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二零零五年六月中，承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郭岱君博士告知，该所藏有高宗武的英文手稿，笔者即驱车至胡佛研究所，在郭博士热心协助之下，借出全稿阅读并影印。这部高宗武的英文回忆录完稿于1944年8月31日，正好是1945年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一年，汪精卫去世前两个多月。
全稿为英文打字副本，存放于已故美国外交官罗伦斯·萨斯伯里（Laurence Salisbury, 1891～1976，1941～1944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部副助理主任，1944～1948年 Far Eastern Survey杂志编辑）的档案第二号匣中，标题为Into the Tiger’s Den（《深入虎穴》），共十五章，二百五十四页。内容分三个时期：一、1931年自东京回国，1933进国民政府外交部，至1938年2月奉派赴香港工作；二、1938年12月汪精卫出走河内，随汪参与对日和平运动，至1940年1月脱离汪组织；三、1940年1月离开香港经菲律宾、欧洲赴美国定居，至1944年8月回忆录完稿。这一部分主要为对日本政局的观察与预测，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少壮军人”的崛起，“七七”事变后日本内阁频繁更替，以及日本投降前一年，曾经一度目空一切、狂妄自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将领们自知末日将至而犹作困兽之斗，做了深度分析。
高宗武在文稿封面的内页写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中国谚语”及“致日本领导人：希望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的灭亡有所贡献”两段话。他那时推测日本在溃败前夕已有日后卷土重来取得“最后胜利”的打算（事实上那时的日本人认为与盟军作战是民族自卫，即使在太平洋上节节失利，也准备不惜退回本土与登陆敌人决一死战。他们可以接受战败，但从不承认发动战争是错误的。这种心态似乎至今犹然）。
能够亲自捧读已尘封六十一年，极可能是世上唯一孤本的这部文稿，除了满怀如获至宝的喜悦之外，心情更是无限感慨，因为文稿的作者，正是当年相偕潜离上海汪伪组织，在香港揭露汪日密约，造成举世震惊的“高陶事件”的两名主角之一。另一主角是先父陶希圣。
笔者于出版拙著《“高陶事件”始末》（2000年台北成文出版社，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前，曾经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希望能够找出高宗武亲口述说或亲笔书写的记录或片纸只字，以佐证先父所说所写的那段随汪脱汪的过程，然而那时仅能从第三者的文章中窥得一鳞半爪。与高宗武相交数十年的史学家唐德刚博士曾多次向高探索一手资料而不得其门而入，很无奈地说过：“我追问高公，他却守口如瓶，‘言明在先’绝不吐露丝毫……”两位专研汪伪史的美国学者邦克(Gerald E. Bunker)和博伊尔(John H. Boyle)，在他们各自的书中，虽有与高宗武的对谈记录，却从未提起，或根本不知道高宗武曾经写过一本回忆录。
如今那六十多年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节跃然于一页页薄薄的、已发黄的打字纸上，有如高宗武亲口话当年，高低起伏历历如绘。尤其把离开上海前后的细节描叙得丝丝入扣，与先父在《潮流与点滴》中所写若合符节，怎不读来如醉如痴，欲把全稿迻译之心油然而生。遂征求并取得胡佛研究所的同意，把这部稿件予以翻译出版。
高宗武留学日本，日文造诣甚深，是有名的日本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他自己也说“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这部以英文撰写的回忆录，文笔流畅、表达生动，足证他的英文造诣亦深。人们常说高宗武是个才子，在这里更加得到证明。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出走河内之前，高宗武曾经参与过几个推动“和平运动”的先期活动。其一，1938年7月他从香港经上海秘密去了一趟日本，在东京见到日本军政要员并和他们会谈，回来后向重庆呈送报告。其二，同年11月，他和梅思平在上海与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及影佐祯昭签订了一份“日华协议记录”，这个协议就是后来汪日谈判的原始蓝本。他们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走河内的行动计划。这两个重要活动，回忆录对前者只字不提，后者仅以“犹如在昏暗中摸索，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立了出走安南的协议”（第二章）一笔带过。这不仅美中不足，而且是大有可议的缺陷。译者谨就这两段历史作简要补充。
