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中国的老传统，是历史上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它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儒学对当代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由于国力衰弱，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又由于思想文化的转换，传统的儒学也受到严厉批判。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儒学一直受到批判，怎么会给政治以很大的影响呢？传统儒学是否就像一阵风那样，被西风吹掉了，或者压倒了呢？二十一世纪这个新世纪是否就没有儒学的影响了呢？有问题就需要研究，要研究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事实来讨论理论问题，不能空对空，从概念到概念作纯理论的探讨、研究。

一、儒学不是一阵风

两千多年前的儒学能够流传到现代，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孔子创立儒学的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由于孔子与弟子们的努力以及后学的弘扬，儒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被称为“显学”（韩非语）。又由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斗争，思想的较量，儒家们的共同努力，儒学在汉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以后的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中，“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没有过根本的改变。倡导独尊儒术的汉朝政权瓦解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虽然有反礼教的玄学显赫一时，又有佛教、道教盛行于世，作为指导政治的儒学在政治规范与行政活动中始终占统治地位。在朝廷的议论中，也多以儒学为理论根据，而玄学、佛教、道教都只能作为非正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四百年的乱世中，也没有以它们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最佞佛的梁武帝，在三次舍身同泰寺大讲佛经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宣传儒家的经典，对于《论语》、《孝经》和“五经”也有较深的研究。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必说了。隋唐时代，虽然在思想界仍然是三教鼎立，而在政治活动中，都是按儒家理论进行的，例如君臣关系，朝廷礼仪，法制建设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从来没有让道士或者和尚当皇帝，最高的职位是国师，相当于后来的所谓顾问。宋以后，儒学的统治地位更加强了。以后的时代有一些特殊情况：即以儒学为传统的汉民族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对儒学比较生疏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按理说，似乎应该以少数民族的传统作为统治思想来教化汉民族，而实际情况却是统治者努力学习被统治者的文化即汉民族的儒学传统文化。这种现象在南北朝时代就已经有过，元朝时提倡朱熹新儒学即理学，清朝时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学。应该说儒学在清代的总结与发展有些方面是空前的。清代在统治者倡导下，编了《康熙字典》，又编了《四库全书》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清理与总结，从此产生了中国所特有的考据学。现在，曲阜孔庙中，有一处碑林，是历代皇帝立的歌颂儒学的碑。其中两块大碑却是元代和清代立的，康熙所立的碑是最大的，重约60吨。汉族皇帝所立的碑都没有那么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改朝换代，以至有二十四史，而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有变，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圣人角色没有变。可见，儒学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是根深蒂固的，岂能像一阵风那样，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便消失殆尽？

儒学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经久不衰。在广袤的土地上聚集了众多的人民，在这样的国度中，能够流传如此长久，绝不是什么偶然原因所能解释的。可谓根深叶茂 ！儒学还传到国外去，先传到周边国家，再传到世界各地。东传日本，西传美国。在美国有华人街，立有孔子的像，还有的州以孔子的生日九月二十八日作为教师节的日子。美国有的杂志评选世界历史上十大思想家，孔子高居榜首。可谓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反对孔子的思想与行为，如太平天国曾经侮辱过孔子，五四时代打倒过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孔子儒学，但是，孔子依然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儒家的圣人。反对他的那些人却像一阵风，像过眼云烟，热闹了一阵子，就烟消云散，归于平静。今后再有什么风云变幻，也不会改变这种局势。杜甫有两句诗很深刻：“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以此说明儒学的社会价值，也许还比较合适。总之，儒学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扎根于社会，不是一阵风。

二、儒学就像一江水

长江发源于高山，流经中华大地，汇聚众流，逐渐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巨流汇入大海。儒学就像长江水，也是从小到大，形成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汇入世界思潮，成为世界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大丰富了世界精神宝库。二十世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科技发达、文明进步，向儒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世界政局也发生很大变化，有资本主义潮流，有共产主义潮流，都风行天下。儒学在各种潮流冲击下也在不断地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儒学产生于两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产生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再局限于那块大地、那个时代。东风再大，也改变不了长江东流水。向东流如果是前进的方向，那么，儒学也是在不断的前进之中。

