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仁富:为中国文化立皇极——唐君毅论中西人文精神之融通与中国文化之未来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00 次 更新时间:2009-11-04 00:53

进入专题: 中国文化   唐君毅  

何仁富  

摘 要:唐君毅认为,近代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冲击所采取的卑屈、功利的态度,阻碍了中国文化的真正重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之根本精神综摄西方文化精神,以全面重建中国未来社会文化精神和纯粹文化精神,这是继中国文化先秦立“人极”、宋明立“太极”后的立“皇极”的文化伟业。

关键词:唐君毅 中西人文精神 融通

作为一代“人文主义宗师”和20世纪中国最大也是最旗帜鲜明的人文主义者,唐君毅先生一生学术生涯关注的根本问题,是对遭遇西方文化冲击的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与创造提出一根本的解决方案。尽管唐君毅自己通过《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等著作,建构了一个融合中西印三大文化、融贯儒佛道耶主要宗教的心灵九境哲学体系而为一真正哲学家,同时写出了20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国哲学原论》并创立了独特的中国哲学体系而成为中国哲学史家,可是唐君毅自己却说:“我个人最关怀的,既不是纯哲学的研究,也不是中国哲学的研究,而是关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我以为社会文化的问题,才是当今这个时代和未来时代最重要的问题。”唐君毅认为,他的文章的中心问题,“即百年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冲击之问题。在中国人之立场上说,即主要是中国未来社会文化之方向的问题。……我之一切文章之讨论此问题,都是依于三中心信念,即: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 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本文立足对唐君毅文本的解读,对唐君毅关于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之冲击应有的态度以及中国文化未来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进行梳理和阐释,以为中国文化的当代重建提供一已经存在而尚未被重视的理论参照。

一、超越中国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文化的卑屈、羡慕心态和功利、偏执态度及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鄙视、自卑态度

对中西文化的讨论,首先必然涉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态度问题。唐先生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对西方文化冲击的回应,基本态度是卑屈的、羡慕的和功利的,而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则是鄙视的、自卑的。这严重阻碍了中西文化的融通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重建,必须超越这一文化心态。

唐先生认为,中国自明末以来接受外来文化的实际情况,就是在受到外在压力的巨大压迫而感到生存受到威胁时,才产生的一种“被动的反动与接受”。这种“被动的反动与接受”一方面必然导致对自己和自己的传统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则是对强大的外力的盲目欣赏。明末清初的人之所以反理学,只因痛心于明朝的灭亡,由此开启清代颜、李、焦、戴等的思想;清代学者之所以多埋首考证注疏,只因为清廷不容许学人自由讲学,乃被迫在书斋中寻道;清末诸先生之所以反对儒学与孔子,新文化运动者之所以反对整个中国文化,同样是感到外力的巨大压迫,怕不能生存,怕在时代落伍,进而产生的反动。这种被动的反动不断累积,人们便对自己和自己的传统逐步丧失信心了。清儒还只是反对宋明理学,清末诸先生还只是对传统文化有所批评,而到了新文化运动,则是全盘的、彻底的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了。

与此同时,近代中国国运的衰弱从与英国的鸦片战争开始,而甲午中日战争则进一步大大加深了这种衰微;可说,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恰恰又是到英国和日本的最多。被人打败再去留学拜师,这个心境夹杂了原始的怯弱感与卑屈感,而怯弱感与卑屈感又极易转为羡慕之情及对自己国家及其文化的怨愤。因此,在传播和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时,近代也是以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及其类似思想潮流为主。在唐君毅看来,中国近代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第一时期以严复介绍英国斯宾塞、赫胥黎、穆勒为最有系统的介绍,张之洞等提倡的西学为用的思想、林纾的翻译小说、梁启超《新民丛报》中的西方思想述略,都不能算是真正的思想介绍;第二时期以胡适介绍杜威实用主义思想为最有影响,其他学者介绍罗素、柏格森、太戈尔、佛洛依德等,都不及其影响之大;第三时期以上海马克思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为最有成绩,其他主义信仰者,在出版界都无多大思想介绍的表现。 近代中国人所努力介绍的这些西方思想,由于都是基于表面的功利主义目的和对拥有这些思想的民族的羡慕,因而总体上既不是西方思想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不是中国文化精神本身所最需要的。

