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革初期的形势
大学生开始造反时候，是在毛主席批准播发大字报之后，也就是1966年6月1日之后，那个时候我们北航还不出名，蒯大富比较出名。我们学校的运动都是从清华北大那边引过来的。
北航是个半军事学校，学生入学是按照当兵的标准挑选的，大学生录取按成份，以工农子弟和军队干部子弟为主，地主富农出身的一个没有。清华、北大出身不好的人多，地质学院也是那样，他们造反派也有他们的不满。后来北京“天派”“地派”的一个分歧，与这个情况有关，北航支持出身好的一派，实际上偏“保”，地院支持激进的造反派，我们开始反对极左。
造反派也不一定都是好人，清华的“四一四”就是这样的。
二、 文革开始的北航工作组
我是北航3511班的学生，是63年入学5系，班里有25个人。有一个石兴国，他是南京人，他父亲是省委书记的秘书。那时候几个人去北大清华回来，也写大字报炮轰党委，但是没有什么依据，无非就是说他们生活腐化、喜欢跳舞，再有就是他们常常勒令工农子弟退学等等。
那个时候造反最起劲的一帮人，都是高干子弟，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赖际发的儿子赖锐锐，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清林，铁道部长的儿子苏小泉，他们几个为首的炮轰党委特积极，写大字报是6月10号左右，比我们早，而且点了书记的名字，他们有内幕消息。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显山露水，他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北航。
接着工作组就派下来了，组长是国防科工委八局局长赵如璋，也就是10号左右，工作组来到北航就一个调子，支持群众斗党委，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大字报就搞得黑白不分，党委也瘫痪了。书记王洪、副书记周天行停职反省。大概是在6月15日到20日，全校革命师生在工作组的带领下揪斗黑帮，我们当时没有参与，持观望态度，工作组支持高干子弟斗黑帮，北航斗了40－50人，清华斗了150人。
三、 文革的转折点
6月20号，赵如璋召开大会，说北航的斗争形势复杂尖锐，王八蛋很大，不一定光揭发党委，要全面开花，有什么问题就揭发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发谁。这一下就彻底热闹了，北航教职工1万多人，平时相互有些矛盾的斗发泄出来，结果是全院开花，相互混战一团，运动的矛头就这样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
我们这个时候开始觉得工作组不对，完全是胡来，把斗争矛头引向群众，把文革引向歧路，不符合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就开始串连，寻找与我们观点一致的，班上有一大半同学同意我们的观点。
首先是石兴国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一条无头的黑线……》，主要内容是说北航揭发出来这么多问题，主要是从国防科工委批发而来的，这是一条黑线，要往上揪。这个大字报是我看着他写的，就是两张纸，写完之后贴在八号楼。我的书法不错，自己也拿了几张红纸，说是坚决支持石兴国的革命行动，还说鉴于工作组的大方向错了，赵如璋不再适合领导北航的文革，建议国防科工委撤换赵如璋，另外换人。我的大字报也就是大标语式的，然后签了名，贴在石兴国的大字报旁边。
北航的文革运动从此波澜再起，当时就乱了套，支持的和反对的都有。说我们要踢开工作组，是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大部分人不表态，少部分人暗地里支持。当时又是照相，又是摄影。6月22日，工作组召开大会，宣布我们是反革命大字报，要组织全院进行辩论，深入批倒批臭。
6月23日又举行大辩论，大字报全部针对我们，指着我们骂。各个单位和教研室都轮流批斗我们，501教研室要我低头认罪，405教研室书记孔令华组织批斗我们的时候，上纲上线。不过那时保守派还没有开始武斗，动手打人。6月27日大辩论，全院面前正式围攻和批斗我们。
然后就部署在各系都要抓类似的人，每个系都排了黑名单，一两百人。在整我们的时候，没有隔离，只是剥夺了政治权利，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抗美援越”誓师大会，不让我们参加，把我们集中在二区食堂，蹲在地上听广播。
我是烈士后代，父亲是武工队长被敌人抓住活埋了，2岁丧父，13岁丧母；爷爷是民兵队长，被国民党还乡团大卸八块；叔父是区委书记也被敌人杀害；堂兄是团委书记。因为我出身很好，一家四个烈士，那些个高干子弟就说我背叛了家庭出身。
有些高干子弟写了大字报贴在我的寝食门口，说我是反革命。我当时21岁，血气方刚，不过就是建议把组长换掉，也没有把赵如璋打成反革命，要求另外派人，对党还是相信的。心里一口气出不来，晚上爬上6号楼顶大喊大叫了一阵，喊了半天也没有人，下来之后跑到教室里，拿刀划破手指，写了血书，说自己要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
四、 血书的效应
工作组住在专家小楼，我敲门进去，赵如璋问我是谁，我说是来交检查的，请他看后转交中央和毛主席。他看到血书之后，受了一点震动，态度马上缓和了一点。他把学术交给旁边一个很富态的女军人，要她锁进铁皮柜里面。后来我才知道，她原来就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
回来之后，我又写了一张大字报，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也述说了我的家史，继续反工作组，要求他们承认错误，撤离北航。很多人知道我写了血书，全院一下子翻过来，许多人公开支持我，还有许多人到我的宿舍里来慰问、访问并表示支持。
