--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到布料、大米、面粉、食用油、盐，甚至区区火柴，都要凭票供应。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承认，此时的中国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了一个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实验，整整一代中国人作出了无可弥补的巨大牺牲。全国企事业单位职工从1957年开始工资冻结，奖金取消。一代人美好的青春年华，伴随20年一成不变的工资清贫度日。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后的1977年，全国才第一次普调工资，最高每人可加薪7元。
特别是城镇1600万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约1/10的城镇人口，“文革”期间被驱赶到农村“广阔天地”，在集体化条件下垦荒、种地、修水库。当年美国牛仔身上也有过类似的冲动与豪迈，但私有化条件下的拓荒属于个人创业、发家致富，不会有这些中国“知识青年”体验到的乡村对城市文明的逆淘汰，青春被历史埋葬的悲凉。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三驾马车之一科尔特上世纪60年代访问法国，对巴黎Shopping Mall的琳琅满目、流光溢彩赞不绝口。晚上回到大使馆，科尔特喝着闷酒感叹：
“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可以说，1968年布拉格之春是捷克共产党人真诚的忏悔，是一种良心的自赎。
1976年中国人民，包括几乎所有中共高层干部，无缘像捷共的科尔特那样，到紧闭的国门之外看一看，看一看被“文革”中的人民日报描绘为“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世界。
我们不知道，这一年美国如何庆祝它的200周年国庆：从美国东海岸到西海岸，到处可见高桅船，咝咝作响的汉堡包以及无数的烟花。更多的美国民众开着小汽车，前往海滨、深山以及大自然怀抱中的公园，同家人共享宁静的时光。当上海人为自己发明半两粮票、节衣缩食过日子感到自豪的时候，美国参议院“营养与健康特别委员会”1976年发出警告：营养过剩已成为关系到美国人民健康的首要问题，千百万美国人塞进肚子里的东西很可能使他们患肥胖病、心脏病等“文明病”。
1976年的我们也不知道，比尔·盖茨在一年前从哈佛大学退学，创建了微软公司。二十年后，微软的计算机将成为全世界每个办公室、每个现代职业人士最重要的工具，并进入千家万户。比尔·盖茨赚得盆满钵满，富可敌国。
当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文革”中只剩下8个“样板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西方民众的文化生活是如何丰富多彩。这一年法国人让·米歇尔·雅尔出版专辑《氧气》，率先尝试将古典音乐与电子音乐融为一体，创造了累计销售1500万张唱片的法国纪录。
今天想来，我们有权为我们的童年，更为我们的父辈，责问一句当政的衮衮诸公：
“我们的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当时的中国政坛，不乏明白人，比如早年留学法国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1975年九、十月间，中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公开指责说：
“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
毛泽东夫人、政治局委员江青脸上挂不住了，插话说：
“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
邓小平寸土不让：
“个别的也是不得了的事呀！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注意的事！”
1974年我国自己制造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风庆轮”回到黄浦江，政治局常委张春桥、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如获至宝，部署媒体大肆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借题发挥批判国务院系统的“崇洋卖国”、“洋奴哲学”。邓小平又直言不讳地发话了：
“才一万吨的轮船，就到处吹。我对他们说，一万吨有什么可吹的。1920年我到法国去的时候，坐的轮船就有几万吨。”
1976年的中国，与物质匮乏同样严重的，是政治的肃杀气氛和人们精神的压抑。8亿中国人都隶属于某个“单位”：在城市是政府的机关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以及街道居委会；在农村，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单位”领导决定你能否结婚，能否分配到住房。你不可能跳槽到别的“单位”找工作；连出门旅行，没有单位的介绍信，没有一家宾馆敢接待你。
单位限制了中国人的自由，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新精神。直到1986年上海市民的一次抽样调查表明，这座曾经是远东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冒险家乐园”，在同样年龄和资历的人群中，能够接受的最大收入差距是区区10元！
博主家乡扬州人性格温和，“文革”中好像没有发生过成规模的武斗。只记得某天夜里响起几下枪声，也不知道是谁打谁，然后就是如茫茫夜色一样无边的沉闷。然而，即使在这样物质贫瘠、精神荒芜的小镇，也有无声的血和泪在暗自流淌、自生自灭。
