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民变与“匪乱”:以中共接管贵州暨西南时的征粮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63 次 更新时间:2009-11-18 21:12

王海光 (进入专栏)  

1950年初,中共新占领地区的许多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武装暴动和反抗新政权的情况。当时舆论统称之为“匪乱”,而将新政权的军事打击行动称为“剿匪”。在“匪乱”严重的地区,叛乱者抢粮暴动,攻打基层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征粮队员,对新政权威胁极大。西南地区因其地理的和历史的原因,曾经是全国“匪乱”最为严重的地区,而贵州省又是西南“匪乱”最为严重的省份。

在大陆有关中共新接管地区剿匪的研究著述中,分析1950年新区农村“匪乱”突发的原因,多归因于国民党政权潜伏力量和地主封建势力反对共产革命的阶级对抗,却多少忽略了共产党接收新占领区之初,因为缺乏民众基础,各种新政策一时难以取得民众支持,以及政策推行过程中过急过激所带来的抵触和反抗等复杂情况,因而有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倾向。

需要注意的是,各地匪乱普遍发生的时间,是在1950年初。这时,国民党的正规军团在大陆范围内,除沿海岛屿和极少数偏远地区外,都已被消灭殆尽。各地政权易手过程一般都比较平稳,新政权的各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国际上,中苏两国刚刚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对华政策尚在摇摆之中,刚逃到台湾岛上去的国民党政权还惊魂未定,朝鲜战争也还未爆发。尤其是,考虑到自己在新占领区的民众基础严重不足,中共这时明确反对马上在新区进行土地改革斗争。特别是像西南农村这样民情复杂的地区,中共西南局为防止“可能促成封建势力很快地团结起来,与我公开为敌”,连宣传动员农民群众的“反霸”口号

也主张暂时不提。[1]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笼统地用国民党潜伏势力的破坏活动和地主封建势力的阶级反抗来解释当时各地“匪乱”发生的原因,显然有些简单化了。要了解当时各地新区“匪乱”,特别是西南地区“匪乱”何以会一哄而起,必须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具体考察当时究竟有哪些情况刺激了这一现象的发生。本文拟以贵州及西南几省“匪乱”发生的背景及其解决的情况略做分析说明。

一、贵州的接管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中共立即将筹谋已久的攻占西南的计划付诸实施。11月1日,解放军开始西南战役,首先直插贵州,横断国民党守军西南防线。国民党贵州守军斗志全无。第二野战军先头部队在贵州中共地下党的配合下,势如破竹,只进行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仅14天就占领了贵州省会贵阳市。国民党贵州军政机构和军队退缩到黔西南一带,陷入“战无力、逃无地”的境地。

11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四项忠告”[2],号召他们接受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停止抵抗和破坏,投向光明,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并宣布了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从而进一步消除了西南地区,也包括贵州国民党军政人员对中共的疑惧。中共西南局这时关于在贵州新区工作策略的指示,要求全部接收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职工,一个也不遣散,从省、地区到县的各级政府,都要为非共产党人士保留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职位,[3]也大大地减少了新政权接收贵州的种种阻力。

12月7日、10日,早已与解放军暗通款曲的国民党第八十九军新任军长张涛、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王伯勋、第四十九军军长王景渊、黔西北绥靖司令刘鹤鸣、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等一批驻黔西南的国民党将领,先后率部通电起义,黔西南地区和平转入解放军之手。一批国民党的专员、县长等旧政权头面人物主动向新政权投诚。虽有少数顽固分子企图拉上地方保安武装准备打游击,但眼看大势已去,也先后都放弃了抵抗的打算。如国民党瓮安县县长,在解放军到达前,曾拖着全县地方武装躲到乡下准备打游击。当得知云南国民党省主席卢汉率部全体倒戈投共的消息后,彻底失望,立刻派人与新政权联系投降事宜。[4]许多边远县份纷纷来省城联系,要求新政权派员去接管。国民党基层政权的旧官吏们多半是把中共新政权当作一个过去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客籍政权来看待,许多人加入“解放委员会”,转而帮助解放军办粮办差了。

中共贵州省委是以二野五兵团领导机关组建起来的,随着军事的胜利,开始从城市到农村全面接管贵州。贵州省人民政府于12月26日宣告成立。由于中共在贵州的地下党组织力量薄弱,受命接管贵州的干部也只有7000多人[5],因此,接管工作刚一提上日程,干部不敷分配的情况就突显出来了。参加接管省会贵阳市的干部,仅11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军队干部,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只有七八人。[6]分配到地区和县的接管干部就更少了。一个县的接管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少则十多人,多则亦不过五十多人。[7]县委下派干部,只能派到区一级。在一时顾及不上的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则委用原旧政权人物和乡保甲长临时组成解放委员会、治安支前委员会等组织,暂时维持地方秩序。

在贵州省的接管步骤上,划分为三类地区,即全面接管地区、相机接管地区、暂不接管地区。全面接管地区,主要是贵阳、遵义、安顺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川黔、湘黔公路沿线周围的县份。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县份和偏僻山区,暂不接管,责令当地旧政权人物临时维持。其他为相机接管地区。中共贵州省委决定首批接管的县是56个。但在解放军声威震慑下,包括那些暂不接管的偏远县份,也相继主动归降了新政权。1949年12月底,贵州全省79个县(市)全部宣告易帜,其中16个县是和平易帜的。[8]据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苏振华在1950年2月6日的接管工作报告中称:各地先后向新政权投诚起义的,有47名县长,5万名地方保安武装。[9]

中共接管贵州的工作步骤,先集中力量于城市,再向农村逐步铺开,进展相当顺利。在接收过程中,采取了首先各按系统接收,暂时维持现状(政权与武装的接管除外),然后逐步改造的稳重方针;对旧人员采取“包下来”、“团结改造”、“量才录用”的作法,从而缩短了新旧政权交替时的政治“真空”过程,“避免了破坏和紊乱,保证了接管的比较完整和顺利”。据当时统计,贵州省、专、县、区四级旧政府人员共8237人,留下来接受中共接管的有5520人,占原有人数67%.逃散的人员只有33%.[10]

贵州的接管,是西南接管的一个缩影。整个西南战役,前后不过57天就基本结束了,各地的政权接管工作也非常顺利。此可见证于1950年1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报告明确讲:“凡大军通过之地区,大多数旧人员及保安武装都与我们接头,维持治安,筹办粮草和自动组织解放委员会等维持会性质的机构,临时维持秩序听候接收。一般的对后方补给尚较稳定,未遭受较大的危害”[11].在解放者眼里,西南民众已然承认了新政权的合法地位。可以看出,外来的解放者与当地各界人士在初期的合作是良好的。

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南“匪乱”却在1950年2月中旬以后大面积地爆发起来。大批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地方政治精英又起而反对新政权,一些已经倒戈投诚的国民党部队又复叛为匪,表现也转为顽强。这里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二、粮食问题

1950年初,中共新政权的财政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军政开支浩大,入不敷出,货币发行过猛,财政赤字严重,引起物价飞涨,通货膨胀,投机资本猖獗,各大城市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这势必加剧对农村粮食的需求与征发。[12]因为当时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征收的公粮(农业税),中央政府要在各大城市彻底打击投机资本,稳定物价,统一全国财经,抑制通货膨胀,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但是,老区农村粮食征收任务已经过重,华北老区因灾情缺粮;一些沿江沿海地区又受灾减产,粮食调运不出来。由于粮食求过于供,中央政府需要的粮食缺口很大。1950年1月4日到9日,上海粮价上涨了23%,存粮只有8000万~9000万斤。1月下旬又比月初上涨80%.[13]中央政府因此估计春节前后更会有一次大的涨价风。为打击投机资本、抑制涨价危机和应付粮荒,中财委下令紧急从各地调粮济沪。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此时压力极大,曾发下狠话:“谁阻止粮食外运,就砍谁的头”[14].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把目光放在了刚刚占领的产粮较多的四川等省区上。西南战事硝烟未散,中财委就已要求西南紧急调运4亿斤粮食支援上海。[15]

准备进军西南时,邓小平就已经提出了粮食问题的重要性。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对去接管西南的干部讲话说:“我们去西南,头一个遇到的困难是部队的供应问题,是吃饭问题。”邓小平当时对困难的估计是:接收工厂职工,等于20万部队开支;接收20万旧政府人员,等于60万部队开支;再加上国民党40万军队。“因此,除我们部队及工作同志之供应外,还要养活一百二十万人口”。[16]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是指接收下来国民党在西南的摊子,相当于供养120万军队(供养1个旧政府人员等于供养3个军队人员)。但是,实际情况还是大大超过了邓小平预先的估计。在西南战役大体结束时,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讲话中说明了刚接收下来的摊子之庞大: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有90万人。另外还有国民党政府公务人员和其他教职员40万人,国营企业员工10万人,这都是按政策必须“包下来”的。再加上解放军70万,至少有210万人需要供养。[17]这比邓小平原来的估算数,多出了将近一倍。

中共此时已取得全国政权,不能再采取遣散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旧办法了。中共西南局据此制定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18]的政策。邓小平说:“实行这个政策好处很多,但是国家和人民的负担现在确实很重。我们正征收公粮,而且征收的数目很大,农民阶级仍然是主要的负担者。就是这样大的公粮数目还不能养活二百一十万人,还有相当大的赤字”,“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包袱”。[19]