长江水不仅在流淌着，而且还在滋润着广阔的中华大地，灌溉着数千里的沿江生灵。儒学就像长江那样，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滋润着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培养造就了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为世界文明创造了许多精神财富。二十世纪，中华大地上的政治发生剧变，取消数千年的帝制，抵抗了外来的侵略，重新振兴起来。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儒学也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都继承了中国儒学中的重民、民贵、民本和吏为民役的传统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共产主义思潮，也都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都有相通之处。中国人有传统的儒家大同理想，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孔子讲仁者爱人，提倡德治；孟子讲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董仲舒认为爱的越远越好，也越伟大。毛泽东说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表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这位远方客人的崇高精神。这不也是仁爱思想的体现吗？

社会是连续的，思想也有连续性。过去有些人喜欢讲思想的中断。例如唐代韩愈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近千年以后的他来继承。朱熹也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一千多年以后的他来继承。实际上，儒学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真的中断了，后代的别人还怎么能继承？国民党时代，有些人认为现在推翻了帝制，再打倒孔家店，中华民族的传统一去不复返了。崭新的中华民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现实的情况是，过不多久，就使很多原来满怀信心的热血青年大失所望。孙中山的“大总统”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又要恢复帝制。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气死，这本来是大好事。但是，好事多磨。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又使人民深受其害，并不觉得没有皇帝会比有皇帝好多少。苦难何时才是尽头？中国封建思想在延续着。有人想当皇帝，有人想当没有皇帝名义的皇帝。这说明虽然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作为具有独立性的思想观念还是存在的。鲁迅笔下的阿Q处于“顺境”时也做当皇帝的好梦。还有哪个中国人不想当皇帝呢？只是做不到就是了。这说明思想观念有独立性与延续性。同样道理，孔子儒家许多思想还留在人民的心中。

儒家有哪些思想留在人民的心中呢？儒家讲“三纲五常”，“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为臣纲，由于“君”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一届五年，取消了终身制，“君”与“臣”（公务员）的关系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君为臣纲，已经不存在过去的那种意义。父为子纲，现在只生一个子女，子女到远离家庭的大城市去上学，甚至到国外去上学，读了学士，再读硕士，有的又读博士，到博士毕业，已经三十岁左右，然后再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工作。在事业上艰苦奋斗，要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必须“只争朝夕”，非常珍惜时间，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陪自己的妻子，对于父母实在无暇光顾。过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就算不错了。父亲对于子女的行为，已经无法控制，所谓鞭长莫及。父为子纲，只剩下一句空话。夫与妻的关系，由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嫁鸡从鸡，嫁犬随犬”的依赖关系。已经不是“女为悦己者容”，而是“女为己悦者容”。 夫为妻纲自然也不存在了。总之，三纲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已经被现实淘汰了。在民主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的时候，上下级关系还往往带有过去君臣关系的那种味道，还以上级“一把手”为“老板”。各级官员似乎都是向上级负责，并不是向人民负责，因为他们都是上级指定选拔的官员，并不是人民选举的。有的虽然有选举的形式，那只是程序，都是上级安排好的程序。有的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侯选人没有选上，选上的却不是侯选人。这种现象最能说明上级安排与群众意愿严重不一致的问题。