供销社有个老实巴交的篾匠，夏天夜里上茅房，黑灯瞎火的，扯了张报纸行方便，没想到天亮后发现报纸上竟然印着“伟大领袖”的照片。此事传开来，没等领导兴师问罪，篾匠知趣地举起蔑刀自杀了。听说第一刀没砍死，篾匠竟然忍痛朝自己砍下第二刀。如果不是出于天大的恐惧，第二刀是绝对砍不下去的。篾匠最后如愿死了没有，小镇上很少有人知道，夫妻蚊帐里议论几句而已，白天没人敢去打听，也麻木懒得打听。
年事已高的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游泳池边俯瞰神州大地，面对“文革”后被人民日报称为“万马齐喑终可哀”的局面，满意又自豪地总结说：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毛主席晚年经常以骄傲的口吻说：我们坑儒比秦始皇还多。
2000多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几个儒生，毛泽东一次“反右”运动就镇压了55万知识分子（一说远远不止这个数字），约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1/10，囊括了当时中国几乎全部有成就的学者、作家、翻译家、科学家。
不仅是这些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凄惶落难，连众多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的老干部、老将军，直至国家主席、元帅都未能幸免，被迫害至死时连亲友都不在身边。新中国成立后，从“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胡风案、潘汉年案，到反右、反右倾、社教运动，直至让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文化大革命”，27年间搞得哀鸿遍野。
厦门大学前校长、政治学家王亚南曾经尖锐地指出：前现代社会由三种人组成：骗子、傻子、哑巴。“文革”高峰期，王亚南抚掌叹息：
“今天的中国，是几个骗子在统治一群哑巴。”
哑是哑，但中国人不都是傻子。早在1968年，“文革”高潮刚过的时候，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的青年诗人郭路生用“食指”的笔名，感慨他这代人的命运坎坷，写下一首《相信未来》。据说连江青读到这首诗，也为“食指”倔强不羁的个性所震惊：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
于是，在1976年的北京，在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一群“相信未来”的中国人走到了一起，不再沉默，发出了令全中国、全世界骇异的吼声。
“四个现代化”的麻辣诱惑
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索，是这一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整个新中国的历史，在1月8日这天拐了个弯。此前，是毛泽东乐此不疲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验；此后，是“四个现代化”取代中共传统意识形态，成为党心、民心、军心新的凝聚点。新中国的列车以这一天为起点，鸣镝转入一个与“反右”、“文革”不同的前进轨道。
“现代化”政策的官方象征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周恩来早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过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但真正在全党、全国人民中掀起巨大感情波澜，是在1975年1月的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抱病站着念完《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经过“文革”狂潮和林彪极左路线的破灭，经过长期的经济贫困和政治动荡，中国人民从切肤之痛中，体会到空头政治的荒唐，党内“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丑恶。而周恩来倡导的“现代化”意味着安定团结，停止多年的政治运动，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改善民生。
“文革”后期，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攀升到顶峰，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民间戏曲和小说中被神化的诸葛亮可以媲美。周恩来在整个中共革命史上活跃了五十多年，穿越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无数个湍流险滩，虽然伤痕累累，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客观地说，周恩来与同辈的中共革命家并无本质区别。但他在现代中国政坛的惨烈混浊中，长期扮演一个相对温和、富有人情味的角色。尤其是在林彪垮台后，周恩来的威望急剧上升。在毛泽东和江青等人一意孤行“文革”极左路线的时候，周恩来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献身精神，尽可能排除干扰，维系着党的团结、政府的正常运转。
人民日报的同志还记得，“文革”后期百废待兴，周恩来在党务、国务、军务日理万机之余，还要对人民日报呈送的每一篇新闻宣传稿审阅事必躬亲。据人民日报国际部负责人崔奇统计，周恩来亲自审阅的国际评论，1972年有101件，1973年66件，1974年35件。让崔奇悔恨不已的是，人民日报把年终国际报道也送交审阅，害得周总理对着一整版的老五号字看到12月30日凌晨6时。即使到1974年6月1日住院前夕，5月28日周总理还审阅了人民日报评论《中国和马来西亚友好关系的新发展》。