中国近代百余年来,由于内忧外患,整个民族在精神上产生了严重的虚怯感。由于这种虚怯感,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不能首先在精神上、意识上、心灵上顶天立地的站住,因此便不能真正的通古今之变以安其常,于是不可避免的在中西文化相互冲击之下,偏偏倒倒,以至随波逐流、没顶漂流。所以,“尽管中国人近百年来接受西方文化思想者,亦多有各种向上的动机,如惭愧虚心等。然而毕竟缺乏一对西方文化思想加以涵盖综摄的气概。”其结果是表面地学而内心实有所不学、功利地学而实际上无甚效用。在唐君毅看来,“中国近百年之接受西方文化,固可谓极其虚心。然因始终不免主要由功利之动机出发,而未能真正直接肯定西方科学、民主、自由、宗教之本身之价值,正面承担西方科学、民主、自由,或宗教之精神。”要真正肯定和承担西方文化之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意义,必须改变这种卑屈、羡慕、功利的文化心态。

早在1936年,27岁的唐先生就在一篇名为“国人对文化应改变之态度”的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国人今后应该确立的五种对文化的基本态度:“—、我们不是为生存而有文化,乃是为文化而求生存;二、功利主义不是估量文化价值的唯一的标准;三、纯粹文化与一般文化不应当偏重;四、我们不应当取单纯的欣赏主义的态度来对文化;五、人类的文化创造是日进无疆的,所以中国的文化建设,不只在建一适合当前情势的某一形态的文化,我们同时当注意以后文化的开展问题。”在唐先生看来,把文化作为生存的工具,是对文化的一种根本上的亵渎,而功利主义的文化估价观则足以毒害中国文化的前途。人如果只从功利动机出发去接受他人的东西,只想利用科学与民主作为达到现实的民族国家富强、政治稳定、政权维持等目标的工具,那么,科学与自由民主便只是某种现实欲望的对象。作为现实欲望的对象,我们往往是在产生欲望时,自己便直接处于卑下而向外索取的心理状态。因此,我们在接受这些东西时,精神便始终处于卑屈状态。与此同时,对于拥有这一欲望对象的他人,我们则总是无限的羡慕。所以,功利主义的偏执态度,必然导致我们在接受西方文化时总是处于卑屈与羡慕交织的心理状态。而凡是以卑屈、羡慕相纠结的态度去学习他人的文化精神的,事实上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真诚,往往是对所要学习的对象也缺乏真正的亲切感。所以事实上,中国近百年来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大张旗鼓地讲学习科学、自由、民主,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对科学、民主、自由实际上未能真心爱好之、尊敬之。

唐君毅指出,要确立真正的学习西方文化精神的“应然”的态度,必须树立当下站立、全面融摄西方文化的态度。唐先生强调,我们要真正学习西方文化,就必须抛弃卑屈与羡慕的心态,抛弃功利主义的态度,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基础立定脚跟,全方位地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吾人真欲接受西方文化中之科学、民主、自由之精神,亦须自整个西方文化所表现向上精神上著眼。故吾人今日必须一反此数十年以卑屈羡慕心与功利动机鼓吹西方科学与民主自由之态度,而直下返至中国文化精神本原上,立定脚跟,然后反省今日中国文化根本缺点在何处,西方文化之精神异于中国者,毕竟有何本身之价值,而自一超功利之观点,对其价值加以肯定尊重,最后再看,中国文化精神自身之发展,是否能自补其不足,而兼具西方文化精神之长。而吾人亦将唯由此道,可以言真自动的接受西方文化之一切向上的科学、民主、自由等精神于中国文化精神未来之发展中也。”

二、立定中国文化根本精神,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精神的客观价值,自作主宰,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文化精神

