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志:1949-1956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及其特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6 次 更新时间:2004-07-03 20: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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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志  

  

  风习与习俗、风俗是同义词,是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乃历代相习积久而成,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变,但不易改变并非停止不变。事实上,风习现象同样有它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风习的兴衰、生灭就表现得更为大量和激烈。在社会风习的演变过程中,往往出现相当多的人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喜好、随从和追求,这就是时尚的流行。时尚与风习不同,易因时顺势,变动不居,起落无常,是社会风习发生变化的前兆;它有可能经年被人淡忘,也有可能演变成新的社会风习。因此,本文在论述1949-1956年(建国初期)社会风习演变时,同时论及这时期的社会时尚。

  

  一、民间信仰

  

  考察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至少要论及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意识观念层面。民间信仰的内容是一个糅合体:既有古老原始崇拜的遗留,也有佛教、道教等正宗的宗教信仰,更有俗化的宗教信仰,即乡村社会普遍的多神信仰;既有对习俗礼仪的信仰,也有对神灵世界的信仰;既有信仰各个时代英雄人物的,也有信仰传说中的飞禽猛兽的。第二,制度层面。在制度层面,存在各种各样的民间信仰组织,如香会、庙会、灯会;有近于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宗族祭祀、迎神赛会,这些活动相沿传习成俗,是社会风习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物质层面。在物质层面,既有进行信仰活动的场所,如寺庙、道院、祠堂,也有信仰组织赖以生存、信仰活动赖以进行的产业,如庙田、祠堂公田等。1949-1956年中国的社会变革,对上述三个方面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受冲击最直接、最厉害的,自然是民间信仰物质层面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因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祠堂公田不复存在,庙宇寺院田产锐减。苏州灵岩寺当家和尚必邻对来访者说:\"寺里有两千多亩出租土地已被征收了,但保留了一百多亩自耕地。全寺约二百人,为了维持生活,除耕种这一百多亩地外,又加开荒地约五十亩,还要继续开荒\"。旧时的僧尼道士,大多出身贫寒,为僧入道,多为谋生,并非出于信仰。寺庙道院既然已不再是谋生之所,他们便纷纷走出庙门,或回家务农,或参加其他生产劳动,没有出路的,惟有\"失业\"。仅1952年秋冬的统计,全国城市\"失业\"的僧尼道士就有5700多名。僧尼道士数量锐减,又导致了寺庙道院的衰败,尤其是农村的子孙庙及小道院,减少几近半数。

  

  1949-1956年民间信仰组织受到冲击,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被政府取缔,这类民间信仰组织,旧时往往成为地方精英控制基层社区的工具,或者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在建国初期国家权力向基层社区扩张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过程中,自然在被取缔之列。二是经历一段时间的衰败而逐渐消亡,更多的民间信仰组织经历的是这条衰亡之路。如对太湖渔民中的20个香会组织的调查发现,20个香会中,只有5个是被政府取缔的,而其他在建国初期虽还存在,但无不开始衰败,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部停止活动或解散了。与前者主要依靠政治变革的推动有所不同,这一种情形是政治变革、经济变革、思想观念变革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民间信仰组织衰败相互影响的是民间信仰活动的衰落。这也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第一,集体的、公开的、制度化的信仰活动日趋减少,而被代之以个体的、秘密的、非制度化的信仰活动。如1949年以前,宗族祭祀是全宗族的集体活动,千百年来已成制度,1949年以后,集体祭祀活动已经停止,但一家一户为单位祭祀祖先的活动仍然存在。第二,原有信仰活动的形式被保存,但内容被彻底地改造了,如庙会。传统庙会在其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信仰(祈求神灵驱疾赐福)、娱乐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形式。建国初期对庙会的改造,着眼于剔除庙会的迷信成分,利用和改造其娱乐和贸易形式,如舞龙、舞狮经改造已成为一种表演艺术,商业部门还利用庙会组织城乡物资交流会、商品展销会。所有这些,与昔日庙会都有了本质的区别。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整体,缺少了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文化表征,意识观念层面的文化就会走向衰微、淡薄。建国初期,长期被人们供奉祭祀的神灵,逐渐走出了人们的心灵世界。宋庆龄在东北旅行时对此深有感触,她说:\"随着这个时代的前进,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进步的习惯就会受到尖锐的打击,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旧的迷信已经失去它对人民的控制了。在永贵村,我们看到祭拜各种神佛的习俗已经完全废除了。尤其是再也没有人花钱去买香烛及其他迷信品了,新年的时候也没有人浪费时间去拜偶像了\"。除去民间信仰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衰败这一直接原因外,引发民众观念改变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农民本来是信命的,认为穷是\"五行八字命生成\",\"命里只有八合米,走尽天下不满升!\"土地改革中地主被打倒的现实,促使他们改变了看法:\"土地改革一实行,每个地主的好八字都勿来事哉!\"农民本来是信神灵的,同样是社会变革使他们改变了看法:\"敬了几十年神,也没有见减过一颗粮,如今有了毛主席,领导大家翻了身,减了租,反了恶霸,我只跟毛主席走,敬神干什么!\"