如此自虐、自毁式的勤政刻苦、顾全大局、委曲求全，使周恩来在党内干部、党外人士和老百姓中有口皆碑。晚年周恩来一旦抓住了“四个现代化”这面政治旗帜，就一下子抓住了党心民心。
性格温和、擅长妥协的周恩来，没能采取一套强有力的组织措施来推行“四个现代化”的政治路线。在周恩来病重住院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审时度势，接过“现代化”这面大旗，形成一个与“文革”极左路线相抗衡的权力中心。
邓小平，“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文革”一来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全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到，林彪事件后复出。据党史专家分析，毛泽东重新起用邓小平，本是希望用邓制衡林彪垮台后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人格胸怀接纳邓，把党政军工作放手交给邓小平处置。不尚清谈的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在党内闻名，在价值取向上本与周恩来有更多共同语言；江青等“文革”新贵的咄咄逼人更使得邓没有退路。
邓小平抓住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三项指示”为旗帜，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替代毛泽东念了多年的紧箍咒“以阶级斗争为纲”。面对“文革”在各行各业造成的灾难性局面，大刀阔斧地厉行整顿。
1975年9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疾言厉色地指出：
“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也是整顿。”
人民日报一位参加会议的老编辑回到报社，悄悄对副总编辑李庄说：
“讲得痛快！简直是向那些人宣战。”
邓小平的“整顿”顺应党心民心，全国形势迅速好转，恢复了“文革”前期濒于解体的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科研教学秩序。新中国在“文革”的红色恐怖和浩劫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视万民为草芥的“四人帮”
站在周恩来和邓小平对立面的，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还有造反派出身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他们崛起于“文化大革命”，经济思想上倾向于农业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上欣赏法家的严刑峻法。张春桥1958年就在解放前远东商品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被毛泽东读到击节称赞。张春桥和毛泽东眼中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社会分工、货币交换、等级工资制等。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够纯粹的表现，是背离共产主义终极理想的重大缺憾。
其实，毛泽东思想中最激进的这一面，在“四人帮”崛起于党内之前，已经由柯庆施、吴芝莆、李井泉等封疆大吏追捧和试行。为了那个纯而又纯的共产主义，一次又一次拿知识分子、党外人士、老干部、红卫兵、造反派等各个社群做破坏性实验，事后完全弃之不顾。在政治运动至高无上的年代，不惜全国人民饿肚皮。
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推翻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判断，重提阶级斗争，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走向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时，大手一挥谈到：
“现在讲点黑暗，我看我们要准备大灾大难。赤地千里，无非大早大涝。
还要准备我们这个党搞得不好，要分裂。
反正我有一条，资产阶级上台，我就重新上井冈山，重新搞革命，无非是再来一次打游击嘛！
中国即使死掉三分之二人口，几个五年计划也就发展起来了，而资本主义则会全部灭亡。”
一席话，大有“谈笑间，强橹灰飞烟灭”的味道。
“四人帮”的贡献，就在于当吴芝莆、李井泉等“老革命”也被“文革”造反派赶下台后，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毛泽东思想中的激进元素推向登峰造极。
据人民日报1976年11月25日署名“教育部大批判组”的一篇文章揭露，一年前，1975年11月8日，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摇头晃脑地说：
“一个是培养有资产阶级觉悟的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一个是培养有觉悟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你说要什么人？我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另据《百年潮》2002年第2期傅颐文章《周荣鑫的最后岁月》透露，这次谈话的对象是教育部长周荣鑫。张春桥批评他跟着邓小平搞教育整顿，丢掉了教育战线的阶级斗争。张春桥在这段“摇头晃脑”的谈话中，还带出一句臭名昭著的判语：
“我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四人帮”另一句流传甚广的危言是：