二 高宗武：“和平运动”的先驱者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留学日本八年，先毕业于九州岛帝国大学法科，后转入东京帝大，1931年结束学业归国。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日报》发表关于日本问题的文章，对日本政经与军事情势作细致分析，引起各方注意，随即为报馆特约为日本问题专栏及社论撰稿人，同时应聘中央政治学校为教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颇为欣赏高所写的有关日本问题之分析，特予延见长谈。次年，高进入军事委员会国防设计委员会任专员，负责日本问题研究。1933年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延揽，进外交部任日本问题研究员。1934年初奉派赴日本考察，回程时又往伪满观察状况，返回南京后将考察所得呈报外交部及蒋介石。5月任亚洲司科长，6月升亚洲司副司长，9月奉派往北平协助谈判伪满通邮案。1935年升任亚洲司司长，这时他还不满三十岁。
高宗武的从政生命很短。他的事业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三年。这三年之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谈判几乎占据了他全部时间。他在亚洲司副司长任内，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协助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与日本关东军的军官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务。谈判艰巨，成果勉强，但高宗武坚守中央训令毫不退让的态度，获得敌我双方出席代表的肯定。高也因此声名大噪。
其后，高参与了由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人被袭两事件所引起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牵涉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兵戎相见。高宗武在这轮谈判中益显沉着应付，手段成熟，获得蒋介石的好评。
“七七”战事发生不到一个月，胡适就曾鼓励高宗武积极打通对日外交路线，并向蒋介石力荐高担此大任。他说：“外交路线不能断，应由宗武积极负责去打通此路线。”“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1937年7月30～31日《胡适日记》）。并建言趁此尚可一战之时，应设法通过外交途径做最大的和平努力。蒋果然召见了高。
1938年2月，蒋介石命高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以军事委员会官员的身份，去香港以日本研究所为掩护，刺探日本的和战动向。高从香港秘密去了一趟东京（1938年7月2日横滨登岸），见到几位主导诱降中国的首脑人物。日本人表示，政府既已公开声明“不以重庆为对手”，中国必须换人来谈判和平，而国民党的第二号领袖汪精卫是最好的人选。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带了亲信从昆明飞河内时，高还在香港。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内容与前次所承诺的条件不符，汪大为紧张。为了探听日本人的真正意向，他派高宗武再访东京(1939年2月21日长崎登岸)。高在东京见到几位重量级的人物，但得到的结论是他们说的是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高回香港后写了一份报告给汪，强烈表示日本人没有诚意，不可一厢情愿。