但是,西南各省区所接收的前政权库存粮食却微乎其微。当时,贵州全省共接收国民党政府仓库粮食2.243亿斤。贵阳市人口20多万,接管时,仓库仅存混合粮50万斤,只够3天需用。四川全境内接收国民党政府田粮机构和部队缴获的粮食,仅有3.5亿斤,尚不足四川半个月的消费。云南接管时,1949年的公粮还未完全征收,昆明仓库里的存粮还不够昆明市1个月的消费。[20]

鉴于粮食问题事关重大,中央及西南所需甚急,刻不容缓,邓小平督令各地党委及各所属部队,在结束军事行动后,立即迅速抽调人员下乡,“首先求得拿到粮食”。[21]邓小平亲自兼任西南财经委员会主任,担纲主持西南财政和粮食征收。各地新政权一成立,都是急如星火地部署人马到农村征收公粮。由此可知,能否拿到粮食就是此时中共西南新政权能否立足的关键所在了。

三、征粮任务

1949年,因战争等因素影响,西南各省区的农业收成均不如过去年份。四川号称是盛产粮食的“天府之国”,1949年全省多数农产品的产量均低于民国时期最高年份的水平。其中粮食总产量仅为最高年份的83.1%.主要农作物的平均亩产量,水稻为360斤,小麦为132斤。全省人均占有粮食521.6斤。在1949年全省农民生产的1494.5万吨粮食中,除去交地租、上田粮税和留种后,农民的口粮仅有500多万吨混合粮,平均每人200斤。[22]另有研究者的估计更少于上述数量,认为四川1949年度的粮食平均亩产量仅为211斤。[23]贵州田少山多,粮食生产水平甚低,属于缺粮省份。1949年贵州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217斤[24].加之1949年大量耕田转种了更有利可图的鸦片,粮田数量锐减,全省粮食总产量比过去又有降低。贵州农民生活困苦更甚于西南其他省份,许多地方的一般农户连米都吃不上。

对于西南各省产粮的多少以及民间实际贮存粮食的情况,中共西南局开始也是心中无数的,征收公粮的政策和办法一时难以确定。在开始征粮时,各地一般都是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征粮册籍下达的征粮任务,征粮办法是征借结合。

1949年11月,中央政府依据国民党政府原税收额估算,西南的粮食税为20亿斤,连同其他各项税收合计折粮为32亿斤。[25]故中央最初核定的西南1949年的公粮数量为20亿斤。邓小平则考虑到中央的需求和西南地区自身的需要,明确表示可以征收到40亿斤。

邓小平在1950年1月2日复电中央报告中说:“1949年川、黔两省收成尚好,贵州有少数县份已经开始征粮,缴得又快又好”。“中财委要我们送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是完全应该的,照西南的粮食状况也是可能的”。他所担心的问题只是征粮干部少,“主观能力太弱”,但表示“我们当克服困难,完成此项任务”。[26]

邓小平虽然意识到西南接收的摊子很大,但大到什么程度尚不很清楚,所以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到1950年2月,邓小平已全然了解财政形势的严峻性了。

1950年2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说:“公粮数目在南京时预计吃饭人数一百五十万,每人以三千斤计,除税收以外,故决定屯三十亿斤。入川后吃饭人数增至二百万,每人需四千斤,故增至五十亿斤”。他承认这个征粮“数目极大”,但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利用旧保甲人员及旧粮食机构(有的乡长也可以用),同时只要负担面放大一些,合理一些,是可能完成的”。[27]

西南不仅征粮负担是相当重的,而且征粮方法也问题多多。首先是许多地区1949年国民党已经征过粮,重复征收对农户的生活势将造成极大威胁。其次是征粮的季节已过,许多农户即使有存粮也已经卖了,现在又需再去买粮交公粮,贱卖贵买,农户更难承担。再次是西南各地征粮当时一般都是沿用国民党政府的“赋元”办法[28],虽简单易行,但田主交公粮,佃户不交,纳粮的负担面过小,征粮的70%左右的负担都落在了地主身上。而征粮工作对地主的真实困难又不予考虑和照顾,自然更易造成过分挤压地主的局面。

1950年1月中旬,中共西南各省区相继颁布了《1949年度公粮征收暂行办法》。《办法》规定,1949年农业负担改征公粮,以户为单位,一次缴足,严禁乡镇保甲擅自附加或摊派,在田粮制度未彻底整理前,实行田多多出,田少少出,大户加征。[29]中共贵州省政府于1950年1月10日正式向各地县下达了征收任务,要求完全控制和交通便利的地区必须在春节前完成,其他地区在3月底前完成。[30]在缺乏民众基础的新区,这个征粮任务的难度很大。

中共新政权刚建立,就立刻开征比过去旧政权时期沉重得多的赋税,对此,新区大多数民众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解放”意味着更自由的生存环境。可以想象,这么大的征粮数目一下子压下去,不仅地主要叫喊交纳不起,一般农户也是叫苦不迭的。

贵州省修文县是国民党政府没有来得及征收1949年田赋的县份,应该较易完成公粮任务。中共修文县委于1950年1月17日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想要说服与会的农民、工人等基本群众支持新政府的工作。但是,代表们却几乎异口同声地要求:“征粮任务重,群众负担不起,请求省政府减轻”[31].

修文县代表的意见,反映了西南农民相当普遍的愿望。在四川、云南各地召开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代表们也都有同样的呼声。包括一些征粮干部,对完成征粮任务也信心不足,因此只是一味地硬着头皮强行征收,普遍出现了强迫命令和扣人打人的逼粮现象。一些地方的征粮工作队更是不管贫富,见粮就抬。在一些干部中流传说,“要讲政策就完不成任务,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讲政策”。结果有的征粮工作队恫吓威逼乡保长,限期几天完成征粮数。有的征粮工作队干脆撇开乡保长,自己去蛮干。有的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绑吊打,游行罚跪,甚至有逼死人命的,有迫使农民卖子纳粮的。据当时的报告称:这时较为普遍的是“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不经政府,随便扣押殴打,有的用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吃饭,游街罚跪,剃眉毛,顶尿盆等蛮不讲理的办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32]

过重的公粮负担和征粮干部的强横作风,很快破坏了当地民众对新政权最初的良好印象。农村中各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一些已经归顺新政权的当地政治人物复又萌生叛意,许多地方发生了群众集体请愿和武装抗粮、抗税的暴动事件。尽管新政权竭尽全力地组织人员征粮,但实际征到手的粮食距预期数目还相差甚远。到2月中旬,完成任务最好的地区也只收到40%左右。[33]

1950年2月13日,中央西南局已经注意到各地征粮中的上述问题,发出了《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征粮因为情况不熟,时间紧迫,未曾发动群众,主观力量又弱,求其非常合理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注意掌握两条原则。即:(一)负担面力求扩大到70~80%.(二)地主负担不超过40~50%,富农不超过25~35%,佃富农不超过20%,中农不超过百分之10~15%,贫农不超过5%.《指示》强调指出:”凡是不符合这两条的必须按照各地不同条件作适当的但是坚决的调整,切不可一错再错,硬着头皮干下去。这样不但会失去同情,脱离群众,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也无法完成征粮任务。“《指示》还提出,对地主的负担也要入情入理,要修正国民党征粮的赋元办法。认为该方法虽然简单,但”负担面极窄,且极不合理,一般佃富农及佃中农都没有负担,应予调整。将地主及有地的贫、中农的过重部分,分派到佃富农佃中农,乃至佃贫农身上。“[34]

既要完成向中央承诺的任务,又要保证西南的财政正常运转,邓小平不遗余力地在党内外做解释说服工作。2月27日,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一面坦率地承认征粮过重“是事实”,一面解释为什么要征这么多粮。强调说不征这样多不行,会天下大乱。只要征得起粮食就有办法,“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35]

对党内同志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他在中共西南局征粮剿匪会议上严厉批驳“合理负担”的观点,对川南军政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说:“征粮任务没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涛、杜义德、郭影秋要负责,再完不成任务,我要给你们算账,算历史账,新账老账一起算,算总账!”他还说:“什么是政策?当务之急是把粮食拿到手,完成征粮任务就是政策。站不住脚跟,还有什么其他政策可讲!”[36]

3月6日,邓小平在中共川东区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再次申明:对西南来讲,征收82亿斤大米的任务(农村收40亿斤米,城市收25亿斤米,盐税和其他税17亿斤米)一定要完成,并强调说:“对上级交给的任务,只有考虑如何完成,决不容许思想动摇或者要求减轻。”[37]

根据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和相关政策要求,各省区相继召开会议,对各地的征粮工作重新进行了部署。

平常年景贵州全省产粮只有40多亿斤。在1950年全省财政收入中公粮占53%,4.35亿斤米;税收占24%,2亿斤米。这只能养10万人到15万人。但当时贵州吃财政饭的有20多万人,其中仅需要“养起来”的国民党军人和公教人员就有11万多。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工业交通,也需要支出浩大的经费,仅贵州几条主要公路的桥梁修复,就需要人民币200亿元(旧币,相当于后来的200万元)[38].而据贵州省政府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省各地接收的物资,其中能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仓库物质,约值人民币300余亿元(旧币),折米480余万斤。[39]在1950年初贵州省政府的财政收支概算中,收入指标为6.5亿多斤米,支出8.2亿多斤米,赤字有1.7亿多斤米的差额。[40]