“五常”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不会有过时的时候。只有在暴政下，仁爱会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暴君也无法取消人民心中的爱心。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什么样才是合理的，才是适宜的呢？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个体以及不同条件，都会有不同的义。义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而坚持义的原则却是不变的。这里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之光。从这种意义上说，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是需要的。这也是因时间、地点、民族而不同的。中国古代朋友见面用鞠躬来表示敬意，而西方以握手、拥抱来表示敬意。现代中国人也学习西方的形式——握手，同时保留本民族的形式——鞠躬。以后也许还会产生变化，为了避免握手接触产生疾病传染，全世界都改为鞠躬。但是，礼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智，原来是指知道仁义礼，现在把它阐释为智慧、智力。通俗说法，就是聪明。无论聪明，还是智慧，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智都是重要内容。社会的发展，从实质上说，就是人的智力的提高。人的体力却可能逐渐下降，虽然运动会的世界纪录不断被打破。长城上的砖头是很大的，现在的人如果用手搬都感到很困难。北京西直门城墙拆除时，可以看到元、明、清三代的砖，元代的比明代的大，明代比清代的大。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明、清两代的砖从故宫内的地砖都可以看到，都比现代的砖大一倍以上。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提高，发挥了智力的作用，体力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信，就是讲信用。也可以称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起码的道德。欺骗总不是所提倡的。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按“抽象继承法”，我们还可以继承祖先的很多精神财富。例如《周易》上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说对自己要勉强，要高要求；后者说对别人要宽容，要谅解。这是处理自己与别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又如，唐代儒家韩愈说：“业成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荒于随。”（《进学解》）提倡勤奋和思考。反对将事业当作儿戏，也反对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宋代王安石说：“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王文公文集·策问十道》）这是大改革家的改革理论。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是不断改革的，这是孔子讲过的，没有人敢反对。王安石以此说明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改革的原则是“因世就民”，“因世”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就民”就是迁就人民，按着人民的意愿，现在所谓“方便群众”。方便群众，就要改掉给群众造成麻烦的许多规章制度。但是，一些所定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限制群众的，给群众增加麻烦的。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可谓深刻。元代大儒吴澄说：“君子所重，惟言与动。言必可师，动必可式。”（《吴文正公集·警言动箴》）言论可以供别人学习，行为可以作别人榜样。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是这个意思。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阳明全书·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是非要由自己审定，不应该只迷信权威。他又说：“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同上）自己不迷信权威，也不应该让别人迷信自己。有的人反对别人权威，却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并且强迫别人接受这种权威。这当然与理不通。西学东渐以后，人们的思路开阔了。清代学者就开始面向世界，如阮元就提出：“会通中西之长，不主一偏之见。”（《研经室三集·里算堂学记序》）又说：“融合中西，归于一是。”（《畴人传》自序）他们都以世界的目光来审视万事万物，认为东方与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提高认识水平。不主张出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总之，历朝历代都有很多儒家提出非常深刻的思想，只要我们能够结合自己的经验加以正确的理解和灵活的运用，一定会给我们的认识产生启迪，给我们的实践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三、儒学滋润政治神经

儒学对政治的影响，首先是通过对政治家、政治思想家，特别是对政治领袖的影响表现出来的。政治领袖是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突出代表，是政治神经。儒学对他们的影响，就是滋润了政治神经。在二十世纪，政治领袖主要有国民党的孙中山和共产党的毛泽东，他们都是最有影响的党派的缔造者，也都是成功大事业的创始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最有影响的中国政治领袖是邓小平。我想通过这三位的典型事例，来讨论儒学对中国当代政治的深刻影响。

（一）孙 中 山

孙中山早期受到正统的中国传统思想的教育，其中主要的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同时又受到西方思想的教育。他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与政见。对于世界的看法，他将进化论与中国古代的演化说相结合。说进化有三个时期：一是物质的进化，二是物种的进化，三是人类的进化。他把宇宙的终极本原说成是太极。《周易》上讲“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宋代的周敦颐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然后化生出天地万物来。孙中山说太极动而生电子，电子凝而成元素，元素合而成物质，他认为生命的基础是“生元”即“生物元始之意”。又说：“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非他，即生元之知、生元之能而已。”（《孙中山选集》第121~122页）生元就是细胞。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权来自西方。中国自古没有规定过老百姓有什么权利。对于民生，中国三千年前就非常重视人民的生活与生命。西周时的周公曾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这是将人民与最有权威性的上天联系在一起。有的统治者可能在上天即上帝面前非常虔诚，许诺做好事，而在人民面前又不是那么回事，甚至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他们在人民面前是一副凶狠的面孔，对人民不断训斥，有时欺骗人民。周公告诉他们，他们的举动与言行，上天都看到了，也都听到了。人民能够看到的，上天一样能看到，人民听到的，上天也同样能够听到。使那些两面相的人暴露出虚假的面目。如果相信这种说法，那么就应该以对待上天的态度来对待人民，将人民视为如同上天。但是，中国古代统治者虽然也知道这种说法，也了解这个道理，并没有按照去做，因为外面的物欲有很大的引诱力。天下一时太平了，他们就以为天下就是这样永远太平下去，永远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像秦始皇那样，以为自己的子孙可以一直做皇帝到万世。出乎他的意料，传到二世，就发生了天下大乱，勉强拖到三世也就完了。汉初学者总结秦速亡的教训时说：“民无不为本”，“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贾谊《新书·大政上》）秦朝的兴亡是民本理论的最好注脚。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的思想非常深刻，与现在所谓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意思是一样的。柳宗元认为国家从人民那里收来的赋税，作为俸禄发给官员，这是人民花钱雇官员来为自己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秩序，保证人民的安定生活。就像一个主人雇一个仆役来干活那样。他说，如果这个仆役拿你给的薪金，不给你干活，还要偷你家的财物。你一定很生气，要把他赶走或者用别的办法来惩罚他。现在当官的如果拿了人民给的俸禄，不为人民主持公道，还要贪污受贿，欺压百姓。人民会怎样呢？会不会赶他们下台呢？形势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想到这些，不是很可怕吗？他劝当官的人应当谨慎地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不做坏事，不管从道理上说，还是从良心上说，都应该真正为人民做一些好事。中国古代对于人民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所谓“民为国本”，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所谓“民无不为本”，都是以民为本的意思。这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生”，应该说就是中国传统中最优秀的内容。历代儒家都是以民为本的。儒家的这种思想也明显地影响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孙中山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矣。予言至此，极抱乐观。”（《中山丛书》三，第5页）这里所讲的“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正是《礼运篇》中的内容。在孙中山心目中，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是大体一致的。所以他划一个大圈，写上三民主义。在中间再画一个小圈，写上社会主义。说三民主义包括社会主义。他题的“天下为公”，表达他的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是大同理想。因此可以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吸收了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张。孙中山将这一政治主张写入政治纲领，对中国现代政治起了很大作用。