  

  应该看到,建国初期对民间信仰的改造,主要触及其物质和制度层面,而观念层面的改造是肤浅的。当时表现出的民间信仰衰微的种种现象,或许仅仅是一种表象,而人们申明放弃神灵的种种理由,表征的恰好是传统农民务实求验的心理本源。于是,在神灵退出人们的心灵世界时,对革命领袖的崇拜成了时尚。有些农民,领到土地证后,把土地证往墙上一钉,就跪下来给毛主席像磕头;香火行的生意差了,但\"坊间印行的毛主席像,销路好极了!\"民间信仰的心理及其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作用并未改变,这也正是日后对革命领袖盲目崇拜的心理基石。

  

  二、消费风习

  

  消费风习与社会生活条件的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在以稳定为常性的社会风习中,消费风习是较易变化的部分。而消费风习的变化,又必然促使消费时尚的流行。下面是对建国初期消费风习变化的一个简括的说明。

  

  (一)食。从结构上说,风习都体现着由一定模塑构成的模式,一般地说,可以选择的风习模式相对较少,但可以选择的风习模塑就要多得多。饮食风习亦当作如是观。

  

  在考察近代以来中国饮食风习的演变时,人们常论及西式(或俄式)饮食的影响。应当看到,西式(或俄式)饮食东渐,其影响所及主要是城市社会的中、上阶层。但广大群众是社会风习的现实承担者,没有他们的介入,西式(或俄式)饮食在中国最多只能成为时尚,而难成为社会风习。因此可以说,建国初期乃至今日,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人口中,饮食风习基本上仍保持着传统的中式模式,即以五谷为主食,以各种蔬菜、肉类为菜肴。而且,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这一饮食模式在建国初期还影响到一些游牧渔民族,如蒙古族、鄂伦春族、赫哲族等,他们已从过去以肉类(包括水产类)为主食,开始向以谷物为主食或以谷物与肉类(包括水产类)并重为主食的模式转变。

  

  然而,在饮食风习模塑方面,建国初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一,主食中粗粮减少,细粮增多。第二,肉类消费量增加,蔬菜品种发生变化。第三,烟酒消费风习的变化:烟酒品种增多,较高质量的烟酒需求量增加。第四,在饮食消费风习城乡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除猪肉外,粮食、食用植物油、食糖、烟等主副食品的城乡比1957年都要小于1952年。上述变化,反映了建国初期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活的平等化趋向。

  

  建国初期,一些饮食陋习得以禁绝。吸毒是近代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恶俗,禁而不绝、危害日甚。但建国后仅用了几年时间,祸害中华民族百余年的烟毒问题就被彻底禁绝,到1953年中国成为\"无毒国\"。这是世界禁毒史上的奇迹,对社会风习的改良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二)衣。建国初期的服饰,总体上看是新旧并存,中西皆有:一方面传统服装如长衫、旗袍依然可见,另一方面干部服异军突起;一方面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服饰被吸收引进,穿西服的并不乏人,另一方面列宁装、布拉吉从苏联传入,盛行一时。服饰是社会综合信息的负载体,建国初期服饰的上述特点,是这一时期社会的过渡性特点在服饰风习上的反映。