唐君毅认为,一个与民族生命、文化生命脱离的孤零零的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以此观之,祖先的生命,即我的生命;祖先的文化精神,即我的文化精神,我何忍践踏它呢?他人之长,我学它,我即以我的心胸度量涵盖它,我有何卑屈呢?只有这样,个人和民族的气魄度量才得以建立;只有这样,才可言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的贯通的发展。基于此,唐先生反复强调:“无论如何,以打倒中国文化之传统,作为接受西方文化之代价,便是缺乏一涵盖自己文化历史之气概。”“无承担自己祖宗所遗之文化精神,而能吸收他人之文化精神者,亦未之有也。”“千言万语,都可归结到中国今后之知识分子必须先要自立,真正自觉其是人,是中国人。人必须先能去古今之蔽,而有一通今古之气概,同时亦才能真有放开胸怀,以涵盖今日之西方文化思想中一切有价值者,而加以综摄之气概。而百年来之中国知识分子,实亦缺乏如此之一气概。”“中国未来立国之文化思想,必须有待于吾人一面在纵的方面承先启后,一面在横的方面,作广度的吸收西方思想,以为综摄的创造。此创造并不能期必某一个人或某一时期完成,但是只要大家先能提起精神,扩大胸量,去掉虚怯、卑屈、羡慕的情绪,而有一顶天立地的气概,便能逐渐完成。”当我们确立了这一自作主宰的气概后,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真要求中西文化之融通以创造未来的中国文化,我们当首先作一“中国人”,将中国自己的文化精神继承、传播和弘扬。

对于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客观精神价值,唐先生特别强调,首先,在所有世界文化系统中,只有中国文化有四五千年的一以贯之的历史,尽管历史长久并不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客观证明,但是,如果就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言,那么,一种文化系统能够使其自身长久存在,必然有其所以能使其自身存在之理由,这足证明其有不容磨灭的精神价值。其次,如果从内部看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中国文化精神至少在一点上是有其至高无上的价值的,这就是依于人者仁也的认识以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全部融摄于哲学智慧、道德实践之中。再次,中国文化精神本质上是天人合一的。孔孟精神本质上就是继天而体仁,并实现此天人合一于人伦、人文之中的精神。由孔孟精神为枢纽所形成的中国文化精神,本质上就是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于人性、人伦、人文的精神。第四,中国文化本原上最为清净,根本上为一直上直下,而不使一切天、人、物与人生文化活动或者地上万物受委屈,因而既极高明而又极敦厚笃实,既致广大而又极宽平舒展。在唐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精神于中国人以及世界文化,都有无限的客观价值:“中国文化精神有无比的大力,它是直接贯注于中国之全部人之生命与心灵之深处。……它即是中华民族的上帝。”

当我们立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时,我们就先站稳了脚跟。立定中国文化精神,为了我们文化的未来发展,我们也就可以而且应该全面融摄西方文化精神了。

在决定我们到底学习什么样的西方思想的问题上,唐先生也有自己非常明晰的立场。早在30年代,他就特别提出了“我们今后所需要介绍之西洋思想”这一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像中国这样的有高尚文化的民族接受其他思想时所应遵循的两条原则:“(一)这种思想是该民族中所感缺乏的;(二)这种思想是其他民族的思想重心。”基于这样的原则,唐先生那时强调,中国应该重点介绍三方面的西方思想,即以柏拉图、康德等为代表的正统派思想、以席勒、歌德等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和纯正浪漫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思想。中年以后,唐先生在系统地讨论中国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和重建时,更详细而明确地提出,我们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必须扩大和超越一般流俗的眼光,从横的方面说,必须英美以经验主义现实主义为传统的思想和德法以理性主义理想主义为传统的欧洲大陆思想并重;从纵的方面,我们不能蔽于现代化这一名号而只注意西方近代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工业精神等,而必须同时重视西方文化中由中古传来的宗教精神,以及由希腊传承下来的审美精神和哲学精神。

