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而且主要集中在农村女性。这个现状催生了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NGO组织)，做一个面向农村妇女、对她们进行生命危机干预的项目。之所以有了这个指向不那么明确的名字，是基于中国农村现实接受能力而不得不做出的低调处理。

这是一些心理援助者，她们努力使那些处于生存危机中的灰暗灵魂浮现出来，再试图走进其间，了解、沟通进而有所改变。

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自杀的课题，尤其是后程村这个自杀高发村作为个案被放大之后，“生存危机干预”发现自己要面对的已不是个体的困境，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但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贫穷，闭塞，无知，传统，现实，这些字眼纠缠在一起。心理治疗这双手，这时显得过于柔弱，无法把庞大而盘根错节的疙瘩一一解开。

“生命危机干预”项目正试图帮那些农村妇女改变一些什么，不过改变注定是有限度的，而且在更广也更重要的层面上，它知道自无能为力。

“至今我都忘不了，那时我才6岁，妈妈吃下安眠药……”讲台上，一位台湾志愿者讲述起一段往事，泣不成声。台下，更是唏嘘一片。

“老师，我跟你经历差不多。7岁时，妈妈上吊。但是，她没有活过来。27岁，相依为命的妹妹又喝了农药。这些年来，我心里总是放不下这件事。老师，你母亲的自杀，会不会让你心里有负担和压力？”一个短发、小个子的女性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

“我当初因为夫妻双双下岗，觉得日子没奔头，就跳了大坝，后来被人救起。”又一个妇女加入了诉说的行列。偌大的教室犹如一个沉睡许久的火山，瞬息爆发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课桌前坐着一群特殊的学生———分别来自河北省三个县的近30名农村妇女。她们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她们得以聚集在一起的“理由”是———曾经自杀或者亲人死于自杀。这一幕，出现在今年5月北京昌平的一间普通教室。这次活动属于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率先在中国农村开展的“生命危机干预”的项目。

最初的工作是非常艰难的，对于普通的中国农村而言，这工作就像在火盆里拣芝麻，既烫手，又不易找寻。

5月底，该项目的实施接近一年了。这家NGO组织分别从三个项目点———河北省海兴县、正定县、青龙县挑选出近30名妇女来到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培训。由吴青、荣维毅、翟燕、谢丽华等致力于妇女问题研究的学者亲自给她们上课。那些读书很少甚至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习惯于把这些老师称为“高级人”。

这将近30人中，很多自杀未遂的经历就连同村人都不知晓。它像是沉入海底的泰坦尼克号，悄无声息。项目点的设立，培训课的开展，渐渐地，使沉入海底的秘密，浮出水面。

最先在“倾诉课”上发言的，是一个叫邢景红的短发女子，她大方地告诉在座的三十多人：“今年春节前我因和丈夫赌气，就喝了除草剂。”丈夫是个村医，开家小诊所。村里人看病买药，总是不给钱，赊账。春节前，邢景红打算买件200元的羽绒服，催促丈夫挨家去要账，丈夫不肯，“我一赌气便喝下院子里的除草剂”。

所有人都以为邢景红已经战胜了自己心里那个叫做“自杀”的妖怪，但是当6月底记者与项目组成员回到海兴县回访时，“另一个”邢景红却把大家惊呆了。

事先几次电话联络，线路那头的邢景红总是推托家里事多，没空见面。这已经让负责人许容很惊讶，她可是北京培训时表现最积极和活跃的一个啊。

好奇心促使记者不请自来，直接登门拜访。

闻讯后的邢景红骑着自行车老大不情愿地从麦场赶回来。黄色的布头巾把整个头、脸都包裹得严严实实。看到我们后，她眼睛里迅速地闪过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烦躁。但碍于我们大老远赶来，她还是推开了自家的屋门。

“我现在最烦记者。我不想再说那事了。”她杏眼怒睁冲着记者，语速很快，异常烦躁。与在北京时的她，判若两人。其实她也根本没见过几个记者，不过是学习期间，项目组曾邀请两三个记者到学校旁听。

整个回访过程，邢景红的变化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阴影，罩在项目组每个人的心头。