“防止卫星上天，红旗落地。”
为了保卫“红旗”，他们可以不要“卫星”，也不怕赤地千里、生民涂炭。连毛泽东都扬言随时准备“重新上井冈山”嘛。历史学家考证说，这种“宁要……不要……”式的逻辑，始作俑者可以上溯到清朝康熙早年。朝廷对是否应该采用汤若望的西洋历法发生激烈争辩，结果反对历法西化的杨光先当上了天文台台长。这位杨台长与300多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价值取向如出一辙：
“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
对“四人帮”治国主张的最好诠释，莫过于1973年的蜗牛事件。国务院于1972年批准引进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理由本身就够荒唐的--为了“更逼真地反映领导同志的光辉形象”。四机部代表团到美国康宁公司考察，回国前美国人给代表团每个成员送了一只精美的蜗牛。江青接到密报后，到四机部大发脾气，说“这是美帝国主义向我们挑衅，竟敢污蔑我们是爬行主义”，指示外交部向美国驻华联络处发照会提抗议，把蜗牛送回去！
经中国驻美联络处调查，蜗牛是西方圣诞节的传统礼品，寓意吉祥，没有快慢的概念；美国人没有讽刺挖苦中国的意思，只是想讨好我们，希望我们买他们的技术。
虽然中央政治局决定收回江青在四机部的讲话，但迫于江青的压力，已经无法按原计划从美国引进彩电生产线，只好又等了5年、多花近9000万美元改从日本引进。
为了一个虚妄的政治理由，中国百姓推迟5年才看上彩电，还多送了纳税人约7亿元人民币给日本。中国的彩电也因此走上日本的Ｐ制式，而没有走美国的Ｎ制式。
搞政治的宁可国家背离世界文明主流，宁可赔上一代国民的幸福、死掉三分之二的人口，也要维护自己赖以存在的那个历法、那面红旗。每念及此，我们只有愤怒，只有悲哀，只有无奈。
背离主流民意的党报
1976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发表前夕，1975年12月30日下午，掌管中南海内务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给邓小平打电话，请他过目。
邓小平看到社论强调“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谈到“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对“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谈得很少，对前一阶段中央雷厉风行的“整顿”只字未提，忍不住问汪东兴：
“谁搞的？前几天政治局讨论过的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汪东兴不想解释，只是告诉邓小平：
“这篇社论主席已经圈阅了。”
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一次印刷）中提到这件事，描述道：
“邓小平听了以后，放下电话，不言不语，陷入沉思。”
自从毛泽东批评王若水上书后，对人民日报，不仅周恩来失去了领导权，一度被委以重任的邓小平也是无可奈何。当初“中央文革”从上海调来的鲁瑛完全掌控了人民日报，并于1975年升任总编辑。
鲁瑛把王若水下放北京郊区红星公社劳动，在报社内部狠狠整治“一股邪气，一股势力”。从报社的一楼到五楼，过道里、楼梯上到处都是大字报。连人民日报老干部聚居的煤渣胡同上下班都有人跟踪，打小报告。据当时的副总编辑李庄透露，他们设立了42人的个人专案，搞了二千多张按人头和问题分类的卡片。吴冷西的名下就分了22类问题；胡绩伟名下分了19类问题；王若水名下分了14类问题。在这种政治高压下，鲁瑛踌躇满志地说：
“人民日报现在路线是非清楚了。”
“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人民日报从来没有这样正确过！”
“四人帮”就像今天台湾的民进党一样，特别擅长操纵议题。他们通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党报党刊，一会是“反经验主义”，一会是“评法批儒”，一会是反对“走后门”，一会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最后汇集成巍为壮观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年代，“四人帮”凭借咄咄逼人的话语权，整得务实治国的周恩来、邓小平节节败退。
据李庄统计，仅1973年这一年，“四人帮”假借“批林整风”，炮制了影射攻击周恩来的文章570多篇。而对于邓小平深得人心的“整顿”措施，人民日报却几乎全无反映。1975年12月4日，《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上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方向不容篡改》，向全国公开透露“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信号，邓小平已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邓小平一度考虑暂时撇开人民日报，由国务院政研室分管，由中国科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出面，创办一份刊物《思想战线》，以便在舆论上与“四人帮”分庭抗礼。但直到邓小平被“反击右倾翻案风”再度赶下台，刊物也没能面世。
邓小平的铁腕“整顿”，在工交战线势如破竹，在军队稳扎稳打，在文艺界频频得分，在涉及“文化大革命”核心价值的教育界翻了船，而在“四人帮”的禁脔新闻宣传领域则压根没有置喙的资格，连施加影响的着力点都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紧跟中央”的党报，终于在1976年中国政治大对决中，扮演了可耻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