恰在此时（1939年3月30日午夜），重庆枪手突袭汪在河内的住家，本欲刺杀汪却误杀了汪最为依靠的亲信曾仲鸣。汪就从此栽进日本人的诱降罗网。1939年5月6日汪乘日本轮船“北满号”到了上海，高从香港赴上海与汪等人会合。从此，高即身不由己。他的政治生涯从此走向下坡。
在和汪相处的六个月时间里，高逐渐看透了日本人诱降的欺骗手法，以及欲灭亡中国的野心。他曾经多次力劝汪罢手，即使他把密约拍照秘藏之后，仍在劝汪悬崖勒马。他向汪提出三条出路：上策，立即出国公布密约；中策，搬到法租界不问世事；下策，留在日租界做个顺民。无奈汪此时根本不考虑高的任何建议。高早就想离开上海了，而且在杜月笙手下的协助下做了部署。
1939年12月30日，汪在密约上签下了名。高没有出席，发现陶希圣也借故生病没有出席。当晚他去陶宅，用试探的语气探问陶的意向，此时陶已决定出走，同样试探高。两人默契相通，当下决定相偕出逃。这是“高陶事件”中最具戏剧化的情节。
高到香港不久，随即远走美国，在彼邦隐居数十年。
研究高宗武早年从政事迹，似乎可以从先后不同的两个角度着眼。其一是自日本学成归国进入国民政府担任公职的五年（1933～1938），在这期间，高的主要任务是与日本人谈判，他的折冲能力和周旋技巧，深得蒋介石、汪精卫、张群、胡适等人的赞赏，在短短的三四年中为当局不次拔擢，以不满三十之龄，从外交部研究员，而亚洲司科长，而副司长至司长，以致1938年2月由蒋介石亲自派往香港工作。这期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高是蒋的亲信，甚至同年７月高瞒着蒋介石密访东京，蒋得知后大发雷霆，高仍旧不认为那是对蒋的背叛，此所以后来他随汪精卫到了上海，汪还对他说“蒋介石不放弃你，你也忘不了他”。事实上从那年11月在上海和梅思平与日人今井武夫、影佐祯昭签订“重光堂协议”，及制定汪精卫的出走计划起，他已背叛了蒋。
其二是从“重光堂”签约后，开始追随汪精卫推动所谓“和平运动”，到1940年1月脱离汪为止。高在这短短的十三个月中心情是矛盾的。他由和平运动的先驱者一变而成为激烈的反对者，其分水岭在于1939年2月的第二次东京之行。他在东京听到从军事将领到首相所说的太多“自己相信，而别人都不相信的话；以及自己不相信，别人也不相信的话”。这些谎言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仅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而最刺激他的，是他自东京回香港五天后曾仲鸣在河内被杀，他深信那是日本人为离间汪蒋而使出的卑鄙手段。
三 回忆录中没有记载的几项活动
（一）董道宁赴日探路
1938年1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奉高之命从武汉到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探听日本的真正和平意向，并会见“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等人。2月15日，董道宁由西义显的助手、“满铁”特派员伊藤芳男陪同抵达东京，会见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中将及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多田、石原、影佐、今井四人都属于军部的所谓“统制派”，主张以“缓进”、“谈判”解决中国事变的少壮军人，他们私下建议以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上台的方式来解决近卫首相“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难题。董道宁离开东京时，影佐祯昭还写了亲笔信给他的日本士官学长何应钦和张群。
（二）高宗武密访东京
董道宁在东京逗留至3月7日，与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取道大连，于15日回到上海，会见已在上海等他的高宗武，二人随即前往香港，于4月2日同飞武汉汇报会谈内容。4月14日，两人飞回香港。6月23日，高宗武由伊藤芳男陪同，秘密离开香港往上海，登上日本“皇后号”邮船，7月2日抵达横滨。
高宗武在东京期间，见到内阁参议松冈洋右（7月3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4日）、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和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7日）、首相近卫文麿（8日）。其余的日子则与松本重治、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犬养健等人在一起谈话。7月9日上午离开东京前往横滨搭船回上海。