1950年2月27日到3月4日,贵州省召开首届财政工作会议。会议认为:贵州全省的公粮负担是4.35亿斤,一般占收获量的15.2%,加上柴草折米为16.2%,加上黑地更少。按人口1100万计算,平均每人43斤。[41]按一般收获量算,这比四川轻,较中原18%的负担要轻。即使有些畸轻畸重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只能在完成任务中酌量解决,力争合理。会议要求干部掌握的征粮方针是:粮户的负担量不超过收获量的50%,负担面要达到70-80%.并鼓励干部要坚定完成征粮任务的信心,不能听信盲目喊重的声音。可以通过“挤黑地”等方式,在地主富农那里获取更多的粮食。[42]

1950年3月20日,中共西南财政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完成1949年公粮任务的决定。全区1949年度的公粮任务总数为40.56亿斤。分配给各省区数目为:四川30余亿斤(包括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和重庆市),云南6亿斤、贵州4.35亿斤。此外,各省区还可征收不超过正税15%的地方公粮。[43]

在1950年2月春节前的一两个月间,尽管征粮政策问题不少,但各地局势还比较平静,老百姓手中尚有存粮,故各地也还能征到一些粮食。但在春节的用粮高峰过后,农民存粮无多,局势迅速发生动荡。各地匪乱蜂起,征粮工作顿时陷入僵局。

四、“三股水一起流”

1950年春节过后,整个西南区开始陆续出现大规模武装反抗和叛乱的情况,这是绝大部分中共干部始料未及的。如贵州匪乱爆发后,中共贵州省委曾批评一些干部政治麻木,说:做了四个月的工作,暴动起来自己还茫然无所知。昨天认为是“朋友”,今天却成为拿枪杀我们的敌人。[44]实际上省委当时又何尝有先见之明。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共贵州省第一届党代会上,省委也检讨说:在接管初期对贵州封建敌人估计不足,对形势盲目乐观,思想麻痹失去警惕,组织力量缺乏重点,军事斗争开始时分散,致三、四月份匪特到处暴动。党内思想一度混乱,自己处于被动。[45]

尽管中共西南军政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匪乱”,“是蒋匪预先有计划、有组织布置的,以土匪游击战争为形式的反革命阴谋”。[46]但他们也不能不委婉地承认,政府的民生政策也确有失当之处。这主要是指新政权此时不仅大力开展征粮工作,而且同时宣布禁银和禁毒,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因而社会震动过大过猛。当时,征粮、禁银、禁毒三管齐下,人们称为“三股水一起流”。这是造成“匪乱”一哄而起的重要背景。

关于征粮对匪乱的影响,邓小平在1950年2月18日给刘少奇和中央的报告中即有所说明。报告说:当前西南各地武装叛乱者“主要是抗缴公粮,提出‘饿死不如战死’的口号”,“提出‘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打穿军衣戴帽花的,不打穿便衣和不戴帽花(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的’。他们的行动着重于破坏工厂,抢劫公粮公盐,并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这些口号,也确动员了部分贫民参加”。“各地土匪起来之快,因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同时亦由于我们征粮的直接影响。过去国民党在四川的最高征粮数为一千二百万担,我们这次征收数为两千万担(三十亿斤)。”[47]

邓小平毫不掩饰征粮的困难:中共在西南的征粮不仅要比国民党重得多,还限定要一两次缴纳完毕,且征收季节已过,征收方法又不合理。“在我们工作毫无基础,群众尚未组织与发动的条件下当然是不易行通的”。但邓小平坚持认为,“公粮必须完成,否则要产生严重的财政混乱”。[48]

杰瑞米。布朗(Jeremy Brown)在对贵州1950-1951年历史的研究中,利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对志愿军战俘的审讯材料,也提供了此时贵州民众不堪重税的一些例证。有一位来自贵州思南县的志愿军战俘孙修和(音译)说:共产党的征粮量是国民党征粮量的5倍。他家的两英亩小块土地也被征粮两次。共产党政权的征粮是以田地面积为基础,并不考虑土地质量或者家庭依附性人口数量,这使得许多家庭落入穷困。在整个思南县,1950年只有最富有的家庭才能吃得起大米。他的家人一天只吃两顿,每顿饭60%是马铃薯,30%是玉米,10%是“草、叶、根等”。在更穷的家庭中,饮食构成的70%是马铃薯,30%是各种野菜。他是因为生活无着才当兵的。来自贵州省兴义县的战俘李华国(音译),是一直在家务农的普通农民。1950年1月,他由于对新政权重税政策的不满,转而参加了一支反共游击队。四川籍的战俘唐汉林(音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文盲。他说,在1949年末他的村子中许多穷人都认可新的政府。但之后不久的重税、禁止鸦片贸易、将货币从银元换成了人民币,使得当地人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在整个西南,这些问题加上解放军收缴私人枪械的措施,引发了当地人的反抗。在1950年3月,他们组建了一支60人的组织,从当地镇民那里搜集了枪支并围攻了当地的解放军。[49]他们在特殊境遇下说的这些情况,在个体叙述上或有差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人们普遍对生活丧失了信心。

禁止银元流通,也是1950年1月开始的。1月22日,西南财政委员会公布《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禁止金银和外币进入流通领域。过去华北、华东地区的禁银,是采取一面禁银,一面低价兑收的办法。此时,因为人民币在全国已经全面占领市场,只有西南一地还在使用银元,故中共西南当局为防止银元兑换增大人民币的发行量,在西南区对银元不再实行低价兑换,而是采取了硬性冻结方针。即:在市场上金银货币“严格禁止流通买卖”,也不准携带,只允许个人保存。但是由于人们担心人民币也会很快贬值,各地金融投机活动有增无减。在黑市上,银元与人民币的比价翻倍攀升。以贵州为例,在禁用银元后,贵阳市金银价格猛烈上涨。1950年3月25日的黄金价格比1月份上涨一倍,银元上涨50%.[50]新政权一面在社会上大力开展“用币拒银”的宣传活动,一面使用行政手段严厉打击金融黑市投机。仅1950年上半年,西南区就收缴黄金121.9595万两,白银567.693万两,银元567.693万两,银元131.99万元,美金100万元。[51]然而,用单纯的行政手段控制金融,无疑是要冒着民怨沸腾的政治风险的。邓小平在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的发言中,就曾谈到了当时人们不无强烈的抵触情绪。他说:“我们禁用银元时,许多人大喊大叫,‘你们把银元禁了,大家就活不成,就会造反,这就是造成土匪的原因’。说造成土匪的原因有二:一是征公粮,二是禁用银元”。[52]

由于注意到民间的抵触情绪过于激烈,中共西南局也曾考虑过在征粮和禁银中协调一下,即允许用银元黄金抵交公粮,并发了通令。但政府规定的金银抵交公粮的价格很低。1银元折合15斤米,最高不超过30斤。黄金每两折米不得超过1200斤。[53]这实际上还是要强逼金银退出市场,让位给人民币。由于比价严重不合理,农民还是愿意缴纳实物。到1950年7月,

西南区只折收了60万银元,贵州竟只收了3块银元。[54]

贵州从2月12日开始禁银,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当天颁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14日,军管会再明令禁止金银计价、行使流通和变相买卖。21日,贵阳市政府召开拒用银元动员大会。25日、27日和3月6日,贵阳市公安局连续三次搜捕银元贩子243人,搜缴银元3849枚。[55]其他各地也随之积极行动起来。甚至有的地方没有任何准备工作,也盲目跟进,实行禁银。但是,贵州民众使用银元的历史很长,少数民族历来有用银的传统,要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把银元驱逐出市场,各方面的准备都是不足的。且不说民众的用币习惯和心理能否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调适过来,也不说刚刚建立的国营商业是否有相应的物资准备,就是人民币的货币发行手段也是跟不上的。1950年4月1日,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中,曾举例说:“惠水(县)的经济工作队毫无工作准备,也机械的在惠水实行禁银,甚至有个别干部在农村赶场,也没收白银,又无人民币(兑换),引起群众很大反感。”[56]可以想象,群众的这种反感程度,无异是一种近乎遭到抢劫的感觉。

禁止种植和吸食鸦片是中共在接管政权后立即付诸实施的另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在其他地区为大部分民众所拥护,但在西南地区却遭到了许多烟民,特别是依赖种烟为生的大批农民的反对。特别在贵州,禁毒成为发生广泛反抗的又一个重要的诱因。

近代以来,西南是中国种植和吸食鸦片最多的烟毒泛滥地区,而西南又以贵州为烟毒最盛的省份。由于鸦片便于携带,吸食者众多,社会上是把鸦片当作金银货币一样的硬通货使用,种植鸦片比种植其他农作物有更丰厚的利润。据称,1949年贵州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57]1950年西南全区新收鸦片可达5000万两。其中,贵州的存量3000余万两,云南1000余万两,其他各区合计1000余万两。[58]

1950年1月30日,贵州省政府颁布禁绝鸦片的通告,宣布:绝对禁止贩卖和种植鸦片,违者依法严惩;已经种植的烟苗,要赶快自动铲除,改种冬季其他谷物。并号召全省民众,立即动员起来,掀起一个禁烟的大运动。[59]实际上,所谓“自动拔除”烟苗,实则是干部强迫群众拔除。对于那些把全部土地用于种植鸦片,满心希望能够赚上一笔的农户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而新政府方面并没有,实则也拿不出来任何补偿。结果,无论是大量靠种烟生存的农民,还是数量广大的离开烟枪就活不下去的烟民,都难以接受。