首先,要平等而全面地学习西方各种类型的文化精神。唐君毅认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意识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都有其自身的价值。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思想又往往凝聚成一些核心概念,并环绕这些基本概念而展示出其文化精神。比如,英国文化思想三百多年来的文化传统,由培根、洛克、边沁、穆勒等创立,大体上形成“个人”、“福利”、“效用”、“安全”、“自由”、“常识”、“经验”、“民主”、“宽容”、“公道”、“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等。美国思想除来自英国文化精神的上述核心概念外,还有从法国文化思想中承继过来的“社会”、“平等”、“人道”、“博爱”等,而且,美国文化对“效率”、“成功”的重视又超过英国文化对“效用”的重视。至于德国文化思想,从莱布尼兹、莱辛、康德、歌德、费希特、黑格尔以来,对“人类”、“国家”的重视超过对“个人”、“社会”的重视,“公道”重于“平等”,“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平等”重于“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精神上的自由”Freedom重于“政治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德国文化思想还创造了诸如“理性”、“理想”、“规律”、“自我”、“精神”、“生命”、“存在”、“历史”、“文化”、“全体”等文化精神核心概念。唐先生强调,中国对于英美型文化思想和德国型文化思想“只有平等接受,方合中国之需要。”而“从哲学理念上说,也尽有融通之可能。”“至于德国以外之其他欧洲思想,如法、意、西班牙,以至俄国思想,只要好,广度地说,我们当然皆可摄取。”

其次,必须同时注意到近代西方文化以前的中古与希腊的文化精神。说希腊文化中的审美精神、哲学智慧、和谐的人生理想等我们当学习和综摄,人们易于理解和接受,而说到中古文化精神,人们往往便想到黑暗时代、神学独断、宗教裁判所、教皇专制、宗教与科学的不相容、启示与自由思想的不相容等等。但是,事实上,“中古之文化精神,固然有许多毛病、许多缺点,然而此许多毛病与缺点,在西方已经经过近代文化思想之洗涤。现在之西方基督教徒,已不再虐待异端,更不反对科学与物质文明,亦允许人自由思想。则中古文化之病,大体己革除。而近代西方文化之病征,反日益彰著。则我们正当认取近代文化以前之古典的希腊,与中古文化精神之真实价值,以为构成世界人类之未来文化之图像之凭借。”我们也只有真扩大我们的眼界,以平等地视野对待西方近代文化思想与古典文化思想的价值,而不只以近代思想之标准为标准,我们也才真正具备涵盖西方文化精神的气概,而更能够充量接收西方文化精神的长处。

唐先生认为,即使对“现代世界”所彰显的西方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诸如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团意识、国家观念、产业发展、科学精神、宗教精神等等,我们也必须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根上学习,而不能再只是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觉得我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根本上,我们要建立一超越的涵盖西方文化思想之全局的气概,以此气概立定脚跟,我们便可以逐渐对英、德、美等各国思想与中古精神及近代精神,进行全面的理念上的综合,而将它们全部融摄于中国文化精神中,这才是真实的、真正的文化创造,也才是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精神“应然”和“当是”的态度。

三、充分反省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缺陷,由圆化方、纳方入圆,综摄创造,超越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的对立