高在东京得到的印象，是日方领导人可以与重庆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必须有人取代蒋介石。影佐直言，1月16日御前会议决定不以重庆政府为对手的态度至为明显，“如果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面负责收拾局面，则双方均有转圜余地，中国亦可保全面子”。
高回香港后，于7月22日派周隆庠送报告到重庆，并呈一信给蒋介石：
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能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职高宗武谨呈〔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见陈鹏仁：《抗战期间高宗武偷赴日后对蒋委员长的报告》）
周佛海先把报告给汪，汪看到报告中提到日方希望汪出面言和的一段，不禁大为吃惊。他立即将原件转呈蒋介石。汪精卫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陶希圣《潮流与点滴》）高在信末说“或可渎职擅赴之罪于万一”，可见他自知赴东京是擅自决定的行为，可能不获蒋介石见谅。果然，蒋得悉高私访东京，非常生气，立刻停止高在香港活动的经费，这等于是撤销高宗武在香港的任务，高闻讯失望病倒。
（三）在香港的活动
周佛海命周隆庠转达高宗武有关蒋介石的态度，并派梅思平前往香港接替高的工作。高虽然名义上跟国内断绝了关系，实际上仍然不停地为“和平运动奔走”。从1938年8月29日到9月4日，梅思平、高宗武跟西义显、松本重治、犬养健等人会谈了五次，其主题为撤兵与承认伪“满洲国”两个问题。
10月24日，梅思平从香港回重庆，向汪精卫报告在港与日人谈判的内容，包括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收拾局面”的意向，以及今后联络的方法。26日起，汪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在寓所讨论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等问题。30日，梅思平飞回香港，会同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做进一步的联系。
（四）“重光堂协定”
梅思平、高宗武分别于11月12、13日抵达上海。14日起，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即所谓“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就梅思平带来的中方最后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这个草案与八九月间梅思平与松本重治等人在香港多次讨论的内容差不多，但双方就细节进行反复研讨、辩论。
15日，今井带协议草案回东京汇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决定以这个协议作为推进日中“和平运动”的基础，并指派影佐祯昭及今井武夫分别为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代表，负责完成谈判。
18日，影佐、今井返回上海，西义显、伊藤芳男、犬养健同行。20日起继续谈判，下午七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两份文件。另外一份《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则暂未签字，但为保证实行的事项，这三份文件后来得到御前会议的通过，是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形成日后日本军方与汪组织谈判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基础。他们四人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的约定，于11月26日密带协议文件返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随即召开会议详细研究协议内容，及讨论今后的行动步骤。11月30日，梅带了汪精卫的答复回到香港通知西义显。日本方面随即通知高宗武，表示日本政府对日华协议记录无异议。