关于知行问题，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论述。首先是知行的关系问题。在《尚书》中有“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说法。这是最古老的知行观，认为行比知更困难。当时讲的知行关系是在社会伦理方面来的。伦理问题，说起来好像很容易懂，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例如孝，大家都知道应该孝顺父母，如何孝顺，却是许多人不太清楚的事，即使知道了，要做起来也不容易。为什么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说要长期坚持孝是不容易做到的。孙中山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知行关系，认为知比行更难。只要是知道了的事，做也就容易了。如果不知，那就无行。如果知道了，行也就非常容易了。现代科学都是许多人共同积极进取，才创造出来的结果。例如，电视机，创造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做出来后，要使用它就非常容易，连几岁的小孩也会开关收视电视。其他如二十世纪的各种电器都是这样，发明创造需要几代科学家的努力研究，制造和使用就相对容易得多。知道制造原理，是知；制造使用机器，是行。在科学问题上，很显然的事实是，知非常不容易，而行则比较容易。这就是知难行易说。过去有些论者以为孙中山的说法与前人的说法不一致，这里有是与非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认为只是在不同的领域使用知与行这两个概念而产生的差异。到现在为止，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仍然是知易行难；在科学技术领域，照样是知难行易。仔细来分，科学是研究原理的，是最难的，科学无价，没有什么经济效益，却可能改变整个社会面貌；技术是运用原理于实际，相对容易一些，而经济效益却很高；所有消费者都是实行者、享受者。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在某一方面是创造者、生产者、奉献者，在许多方面都是消费者和享受者。所谓“万物皆备于我”，一个人所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贡献。孙中山利用西方的科技来讲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也是一种创见。他融合中西，吸收了西方的一些思想来丰富发展儒学。

关于改革思想，儒家从孔子开始，就十分肯定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孔子认为社会的进步必须有文化的积累，必须有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必须不断完善各种制度，提高文明程度。孔子认为商朝对夏朝的制度有所“损益”即修改，周朝对商朝的制度又有一些“损益”，所以在三代中，最后一代的周朝制度最为文明，最为完善，因为它借鉴了前两代的经验教训。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后代儒家有的积极主张改革，如宋代王安石，明代张居正，清代康有为；有的则比较倾向于保守，如宋代的司马光等。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就是讲孔子改革思想的，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时，孙中山正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自然会受到康有为改革思想的影响。他也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思想，来考虑中国社会改革的具体内容。儒学是历代儒家共同创造的，其中本来就有改革思想。在两千多年前，孔子是维护君权的，并非反对改革。他拥护君权，反对各诸侯国的分裂与纷争；他提倡恢复周礼，是对春秋末期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是改革现实的口号。而在两千多年后，当代受儒学影响的人完全可以提出取消君权的制度改革。如果不明白这一道理，也可能会产生一种误解，误以为孙中山的改革是反儒学的。