西南诸省区,贵州鸦片存量最大。按1950年初的市价,每两鸦片折合米56斤,贵州收存的3000余万两鸦片,可折粮16.8亿斤米。[60]新政权禁烟禁毒,使这些过去能与金银等值的财富,转瞬之间全部泡汤。这对于那些因拥有大量烟土而称富的人们,自然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其中一些包揽烟土生意的地方豪强人物,转而成为聚众反抗政府的匪首。

贵州的禁烟禁毒还有一个复杂因素是处理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种植鸦片最多的地方。贵州的少数民族占全省人口的34%[61],国民党前政权时期,就曾为政府禁烟发生过多次民变,使当时的政府非常头疼。中共在初进贵州时,非常重视与当地各少数民族处理好关系,政策相当慎重,并携带大量食盐等物品以笼络他们,因而受到少数民族的欢迎。但在禁烟禁毒问题上,新政权比前政权更坚决,力度更大,这不能不使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总之,从中共贵州新政权的方面讲,在立足未稳之际,就同时推出这些触动当地社会各阶层利益的政策,实有力所不逮之处,也背离了他们在入黔时提出的“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62]的策略初衷。西南地区,尤其是贵州地区,与烟毒有着直接利益联系的社会各色人等甚多,他们分不清楚国共两党有何区别,眼里只有大烟土。由此引发的反抗,显然是新政权始料不及的。

五、匪患与“匪乱”

西南匪患由来已久,贵州历来是西南匪患猖獗的地区。1950年初新区各地匪乱大起,也以贵州最为严重。这种情况的形成,与贵州省的地理、历史和人文社会环境有关。

贵州因地理关系一向较为封闭,山多林密,坡陡沟深,长期保存着传统社会形态特征,又是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杂居之地,民间秘密会社根基深厚,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向来是自成系统的化外之地。一些穷乡僻壤,匪风很盛。农民持锄为农,荷枪为匪,农忙为农,农闲为匪。他们有自己的“自然领袖”,并不把政府放在眼里。这种被称为“匪窝子”的地方,西南各地都有不少,而又以贵州为多。由于匪患猖獗,民间枪械很多。实际上,包括一些地方保安性质的游杂武装,也是亦兵亦匪的队伍。

民国以来,贵州长期由土著军阀统治,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很难进入。直至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政府才对贵州实施直接统治。鉴于贵州特殊复杂的地理民情,地方治理不易。国民党中央政府于1948年对贵州省实行“黔人治黔”的政策,由贵籍人士出任贵州各级官吏。直到1949年,国民党中央政府对贵州的直接统治力仍是比较有限的。[63]

历史上,贵州曾多次爆发反对中央政府的民变。即使是在国民党中央系统治的抗战时期,贵州各地武装反抗政府的民变事件也不时发生,前后持续六年之久,直接参加暴动的各族民众多达数万,先后攻克县城九座。影响最大的是1942年冬爆发的“黔东事变”。反叛者号召“抗粮、抗兵、抗税、护烟”,“推翻国民政府”。参加武装暴动的有数万人,席卷黔东24县,全歼两个保安大队,杀死县镇政府官吏。黔东一带国民党基层政权大半被摧毁。政府抚剿并举,直到1943年7月事变才告平息。[64]

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贵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逞之徒和散兵惯匪。他们趁火打劫,杀人越货。但这些土匪俱是只问钱财,不问政治,对国民党政府的官吏也照样劫杀。如国民党独山专区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案即是一例。车祖瑜是一个坚决反共的政客,曾于1949年11月下令将北平来独山的学生58人以“共匪嫌疑”罪名在火车站集体枪杀。[65]解放军进军独山时,车祖瑜携家眷及部属数十人逃往平塘、通州一带,准备打游击。当他们行至克独一地时,新民乡乡长杨开学觊觎他们的钱财和枪械,勾结惯匪杨仁术等人,设计将车祖瑜等五十余人杀害,将钱财物品洗劫一空。[66]

中共在贵州建立新政权之初,就非常注意清理匪患。其办法是凡进据之区,马上收缴民枪,改编旧政权的乡保武装,组织地方自卫队,以结束旧政权的统治和无政府状态。由于接管初期贵州局势相对平稳,新政权最初的中心任务是筹粮和改造国民党旧部队。[67],此时各地虽有少数散匪,扰乱社会,袭掠财物,但对新政权还构不成威胁。1950年1月中旬全省征粮工作开展之后,开始出现较大股的土匪,但多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故许多干部对剿灭当地的土匪抱有轻视态度,认为国民党几百万正规军都被消灭了,剩下的这点“毛毛匪”算不了什么。[68]

从邓小平1950年1月8日的指示中,也可以看出最初西南的匪患问题不甚严重。邓小平在给川南党委的这一指示中不无乐观地认为“目前地方土匪不多,秩序还好,这正是我党政策的成功。”但时隔10天,邓小平在1月18日给中央军委报告中,却已经提到西南“各地土匪、特务开始抬头和滋长,危害地方治安”。又一个星期后,邓小平在中共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说法就全变了,指出“农村土匪、特务活动正在普遍发展”。到了2月18日,邓小平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更是明确地讲:当前西南“到处土匪蜂起”。[69]短短40天的时间里,西南土匪从“不多”,到“开始抬头”,到“普遍发展”,再到“到处土匪蜂起”,可见匪乱蔓延的速度多么惊人。

1950年2月下旬春节过后,贵州即爆发了大规模的“匪乱”。[70]各地先有小规模的暴动,逐渐形成大面积叛乱,由小股散匪集中为成百上千的大股反叛武装,由啸聚山林进而公开到乡场附近、公路两侧活动,由抢掠钱粮进而公开打出反对新政权和解放军的旗号。到1950年3月底,叛乱已经蔓延到全省范围。4月中旬,叛乱达到高潮,全省匪焰大炽。已经被解放军收编的国民党倒戈投诚部队中约15个团成建制地叛变,地方保安团队和各地乡保武装也大都加入到了叛变者的行列。这些前政权军队和地方保安武装复叛为匪,使匪乱武装的战力大为增强。他们不仅攻打地方政府,还发展到运用“麻雀战”、围点打援等战术,伏击解放军主力部队的班、排单位。仅二三月间,主力部队就损失约4个连的兵力。[71]叛军部队甚至还企图对解放军团、营单位实施包围歼灭。

这些反叛武装,纷纷自立名号,占据一方。最严重时,全省较大的反叛武装有460余股,约有十二三万人,拥有机枪千挺。其他小股散匪和卷入反叛队伍的民众更是不计其数。叛乱者们以“保粮、保命、保枪、护烟”为号召,阻断道路交通,拦截过往车辆,劫财物,抢粮食,四处攻打区乡政府,围攻县城,袭击解放军小股部队,劫杀下乡征粮工作队,残害政府工作人员。仅三四月间,中共军政人员牺牲即达2000多人。公粮损失巨大。全省79座县城,被土匪反叛武装占领了31个。中共控制下的48个县,大多数也只是占据了县城和少数乡镇,政令不能出城。解放军只能在沿湘黔、川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上,守护一些重要目标,确保交通运输线。[72]不但整个农村顿形混乱,连省会贵阳市也受到土匪武装的严重威胁,不得不在通往贵阳市内的主要街口修筑堡垒,加以防御。[73]

贵州匪乱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本已臣服于新政权的大批土著政治势力和旧时代地方政治精英,又转而走上了反抗新政权的道路。贵州地方势力的顽强,与贵州特殊的乡土环境及其生活习俗有密切关系。因其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在贵州的地方政治精英和一般民众中间,“家”和“族”的传统观念要比国家和党派观念强烈得多。因为中共占领贵州之初,策略谨慎,政策宽大,地方政治势力基本上不曾受到伤害,因而对新政权亦表现臣服。大部分旧政府各级军政人员、基层区乡政权和地方保安武装,先后都归顺了新政权。在解放军驻黔部队紧急驰援云南时,贵州全境只有一个师的留守兵力,他们也没有乘机叛乱。但在新政权激烈地推行“征粮、禁银、禁烟”的政策之后,他们的态度就很快发生逆转,从怨天尤人,指鸡骂狗,直至武装反叛。足见这一时期发生的“匪”乱,国民党人的唆使和党派政治的冲突并不是造成其反叛的关键,地方势力结伙而起试图保“家”护产才是主因。

关于这一点,从贵州反叛武装的口号和组织情况也可以看出。贵州各地反叛武装提出的口号大体一致,如“饿死不如战死”、“开仓济贫”、“保枪保命”、“打倒解放军,三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护烟”、“反征粮”、“反禁烟”、“反禁用银元”、反对政府收枪、反对山东人(外省人)等等,矛头都是指向新政权的激进政策,并无更高远的政治目标。在组织上,他们虽都以“反共自救”为标榜,但各股俱是各自独霸一方,旗号各异,山头林立,除了虚张声势外,全无统一的背景和委任;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为争夺势力范围冲突不断。这也表明了这场叛乱的地域性政治特征。

当然,从新政权的角度看问题,无论这一波武装叛乱中农民群众卷入的程度如何,组织策划和参与叛乱的核心人物和骨干分子,绝大多数是国民党时代基层政权的政治精英、传统社会的自然领袖和地方豪强势力。如国民党军队的旧军官、政府的旧官吏、国民党地方党团骨干、“国大代表”、秘密会社的袍哥大爷、少数民族头领、保甲长、地主、恶霸、惯匪、兵痞等等。他们原本就是旧时代贵州地方政治的基本面。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上就明确指出:贵州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乡保长、保安团队和乡保武装”参加了暴乱。[74]铲除这些旧时代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本来就是共产革命“消灭封建势力”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剿匪军事行动中,对这些组织叛乱的骨干分子和中队长以上头目一般都是严惩不贷。