立定了中国文化,自作主宰融摄西方文化精神,我们也就更能够正视我们自己文化的不足之处。唐先生说,他在写作《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时,心中经常有一直觉的意向随时照临,这一文化意向正好将中国文化精神的长处和短处全部昭然:“中国文化之高明面,吾尝觉其如天之覆,而其敦厚笃实面,觉其如地之厚,而其广大一面,则觉其如地面之宽。整个中国文化精神,遂宛然覆天盖地,人之精神可直上直下于其间,又可并行不悖,如川之流。然当吾将此中国文化之直觉意像,与吾之理想的人类社会文化之一直觉的意像相较时,则觉中国文化覆天盖地之景像下,如少一由地达天之金字塔。诸个人精神并行如川流,若不见横贯诸川流之铁路,以经纬人与人之精神,成无数之十字架。更不见个人之能负此十字架,以攀彼金字塔而上升,使每个人之精神,皆通过此十字架之四端,以四面放射其光辉,与他人之光辉,连成无数并行交光之组织,而聚于金字塔之顶。因此天地间,若缺此金字塔与十字架。故中国文化精神,虽如天之高明,如地之笃厚,如地面之广大悠远,然数千年文化之发展,远望而天如日与地连,如向一平面沉坠;人之精神,如百川并流,泉源混混,而无火车驰走于诸川之上,乃日见天地之岑寂;人无十字架可负,使精神四达并流,精神诚不免收敛而入睡,则人之顶天立地,渐如一伞之矗立,而未撑开。此文化之缺点,在古有封建门第制度之时,及汉唐文化之盛世,尚不著,愈至近世而愈显。吾于是知中国文化当有一发展,以撑开此伞,此当赖于接受西方文化之长也。”

“覆天盖地”、“川流并行”、“金字塔”、“十字架”、“未撑开的伞”。唐先生用这些可以“直观”的意向恰当地表明着中国文化精神之长与短。按照唐先生的理解,中国文化之“覆天盖地”、“川流并行”,表明中国文化精神在度量上、德量上已经达天地之量,完全足够;而中国文化中“金字塔”、“十字架”的缺乏,则表明中国文化精神在文理上有所不足,必须在内容上给予充实。度量上、德量上的充足,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圆而神”的特点,而“金字塔”、“十字架”的缺乏则表明这“圆而神”中缺乏“方以智”去撑开。其结果便是:如圆中无方形加以支撑,则圆必有缩小而趋于一点之势;神而无智以支撑,则神之卷而无迹,其有与无便无法确定;最后,人之顶天立地的精神就会渐渐衰退,中国文化便成为一把本可遮风挡雨而现在却不得不被风雨所洗礼的“未撑开的伞”。

要弥补中国文化精神所缺少的这“中间一截”,唐先生认为,必须充实以“方以智”而将中国文化精神的“圆”撑开、将“神”拓展,也即在“未撑开的伞”中安装上让巨伞撑开的“十字架”。唐先生名之曰在中国文化“自觉地求实现的精神”中“开出自觉地求表现的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将内心理想分别客观化和超越化,以化成一个个超越而客观的现实理想,并自觉地使这些理想表现为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各领域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工业机械文明、国家法律、民主自由、宗教精神等这些西方文化精神所开出的“现代世界”的内容。

唐先生把这一“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的过程同时也当作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再造过程,是中西方文化精神的会通与融合,他称为“由圆化方”或者“纳方入圆”,其实质是“综摄的创造”。一方面,从内向外看,当我们将自己的“主观精神”客观化、超越化时,就形成我和他人共同为之努力的文化理想,这文化理想的的客观性、公共性也就证明了它的现实性、普遍性,据此,我们就可以在文化理想的实现过程中创造出链接“人极”与“太极”的“皇极”人文世界,补足中国文化精神中所欠缺的“中间一截”;另一方面,从外向内看,将我们所遭遇到的“现代世界”的各种文化精神所依据的内在理念亦即其“主观精神”找出来,这样,我们在接受和学习西方文化精神时就不是只功利主义地学习其“然”,而是要全面、系统、深刻地学习其“所以然”,以便自己综合创造自己新的文化精神。