汪系人马于收到梅思平发自香港的隐语电报后，即分批到昆明会合。19日下午三时许，汪精卫夫妇一行人同乘包机离开昆明，五点半降落安南河内机场。
从以上这些活动可见，尽管高宗武在回忆录中强调他自汪精卫到河内之后开始反对汪和日本人接触，反对汪去上海，反对汪继续谈判，力劝汪放弃“和平运动”返回重庆向国人认错……但至少在上述阶段，高不但是对日谈判的参与者，而且是推动所谓“和平运动”的先行者。
附带一提，高宗武在回忆录中非常轻蔑伊藤芳男其人。事实上，董道宁和高宗武之能够顺利到东京，都是由伊藤安排及全程陪同，以后在香港的谈判，乃至在上海签订《日华协议记录》，伊藤都曾积极参与其事。据说高与松本重治、西义显、伊藤芳男曾在香港结拜为把兄弟，高排名第四，取名“四郎”，伊藤是“三郎”。因此伊藤和高的关系必定非比寻常。
四 脱离上海揭露密约
（一）离沪前后
1940年1月高宗武离沪赴港前后的经过，与另一当事人陶希圣二十多年后写的虽然基本一致，然仍存在一些差异（如日期、船名、对谈等），后者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所致。现在乘此机会加以比较订正，以下是高、陶离沪前后细节的异同之处。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二十九年（1940）一月一日，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出门时佛海说：“你要保重。”我叹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 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月4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街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总统号轮。
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
高宗武《深入虎穴》：
签约的那天晚上（1939年12月30日）我去看陶希圣。他也住在法租界。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反问我，“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一月一号、三号和七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不过在政治圈子里谁也不敢承担太多。……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1月3日上午十时，我离开家直接奔往柯立芝总统号。……
鉴于《深入虎穴》与《潮流与点滴》分别完稿于1944年及1962年，译者倾向相信高的记忆较为正确。从以上对照看出：高探陶病是12月30日（不是陶记忆的1月2日）；离开上海是1月3日（不是4日）；船名是“柯立芝”总统号（不是“胡佛”总统号）；陶曾派女儿送信给高表示愿意一同出走，陶文则没有提及。
另外，日本军方把汪精卫一行人从河内载往上海的轮船，大多数中英文文献都称它为“北光丸”（Hokk?觝 Maru），唯独高宗武称之为“北满丸”（Hokuman Maru），译文采用后者。
（二）密约全文见报
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首先公布“日汪密约”条件全文及附件，重庆及大后方各大报纸于次日同步刊载头条新闻及评论，一时轰动中外。香港《大公报》的头条为：《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资卖到思想！》。
香港《玛勒西报》、《德臣西报》、《士茂西报》都竞相以显著标题处理这件大新闻，《士茂西报》形容它为“中国报学史上最轰动事件之一”，上海除亲日报纸外，各大报如《申报》、《新闻报》、《中美日报》、英文《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及法、德、俄文报纸，纷纷以头条报道。
24日，蒋介石发表两篇文告。在《告全国军民书》中，他指出：“这几个文件全国同胞批阅之后，对敌阀与汪逆的阴谋诡计，必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善邻友好’就是‘日支合并’，所谓‘共同防共’就是‘永远驻防’，所谓‘经济提携’就是‘经济独霸’……这个敌伪协定，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我敢相信稍有血气稍有灵性的黄帝子孙中华国民，读了这一文件，一定发指眦裂。……”
