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以来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述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40 次 更新时间:2009-12-28 02: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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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华   李猛 (进入专栏)  

  

  自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以来,对国外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面临的是这样的状况:一方面中国长期的人文传统与西方社会思想赖以形成的人文传统有相当一段距离,因此对西方的许多理论观念不免有隔膜之感;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断长达27年之久的社会学对绝大多数国人来说几乎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词,不仅对1955年以来西方社会学大发展中的各大流派及其代表人物十分陌生,甚至对韦伯(M·Weber)、迪尔凯姆(E·Durkheim)、帕累托(V·Pareto)这些横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经典大师”也知之甚少。因此中国社会学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的工作从一开始就与西方社会学界的同类研究不同,具有其独有的特点,即以面向整个社会学界的介绍性工作为主,而不是以发展本土理论为取向的研究性工作为主。这一特点构成了197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国外社会学理论方面工作的主线。

  

  一、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个阶段

  

  总的来说,从1979年至今的15年,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大致上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普及性介绍”为主的“启蒙”阶段。粗略地看,这一阶段起于1979年止于1987年。在这七八年的时间里,对国外社会学的介绍几乎就等同于社会学理论的“启蒙教育”,成了国内刚刚起步的社会学界汲取理论营养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是对解放前社会学人类学理论传统的重新挖掘)。在这期间,《社会学研究》和《国外社会学参考资料》(1983年创办,1986年正式更名为《国外社会学》)所刊载的有关国外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1.重要社会学家生平与主要理论观点的“辞条式”介绍;

  2.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3.各门分支社会学;

  4.各国社会学的建制情况,特别是机构、杂志、研究的专业人员状况等。

  这一阶段介绍文章的主要来源,一个是前苏联、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对西方理论的“转手”介绍,一个是日本、港台这些近邻地区的介绍。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大多数在于使国内刚刚开始从事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能对社会学这一学科在国外的地位、历史和现在的发展状况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其中尤其是对社会学各分支的介绍为许多从其它学科领域转向社会学的研究者寻求本学科与社会学的“嫁接点”、尽快进入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帮助,并且因此而形成了80年代社会学研究中的“分支热”。

  第二阶段: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形成独立的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阶段。这一阶段大致以1987年在大连召开的“国外社会学学术研讨会”(这是1979年中国恢复社会学以后首次召开的专门性的国外社会学学术讨论会,它标志着独立的专门性国外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为起点,直至1990年。

  从主要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一阶段国外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具有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的特点。

  首先,有关分支社会学、各国社会学机构建制方面的介绍逐渐销声匿迹,在社会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些理论流派和理论大家成了《国外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推介的“主角”,并且从资料来源上看,直接来自西方国家的理论文章取代了原来苏东、日本等国的间接介绍性文章。

  其次,对这些理论流派和理论大家的介绍从第一阶段以“一般性了解”为着眼点的“辞条式”介绍转向系统而有一定深度的诠释。

  最后,在这一阶段里,国内学术界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国外社会学理论著作,其中既有经典大师的重要著作,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有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界的重要的理论人物的代表作,如科塞(L·Coser)的《社会冲突的功能》、默顿(R·Merton)的《论理论社会学》、布劳(P·Blau)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特纳(J·Turner)的《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一书。这本在南开大学讲习班上科塞教授所选用和推荐的西方社会学理论教材在从1989年出版至今的7年中,基本成为国内修习国外社会学理论的首选参考书,对国内的外国社会学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阶段是从1990年至今,以《国外社会学》杂志为主导,开始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介绍和研究文章,标志着中国的国外社会学研究开始逐步深入并为从介绍性工作转向研究性工作做准备。这方面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外社会学》上的译介文章逐步从“回溯性”为主转向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大体上一致的“同步性”介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1990年开始用“理论流派专辑”的方式系统地介绍西方后帕森斯时代的理论。

  2.一些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界的“理论明星”,如吉登斯(A·Giddens)、亚历山大(J·Alexander)成为杂志上频繁出现的名字。一些在西方社会学界十分重要的最新理论文献也不断地被翻译过来,如《国外社会学》1992年第4期节译了凯译和赫希特(Kaser & Hechter)二人合写的一篇在美国理论和经验研究界都引起广泛瞩目的文章《一般理论在比较历史社会学中的作用》。

  3.对西方学术研究的“热点”进行综述,为读者把握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前沿提供帮助。这方面夏光对后现代性研究的综述(《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的新视界》,《国外社会学》1991年第4期),就是一篇质量很高的文章。

  总之,在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第三个阶段里,研究国外社会学的社会学者在困难的条件(经费短缺、人员数量有限、资料信息不够完备、与国外交流不多)下,正力图总结前两个阶段研究的得失,展开创造性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从而为建设中国自身的社会学理论发挥作用。

  

  二、目前学术界对国外各类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状况

  

  由于国外社会学研究和整个中国社会学界一样面临着比较困难的发展条件,所以对国外各个流派的理论的介绍尚不够系统全面。我们在这一部分将循着社会学史的基本脉络,勾画出目前的介绍和研究状况,为进一步研究应侧重的方向提供一些启式。