那些轻微改变的生活

“回来后我脑海里老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办个健康小组，让那些心里不痛快、想自杀的人聚一块说说。”

回访的重点是海兴县后程村。到达后程村的时候，正赶上夏收。今年对后程村的人来说非同寻常，连续7年大旱之后，终于迎来一场大丰收。村里惟一一条小柏油马路，被来来往往装载麦秆的“三马子”、摩托车掀得尘土飞扬。

几个从北京学习回来的妇女们，很快都回归原来的生活角色，投身到农活中。但这次北京之行，还是使她们在内心的某个角落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采访只有见缝插针地进行。有在田地里，也有在麦场。所有人说起感受，众口一词两个字———“老(当地习语，指特别)好”。

田燕青回忆自己刚从北京回来时，村里人老远看见就问道：“你们逛上北京啦？”她大声回答：“我们成天学习，老忙啊！”“看看变样了吗？白了，还是胖了，北京的水土不是老好嘛。”

当初她决定去北京时，家里人很顾虑：“因为这(指自杀)去，你不腻歪吗？”村里人也疑惑，怎么能让她去？因为平日里，燕青是村里有名的大嗓门，爱说笑。别人难以想象，她也有想不开的时候。

几年前，燕青打算在家里开个澡堂，对象(当地习语，指丈夫)担心风险，不同意。两人起了争执，对象甩手就出门了。越想越怄的她，打开了家里的煤气。幸亏女儿放学早，回家后及时发现。

“其实我就想吓唬吓唬他。”燕青事后说。

燕青夫妻俩平日里总因为钱的问题抬杠。心高气傲的她，嫌弃对象没有本事。“我们凡事都说不到一块儿。没别的，不就因为钱嘛，困难就容易发生矛盾。”因为这个心结，燕青总想着，自己啥时候才能混到七老八十算个头。

在她家墙壁上的醒目位置，贴着一张100元面值的人民币“招贴画”。这里很多家都习惯在墙上贴“人民币”。

在北京上课，让她收获最大的就是，知道凡事能回过头看看。“以前老琢磨混了这个谈不上来的对象，特别不痛快。现在能换个角度，想想自己的问题。老师说过，不能总是个人对。夫妻关系，要学会宽容。”这些城市人司空见惯的道理，却从来没有人跟燕青说过。

对象倒是满心欢喜：“出去一趟，长出息，说话不冲了，没白学！”记者刚想与他聊聊，“我哪里会说。”他头一扭就窜出院子。“他这人就是素质低，不会接待人。”燕青强调对象不如她学历高(她是初中毕业)，只读到小学四年级。

在村里，多数农村妇女自杀的缘起，都是因小事怄气，感到委屈，就钻进了牛角尖。譬如买洗衣机，一个想买，一个不让买。火撮起来后，就动手，丈夫把妻子按在地上打。受了委屈的妻子，就赌气服下安眠药。

“在农村，男的打女的还不是常有的事儿。”很多妇女说起来都不以为然。

陈英红从后程村嫁到别的村，但经常跑回娘家来。她和姐姐一起去北京参加了培训。姐妹俩婚姻都不幸福，尤其英红的丈夫经常打她。两口子在县城里开了一家理发店。丈夫赌博，并有了别的女人，经常挑她的不是。“打也打不过，话也说不过”，气头上的她没有多想，就吞下了20片安眠药……

陈英红非常内向，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在北京培训时，她总是凑到项目官员许容跟前，小声嘱咐：“许老师，千万别叫我发言。”

在县城理发店里再次见到她，她拿出北京培训的笔记。“现在我每天睡觉前半小时都会翻翻看。”在这个薄薄的本子上，她抄写着：“实现幸福人生的八大条件”、“每日心理保健”、“社会性别和妇女心理健康”……

多年的心疾仅仅凭只言片语就可以治愈？

面对记者的疑惑，英红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家人的开导都是说，好死不如赖活，虽然听得亲切，可心里还觉得不痛快。外人讲的道理就不一样了。前两天在电视里看到吴青老师，想想她竟然给我们上过课，我这辈子都难结识那么多好人。”坐在一旁14岁的大女儿插话道：“我知道，吴青是冰心的女儿。”