  

  但从服饰时尚角度看,各式服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西服、长衫已成明日黄花,而干部服、列宁装则成了服装时尚的主角。如干部服,不仅城市各行各业男女老少竞相穿着,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逐渐进入农村,农民以在节日能穿上干部服为荣耀,办喜事时,则要做或借一套干部服穿。干部服、列宁装分别源于革命根据地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们以此为美,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和崇尚革命的社会心理。可以说,建国之初流行服饰的变易,是社会制度变革的一个标记。

  

  服饰流行包含变异和趋同两个过程。干部服、列宁装取代民国时期的流行服饰,属于变异;人们竞相穿着,则是趋同。趋同是短暂的,而变异是恒常的,这是服饰流行的规律。但在经历了建国之初服饰变异后,我国的服饰变化却出现了停滞的迹象,蓝、灰、黑三色取代了五彩缤纷,列宁装、干部服成了\"惟吾独尊\"。这种现象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1955年3月,《新观察》杂志社邀请北京文艺界人士及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座谈服装问题,并刊登座谈记录。1956年第4期又刊发了记者与全国政协委员华君武、叶浅予、丁聪关于服装问题的谈话录,并刊发了大量读者来信。各界人士疾呼要尽快结束服饰款式色调单一的状况。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指出,改变这一状况,需要\"我们大家来提倡,首先从机关的女同志做起,然后影响整个社会\"。经过宣传鼓动,人们着装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新的流行服饰取干部服而代之。在建国后社会生活日益政治化的趋向下,映衬政治理念的干部服的主导地位是不易撼动的。建国之初的服饰时尚已经演变成新的服饰风习,而这一新的服饰风习成了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化表征。

  

  (三)住。建国初期居住风习的变化,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住居单位的变化。建国初期,与家庭小型化的趋势一致,小家庭作为独立的居住单位在城市已非常普遍,即便在农村也出现了以小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发展趋势。这一变化,主要是受到两方面的冲击:一是土改中地主多余房屋被征收分配给农民,使得原本以大家庭为居住单位的农家可以析家而居;二是农业合作化运动打破了农村的小农经济关系,冲击了以大家庭为居住单位这一适应小农经济关系的居住模式,生产协作已超出了家庭范围,因而子女成家后与父母分居独过也就有了可能。不过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当时农村分家居住多数只是在原住居内划分若干小的单位。

  

  第二,在城镇,住房来源发生了变化。以前城镇居民住房主要靠租房、买房和自己建房。建国后,国家提供公房作为城镇居民住房新的来源,比重在逐年提升。到1956年,工业、文教卫生以及国家机关、中央所属单位等部门的公房供给均超过了50%。而且,住公房条件好于私房。如1956年住公房人均面积3?95平方米,住私房则为3?4平方米;公房租金低于私房,1956年私房租金一般要高出公房租金30%以上;而且由于住公房与职业相联系,因而它又成为人们社会身份的一种象征。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的住居心理,使住公房成为时尚。

  

  第三,居民住宅模式发生了变化。以北京市为例,刚解放时,1350万平方米住宅中,楼房面积只有83?3万平方米,仅占6%,绝大部分为四合院和杂院平房;大多数居民居住的城根、关厢都是用碎砖土坯盖起的破房,其中有300万平方米的房屋属于危房。建国初期,这种状况大为改观,住宅建设速度加快,楼房增多,风格多样:有按西方\"邻里单位\"样式设计的,也有按苏联样式设计的单元楼,还有按\"小区建设\"理论修建的住宅小区。这一时期兴建的住宅,大部分超出砖木结构所需造价,与建国前碎砖土坯房相比,有着质的区别。

  

  (四)行。行的风习变化,主要表现在较为新式的现代交通工具愈来愈受到人们欢迎。首先,现代交通工具日益发展,而一些传统的交通工具如轿子、人力车被逐渐淘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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