在《告友邦人士书》中，蒋介石阐述日本企图控制中国独霸太平洋的野心，以及中国之抗战与保卫世界和平及友邦安全之深远关系，他沉痛地呼吁友邦速予制裁日本，迫其停止侵略，而不应再旁观中立。他说：“中国深知日本军人野心狂肆，故对于日本侵略，不惜一切牺牲，发动抗战，以惩罚此扰乱世界和平之祸首。……中国自开始即深信，中国之抗战直接保卫中国民族之自由独立与生存，间接的在保护太平洋上各友邦之利益与其未来之安全。今日本野心已显露，至此各友邦之不宜再以旁观或中立之名词予野心者以放任，固彰彰明甚矣。……”
五 “浙中健者“去国不归
（一）心灰意冷远离政治
高宗武毅然脱离汪伪，蒋介石甚感欣慰，称赞他为“浙中健者”。1940年3月25日，高离开香港经欧洲转往美国，离港前夕曾致驻美大使胡适一信（3月24日），说他“奉委座命来美暂住”，后来又从欧洲发一信（5月5日），说他化名“高其昌”，使用“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参事”头衔的中国公务护照。他于5月20日抵达纽约，旋即奔赴华盛顿。6月14日，陈布雷电嘱胡适大使“高君在美，奉谕请使馆及领馆多予照拂并维护”。两年后（1942年5月28日），陈布雷又电告胡大使，国民党政府已下令撤销高宗武的通缉令，并说：“此事当局去秋即有意办理，今始实现，可慰高君爱国之心，故电达转告为幸。”
高在华盛顿住下后，初期尚时往中国驻美大使馆走动，后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在重庆听闻此事，写信向胡适抗议（8月14日），大骂高宗武是“高贼”、“高丑”，高从此乃少去使馆。嗣后几年高曾给胡适写过几封信，字里行间不掩对国事的关心与忧心，曾慨叹“中国今日（指1946年）的局面，似乎尚远不及1937年，这胜利声中的亡国现象，真的令我忧心如焚。……”1946年胡适离美返国后，高仍有信给他，至1948年年底为止。从此高和夫人在华府默默度日，不再过问政事，直到1994年9月24日逝世，享年八十八岁。他墓碑上的名字是“高其昌”。
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和高做过几次深谈，但每欲提问当年事，高都避而不答，守口如瓶。美国学者博伊尔在他的书中说他曾当面访问过高宗武。邦克也在他的书中说曾与高宗武有许多次对谈（据唐德刚说，这本书的主要史料是根据他用英文写的一百多页高宗武访问记）。同高一齐从上海逃出的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曾多次提到高宗武。《潮流与点滴》发表于1962年，那年高五十六岁。博伊尔和邦克的书发表于1972年，当时高六十六岁。在那些岁月里，高不可能没看过这些和其他有关他的书或文章，然而他始终不发一言，从不为别人加诸他的种种说法作任何辩解，也从来不把他的呕血力作《深入虎穴》公布于世。这种不问世事的忍劲，人们不得不佩服，也深为惋惜。
高定居美国后，陶留在香港办《国际通讯》期刊。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陶于次年辗转经韶关、桂林回归重庆，重新加入抗战阵营。世人不免疑问，蒋介石先誉之为“浙中健者”，复电胡适大使转慰“爱国之心”的高宗武，为何不再为蒋所用，而任其一生漂泊海外？译者倒觉得，并非蒋不用高，而是高不愿再为蒋所用。一言以蔽之，对政治心灰意冷也。蒋介石个性刚强，意志坚定，喜怒无常；汪精卫性情软弱，优柔寡断，感情用事。高从政七年，在这两位性格迥异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手下当差，对年少气盛、自视甚高的他，确实是莫大的考验，试想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耐心？在蒋手下，他周旋于日本军政人员之间，必须揣摩上意谨慎行事，除了使花招扮黑脸之外，必要时还得准备随时背黑锅，一旦做错事，就得受严惩；在汪手下，则须以最大的耐心循循善诱，唯恐他意气用事掉入敌方陷阱，可是汪不听他的，失望之余，只有忍痛分手。想当年高在外交部，不到三十岁就蒙蒋、汪不次提拔，先畀以对日交涉重任，复派赴香港以非官方身份与日本人接触（表面上是“非官方”，实际上人尽皆知他代表蒋介石）。然而不旋踵间，竟因私自去了一趟东京而被蒋下令停止工作，怎不为之痛心疾首，以致旧病复发咯血住院？其后，高追随了汪，满以为可对中日和平有所贡献，然而，日方固然颐指气使，条件苛刻不留余地，而汪对高的分析和劝解则每每充耳不闻，即使事不可为至踏进一步即粉身碎骨的地步，也不知及时回头跳出火坑。高是跳出火坑了，可是蓦然回首，那与汪朝夕相处的十三个月，岂非一场吓得冷汗淋漓的噩梦？