以前英红总觉得没有脸面，不愿出门和外人打交道。现在她尝试去晨练，认识陌生人。“回来后我脑海里老闪过一个念头，应该在我们这个市场上也办个健康小组，让那些心里不痛快、想自杀的人聚一块说说。”

落户“自杀村”

村民遇到什么麻烦，很容易想到的方式就是“一哭二闹三喝药”，喝农药已成为不少人解决纠纷的惯用手段

2003年10月22日，妇女健康支持小组在海兴县后程村正式挂牌。项目点之所以选择这里，是因为此前海兴县妇联对全县自杀情况做了摸底调查。仅2001年1月至2002年6月，全县共有175人自杀。海兴这个名字，是希望“靠海而兴”，可惜现在它还是全国贫困县。

在海兴县，后程村人的生命危机又显得尤其突出。

今年40岁的霍秀英，是土生土长的后程人，因其热心和威望，被选做健康小组的会计。仅仅在她的记忆里，就能有名有姓地说出十多个有自杀经历的人。至于很多未遂者，则被家人当作秘密尘封，旁人无从了解。

52岁的村民杜金贵也回忆起村里几例影响比较大的自杀事件。究其原因，无非都是跟生活贫困、家庭矛盾相关。10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正值麦收，一位杜姓人家的麦场突然间着了一把大火，瞬时，所有的麦子化为乌有。自此，杜家媳妇就像得了病一般，整日寻死觅活。最终，家人没有看住她，杜家媳妇投井身亡。

霍秀英的大嫂子多年前喝农药死了。从内蒙古远嫁过来的第二任嫂子，进了后程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村自杀的特别多。”

村民遇到什么麻烦，很容易想到的方式就是“一哭二闹三喝药”，喝农药已成为不少人解决纠纷的惯用手段，因为农药在这里随手可得。

海兴县医院急诊室护士长韩金枝说：“送到我们院的自杀者主要是青壮年，尤其以妇女居多。他们往往都是一赌气就抓起农药瓶。”农药的主要危害是可以引发有机磷中毒。在这里，经常被用以解决生命危机的农药包括乐果、除草剂、秀氢聚脂等，剧毒农药“毒鼠强”现已禁止销售。“含有机磷的农药只要喝下去1毫升，如果抢救不及时，就能导致死亡。”韩金枝说。

由于乡镇卫生院条件设施跟不上，不具备洗胃机这样的基本器材，因而也延误了抢救时间。很多自杀者都是在送往县医院的路上就断气了。

回忆起第一次踏进后程村，许容惟一的感受就是：犹如一潭死水。“本来就不宽敞的一条马路，两旁到处堆的都是牛粪，几乎没有人能走的道。村貌很差。”

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拿出1000元作为启动资金。张金霞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但是热情极高，因此被选为小组长。她在日记中写道：“由于生活所迫，造成各种矛盾发生，导致许多姐妹走上绝路。我们强烈希望给予学习和发挥的机会，改变目前的生活。”

记者进入后程村时，已看不到道路两旁的牛粪。这是健康小组的功劳。今年春节前，小组骨干们开始在村里说服那些住在临路的村民，清扫自家门前的牛粪。他们觉得改善生活环境也是在改善村民的心理环境，而且要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知道，这个小组是实实在在要为村民做些事情的。

多年来，牛粪占路都没有人管，一下子要彻底清扫，阻力很大。这阻力也代表着多数人对所谓“心理干预”的不解甚至排斥。“真是该着你兔子露脸，你们算干嘛的？整得村里自杀的人多了不说，还要我拉大粪。”“这帮傻蛋，这里跑，那里颠，落个啥？”自小组成立起，风言风语就相伴相生。

“反正我们大事办不了，只能做小事。以爱心、诚心去打动别人，这样才可能有心理抑郁的人过来找我们排解。”令张金霞高兴的是，原来这些人(指自杀未遂者)都是零散的，现在慢慢开始向“组织”靠拢，愿意倾诉。目前小组发展了20多人，骨干们每周日晚上开一次会，了解最近村里的事情———谁家又发生矛盾了，商量解决办法。