孙中山以后的国民党领袖人物蒋介石将台湾的草山改名“阳明山”，以表示自己对明代大儒家王阳明的推崇。

（二）毛 泽 东

1·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熟读儒家的经典，有些还能背诵。青年时代给朋友写信，经常引用儒家的话和思想讨论所关心的问题。例如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孔子讲过智仁勇，《中庸》称为“三达德”，毛泽东将其改为德智体，后来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即教育的目标。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他讲到卫生时，也举了孔子和孟子的说法。“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墙也。”他认为不重视保养身体，就是“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吃腐败的食品，站在危墙下面。还认为身体不是不可改变的，“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心身可以并完”（《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60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毛泽东晚年还爱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司马光是北宋大儒。在《资治通鉴》中，贯穿着儒学思想。毛泽东在长期阅读《资治通鉴》中，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在重要讲话、重要报告中经常引用《资治通鉴》中的说法，由于他的个人权威，使《资治通鉴》中的一些话成为社会上流行的说法。从《毛泽东选集》中，我们可以读到很多儒家的话，许多是肯定的语气。例如毛泽东讲到要施“仁政”，要给出路的政策。这些小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有作为指导性哲学著作引用儒家的观点或者儒家讨论的问题，在实施重要政策中贯穿儒家的思想原则，在政治斗争中渗透儒家的基本精神。

2、《毛泽东选集》中引用的儒家观点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讲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规律。在中国古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以阴阳讲对立统一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句话就出在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传》中。《周易》经传都是儒家的重要典籍。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以知行观作为副标题，说明这个问题是继承了中国古代儒家经常讨论的知行观。清代颜元特别重视实践，自己称“习斋”。习，就是指实践。毛泽东继承了颜元重视实践的基本精神，在《实践论》中反复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前提，也是认识的目的，还是人类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真知出于实践，知还要在实践中受到检验。

《矛盾论》与《实践论》两论在指导革命实践中起过很大的作用。毛泽东以后讲的“一分为二”，凡事都要两面看看，既看正面，也看反面。在路线问题上，反左就要防右，反右就要防左。说起来似乎很简单，做起来却也相当复杂，要求对实际情况有全面深入的了解，要能够真正分析其中的问题和探讨解决的办法。仅仅这一点包含辩证法的理论，让广大群众在实践中运用，就产生明显的效果。运用时间长了，也熟练了，水平也提高了，其效果就更加明显。

毛泽东在讲学习时提出要学习中国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499页）这是一个总的精神，即继承孔子以来的儒家传统思想。在《学习和时局》中，毛泽东说：“孟子说：‘心之官则思。'他对脑筋的作用下了正确的定义。”（同上书第903页）这是肯定孟子的说法。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到“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同上书第1216页）这是《礼记·杂记下》中的话。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紧张与松弛相结合。《礼记》也是儒家的论文集，汉代戴圣编辑成的。对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在第四条中说“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他说：“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同上书第1331页）这里的“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是从孔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篇》）中引申出来的。“不耻下问”也是引自《论语·公冶长篇》。这些都是毛泽东引用儒家经典的话来讲自己的道理，说明他所受儒学的影响之深之广。

总之，儒学影响了政治家的哲学思想，又通过政治家对广大干部和群众产生影响，对于政治活动和其他活动都起着指导的作用。

3、儒学渗入具体政策之中

儒家最重要的思想是仁爱。孟子讲“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仁义之师无敌于天下。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对于被俘虏的日军官兵都给予优待。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中所没有的，这是中国儒学传统中的仁爱思想的体现。

根据仁爱精神，在经济方面应该实行调均。汉代董仲舒提出的调均思想，要取有余而补不足。董仲舒认为太富太贫都不好，都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人民的幸福。他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富者为暴，贫者为盗，都是不安定因素。进行适当调均，使富者不能为暴，使贫者不必为盗。天下就太平了。毛泽东在解放初期实行土地改革运动，把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拿出来分给没有土地或少地的贫农、下中农，把收入比较多的人工资降下来，让没有职业的人得到就业的机会。在社会上真正做到了“均贫富”。

儒家典籍《礼记·礼运》记载：在“大同”社会中，没有生活依靠的“矜寡孤独废疾者”都能得到供养。所谓最理想的社会，就是要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生活依靠的人是任何社会中都是最不幸的人，他们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谁不幸福呢？这是儒家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理想，是历代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毛泽东主持制订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对农业合作社的社员实行“五保”制度。对于生活没有依靠的“矜寡孤独废疾者”实行“五保”：保吃、保穿、保烧（燃料）、保教（儿童和少年）、保葬。使这些最困难的“五保户”社员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在城市市民中实行最低生活标准，人均月收入不到最低标准者，政府给予补贴。可以说这些做法都与传统儒学的大同理想相一致的。

