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长贵 向继东:江青秘书谈江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40 次 更新时间:2010-03-21 21: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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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长贵   向继东 (进入专栏)  

  

  图:左起:阎长贵(江青机要秘书)、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

  

  编者按:阎长贵,山东聊城人。生于1937年2月,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今《求是》杂志)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江青投入秦城监狱近八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和工作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1998年退休后,主要从事“文革”回忆和研究。2008年11月,阎长贵重回湖南西洞庭农场看望老友,之后转道长沙访友。其时,湖南《湘声报》资深编辑、文史学者向继东先生采访了他。此文经阎长贵先生审阅。

  

  进入《红旗》,师从关锋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阎老您好!先谈谈你是怎样去《红旗》的吧。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我是1961年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分去的。至于怎么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时我们的心态是“党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一切听从党安排。 

  向:完全是组织的安排?

  阎: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后,我问当时负责我们毕业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惊。 

  向:为什么? 

  阎:1983年春,我和大学同班同学、班党支部书记李冠英一起到读书时的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齐一老师(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家去看望他。一进门,齐一就说:“我把你们两个都送到火坑里去了!”齐一说的“你们两个”,并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后调任林彪的学习秘书。林彪事件后,他受到好几年审查。齐一看到我吃惊,就向我解释说,你们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着问我:“你知道你是怎样分到《红旗》去的吗?”我说不知道,也确实不知道。 

  向:齐一是怎么说的? 

  阎:他说,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办公室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来电话,要我们从哲学系中给《红旗》杂志挑一个人,条件是:不要“又红又专”的,要走“白专道路”的。齐一说,作为总支书记,他听到这个消息,不知怎么应对。他想:我们不是天天宣传走“红专道路”,教育学生“又红又专”,怎么要走“白专道路”的呢?齐一和总支副书记马奇等人商量说:“康办可以这样说,但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啊!”齐一对我说:“那时论学习,在你们年级几个班里,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们同学中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发表论文了。我们商量,要挑一个不论在‘红’的方面,还是‘专’的方面都过得去的人。这样,我们就选定了你,向《红旗》推荐,接着《红旗》来人看了你的档案……” 

  向:在学校,齐一那时认识你吗? 

  阎:认识。我不能不相信齐一的话,但我心里总有狐疑:康办怎么能这样说、这样做呢?到了1990年代,我又问了我到《红旗》杂志时的顶头上司关锋,他也把类似的情况说了一遍。

  向:当时大力宣传要“又红又专”,而又选用要走“白专道路”的人,这也就叫“二律背反”吧?

  阎:我想也是的。关锋告诉我,1961年夏,《红旗》杂志领导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兼秘书长邓力群来到他房间说:“老关,给你成立一个中国哲学史研究组,你带几个人,一方面帮你做点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们培养培养。”关锋说,他很赞成邓力群这个建议,于是邓力群说:“那好,咱们去找康老!”关锋和邓力群一起到康生那里把此事一说,康生也很赞成,他并且强调了调人的条件:要走“白专道路”的,不要“又红又专”的。关锋说,他听到康生这样说,很不以为然,但在康生面前又不好说什么。后来,大概康生要他的秘书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了电话。

  向:你到《红旗》后是怎么分工的?

  阎:就分在关锋的“中国哲学史组”。当时,关锋在中国哲学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要我跟他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我当然高兴。关锋原名周玉峰。山东庆云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东庆云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加入中共,在部队任过连指导员,在地方任过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建国后任山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等职。1956年从山东调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学组组长。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任《红旗》杂志编委兼中国哲学史组组长。1966年4月被任命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向:“文革”初期,关锋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来还兼任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并主持《红旗》杂志的常务工作。

  阎:关锋在“文革”前,其文章和观点甚得毛泽东赏识。毛泽东不止一次批示、称赞他的文章,召见他谈话,布置这样或那样的任务。关锋在“文革”中是冲锋陷阵的。从“文革”开始(按照毛的说法,“文革”是从发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到1967年8月,关锋不仅撰写署名的大批判文章,还积极组织和推动工农兵群众走上大批判舞台。他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后,《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写的。可以说,关锋是制造和鼓吹“文革”舆论的总管和先锋之一,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向:但后来怎么一下就把他抓了呢?

  阎:我想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吧,如安抚和稳定军队等--因为当时“文革”触动军队了,在全国到处掀起“揪军内一小撮”的声浪。1967年8月30日,关锋被抛出来。对他先是实行隔离审查,1968年被关入秦城监狱,关了十四年多。1982年初释放出狱,处分是:开除党籍,免予刑事起诉。

  向:出狱后给他安排了吗?

  阎:没有安排,就发生活费,开始是一百五十元一月,后来加到五百元。当时要他离开北京,在山东德州市给他盖了一栋二层小楼,他因身体不好没去。可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纪委同意,不让他去山东了,让他留在北京,与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经济收入、医疗等)责成《求是》杂志社按局级待遇负责管理。关锋去世前,其月收入(不知是否叫“工资”?)可能是三四千元。关锋刚出狱时,神情比较呆滞。经过一两年的恢复,就 “重操旧业”,开始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做“蛀书虫”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向:他算《求是》的离休人员吗?