  (一)经典社会学理论

  1.韦伯研究

  在对经典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中,韦伯研究无疑是一个“中心”。究其原因,大概一方面是韦伯理论中的中心问题,如人的精神因素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复杂关联与中国的现实有很强的相关性,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恢复之际正值国际上“韦伯研究热潮”方兴未艾,而港台学术界也由于彼得·伯杰(Peter Berger)和金耀基等人将“新教伦理论题”(the Protestant Thesis)与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放在一起考察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争论,这种学术环境也对大陆学术界产生了影响。所以社会学界一开始就对韦伯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在研究方面,《国外社会学》先后发表的有关文章逾20篇,涉及了韦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尤其韦伯论新教和中国宗教)、韦伯论理性和科层制、韦伯的方法论等重要问题。在专著方面,除了苏国勋带有开拓性的《韦伯思想引论》之外,还翻译了帕金(F·Parkin)等两三本专门介绍韦伯的小册子。尽管与其它国家韦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尚难相比,但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产生了如此多的研究文献,不能不说明韦伯研究的兴盛。

  总的来说,韦伯研究在中国——不论是专著还是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韦伯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又主要围绕韦伯的“价值无涉”(value-free)命题产生了几乎遍及全国学术界的争论。尽管这一争论多少掩盖了对韦伯方法论其它重要方面的讨论,但由于当时它与整个中国社会学理论建设,是以独立的理论发展为方向,还是偏重于政策建议的“软”科学密切相关,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韦伯的比较宗教社会学,是韦伯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其中尤以韦伯的“新教伦理论题”及对以中国宗教的理论为中心的争论最为热烈。以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为代表的一派学者认为东亚的“经济奇迹”表明韦伯的相应论述如果不是有缺陷的话,至少也是不完全的,许多学者认为韦伯没有充分全面地考察儒教与道教中可能促进资本主义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因素。而韦伯理论的支持者则强调韦伯理论主要论证的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而这一形式却会在西方蓬勃发展。因此用“东亚四小龙”的例子来证明韦伯理论的失误是不恰当的。社会学界关于韦伯宗教社会学的争论是与整个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一更大范围的争论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是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学者参予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和学术讨论的一个良好开端。尽管这方面的争论近年已渐渐“冷却”,但继续分析韦伯对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研究仍将是未来韦伯研究的一个焦点。

  从韦伯研究的现状看,要想进一步推进韦伯研究,必须从现在的“零敲碎打”转向更为系统的研究工作。首先,要系统地翻译韦伯的著作。其次,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韦伯与尼采的关系;②韦伯的政治社会学;③韦伯的法律社会学;④韦伯的经济社会学思想。韦伯理论的其它方面,如个人主义方法论,韦伯与胡塞尔、韦伯与女权主义的关系都是尚待深入研究的内容。相信韦伯研究在未来的国外社会学理论研究中仍将是一个主流。

  2.迪尔凯姆研究

  迪尔凯姆是国内对经典社会学的研究中另一个相对的重点。

  尽管迪尔凯姆原著的翻译比较系统,但迪尔凯姆理论的研究却并不很令人满意。国内的国外社会学史教科书对迪尔凯姆的介绍基本停留在帕森斯式的“秩序范式”的诠释上。《国外社会学》上发表的两三篇研究文章主要依据传统观点考察迪尔凯姆的文化人类学和道德社会学思想。而70年代以来国外对迪尔凯姆思想的研究已日益摆脱帕森斯诠释的影响。吉登斯等理论家强调迪尔凯姆理论中从前为人忽视的对个人主义的评述以及迪尔凯姆的政治社会学思想。(a①)而以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为代表的一些人类学家则大力提倡迪尔凯姆的后期著作,以期为文化研究打开一个新的局面。(a②)因此为了提高国内对迪尔凯姆的研究水平,学者似可更多地注意迪尔凯姆早期的《社会分工论》和晚期的也是迪尔凯姆最重要的作品《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3.马克思研究

  近些年来由于德、英、法等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对马克思社会思想的研究正日益成为“显学”。国内尽管长期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研究动向也一直十分注意,但国内社会学界在从社会学角度深入分析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方面仍十分不够,现有的一些研究又经常陷入以政治立场的分析取代认真的学术剖析的“误区”,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研究,并加强马克思与韦伯等经典大师理论的比较研究,使国外经典社会学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对西方社会学经典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通过对经典理论的介绍,国内社会学界对经典理论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为进一步理解西方当代社会学理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国内有许多学者已广泛应用西方经典理论的一些概念、理论(如韦伯的科层制、理想型)作为经验研究的理论框架。这里姑且不论这样做是否适当,但这种现象本身就表明经典理论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2)与对西方当代理论的译介相比,对社会学经典大师的专著、相应的教学参考书的译介显得系统得多,国外通行的理论史教科书经常引用的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和雷蒙·阿隆(Raymond Arom)的《社会学主要思潮》都已译成中文出版。此外还移译了不太著名的斯温杰伍德(A·Swingewood)和约翰逊(P·Johnson)的社会学史著作,其中对经典理论也有相当篇幅的论述。这些书籍再加上韦伯、迪尔凯姆的原著中译本,基本构成了各大学社会学系国外社会学理论经典部分的参考书目,使经典部分的教学和研究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资料保障,如果将此与帕森斯以后的西方社会学理论资料严重不足的情况相对照,就更加清楚了。

  当然,经典理论的介绍虽然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仍存在大量问题。

  (1)经典介绍尚不系统全面,如对齐美尔(G·Simmel)、帕累托和滕尼斯(F·Tonnies)等经典大师的介绍和研究都显不足,而且除了苏国勋对韦伯的研究较为系统以外,大多数文章仍停留在表面的“介绍”上。

  (2)对经典理论在70年代后半期以来的“新诠释”注意不够。国内目前对经典理论总的观念仍是帕森斯式的。而近20年以来,经过吉登斯、亚历山大、弗瑞斯比(D·Frisby)的努力,对西方经典理论的理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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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1994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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