六、剿匪与抚民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出:这些地区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十分猖獗”,同时也承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指示》向各地党委提出了剿抚并用的平乱要求:一方面,“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另一方面,“在我们工作有缺点的地方,必须迅速认真纠正缺点,以便安定民心,孤立反革命分子”。[75]

随着剿匪行动的开展,中共中央逐渐对各地抢粮暴动的原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即:很多情况是自己干部执行政策不当而激起的。4月27日,中央公安部发出对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指示说:近月来“由于少数干部思想麻痹,产生某些违犯政策的恶劣作风。加以某些地区灾情严重,则被逼死人,使得敌人钻了空子。各地都有发生煽动抢粮暴动事件,使我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因此,指示更加强调了平叛必先“抚民”的要求,指出:根据各地经验,首先必须堵塞漏洞,事先防止问题的发生,即应深入教育各级干部,特别是中下级干部。只有把主观上的漏洞堵塞,方能巩固阵地和敌人斗争。一旦问题发生,必须详细分析事件性质,如系反革命暴动捣乱,对策动分子予以镇压,但严禁乱打、乱杀的偏向,对胁从的群众不得无故伤害。[76]

西南叛乱量大面宽,参加叛乱者成分复杂,卷入的民众甚多,民、匪的界线非常模糊,剿匪行动与对付战场的敌人大不相同,要求政策性很强。为此,中共西南局明确提出了实行“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剿匪方针。要求在各军区、军分区至地、县、区、乡、保均应成立剿匪委员会,在党委一元化的领导下,把军事剿匪和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建立新政权的群众基础。同时并重申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批评了在一些地区“由于领导上过分宽容而自行乱杀的现象”,强调在剿匪中“不可不杀更不可多杀”。[77]

要达成剿匪目的,分化敌对势力,特别是把不满的民众争取过来,就必须要纠正此前的各种错误做法。故从中央到地方,在部署剿匪工作的同时,均对前期政策执行的失误进行了必要的检讨和修正。如3月23日,西南财委即就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请示说:西南收存的烟土量极大,采取严禁政策,因我工作未深入,使我脱离了群众,甚至引起了暴动。鉴于这种情况,西南当局决定改变策略,要求中央批准在西南地区暂不禁种,目前只着重于宣传禁烟,查禁烟土买卖,同时不收烟捐,照收公粮,在经济上加以限制,争取到冬天逐步做到禁种(少数民族地区待定)。中财委很快批准了西南局的意见。[78]据此,中共贵州省委发布了相应的指示,明确提出:“强迫铲除烟苗则是根本错误的,尤其目前收烟时期已届,如再强调铲除烟苗会引起广大群众反对我们。目前不提铲除烟苗,而着重于禁运,求得在征粮完成之后大力宣传禁烟。”[79]

同样,对禁银的作法,中共西南局也进行了修正,即在继续禁止买卖的基础上,规定在政府掌握的经济活动中,予人民币的使用以优惠政策;允许用人民币抵缴公粮,并予以九八折的优待。[80]贵州方面亦针对当地情况,发布指示:除了在贵阳、安顺、遵义已经禁用的地方外,其他地区暂不禁止。在不禁止白银的地方绝不允许没收群众白银。积极发行人民币与食盐下乡。[81]

对于征粮政策,中共西南局也在方式方法上有了些许改进和调整。主要有:一是扩大征收面。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等方式,加强社会动员的力度。二是增加缴纳方式,提高金银抵缴公粮的比例,原来规定可以桐油、棉花、五倍子、盐、糖等实物折收的种类也有所增加。从4月份起,为照顾某些地区纳粮户的困难,黄金每两折粮的比例,由最高不能超过1200斤,提高到1500~1700斤,银元一元折粮15~20斤。在公粮完成70%以后,各省区可折收杂粮、土产、药品、手工艺品等等。[82]

但仅仅在这样的层面上进行政策的改进和调整,还不足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七、征粮的僵局

4月份以后,西南各地的征粮已难以进行,仅4月一个月里,西南因“匪乱”损失公粮即达一亿余斤。[83]其中,贵州的情况更为严重。如镇远专区12个县,在3~4月间,就有10个县的仓库被抢劫。[84]再加上时值春荒,川北、川东等地因上年歉收、兵灾等原因,春荒非常严重。有几个县已经发生颇多聚众集体吃大户的抢餐、抢粮事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向农民要粮,势必使“匪患反形增加”[85].

一方面农民手中无粮,一方面西南局坚持必须完成征粮任务,这就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大了对地主的惩罚和挤榨。据邓小平5月11日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公粮负担百分之六七十落在地主头上”[86].这比他2月18日给刘少奇的报告中所说的40~50%的说法高出了许多。实际上,地主的负担往往更重。如四川简阳县的征粮,地主负担有超过90~200%者[87].据中共云南省委说:“在征粮中若干地主负担确有过重的现象,如有超过其农业总收入的100%者,甚或有超过150%者,甚至有超过400%者”。[88]不少地主因无力负担,告借无门。各地都有因纳粮不起而自杀者。[89]

不仅如此,因为尚未土改,地亩和土地租赁情况都不很清楚,地主的标准其实也混乱不堪。再加上兵荒马乱之际,许多田主都收不上来租子。所以,新政权在征粮中实现“力求合理”的办法是扩大粮税的负担面。粮户不仅有田主,还有大批转租土地的“二地主”,包括经营土地的佃富农和佃中农。所以,加重地主负担的涉及范围是很大的,甚至中农和贫农的利益都一同受到影响。如川南区反映:“在征粮中,由于成分不纯,不少地方伤害了中贫农的利益,把农民的余粮收集起来,为地主交粮。”[90]而多数地方,征粮干部迫于时间紧、任务重,不熟悉当地情况,又不懂地方语言,无法与农民沟通,为完成任务只是采用激烈手段强制征粮,乱扣乱押,打人骂人,绑人吊人,滥施惩罚。据川西区反映,有几个县扣人很多,数十人到百余人不等,成都亦扣十余人。区党委不得不约束下面干部,要求他们“先理后兵”,在把道理讲清楚的基础上再惩罚个别顽固分子。[91]云南的逼粮情况也十分严重。5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给各地的指示中说:“目前发现各地的强迫命令主义相当严重,而普遍为完成征粮任务而采取不择手段的办法,如不经政府随便扣人,甚至有吊打人,更严重的是将不缴粮的中农、地主一律扣起来,轮流斗争不让睡觉,不准送饭吃,游街罚跪”[92].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地主举家逃亡。纵使对于那些没有逃跑的地主,也往往挤不出粮食来。如四川广汉县扣起20多户大地主,威逼斗争,结果还是一粒粮食也未搞出来。[93]

征粮工作队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的强横做法,使新政权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再度变得非常紧张,一些愤怒的民众加入了抗粮抗税的行列。在这一轮征粮工作的强力推行中,许多地方又相继爆发了抗粮抗税的武装暴动。暴动者抢劫粮食,杀害征粮干部,使西南的匪乱又有蔓延之势。一些经过剿匪平乱,已经安定下来的地区,在强征粮食的刺激下,再度出现动乱。4月中下旬,川南专署简阳县发生暴动。暴动很快从一个区蔓延到各区。叛乱分子喊着“反对共产党,杀死工作队”等口号,围攻区政府,抢劫焚烧公粮,杀害工作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130余人。5月上半月,川北专署南充、射洪、中江等地连续发生5次叛乱,杀害干部60余人,并纵火焚烧川北行署大楼。[94]这些暴乱地区,都是征粮工作非常强硬的地区。如射洪县在暴动事件发生前,征粮工作队普遍发生吊打逼粮的事情。[95]由征粮激起的民怨,成为这些地方发生暴乱的导火索。特别是简阳县的龙潭寺、石板滩地区,曾在2月份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叛乱,是解放军大力镇压过的叛乱地区,并且在平叛后还做了半个月的群众工作,收缴了民枪。此次是该地区第二次发生叛乱。

云南是西南接管较晚的省份,1949年公粮到4月份才开始征收,5月份全省铺开。云南征粮是在区乡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进行的,由军队官兵、南下干部、西南工作团、地下党和大批当地青年学生组成了5000人的庞大征粮工作队。为完成征收任务,工作队普遍发生了强迫命令和打骂扣押现象。有的做法很不近情理。如在征粮中有逼死人的,有卖子纳粮的。征税中,有交易就收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一个小猪买价4.5万(旧币)收税4万。在禁用银元时,以人民币低价强迫兑换,农民痛哭流涕。[96]在征粮征税全面开展后,4月中下旬,云南各地相继发生武装抗粮的暴动。到5月底,叛乱者已达10余万人。云南与外省的交通亦被隔绝,征粮干部牺牲1000余人,公粮损失425万斤。[97]全省粮食主产地之一的玉溪专区,所辖12个县中有9个县相继发生暴乱,参加暴乱多的上千人,少的也有百余人。征粮工作难以进行。