通过对西方文化精神纵向和横向的全面检讨,唐先生认为,“现代世界”的西方科学、工业文明、阶级、国家法律意识、社会文化之分途发展、民主自由精神等等,都是依照同一理念而成立的,此一理念即以人自己的理性活动“观照”客观事物之“理”的科学精神。唐先生认为,西方科学精神最初源于希腊的科学、哲学精神,本原上纯为“观照”的,其理想对象就是“理”。柏拉图的“理念”一词充分显现了这一科学精神的本质。唐先生说这一以人自己的理性活动“观照”客观事物之“理”的科学精神,乃“西方文化精神之本原”,西方科学精神、工业机械文明、生产技术等,都源于人的精神以“理之形式”或概念内容或理想事物等规定其自身;阶级对立、社会团体、国家、法律等西方文化的社会性要素也是这一精神的产物。因此,我们在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精神时,就必须从根本入手全套而取之,要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的精神着力,并以此伸引中国文化精神中固有的相同的精神元素,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此,“吾人……依于肯定客观超越理想之精神,伸引吾固有文化中相同之绪,以全套而取之;则吾人将能在覆天盖地之中国精神中,建立一使一切庸众与小人,皆得一精神上升之路道,亦完成中国文化之本当有之发展。中国文化精神,真不畏自然生命之堕性之拖下,而吾人可建立吾人之金字塔与—十字架矣。”唐先生说:“此即吾所想望之中国文化之前途。”

唐先生将这种为中国文化精神加上“中间一截”的意义等同于孔孟和宋明儒之功。在唐先生看来,孔孟之功在于见天命于人性,继天体仁而立天道于人道,可谓“立太极于人极”;而宋明儒学的复兴,在由人性人道以立天道,可谓“由人极以立太极”。但是,中国文化中尚有“皇极”观念而未得以充实,因为中国过去所谓“立皇极”表面上多只限于政治。唐先生强调,为了让中国文化精神之“圆”化出“方”来,必须将“立皇极”的含义扩而大之,以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的人文世界的真实建立或者社会人文世界的充量发展为“立皇极”。如此,“皇极、人极、太极三者皆立,然后中国文化精神之发展,乃百备至盛而无憾。此则中国民族将凭其以往之盛德,所当从事之大业,而将可与世界文化前途,相配合者。”

唐先生借用古人太极、人极、皇极三极一贯的思想,强调“圆而神”的中国文化精神对“方以智”的西方文化精神是可以全部摄取的,这种摄受,既是中国文化精神的自身敞现,也是中西人文精神的彻底会通和融合,是展开中国未来人文世界的根本大道。这一根本大道,不承认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只是一“截长补短”之事,而是将之视为“完成中国文化自身当有之发展,实现中国文化之理念之所涵之事。”所以,唐先生认为,这一根本大道,对于中国百年来中西文化之争,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全盘西化二极之争,给出了“哲学理念上之真实的会通。”这种会通,这种“由圆化方”或者“纳方入圆”的“综摄的创造”的文化观,既是对百年以来中体西用论与全盘西化论的根本超越,也是“今天最圆满的人文主义思想”。

四、全面重建中国社会文化精神与纯粹文化精神,撑开中国文化之巨伞,成就完全的人文世界,为中华文化立皇极

客观超越理想乃“皇极”的“人文世界”之所出的根本;而西方文化精神的各个方面原本出于同一理念,即西方文化精神内在的客观超越理想。明白了这两点,就意味着懂得了中西文化精神的大本大原,找到了中西文化精神融通的根基,确立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契合点,也寻到了中国文化构建自己的“十字架”和“金字塔”的支撑点。但是,要真正将中国文化精神重建这把巨伞撑开,还需要进一步明白这些西方社会文化精神之于中国文化的现实价值,并努力将之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的相关文化精神综合、融摄,以构建出新的“现代世界”的中国文化精神。

为了撑开中国文化人文世界的大伞,唐先生认为,我们必须一方面把稳中国文化精神之本源以为躯干,明了人的整全心性,其高明广大本足以涵盖天地,其敦厚笃实本足以顶天立地,因而坚守中国文化精神本身具有的通于大道的识度气量;另一方面,又必须让各个人献身于各特殊的文化领域,促进人文世界的多方分途发展,以伸长中国文化精神身躯的四肢、茂发中国文化精神树干上的枝叶。这样,由身躯而四肢,由树干而枝叶,是为由本以成末,本末得兼。四肢不灵,枝叶便必然凋零,进而则躯干也将日益孤寒,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危机。中国文化精神的再创造,必须是走“灵四肢”、“茂枝叶”、人文世界多方分途发展的道路。