“幸福的气泡”破灭了

小组里有人提出，把1000元分了，哪怕一人一块钱，大家都能捞点

许容说，这样的项目前所未有，在农村开展工作很困难。起初她们进入后程村时，都是打着心理健康辅导的名义。

后程村300多户，1500多人，竟然连一个大队部都没有。

当初，许容送来的一台彩色电视机，直接就被搬到村书记家里的伙房。看到这情景，张金霞向许容递了个眼神，出来小声说：“许老师，如果把电视放在书记家，那村里妇女们都不敢来参加活动了。”当时她主动提出，把自家临路旁的一间房腾出来做活动室。

活动室位于离村口不远处。十来平米的小屋拾掇得很利索。墙壁上还挂着职务分工，服务公约以及小组职责，弄得像模像样。村里人可以在活动室里看书，看光碟。

但是，仅仅一台电视机就惹下不少闲话，而且分裂首先从小组内部出现了。

霍秀英在“健康支持小组工作记录手册”上写道：“不送电视、不给钱反倒好，现在给钱、给电视是矛盾的起源。大家议论：不过是张金霞落了台电视，霍秀英落了1000元(注：霍为小组会计，此钱为小组启动经费)，其他人则一无所有。听到这些风言风语，我的心凉了半截。”甚至小组里有人提出，把1000元分了，哪怕一人一块钱，大家都能捞点。

说到这些，刚从麦场提前赶回来的霍秀英显得很激动。才说了一会儿，只见活动室门帘微动，传出一个声音：“疯子，得了神做小组工作的人本身就承受着压力。在一次争吵过程中，张金霞的丈夫就把她的工作日记撕成粉碎。那些浮出水面的自杀未遂者，那些去北京接受培训的人，在周围人的压力下生活着，艰难地进行着自我调节，个别人的心理则像邢景红那样出现了反弹。

邢景红的情绪失控确实让心理小组的人陷入沉思。

当初在北京昌平的农家女学校里，她身着黑色T恤，一头麻利的短发，笑声不断。一个星期的北京之行让她放松了不少。但是，还没等她与家人一起回味这次心理释放的快感，轻松的、幸福的气泡就在回家的途中瞬间破灭了。

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后，没有往村里走的直达车。景红先给丈夫打了个电话，丈夫称手头有事没法来。她又打到公婆家，公公从电话那头甩出一句：“有本事去，还没有本事回来吗？”倍感委屈的景红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临出门前，家人还都是非常支持她去北京的。最后，无奈的她只能拨通娘家电话，母亲找了辆摩托车接她回去，到家都晚上八点多了。

第二天，邢景红明显地察觉出村里人对她的态度不对劲儿。对脾气的人还能好言好语寒暄几句，平日里就“不对付”的人则在背后指指点点，“她到底去北京治病去了，还是开心去了呢？”

在家里再次见到许容，她仰起头，语调上扬，“许老师，你们上课时总说贴标签，我就是给贴上标签的人。现在我一听见这事(指自杀)就烦！我不希望你们来！”

“以前我们要好的十来个人，互相叫着一块玩，现在没有人理你，这是啥滋味。”邢景红低着头，使劲搓着裤脚。“我承受不了了，心里怪害怕的。没有这一系列事，村里人早都忘记了(指她自杀未遂)，现在倒好，从北京回来，传得更热闹了。现在上地里，你一去，人家一群人原本在说笑，看见你，马上就不作声，这太明显了。我捎到地里的干粮，给人家，人家也不吃。纯粹是给俺脸上贴标签。”

“你不是在北京表现得特别轻松吗？”许容问道。

“许老师，环境造就人，啥时候都别忘了这句话。在农村，自家门口停辆汽车都属于大事儿啊。”

邢景红说，她现在情绪都赶不上自杀前那会儿。“干上一天活儿，很累，再加上心理压抑，这日子还能过吗？”她开始变得易怒，懒惰，烦躁不安。

最让她受不了的是，家人对她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就在我们来的前一天，她和丈夫去公婆家吃饭。“怎么不炒菜啊？”当看到饭桌上只有馒头和大饼时她下意识地问道。公公嘟囔了几句，邢景红说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都是风凉话”。