川南专署简阳县的暴动事件,给中共中央西南局以极大震动,使他们看到了征粮工作已导致民众与新政权发生了严重对立。在1950年6月的中共西南局党刊《西南工作》中,专门为此发表了《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的短评。短评说:“简阳匪特的叛乱在三天之内由一个区蔓延到七八个区,且裹胁群众达五六千人之多,这虽然是由于反革命的毒狠及其阴谋诡计,但与我们征粮工作中某些同志的不关心宣传教育群众、依靠群众而采取强迫命令以及乱捉、乱打、骂人、吊人等恶劣倾向所造成的后果是分不开的。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错误缺点,都已经被反革命分子利用来作为挑拨煽动群众向我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工具。但是我们许多同志,对这一点并没有完全觉悟到。”短评提出:要用简阳事件血的教训来教育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每一个群众积极分子,切实纠正“只要任务,不讲政策”的错误,认真做好群众工作。[98]

还在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已经发现了各地基层干部在执行任务中态度蛮横、命令主义盛行的情况,并据此发出了整党指示,要求各地纠正党员干部“严重的命令主义的作风”。[99]5月2日,邓小平在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分析西南公粮任务完成差的原因,也明确承认:“西南干部作风问题是很严重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脱离群众是很严重的。”他断言,征粮任务完成不好,这是一个根本原因。[100]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在随后的总结中,也强调了这一说法。总结认为:征粮任务所以不能完成,“除客观上的政治土匪破坏及地主有意逃粮而外,主观上我们的政策水平太低、作风不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总结自责说:“由于我们对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不够,经征人员的政策观点模糊,从单纯的任务观点出发,各地在征粮中都曾发生了过左的关门主义与强迫命令的毛病,以致不少地方对粮户捆绑、吊打、处罚、搜家(如川南发生杀猪抵粮)、封门以及个别的逼死人,不让群众插秧等。而这些个别现象为某些地方特务匪徒利用来大事宣传,甚至组织反动力量来对付我们,使征粮工作陷于孤立”。这些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101]

八、征粮任务的调减

无论西南地区的情况出现了怎样大的动荡,邓小平始终坚持,征粮工作必须百分之百地完成。一方面他确信,即使加上国民党已征部分,40亿斤的征粮数量仍未超过人民粮食总收获量的20%,比之国民党时代各种苛杂的总和,还是要轻得多。[102]另一方面,从政治上考虑,他认为,如果新政权大张旗鼓开展的1949年度公粮征收工作,到最后不能如数收齐,则很难在西南民众心目中确立威信,以后其他事情将会更难办。[103]

然而,到5月上旬,西南全区公粮只征到40%左右,税收只征到11~12%.邓小平虽要求各级干部采取灵活办法解决问题,但到6月中旬,全西南40亿斤公粮任务,只收到十七八亿斤。这比邓小平在5月14日向毛泽东报告的已收40%的数字多不了多少。直到这时,邓小平才最终承认:西南公粮“完全收齐是有困难的”。[104]

入春以来,由于“匪乱”和自然灾害,亦由于征粮的负面影响,西南部分地区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春荒和夏荒。先是川东万县地区报告发生严重春荒,继而川北、川南、贵州、云南又相继上报出现了严重夏荒。受灾地区有166个县,受灾人口300万人。[105]有些地方,老百姓已陷入缺粮绝境,不少人吃草根树皮和观音土度日,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灾情发生后,中共西南局紧急指示当地政府,马上调集人粮组织救灾。[106]7月1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关于生产救灾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必须本着有灾必救的精神,组织赈灾和生产自救,保证不饿死人。[107]

另一个虽然没有救灾紧急但也相当重要的情况是,征粮已经对全区其他的经济工作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西南区为照顾纳粮户缺粮的困难,曾规定各省区在完成公粮70%左右后,可折收杂粮、土产、药材等实物。在上级催逼下,下面为完成任务,则大量征收这些杂粮、土产等物抵交公粮,造成了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如川南区征起的杂粮两年也吃不完。有的县折合杂粮达40多种,数量占入库粮食的99.3%.有的县征收了许多废旧物资,如旧表、裙子、大皮包、狐皮、铁器等,甚至还有各种咸菜,把粮库变成了杂货摊。有不少地区还征收了大量红糖,处理不出去,堆积在仓库,日久而化成了浆水。而因为收糖顶粮,对四川糖业又有冲击,致生产萎缩。征粮中的滥收,既干扰了其他经济活动,造成了财产的巨大浪费,更是引起群众的很大反感。另外,公粮保管、运输中的问题也很多,损耗很大。[108]这种情况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即使在数量上完成了任务,但完成的质量很差,更是得不偿失。

7月,中共西南局报请中央财经委员会同意,将西南区的征粮目标缩减为30亿斤,较前减少了10亿斤。这相当于调减前的四川全省的征粮任务。西南区的税收任务,中财委也允减原数的30%,即由25亿减至17.5亿。

同时,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西南地区1950年夏收不再另收公粮,所有1949年未缴纳的公粮,准在夏收以后缴纳完毕。[109]西南财委、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据此分别指示各省区:凡已完成原任务70%以上者,欠粮户确为赤贫无法,得斟酌减免;应纳而现在困难者,准秋收补交;应纳而有力量缴纳但采取拖赖态度者,则加紧催征,以期完成30亿斤任务。[110]

另外,鉴于上海等大城市已储备了足够的粮食,全国的物价上涨风已经回落,考虑到西南自身粮食困难和长途运输不便等因素,1950年6月,政务院电令西南停止向中央调运粮食。当年上半年,四川的川东区、川南区、川北区共外调支援上海、华东等地大米7.5万吨。[111]西南向中央调粮的任务停止执行,对减轻西南财政负担也是一个额外的福音。

粮税任务调减后,西南征粮工作进入以清理尾欠和调整负担为中心的后期阶段。

西南征粮任务调减,并大力纠正强迫命令等若干错误,使征粮的政策环境大为改善,征粮工作又有了新的进展。到6月底,西南全区征收公粮已达20.2亿斤,比当月中旬又增加了2亿~3亿斤,达到全区总任务(41亿斤)的49%强。到7月20日止,据全区正式会计报告,公粮入库24.55亿斤,合原定任务的60%;全区税款入库合米5.38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21.5%;盐税收入共合米2.033亿斤,相当于原定任务的35.3%.[112]

1950年7月22日,邓小平向中共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作报告,认为: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四川各区公粮难关大体已过。按原派任务,川东已达80%以上,川西可达80%,川南已达72%,川北已达60%,大部分县公粮工作可告一段落,转入清理阶段。云南因接管较晚,只征起三分之一。贵州因匪乱猖獗,现在完全控制的地区只有全省的五分之二,公粮只完成四分之一。邓小平说:按减征公粮25%,即减至30亿斤计,只要川东、川西完成80%,川南完成75%,川北、云南完成70%,贵州完成60%(均包括留待秋后补交的尾欠部分,俱为数不得过百分之七八),即可全部结束。[113]

九、征粮任务的完成

对于新政权初到西南,不顾利害冲突,一定坚持征收1949年度粮税的问题,邓小平7月31日在新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发言中有过一个解释。他说:“我们在征粮中确有一点乱,主要是情况不熟悉,办法不好,干部不够,有些干部在作风上也有毛病,刘(伯承)主席报告中已经作了审慎的检讨。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把它发现出来,这就是地主的抵抗。有人说地主的抵抗,就是因为负担太重。我们听说,地主的负担达百分之百至二百。这些情况是有的,因为开始来的时候,是用的国民党的赋元办法,当时只能用这个办法,因为二百多万人要饭吃,明知道办法不好,又不能不用,所以个别地主负担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这种现象确实有,但只能是个别的,决不会是普遍的。”邓小平认为:全西南平均地主占有土地70%左右,地主收入有83.5亿斤米。负担公粮按平均40%计算,地主应拿出30亿斤米;按平均30%计算,也应该拿出25亿斤米。现在西南只收到24亿斤米,实际上有相当大的数量是农民交的。地主隐瞒的黑地是很多的。所以地主负担100%或200%,只是个别的,不可能是普遍的。实际上地主并没有交到40%,甚至还不到30%.他的结论依旧是:“这证明地主负担并不重,问题是他们不愿意缴纳。正由于他们的抵抗,产生了农民的不满和干部的急躁,混乱也是由此产生的”。[114]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西南军政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因剿匪形势已经全面好转,会议确定了减租反霸为西南区新的斗争任务。会后,“清匪、反霸、减租、征粮、退押”的斗争在各省区相继展开。由于把这几项工作联系在一起,同时鼓励农民查“黑地”,检举有功者可获其追缴数额的一半,让普通农民感受到切身的利益所在,新一轮的征粮工作明显地开始取得了进展。

据贵州省政府9月15日报告说:截至9月5日,贵州全省已征收公粮1.6308亿斤,达到原任务4.375亿斤(原文如此——笔者注)的37.5%,占新核减征最低任务2亿斤的81.4%.在治安较好的县份,如龙里、炉山、开阳、三穗、黄平等县,以县为单位计,均完成原任务70%以上。征粮的负担面,按征收办法以赋元为计算标准,以户为征收对象,赋额在3角5分以下之户免交[115],佃农不担负。征收的结果,负担面县单位以人计达60~70%,因佃农未负担,不能达到中央政府所要求的负担面之80~90%.负担比例,从典型调查看,地主负担占其收入的30~50%,富农20~30%,中农10%左右,贫农9%以下,一般合乎中央规定精神。同时,报告承认,由于在新区更合理的征收办法难以实施,征粮负担中畸轻畸重的现象难以避免。[116]

