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本名为《李世民》的历史小说在桂林全国书市上引起多方的兴趣。这本以唐太宗李世民为原型的历史人物小说，从主题设置到人物塑造，都有着新的创造。针对多年来清朝题材小说的流行，业界人士提出：《李世民》是否将引发历史小说的“唐风”的兴起？
近年来，以二月河、唐浩明为代表的清朝题材的历史小说赢得了广阔的市场。专家认为，清朝题材的流行，一则是因为时间上与当下最为接近，读者比较容易接受；二则人们很多时候是想从清朝的没落中吸取教训。而《李世民》的出现，以及这两年唐装等事物的流行，则说明人们逐渐把目光投向了标志着中华文明高峰的唐朝。
为什么要写《李世民》？作者筑东阳介绍，明清文学戏剧，把李世民描写成跟当时的皇帝一样文弱，而事实上“历史上的李世民豁达大度，天姿英武，凭一股生生不息的锐气化家为国，开创大唐盛世，令四夷宾服，真正是旷古少有的英雄，可以说把王霸杂用的分寸把握到了极致”。由此他提出了本书的主题，即人生和民族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生命本能的“血勇”和崇高灵魂的“人道”的统一。本书对仁爱的赞美，超越了一般历史小说对权术斗争的热衷。
与那些“戏说历史”的小说不同，本书的写作是相当严谨的。为了写这本小说，筑东阳做了数年的考证工作，翻阅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历史典籍和野史。因此他自信地说：“其中重大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新旧唐书的某种错误在我的书中都得到了修正”。
近日本报记者对作者筑东阳进行了专访。
◎作者筑东阳，湖北襄樊人，大学哲学系毕业，多年研究历史，曾著有多部历史小说。
孔子之后数一数二的伟人
［李世民代表着常人不可企及的伟人梦，也代表着常人可以接近的英雄梦］
记者：你说“李世民是孔子之后中国数一数二的伟人”，为何对李世民作这么高的评价？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最值得我们借鉴？
筑东阳：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进取路径。一条是秦皇、汉武、隋炀帝代表的规模扩张型路径，对内无休止地汲取民力，搞大型工程，用严刑峻法排斥异己，使冤狱满天下；对外大打人海战术，投入巨量的人力物力与外族拼耗。另一条则是唐太宗代表的质量立国型路径，对内实行开明政治，与民休息，英才当政，国无冤狱；对外王霸杂用，文武并举，使中国不仅成为武力最强大的国度，而且成为文明的原创者，为邻近列国所仰慕仿效。
隋炀帝生前便霸业崩溃，秦始皇死后两年便天下大乱，汉武帝主持的汉匈战争的确为中原地区带来了长期和平，但后期导致国内人口损失千万以上，民众所蒙受的灾难之深重可以想见！汉武帝用将，是任人唯亲，军队主帅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全是后戚，卫、霍毫无战略才干，李广利则一次出征大宛便损失十万大军。而在李世民那里，永远是最优秀的军事家李靖、李世绩等挂帅出征，常常是出一千兵力可打败外敌数万，出数万兵力可征服一个国家。唐太宗与汉武帝相比，仅就对外用兵方面，一个以一千万人口为后盾，一个以五千万人口为后盾；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一个精兵简政，一个搞人海战术；一个是精英组合处处展示军事艺术，一个是半外行凑合主打拼耗战——虽然同样是一代霸主，但两人绝对不是一个档次的。
所以，推李世民为“孔子之后数一数二的伟人”，是经得起事实驳证的，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弘扬李世民的智慧，我们这个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国度，应该能够从李世民的进取路径中汲取到有益的养分。在书中，我只能通过文学形式来暗示我的意向。在那波澜壮阔的故事群落中有我深沉的激情在滚动。
记者：有人说，小说《李世民》中的主人公，是一种理想人格的描写，你同意吗？
筑东阳：这是有见地的。李世民代表着常人不可企及的伟人梦，也代表着常人可以接近的英雄梦。在某种意义上，我把书写和咏叹李世民的故事，看成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发中国梦的一种尝试。