（三）邓 小 平

中国大一统观念由来已久，也最深入人心。西周时代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的说法。汉代董仲舒利用《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大力发挥大一统观念，认为全国人民都要服从皇帝，皇帝要服从上天。整个社会是一个统一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协调好，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一旦破坏了整体，出现不协调，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就发生动乱，给全体人民都可能带来严重的灾难。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了社会的有序状态，维护社会秩序，就要管住“害群之马”，防止分裂与动乱。在中国历史上，为国家的统一做出贡献的人，就是民族英雄，即使事业未能成功，有这种精神并且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是人们推崇的对象。像南北朝时的祖逖，南宋的岳飞，都是这样的民族英雄。相反，破坏统一，搞分裂的人，出卖领土和主权的人，就是民族败类，就是汉奸卖国贼。如果当政者不能保护人民，反而损害人民，人民被逼得无法生活下去，那么，这时如果有人出来领导人民起义，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的政权，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他不但不是民族败类，而且也是了不起的新时代的开创者，民族英雄。南宋大诗人陆游在弥留之际，留下名言：“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4月）一个爱国诗人在弥留之际，“死去元知万事空”，还惦记着“九州同”的祖国统一大业，相信以后总有一天会实现“九州同”的，告诫儿子到实现统一的那一天一定要将这个好消息在家祭的时候告诉他的在天之灵。大一统观念就是深入人心！爱国诗人就是这样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这也是现在海峡两岸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关心的大事业。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都将统一祖国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对于这个大业作了切实的安排，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方针与实施的步骤。这就是“一国两制”。既要避免用武力去解放，又不能放弃主权。“一国两制”就是最佳方案。

“一国两制”，也是中国的老传统。从理论上说，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是这个传统的理论基础。“和而不同”，就是说不同性质的东西可以和平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对于制度来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同时实行两种制度，在实践中进行比较，人们可以从实践的后果中比较双方的优劣，并进行选择。这也是两种制度的和平竞争。从事实上看，中国也曾经多次实行过各种不同的“一国两制”。在周代实行的是封建制，秦代实行的是郡县制，代秦而起的汉代应该实行什么制度？当时选择了“一国两制”，既有郡县制，也有封建制。全国实行郡县制，又给亲属和开国功臣封了许多诸侯国。景帝时出现吴楚七国之乱，有乱国无叛郡，事实说明郡县制的优越性。但是，这个事情并不因此就可以下结论，因为可能还有许多偶然因素和具体情况。两制孰优孰劣，一时还难以断定。又经过几百年的讨论与实验，唐代柳宗元写出千古名篇《封建论》，以充分的事实和雄辩的理论，判定郡县制优于封建制。虽然郡县制是秦始皇创立的，也不影响它的先进性和更多的合理性。他是出于私心，而创立了大公的制度。从此以后，没有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支持封建制者找不出理由与事实来反驳柳宗元的理论。在民国初年，新政府允许清朝末代皇帝傅仪在故宫里当小皇帝，维持帝制，而在故宫之外实行民主制。这实际上也是“一国两制”。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西藏仍然维持农奴制。这也是“一国两制”。到1959年达赖叛乱，才改成社会主义制度。两制保持了近十年。

邓小平以现实的态度，从实际出发，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得到香港人民的拥护，顺利实现了香港的回归。“和而不同”是处理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的比较好的方式。在国内就是“一国两制”。 这个解决方式对于国际上同类问题提供了好的范例。邓小平为了解决香港回归问题，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寻找现成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从实际出发吸取传统的经验，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开始跟在原苏联后面，把原苏联的东西都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以为那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苏联的失败，又使一些人以为原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加批判。我认为原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根据本国的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无可指责的。错误在于中国人不顾自己的国情，照搬他们那一套，犯了教条主义。有些人又从这一教训中总结出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原著是根据欧洲的情况写的，没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现成答案。中国人读了马克思原著，如果脱离实际，把马克思的话当作教条，照搬乱套，照样犯错误。如果不能领会精神实质，那么，无论什么思想也都会被歪曲，被乱用，在实践中遭到失败。像医生那样，不管病人患的是什么病，都开一样的药方，没有不犯错误的。所谓“庸医杀人”，正是指此，并非药有什么质量问题，问题在于用药不当。对症下药，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我们认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也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也是中国优秀的思想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优秀遗产。

儒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独尊于汉代，一直与中国的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儒学的传统。直至近现代，儒学仍然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良性循环，既促进儒学的发展，也有助于政治的成功。

作者简介：1943年生，福建长乐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