从上述贵州6月底已完粮1.28亿斤,为总任务30%的情况看,贵州这两个月的征粮只多了7.5个百分点。但这已是竭尽全力了。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自征粮以来,至6月间,西南全区共伤亡干部2581人(川北、西康未统计),计云南200多人,川东760人,川南418人,川西253人,贵州牺牲人数最多,有1150人[117].至9月时,贵州还有21个县在叛乱者控制下。此外,贵州公粮的起征点也是比较高的。如云南的免征点是赋元1元以下,而贵州的免征点是赋元3角5分以下。[118]这种情况下,征粮要再有更大的进展,也实难办到。各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办法,未完成的部分,地主打欠条,农民减免。

同期的四川征粮进展比较顺利,补足了云贵等地的所欠份额。四川规定“粮多者多出,粮少者少出,赤贫者免出”,以“合理负担”的口号发动群众,使拖欠地主陷于孤立,不得不按率纳粮。据川东行署财政厅统计,全区征粮任务完成后,人均负担的情况是,贫农15斤,中农45斤,富裕中农92斤,富农223斤,地主780斤。[119]以四川全省人均占有粮食521.6斤计,地富的负担显然是不轻的。由此可见征粮中贯彻阶级路线的成效显著。

到9月,西南区1949年度公粮征收,按调整以后30亿斤的任务,完成了95%,即28.5亿斤。[120]但实际尾欠的数额还是不小的。如川南区1949年的公粮,到8月底,各地县平均只征到75%.[121]在秋粮征收前,各省区曾下达通令限期清理1949年度公粮尾欠。但直到1950年度的秋粮完成后,1949年度的尾欠大都还没有清完。有的地方,如贵州,1949年度的公粮尾欠一直拖到1951年春,最后还是承认现实,不了了之。

贵州这种拖到底的情况,在新区可能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也引起了一些及早完粮农民心理的不平衡,对政府很有些抱怨。1951年1月9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题目为《新区农业税收中的几个问题》的署名文章说:“不少地区的农民,对1949年拖欠不交有意见。他们说,‘早交的受苦,迟交的受罪,不交的便罢’,‘早交不如迟交,迟交不如不交’。”文章说,必须打破带头缴纳吃亏的顾虑。[122]这也算是1949年度征粮的一个尴尬的结尾吧。

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与政策调整,到1950年10月1日,邓小平正式宣布,西南区“一九四九年度公粮已基本完成”了[123].对于最终能够取得这样一种结果,邓小平认为这是中共新政权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他明确说:“今年征收的一九四九年公粮,前后拖了五六个月,如果当时我们再拖就完不成了,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收齐……主要是打击封建势力,让他们明了共产党、人民政府说的话是要做到的。由于这样做完成了任务,财政问题自然就得到解决,但更大收获是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地主阶级的气焰,西南民众现在就和过去的北京民众一样,认为共产党的事情不提则已,一提出来就是要做的。”[124]

在1950年度的公粮征收中,中央根据西南实际,决定只派一次秋征,总任务为26亿斤。这比1949年的40亿斤公粮任务大大减少了。1950年9月3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布《关于1950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政府以常年产量为计征标准,做好田亩、产量和人口的调查评议,以揭发黑地为重心推动征粮任务的完成。[125]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有了明确的征粮原则,征粮政策也较为成熟,征粮技术得到了完善;一方面是匪乱已逐渐平息下来,群众已经初步组织起来了,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得到纠正,政策观念有了提高。由此,西南的征粮进入了一个有序的轨道。1950年秋粮征收的情况非常顺利。这表明,西南民众已经完全接受了新政权的统治,从而为彻底肃清西南匪患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

1951年1月,西南军政委员会对过去一年的征粮工作总结说:“1949年度公粮,经过半年到八个月的艰苦奋斗,调整减免达四分之一,曾纠正过若干错误和缺点,才宣告完成。但却给1950年度公粮作了非常有益的准备。1950年度公粮大体两个月时间,顺利的超额完成了。这是由于农民有了组织,干部熟悉了情况,正确的执行了中央农业税收政策的结果。”[126]

西南秋粮征收的情况,也是全国新区征粮情况的一个缩影。由于政府方针明确,政策适当,各地干部熟悉了本地情况,动员了群众,查清了过去旧政权一直没能搞清楚的农民隐瞒地亩的问题,所以在1950年秋征粮税比例大幅度下调的情况下,全国各新区实际征收的粮税反而比1949年度征收的都多出了许多。新区的征粮工作几经曲折,终于进入正常轨道,取得了粮食征收的主动权。

结语

中共挟军事胜利在西南建立的新政权,无疑是具有共产革命性质和外来客籍性质双重特征的政权。新政权主体是北方干部,且“量少质弱”,人地两生;而西南地僻民杂,土著势力根深蒂固,中央政权的统治历来难及其里,土客籍之间本来就难免龃龉。这种矛盾又因新政权政策失当、干部行为简单粗暴而加剧。这使得新旧政权交替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骤然激化起来。作为这些矛盾激化结果的“匪乱”,也因此呈现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复杂性。新与旧,共与国,民与匪,贫与富,政府与民众,客籍与土著,现代与传统,政治与经济,军事与政治等等这些矛盾冲突,都在这个革故鼎新的历史进程之中相互交错并激烈地碰撞着。

在1950年的西南历史中,征粮与匪乱无疑是一条历史演进的中轴线。在中共新政权的各项政策和社会改造中,征粮是贯穿整个工作的中心工作。在“匪乱”发生的民变因素中,征粮又是诸因素中最具社会性的中心因素。中共新政权与西南地方传统政治势力的较量,正是在征粮问题上集中爆发起来了。也是在征粮问题上,民变和“匪乱”在广大新区农村普遍爆发,使国共军事战争在社会层面上又延续了两年多时间。从中共由农村到城市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看,西南及其他新区急如星火的征粮,是以血的代价,支持了中央政府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工作,支持了中心城市的社会稳定。

西南新政权在立足未稳之际,即以霹雳手段重征1949年度的税粮,固然有其草率鲁莽的一面,成为爆发大面积民变和匪乱的导火索。但是从中共领导的共产革命的政治社会内容来看,叛乱的领导者和骨干分子集中了旧时代的基层社会政治精英,参加叛乱的一部分国民党降军,也大都是与地方保安武装性质相似的土著军队。这些都属于共产革命必须要消灭的前政权残余势力和封建地主阶级。匪乱的发生使中共把要以政治运动消灭的对象,转移到了剿匪的战场上。通过大规模的剿匪和清匪,旧时代基层政治精英的主要力量基本丧失殆尽。正如邓小平说:“西南恶霸不当土匪,不搞武装斗争的很少。所以,如果不把这些压在农民头上的石头搬掉,农民是不会发动起来的。”[127]因而,剿匪和征粮就有了密切的互动关系。

西南粮食征收任务的完成,绝不仅仅是一个财经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共西南当局通过坚持征粮,在西南民众中确立了政治权威。这也正是邓小平力排众议,坚定不移地要把1949年度公粮进行到底的理由。邓小平是把征粮作为一场与西南地主阶级较量的阶级斗争,配合剿匪行动的开展,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建立新政权在广大农村的社会基础。随着征粮进入轨道和剿匪军事的进展,1950年秋,中共西南当局又不失时机地在西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加快了社会改造的步伐。西南各省区在迅速完成征粮后,先后在11月份转入了减租退押运动。清匪反霸贯穿于整个运动过程,目的是打垮那些敢于公开抗粮,破坏减租退押的地主当权派恶霸分子。邓小平评论这场运动说:这场群众运动声势浩大,地主阶级不敢公然抵抗,一些地主由于恐惧而自杀。[128]这说明,西南的传统地方势力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有组织的反抗了,从而为即将开始的土地改革扫平了道路。

同时,随着征粮政策的调整,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把因“匪乱”而一度缓行的“禁银”、“禁毒”等政策再度推出,更严厉地申明了政府令出法随的坚决态度,并不再有是否会引发当地民众附匪的顾虑。为配合清匪、反霸,1950年8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明令取缔反动会门组织。这表明,新政权已有足够的力量来铲除在西南社会根基深厚的秘密会社,从而为10月份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准备了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自民国以来,中央政府一直莫之奈何的西南地方土著政治势力,在共产党新政权的统治下,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历史上长期为祸的西南匪患,已然失去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中共新政权经过征粮、剿匪的血与火,以阶级斗争的武器,在西南社会深深扎下了自己的根基。

(相关简介:王海光,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1]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员会合编:《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北京、重庆:中央文献出版社、重庆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2]《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5页。

  [3]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33页。

  [4]孙汉章:《贵阳地区的解放》,《回顾贵州解放》(4),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6页。

  [5]1949年底,贵州干部总数7303人。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第5卷,第3编第51章。另据徐运北回忆:接管贵州的干部共计8000多人,其中冀鲁豫南下干部3000多人,二野五兵团(冀鲁豫子弟兵团)先后转到地方的2400多人,其余为新吸收的青年知识分子。见徐运北:《回顾贵州解放初期的斗争》,《回顾贵州解放》(2),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页。

  [6]秦天真:《进军贵州和接管贵阳纪事》,《回顾贵州解放》(1),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页。

[7]如接管锦屏县的干部,连同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通讯员、炊事员在内,共51人;接管沿河县的新老干部连同勤杂人员,还不到50人。接管赤水县的干部只有24人。参见《回顾贵州解放》(4),第328、314页;《回顾贵州解放》(1),第193页。