  阎:不算,他不享受离休待遇。我和他都住在北京沙滩北街2号院。1982至1988年,组织上告诉我不要与他联系;我执行了组织的决定。从1989年起,我和关锋开始联系,经常去看他,和他聊天与讨论问题。我感谢他把我带入理论研究之门,因此对他终身执弟子礼。我们在一起能够敞开思想,无所不谈,谈哲学,谈过去的人和事。谈到他被抓的原因,他说是自己与陈伯达有的观点不一致,可能是陈要整他。他从来没说过,也不认为是毛和江青要整他。

  最近(2008年12月),戚本禹两次来京。我们见面时,戚谈到1967年8月30日周恩来主持的那次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传达毛泽东的决定,宣布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宣布审查后,是戚本禹把他们两个送到钓鱼台二号楼隔离的。戚本禹对二号楼的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戚回到十六号楼会议室后,大家都没说什么;一会儿,周恩来离开会场,江青哭了。“文革”后,戚本禹把江青哭的事情告诉关锋,关锋认为江青哭是真的,所以他对江青始终怀有好感。

  向:关锋晚年是不是有所觉悟?

  阎:怎么说呢?他对毛一直怀有知遇之恩。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谈话,是他和艾思奇记录的。田家英把毛泽东所谈 “《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从记录中删去了,关锋不同意,反映到江青那里,认为不应该删去。

  向:关锋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阎:他是2005年去世的,终年八十六岁。  

  向:1982年出狱到去世有二十多年。他搞学术研究,有什么著作问世? 

  阎:他著述很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多万字的《老子通》(此书台湾还出了繁体字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学发生学》,还有和别人合著的在上海出版的一百多万字的《孙子兵法大词典》等等。他说自己“文革”后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过“文革”前。  

  向:关锋还做过法学研究?  

  阎:是的。他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做的,正因为这样,他写了一部《法学发生学》。 

  向:你和康生接触过吗?   

  阎:“文革”前,康生我不认识,没有近距离和他见过面,但我在无形中被他 “关照”过。因为他要挑选走“白专道路”的人,我“幸运”地被选上了。

  戚本禹推荐我给江青当秘书

  向:关锋是你的老师,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阎:也可以这么说吧。“文革”开始之前,《红旗》杂志做了机构调整,我从关锋任组长的中国哲学史组调到戚本禹任组长的历史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农民的儿子,做江青的秘书可能你从没想到过吧?

  阎:没有,做梦也没想到过。

  向:有的书上说,姚文元是江青的秘书,还有说戚本禹是江青秘书的。

  

  

图:1976年10月,人们在欢庆粉碎“四人帮”。

  阎:其实,正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任命为江青秘书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没有配专职秘书。江青在“文革”中先后有四任秘书,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杨银禄,第三任刘真,第四任刘玉庭。

  向:你是怎样成为江青秘书的? 

  阎:当然是组织安排的。《陈伯达遗稿》中说我当江青秘书“可能是关锋推荐的”,其实关锋当时是不大赞成我给江青当秘书的。关锋有次见了我,还说:“你政治上弱,不敏锐,不适合给江青做秘书。”  

  向:说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吗? 

  阎:我没问过关锋。但我有一件事是受过关锋批评的,那就是对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订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问题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的看法。在一次讨论会上,我说《二月提纲》很好,说明中央重视学术讨论,制订学术讨论的文件,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对我的这种看法,关锋批评我没有政治头脑,看不出问题来。 

  向:那戚本禹是怎样推荐你的?  

  阎:具体过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钓鱼台院子里散步,他跟我说:“江青想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比较粗。我看你比较细,我推荐你去给她当秘书。”我说:“不行,我没当过秘书,不知道怎么当。”他说:“不知道不会学吗?收发文件你不会?只要细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荐你了。” 

  向:戚本禹当时是什么职务?他说了算?  

  阎: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然,也不是他一句话就行了。后来汪东兴告诉我:“你的档案是我审查的,你给江青当秘书是我挑来的。”但戚本禹的推荐和介绍,我想是起了关键作用的。  

  向:当时你很高兴吗?  

  阎:我当时并不感激涕零,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服从组织和领导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来到我们办公室(其实就在他办公室隔壁),兴冲冲地对我说:“已经定了,调你去给江青当秘书,现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楼去!”我马上整理了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着戚本禹去了。  

  向:从此开始了秘书生活。  

  阎:有人说:“给林办选秘书,比选状元还难。”我想,给江青选秘书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选定我之前,究竟经过怎样的推荐和审查,我一点也不知道。后来听说,当时有四个人参选,我是其中年纪最小的(二十九岁),参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干部级别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级),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后,我准备写回忆录时,才向戚本禹打听他当时是怎样向江青推荐和介绍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狱后住在哪里?  

  阎: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满释放后,政府要他改个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电话问他,他说:当时推荐怎么谈的和谈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不管怎么谈,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清楚;第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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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老照片》第6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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