石兴国以后没有了行动，我就成了主要目标。大概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突然中央通知工作组找少数派的代表去人民大会堂，石兴国去了，毛主席出来接见，工作组灰溜溜的。第二天就宣布撤走。
我们这些挨了整的人，认为工作组不能就这么撤走，必须检查，为我们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起初支持我们的人，也就是第一批起来造反的，大约两千来人，学生中间还有两三千人的中间派，中间派组织东方红一两千人，反对我们的有几百人。保工作组的主要是老工人，他们对党的感情深，写标语说热烈欢送工作组胜利返航，还有大标语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
走的那天晚上，我们号召支持我们观点要求工作组检查的人，做红灯笼；高干子弟就做了绿灯笼，晚上就发生了“红绿灯笼大战”，主要是显示声势和力量，也有相互吵架和动手推拉的。
第二天工作组还是走了，留下了一个文革筹委会，我们称为“伪筹委”，主任就是毛主席的女婿孔令华。毛主席818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平反。
五、 成立北航红旗
他们拉的一个班子，跟我们对着干。我们不承认这个，称为“伪筹委”。
有人贴出一张红纸来，通告说从今天起，北航红旗战斗队成立，愿意参加的请到主楼125教师登记，署名是“田东”。谁也不知道田东是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盛喜延，是排球队的。
这一天是8月20日，那天晚上登记的有1070人，以学生为主，有部分教职工。也没有开什么成立大会，大家就好象是在展览会上签到簿上签到似的。大家都认识我，就公推我作为联络人，就相当于是一个召集人。
参加的女同学也不少，有的女同学就绣了两面红旗，第二天早上把红旗插上，几个骨干都是自动涌现出来的，2系的涂海鹰站在凳子上讲演，他说：红旗战友们，不能让工作组这么便宜的走了，上国防科工委去要求他们回来检讨。又有一个小伙子举着一面旗帜走过来，叫跟我走，这就是三系的韩爱晶，他是64年入学的。还有四系的侯玉山。还有一个仇北秦，人高马大，一米八几的个子，满脸胡子，他老子也是高干是萧劲光的不下，是孔令华筹委会的成员中间的反对派，同情北航红旗。
六、 揪工作组成功和“让贤”
这样涂海鹰为首，韩爱晶带队，举着两面旗子，一百多人步行去城里，沿途呼喊口号，走两个多小时才到达西大门，大队人马后来才来。我们到达国防科工委门口的时候，想要冲进去，但是冲不进去，那里戒备森严，总参、总政和国防部都在大院里。这么多的人在军事机关门口闹嚷嚷，是建国以后没有过的，有干部出来指着我们的鼻子骂，说我们是反革命。
这个时候，高干子弟们参加了联动组织，也到国防科工委门口跟我们闹。他们还算是给我留了点面子，没有动手打，对地质学院他们是打，对北航没有打。他们天天找我，要我参加他们的红卫兵组织，不要做亲痛仇快的事情，把队伍从国防部门口撤回去。我就反过来劝他们要与老子划清界线，参加我们。我们在那里坚持了28天28夜，坚持要揪工作组，这在北京是第一家，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这个事情倒是没有怎么追究。
静坐的时候，通常保持几百人的规模。我就回去找孔令华，要安排送饭，韩爱晶和井冈山在现场顶着。
后来刘志坚出来了，说门口这个地方车进车出，是不是撤进旁边的体育馆。我们就每天三五个人在门口值班，在那里坚持了28天，每个人都减了十斤八斤的。我就每天跑来跑去，搞后勤工作。王大宾他们也在地质部门口坚持。中央没有人表态，赵如璋就是不出来。
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北航红旗的领导班子就是在静坐过程中间，自然形成的。期间李纳还化装来侦察过。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在那里唱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时候，来了两辆小车，问我们的负责人在哪里。我、韩爱晶、涂海鹰都在，看是陈伯达和王力来了，我们都非常感动。陈伯达说我和王力同志来，就表明一种态度，你们懂吗？同学们欢呼雀跃。陈伯达接着说，回去吧，胜利在等着你们。王力说，我们一开完会就赶来了，听说你们是少数派，少数派是优秀的，我们支持你们。
后来才知道，我们再那里静坐的时候，中央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老帅要镇压，中央文革支持，最后是林彪出来表态，陈伯达立下军令状。林彪说，赵如璋不出去，就派人把他押出去。陈伯达立下军令状说：国防科工委赵如璋、罗舜初同志到北航去，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如果被打死，陈伯达甘愿抵命。
这个时候已经是九月底了，北航红旗出了名，回到学校一下子就膨胀到四五千人。我自己是个农民子弟，没有见过什么世面，有点承受不了，现在那么多人，就要把位置让给韩爱晶。那天撤离的时候，我就这个想法征求大家意见，有人批评我是半截子革命。那天晚上，我写了一张通告贴在体育馆，说很感谢战友们的信任，现在胜利了，经过反复考虑决心辞去，建议韩爱晶同志为负责人。在静坐期间，韩爱晶表现得很好，因为他早先没有挨整所以不出名，我就给大家做了介绍。韩爱晶也很感动，大家都掉了眼泪。
第二天，北京市有人通知北航红旗负责人去市委开会，丁国钰发了一张请柬，十一和毛主席一起上天安门。我把请柬给了韩爱晶，他是个穷学生，也没有什么好的装束，去见毛主席也没有什么讲究的条件，就在9月30号下午穿着一双破塑料凉鞋住进中南海。第二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朱成昭等四人，我在家里接了一个新华社记者的电话，他们再准备报道中间要落实北航是谁上天安门，我告诉他是韩爱晶。朱成昭作为“二月逆流派”跨了之后，才补上王大宾，这就是后来的“五大学生领袖”。再后来在“两案审判”的时候，韩爱晶作为北航红旗的负责人，被判十五年有期徒刑，这也是我让给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