“我就炒了盘西红柿，结果他们都不吃，只有我俩吃了。”邢景红说，以前公婆都挺疼她，经常叫他们过去吃饭，现在则害怕他们过去。

“你就大方地直接告诉他们，到北京上心理健康的课去了。”记者附和说。

“你也不看学习的前提是什么？”邢景红满脸的无奈。

“老乱”的后程村

“在北京整个人是豁亮的。但是光一个人进步不行，从小到大，都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要突破，老难。”

“大方地告诉人家自己是去北京学习了”，这句话，邢景红始终没有勇气开口。村里人由此心生的好奇也就愈演愈烈。看似简单的逻辑，在后程村却绕不过去。“难怪这个村自杀的人多，人们心里有很多我们理解不了的疙瘩呢。”许容感慨道。

地处渤海湾、离首都北京只有250公里的后程，究竟是怎样一个村庄？

在杜金贵的印象里，村庄“土模土样，破房烂屋”。村里大多数盖的都是土房，除了一条3米宽的主路外，其余都是仅仅够走一辆自行车的窄土路，而且凹凸不平。

走进很多人家，用“乱”和“脏”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炕上蒙着一层土，桌子上的大饼糊着一群苍蝇。五六岁的小姑娘还赤身裸体地满街跑，饿了随手揪着大饼吃。脏衣服就胡乱地扔在院子里。不少家庭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碗、碟就胡乱堆在挂着蜘蛛网的桌子底下。

这里家家养狗，走过每家门前都是狂吠声不止。“不养狗不行，晾在院子里的衣服转眼功夫就会被偷走，村里老乱。地里下来花生丢花生，下来枣就丢枣。”霍秀英的大嫂子说道。她丈夫嗜赌如命，几乎到了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的程度。“像我男人这么懒的村里有的是。反正没有副业就玩牌。”说话同时，她眼泪不住地往下掉。“真是生了好几年的气，光想着往死的道上走，就像着魔一样。”但是，女儿大了，又怕没有人照顾，她才不忍离去。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所有自杀的起因，无非都是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家庭小事引发。令人吃惊的是，这其中，多是一些丈夫打老婆、公公打儿媳的事件。常见的场景是：公公追着儿媳从屋里跑到院子，甚至从院子跑上房梁。公公要么拿着棍子追着跑，要么把儿媳按在地上打，家庭矛盾总会闹个鸡犬不宁。

就连性格开朗的张金霞，手腕上都有一道缝了两针的刀口。因为张金霞有一次在某个丈夫不喜欢的人面前唱了两首歌，丈夫就和她较上了劲，当着村里男女老少的面就动起手来。“要是没人看，他也就不打了”。张金霞说自己被丈夫按住，无力还手，情急之下，拿起刀子，照着手腕就是狠狠的一刀。

在霍秀英的日记里，对造成村风不正的原因分析得头头是道：“封闭，没事干，农闲时村办副业少，文化生活不丰富，信息落后，思想也落后，不思进取，信心不足，怨天尤人，传统影响。家庭纠纷，重男轻女，冷嘲热讽，闲言碎语……”

这个朴实的农村妇女，快人快语，总是喜欢说：“如果我当了书记，我就要……”

村干部的不作为也让村民们意见很大。“好多问题都无法解决。使村里人不能联合起来”。

项目帮助的对象虽然以妇女为主，但是从北京来的人(还包括外国人)，跑到这里做事、调研，对于一个闭塞贫穷的农村来说，其意义和关注程度早已超越性别的范畴。

当然，项目点的成立，从某种意义来说在村里起到一定范围的联合作用。村干部对此并不买账，他们的态度是“要么给钱，要么带来个企业”，他们不支持小组的活动。这让小组骨干们感到很困难。按照项目最初的设计，对后程村的生命危机干预为期两年。目前看来，这个村子能走多远？张金霞她们能做多少工作？都很难讲。

就像邢景红反复告诉记者的话：“在北京整个人是豁亮的。但是光一个人进步不行，从小到大，都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要突破，老难。”(本文所涉及的自杀以及自杀未遂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