（二）高、陶华盛顿重逢
1967年4月3日，“高陶事件”发生二十七年之后，陶希圣由长子泰来陪同从欧洲飞抵华盛顿访问。4日晚应高宗武夫妇邀约晚餐，饭毕同往胡适公子祖望家中谈话。5日下午，高建议陶同游顿巴敦橡树园，乃相约乘巴士前往。顿巴敦橡树园在市区中，闹中取静，园中有一房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美、英、苏四国秘书长在此起草联合国宪章的地方。
这天下午，两人漫步之余，并坐于草坪边的长椅上，缅怀当年惊涛骇浪的往事。陶希圣有这样一段记忆：
我在华盛顿，恰好是樱花节的观光时令。我若是稍为停留，就可看热闹。但是我瞻仰了林肯纪念堂，参观了国会，浏览了美术馆，总觉得凡尔蒙农场最令人感动，顿巴敦橡园最使我欣赏。
美国的国父华盛顿总统在凡尔蒙山的故居及其坟墓，保持着农庄的本色，由此可以想见革命开国的艰难与革命领导者的真诚与朴实。
顿巴敦橡园在市区中，闹中取静。有纷繁的樱花林与迎春丛，红黄相映。在幽静中想见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华民国参加联合国组织之发起与宪章之起草，是何等伟大的魄力与深远的志趣。
高、陶二人当年由“和平运动”同志忽而成为脱逃日伪的患难之交，他们跟汪精卫的关系，也从亲信始而以叛离终。他们离沪前内心的煎熬，与揭露密约后对汪氏个人的歉疚，可想而知。如今汪氏墓木已拱，中国抗战终获最后胜利，这两位当年对世局之转变做出贡献的人物，于二十七年后在国外重逢，唏嘘把晤、缅怀往事之余，实有隔世相见的无限感慨。
当年高、陶两人虽然早已有离沪之决心，但在1939年底陶宅密会之前，私下并无沟通。事实上，高宗武早就有黄溯初、徐寄庼、徐采丞等人为他策划出走。所以，高的“走了吧！”那句话，说得颇为胸有成竹（高宗武在回忆录中则说这句话是陶先说的），两人遂于极短时间内作出相偕潜离上海的决定。至于在香港联名揭露密约一事，则是两人在船上商议，到港后请示重庆才决定的。设若高保密到底，独自先离上海，固然陶还是会在杜月笙手下的保护之下迟几天到香港，但那以后的种种发展可能就大不一样，至少这个戏剧性的事件就不能称之为“高陶事件”了。
（三）一生唯一一次到台湾
1971年10月，高宗武在华府写了一篇为万墨林祝寿的文章，刊载于11月份的台北《自由谈》杂志，题为《寿万墨林先生七十》，这可能是高去国之后唯一公开具名发表的文章，特别值得记载。文曰：
民国二十七年与二十九年间，余奔走国事，常往返于上海香港两埠，与杜月笙先生过从甚密。万墨林先生之名，朋友闲谈，道路传闻，不绝于耳。其人其事，令人心折。在全民抗敌中，有此一位公而忘私，奋不顾身之幕后英雄，钦佩无已，惜无缘谋面，引以为憾。五十六年夏，余由美京华盛顿出发，作环球旅行，路过台北，特托老友程沧波先生，豫约墨林先生见面，以偿夙愿。当年七月十九日晚，在台北杨管北先生公馆，与墨林先生相见，同座者有萧同兹、张明炜、陆京士、程沧波、南怀瑾、杨管北诸先生及杨夫人方菊仙女士。时隔四年有余，当晚情形，如在目前，认为此行中最值得纪念之一日。而墨林先生昂藏朴莪，目光炯炯，一见即知其非常人也。
墨林先生对国家、社会、朋友之鞠躬尽瘁，贡献之大，举国皆知，尤其在抗战时期，被敌劫持，坚抗不屈，折暴敌、泣鬼神之大无畏精神，自将流芳百世，不容余之喋喋，而余之所以对墨林先生之名，历三十年，隔千万里而不忘怀者，实以其临难不苟免，具人类无上之牺牲精神，表现我中华民族之至高道义，非心有定力，性具根基者，焉能臻此。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墨林先生兼有此三德，岂非我中华民族之出类拔萃者乎？数十年来，余历观中外，结客士林，益信若墨林先生者，诚不愧为我中华民族之大丈夫，兹值墨林先生七秩大庆，云山万里，敬以智仁勇三字为我中华大丈夫及其夫人寿。
民国六十年十月五日华盛顿
从文中可以看出：一、高并未提及万墨林当年营救出险的往事，且说“惜无缘谋面”，可见当年万墨林在上海策划营救高陶二人时，自己并未现身，这合乎情理；二、高曾于1967年夏（与陶希圣4月华府重逢之后）到过台北，于友人邀宴席上见到时任国大代表的万墨林。这是他去国二十七年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回到台湾。那时蒋介石尚健在，不知他有没有机会晋见当年对他十分信任的最高领袖？
关于蒋介石的态度有两个传说：一说是蒋不方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另一说是蒋暨夫人曾经在士林以茶会招待过高。到底真相为何？高自己固不愿对外透露，旁人只有揣测的份了。
（四）高府史料应予公开
近读季蕉森先生著《忆高宗武伯伯》（台北《传记文学》第五百三十六期），叙述他在美国以晚辈的身份与高宗武夫妇相交数十年的往事，提供了许多高氏定居美国后的生活情形。他在文中提到以下几点：