  [8]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一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第405页。其中一些县份先是名义上归顺中共,然后新政权才正式派员接管的。

  [9]1950年2月6日,苏振华在贵阳市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报告。《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82页。

  [10]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5日)。

  [11]邓小平:《关于进军西南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69页。

  [12]1949年12月12日,陈云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称:“明年民粮供应是大困难”。12月26日,陈云再次报告,明年“市场粮价突出是必然的”。见《陈云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卷,第45、49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70,、671页。

  [14]同上。

  [15]《陈云传》,第670页;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报告》(1950年1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16]邓小平:《克服西南工作困难要掌握好三个法宝》(1949年9月20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5页。

  [17]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78页。另一说:中共部队60万。邓小平在以后的讲话中,一般采用供养200万人的说法。另外。国民党军队虚数很大,实际数目较此要低许多。

  [18]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90页。

  [19]邓小平:《团结起来,战胜困难》(1950年1月29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78页。

  [20]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宁志一、徐学初、马善思:《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党史研究室编:《邓小平与大西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53、186页。

  [21]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22]《当代中国的四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1、254页。

  [23]宁志一、徐学初、马善思:《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86页。

  [24]《当代中国的贵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59页。

  [2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26]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的报告》(1950年1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45页。

  [27]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50年2月6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91页。

  [28]“赋元”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收办法,每元约合粮谷1000斤。

  [29]四川省档案馆编:《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川新出内(2001)字第34号,第18页。

  [30]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历史大事记》,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第102页。

  [31]《中共贵阳地委关于修文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总结报告》(1950年3月8日)。

  [32]《西南局组织部给西南局和中央组织部报告》(1950年5月)。

  [33]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01页。

  [34]《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1950年2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77页。另据《邓小平与大西南》一书,该指示是2月23日发。

  [35]邓小平:《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0年2月27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05、106页。

  [36]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55、156页。

  [37]邓小平:《学会管理城市,加强农村工作》,1950年3月6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11、113页。

  [38]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难关》,1950年2月27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95页。

  [39]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5日,。

  [40]边裕昆、张萍、王平:《把财政经济的命脉尽快掌握在人民手中》,《回顾贵州解放》(2),第94页。

  [41]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难关》(1950年2月27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96页。按照1100万人口和4.35亿斤公粮计算,应为人均39.55斤;如果加上16.2%的柴草,应为人均42.15斤。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贵州1949年底的总人口实际为1416.2万,按照这个数据,人均负担则会更少些。另据陈曾固《贵州省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报告》(1950年9月15日),贵州省全年粮食总产量约为47.8亿斤,征收布置稻谷7.2643亿斤,约占总产量15.2%(还不包括柴草折米在内)。

  [42]杨勇:《战胜财政困难,渡过1950年难关》(1950年2月27日)。

  [43]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79页。

  [44]《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45]《贵州省第一届党代表会议报告》(1950年9月20日)。

  [46]周士第:《关于西南区军事工作的报告》,1950年7月3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47]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选》,第100、101页。

  [48]邓小平:《关于西南情况和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1950年2月1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选》,第101页。

  [49]转引自杰瑞米。布朗:《从反抗共产党人到反抗美国:中国西南地区的内战与朝鲜战争,1950-1951》,姚昱译,见本书第?页。

  [50]何仁仲、史铭林、张开生:《回忆贵州解放初期的经济工作》,《回顾贵州解放》(2),第113页。

  [51]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与大西南》,第150页。

  [52]《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

  [53]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

[54]《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19页。

  [55]中共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阳市历史大事记,1934-2003)》,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4、55页。

  [56]《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57]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大会发言》(1950年7月30日),《西南政报》第1期,1950年9月。

  [58]《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的请示报告》(1950年3月23日)。

  [59]《贵州省人民政府为禁绝鸦片告全省民众书》(1950年1月30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60]《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向中财委的请示报告》(1950年3月23日)。

  [61]陈曾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问题》(1950年11月25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312页。

  [62]邓小平:《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1949年11月1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页。

  [63]时至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准备进军贵州时,国民党贵州地方当局仍拒绝调外省军队入黔驻防。

  [64]贵州通史编委会:《民国时期的贵州》,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第171,172页。

  [65]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第1卷,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83页。

  [66]黄长和、吴龙章:《国民党独山末任专员车祖瑜被杀始末》,《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1986,期刊登记证051号,(内部发行)。

  [67]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军区:《对起义部队改造工作指示》(1950年1月30日),《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

  [68]贵州省军区政治部编印:《剿匪一年》,1951年,第46页。

  [69]《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60、70、92、100页。

  [70]1950年1月初,贵州省麻江县叛匪武装攻打了地处偏僻的平畴乡政府、镇远县的叛匪武装攻打了羊场区政府,是公然攻打各级政府的首例。但形成全省叛乱规模,是在春节之后。

  [71]《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72]潘焱:《回忆贵州剿匪斗争》,《回顾贵州解放》(1)。

  [73]汪乃贵:《剿灭土匪,肃清特务,保卫人民政权》,《贵州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156页。

  [74]杨勇:《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大会发言》(1950年7月30日)。

  [7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册,第141、142页。

  [76]《中央公安部关于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1950年4月27日)。

  [77]《中共西南局对切实执行中央三月十八日的指示给各省区党委的指示》(1950年3月25日)。

  [78]《中财委对西南财委关于西南禁烟问题请示的批复》(1950年3月30日)。

  [79]《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80]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艾新全:《开创西南财经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与大西南》,151页。

  [81]《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剿匪及目前工作的指示》(1950年4月1日)。

  [82]西南财委:《关于完成任务的决定》(1950年3月20日);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80、89页。

  [83]《中央公安部对各地发生抢粮暴动事件处理的指示》(1950年4月27日)。

  [84]《黔东南州志。粮食志》,方志出版社,1995年,第363页。

  [85]《川北区党委关于征粮必须密切结合生产、度荒、剿匪工作的指示》(1950年3月15日)。

  [86]邓小平:《关于西南春耕和干部整风的报告》(1950年5月1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41页。

  [87]邓小平:《征粮中应合理确定地主负担额》(1950年6月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74页。

  [88]《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89]《川西财委关于四月份征粮情况的简报》(1950年5月7日)。

  [90]《川南区党委关于整顿农村领导成分的指示》(1950年8月20日)。

  [91]《李井泉给刘、贺、邓的综合报告》(1950年5月23日)。

  [92]《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93]《川西财委关于四月份征粮情况的简报》(1950年5月7日)。

  [94]《西南军区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1950年6月11日)。

  [95]《川北区党委关于纠正征粮偏向问题给遂宁并各地委的指示》(1950年6月)。

  [96]《中共云南省委关于纠正干部在征粮收税中强迫命令等偏向的指示》(1950年5月8日)。

  [97]《当代中国的云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第84、87页;宁志一等:《征粮——巩固政权的头等大事,《邓小平与大西南》,199页。

  [98]《认真记取简阳匪特暴动事件的经验教训》(1950年6月),《西南工作》第6期。

  [99]《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217页。

  [100]邓小平:《现阶段西南党的三项任务》(1950年5月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31、135页。

  [101]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1950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财政卷)》,第83页。

  [102]邓小平:《关于西南工作情况》,《人民日报》1950年4月13日。

  [103]邓小平:《关于剿匪和征粮情况的报告》(1950年5月14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48页。

  [104]邓小平:《关于征粮、剿匪、整风等几项工作的指示》(1950年6月17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178页。

  [105]西南民政部:《西南区1950年生产救灾工作总结》,西南军政委员会第26次行政会议1951年3月3日批准,《西南政报》第6期,1951年3月。

  [106]邓小平:《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1950年7月22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208页。

  [107]《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53页。

  [108]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1(财政卷)》,第84页。

  [109]西南军政委员会:《关于1950年夏季不另增派公粮的布告》(1950年6月7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47页。

  [110]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1(财政卷)》,第82页。

  [111]《当代中国的四川》,第43页。

  [112]刘岱峰:《关于西南财经工作的报告》,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1950年7月31日通过。

  [113]《邓小平同志向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报告》(1950年7月22日);参见《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中的《半年来的工作成绩使我们开始摆脱被动状态》一文。

[114]《邓小平副主席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发言》(1950年7月31日),《西南政报》第1期。

  [115]每赋额0.0125元,折合稻谷0.5公斤——笔者注。

  [116]陈曾固:《贵州人民政府九个月工作总结》(1950年9月15日)。

  [117]西南财政部:《半年工作总结报告》,1950年7月20日。另说,贵州征粮牺牲2000多人。

  [118]1950年10月,贵州省政府颁布的《公粮征收实施细则》,将免征点提高到赋额0.6元。

  [119]《当代中国的四川》,第43页。

  [120]刘岱峰:《把西南财经工作推进一步》(1950年10月),《西南政报》第2期,1950年10月

  [121]《川南区第一届农税会议汇报》,《川南行政公报》第16期,1950年10月2日。

  [122]左春台:《新区农业税征收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1月9日。

  [123]邓小平:《开国一年在西南》(1950年10月1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254页。

  [124]邓小平:《在西南区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12月25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00页。

  [125]《西南军政委员会纪事》,第73、74页。

 [126]刘岱峰:《西南区一年来财经工作的基本情况和1951年的工作任务》,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1月29日大会通过。

  [127]邓小平:《一九五〇年主要工作情况》(1951年2月20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45页。

 [128]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1951年1月8日),《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第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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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领导者》(双月刊)2009/6月号,总第28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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