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创造包括社会文化精神的再创造和纯粹文化精神的再创造两个层面。社会文化精神的重建包括各种人文多方分途发展、社会文化团体的成长、民主政治的构建、法律的普遍作用、礼乐文化精神的构建,以及科学技术、工业文明、人文经济等等的全面建设。唐先生把社会文化精神重建的理想概括为人文社会的建构。而“社会文化之全面发展,必须以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生活情趣等纯粹精神文化之大盛为归宿。”所以,唐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创造的讨论,一方面有关于社会文化精神重建的全方位讨论,另一方面最后是落脚在纯粹精神文化的重建上的,这主要包括中国哲学精神、宗教精神、文艺精神以及道德精神的重建,其中,唐先生特别强调宗教精神的重建和道德精神的扩充的重要意义。

唐先生认为,中国未来文化当有宗教的地位。当然,唐先生所期望建立的是“人文宗教”,它不同于同时又函摄传统宗教的基本精神,并且可以化解人类各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吾人宗教精神,乃对神全无所希慕欲望,而纯由吾人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以表现吾人心性之高明,与文化精神之广大者。”“吾人所向往宗教精神,包涵对人文世界人格世界之崇敬,即包涵对人文世界中已成一切宗教精神之崇敬,即包含对一切宗教圣哲之崇敬。吾人正当聚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与无数圣贤于一堂,以相揖让,而供之于中国之新庙宇。”

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体系中,道德是处于最核心地位的,一切其他文化形式都是从道德理性上立根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人文的礼乐精神,是建立在中国伦理道德精神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重建”,并不意味着中国伦理道德精神也必须以“重建”的方式获得新生。相反,在唐先生的人文思想体系中,中国文化之所以没有能够充分“现代化”,主要的就是内在于中国文化精神中的一些合理因子没有得到充分的扩充拓展。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伦理道德精神,唐先生认为,应该是按照“现代世界”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要求而努力充拓它。由道德观念的扩大,我们就会充分认识到,在社会文化的分途发展过程中,人在社会中“依位分以定实际职责”是极其重要的,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团体中、在不同的位分上,既享有各自的充分自由以发挥自己的才性,又各自尽责相互尊重与配合共同实现文化理想,如此,作为充量发展的人文世界的“皇极”就可以建立起来,中国文化精神的“十字架”和“金字塔”就会完全撑开出来。

唐先生这一立足中国文化精神摄受西方文化精神的中国文化重建之根本大道,既是“返本开新”——返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本以开中国未来文化精神创造之新,也是“返本成末”——返“人之为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之仁心人性之本,成“现代世界中国人之为现代世界之中国人”的人文世界之末。在唐先生看来,中国文化精神是直接贯注于所有中国人的生命和心灵深处的。“它即是中华民族的上帝。”它对一切中国人身怀同样的挚爱,是所有中国人最内在的自己。在我们每个中国人的生命深处,有数千年无数的祖先的生命、生理、心理、精神交融合成的力量之整体潜在着,这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你能依照它的意旨实现你的生命,你也就真正实现了你之为人、你之为中国人。同时,潜藏于我们生命深处的这一中国文化精神,也是使我们与世界文化精神中一切有价值的方面如科学民主精神相通接的根本。如此,“实现你之为中国人,与实现你之为世界人,是一事不是二事。”所以,“中国人之成人,成中国人,成世界人,真正是三位一体。中国之成为中国,成为真正的人的国家,与成为与世界相协和的国家,亦是三位一体。以使中国人成其为中国人、世界人,而成其为人。”这就是唐先生对中西文化精神的融通和中国文化未来创造的终极结论,也是唐先生对中国人之为“人”、之为“中国人”、之为“现代世界的中国人”的最高肯定和最高期待!唐先生的这一肯定和期待,这一从对近代文化立场的超越到全方位综摄中西文化精神以重建中国未来文化的立场,正是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文化重建所必须的根本立场。

2006-11-15日初稿

2006-11-26日修改

2006-12-27日修订

2007-01-21日再订

于西子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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