一、高所谈从政与汪精卫对日和平工作中的经过，都只是概要，不提细节。可是在他提及当年闻名中外的“高陶事件”时说，他在出走的前一晚，去过陶希圣先生家，告诉陶，他已秘藏有汪精卫与日本所签的所谓“汪日密约“之照相，陶才知道有这件事，并问陶要不要跟他一起出走，陶表示要，“高陶事件”就这样而来的。……当年之所以能安全离开上海到达香港，立即发表卖国的所谓“汪日密约”，完全是依靠杜月笙先生的相助，否则非但事情办不成，还有生命危险。
二、高宗武夫妇刚到华盛顿时，先把有限的钱存进银行，再思考如何谋生。最后想到做股票投资的生意，去征求胡适大使的意见，胡不赞成。但高还是决定做，结果胡拿出一笔钱给高，委托他投资股票，高就这样开始走上谋生之道。1962年胡在台北去世，高把这笔钱连本带利结清，交给了胡夫人。这笔钱名为投资，实际上是胡的善意资助。然而，钱是胡出的，还是从重庆来的，大有挖掘真相的余地。
三、对于当年所经办的对日外交，应不应当写下来这个问题，他说：“我不打算写，历史有些地方也不可靠，不能全信；我如照实写，要得罪许多人，不从实记述，又何必写呢？”可是没人知道他已经写了。他又说：“有人写文章说我去过重庆怎样怎样，其实我一辈子未去过重庆，有些人就是瞎写，混饭吃，你说能相信吗？”字里行间，透着高不愿与重庆有所瓜葛的情绪反应。
四、1986年7月7日，高给季蕉森的父亲一信，其末段如下：
崇仁吾兄：……付函寄上弟近给友人信印本一份，所谈者五十二年前之事，此是弟办对日外交之第一幕，自此之后，所有对日交涉，几全集弟一身，外交部长力求躲避，遇事总叫弟向蒋直接请示，惧杀身之祸也，至为可叹，历史不可靠，是非真难论，此弟之所以数十年来不愿谈政治也。匆此顺颂夏安。弟宗武敬启7/7/86
信中所提的“第一幕“应是指1934年在北平与日本人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外交部长乃张群（岳军），英文回忆录中对他亦有类似描述。
五、高最敬佩的人有两位：胡适和杜月笙。他说：“1967年夏，我去台湾与蒋先生会晤时，曾专程去胡与杜两位先生的坟墓上致敬行礼。”由此可见，高于去国二十七年之后回台湾小做逗留，是得到蒋介石允许的，或者根本是蒋召他回台见面的。所谓“蒋不方便接见旧日常见的僚属”云云，不见得有根据。
六、高宗武的孙子高昕于1983年12月，26岁时，从北京来美进修，目前在科技界工作。高宗武去世后，高昕夫妇整理遗物，发现大量珍贵的史料，包括1940年至1994年的全部日记，以及生前与当年许多政坛要人如张群、陈立夫、陈布雷、何应钦、胡适、陶希圣、杜月笙等人的书信来往及照片。除此之外，还有中文回忆录《深入虎穴》与英文回忆录Into the Tiger’s Den。高昕告诉季蕉森：“爷爷著书，不仅得到当时驻美大使魏道明的鼓励，而且也向蒋介石先生呈报。陈布雷曾致电爷爷，电文如下：‘魏大使伯聪兄译转宗武兄，沃电悉，近况已呈委座，大著请兄放心出版无须考虑，此亦吾人报国之一道也。弟陈布雷叩’。同时张群、杜月笙都有信给爷爷，谓‘尊著如已出版，尚希惠赠一二部，以资快睹’。由此可见，爷爷著书一事不是秘密，至少在当时驻美使馆内部知者颇广。”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高宗武不但保存回忆录英文原稿的正本（副本现存胡佛研究所），而且还写了一部中文回忆录。这些日记、书信文件，以及中文回忆录，都是宝贵丰富的史料，希望有一天能够公开，供史家深入探讨。
蒋介石当时没有叫高宗武回重庆（陶希圣也在香港待了一年才回重庆），可能还有一层顾虑。这也许关系到蒋用人的原则：对军人慑之以威，对官员责之以严，对文人待之以宽。军人叛离国法不容，官员擅离职守永不录用，学者论政尚可尊重。高宗武身为高级外交官员，未能遵守抗日国策而私赴敌营参与谈判，虽然最后脱离汪伪揭发敌人阴谋，但追根究底，即使个人品德无亏，终究是违反了一名政府官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因此，至少在当时必须顾及社会的观感，而不便让高回国。而陶希圣以学者初入政界，当时并无官职，他的言论与活动（包括1938年在香港为曾仲鸣被刺而发表的激烈批评重庆的言论），似乎尚未超出蒋的容忍限度，而予网开一面，事后并畀以重任。高、陶二人都主和，但都未投敌，于乱流中知所进退，虽有过失而终未失大节。技术官僚不懂政治，如高宗武（那时才三十出头，实在太年轻），学者好奢谈国事，如陶希圣（他八十岁还说：“读书，作文，演讲，开会，我的一生就是如此。”），他们两人跌跌撞撞共同走过的这段历史，其实也是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的一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