在李世民身上，既具有曹操的武略，又具有刘备的笼络术，但远比二人规模弘远，真有气吞宇宙之象。你看他战争年代总是把天下武功最高强的英雄豪杰集中于自己的骑兵队伍中，和平时期则把四海最优秀的学人智者收罗于秦王府中，号为十八学士，其器宇之大，古往今来，谁人能比！但他的人性则是永远贴近地面的。他是这块土地的儿子，他那醇厚的仁爱襟怀是由常人习性中培植起来的，他的身上那种纯净得几乎没有杂质的阳刚之美，是真诚的追求者可以逐渐接近的。
血勇和人道的统一
［本书的主题宽阔而厚重，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张扬血勇与人道。这正是李世民人格的精髓，也是盛唐精神的精髓］
记者：那么，本书的主题就是歌颂这种理想的人格吗？
筑东阳：本书的主题宽阔而厚重，但概括起来，无非是张扬血勇与人道。这正是李世民人格的精髓，也是盛唐精神的精髓。
盛唐在历史上的出现不是没有根据，它是数百年战乱之后中华上升性力量重新集结的产物。在南北朝时期，所谓“五胡乱华”，汉族政权被从中原赶到了南国，胡人们是看不起汉人的文弱气的。后来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将鲜卑族的生活习俗汉化，其立意深远，但北魏最终还是亡了国。而在边疆地带武川镇崛起的一个军事集团最终成为天下至强者，这便是有名的“武川镇军阀”。在“武川镇军阀”的后代中，诞生了北周、隋、唐三个朝代的开国皇帝，这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其中不是没有深厚原因的。这个军事集团的领导人在它勃勃上升的时节，有意地反北魏孝文帝之道而行之，不是将胡人“汉化”，而是将汉人给“胡化”，甚至连汉人的姓氏也改为鲜卑人的姓氏。这种汉人的“胡化”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它有效地克制了汉文化中因过分追求享乐和文雅而日趋柔弱的成分，将骑马民族对运动的嗜好、对暴力和血勇的崇尚、对简单而真挚的情义的趋向，融入了新造的杂交之后汉人的血脉里。本身便拥有部分胡人血缘的李世民，正是这场“杂胡汉为一家，通盘改变汉人的血气”的历史运动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难能可贵的是，李世民身上展现的血勇气质，与那种嗜血的野性截然不同，他有一颗水晶之心：仁爱，怜悯。他的血勇之气是人性的，他对武力和权力的运用是健康的，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血勇与人道的耦合，正是盛唐之魂！
记者：血勇和人道似乎是两个极其矛盾的东西，它们是如何达到统一的？
筑东阳：你问得很好。单纯的血勇，如果没有人道和仁爱精神净化，便无法与“武士道精神”之流区别开来，可能沦为野蛮的杀伐之气。那不是阳刚之美，而是罪恶的渊薮。
李世民身上的仁爱和怜悯之心是极其关键的，它使得李世民建立起来的唐帝国不是屠杀性的帝国，而是一个各民族平等相处的平台。李世民的唐朝与今日的美国十分相似，都是质量立国，对外享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但美国人对内民主，对外却十分强横放肆，近日披露出来的美国人在伊拉克监狱有组织地对战俘搞性虐待，尤其是女兵英格兰把战俘当狗牵，已成为永久不可磨灭的历史符号。凭着这样的道德水准，美国人何能让世人心服口服？让我们看看李世民是怎样对待外族的？当时的“萨达姆”——突厥颉利可汗被捕后，被李世民弄到长安养了起来，后来见颉利时常悲歌哭泣，还筹划着封颉利为虢州刺史，让颉利有个驰骋田猎的地方，以不违背他本来的生活习性。颉利辞不愿往，被李世民封为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美国人对萨达姆能这么大度、这么通人性吗？李世民对胡人以兄弟子女相待，在他的御林军中，不少胡人担任着亲信大将，出征高丽时，右卫大将军、突厥人李思摩中了箭，李世民以帝皇之尊亲自用口为他吸出瘀血，这种行为与美国人那种把伊拉克战俘当狗牵的行为，真有天壤之别！李世民的行为当然是一个姿态，但它并非纯属做作，它与李世民持守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信念是一致的。它展示了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高贵气质。在这种高贵气质作用下的血勇，才是真正的骑士武勇；在仁爱和怜悯之心掌控下的武力，才是文明的武力。
记者：李世民的仁爱、怜悯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筑东阳：李世民的仁爱、怜悯精神是从哪里来的？答案是，在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他便奠定了这样的基调。
对于隋末乱世中的人物，我在小说中试图运用孔子的春秋笔法。对于造反者，不是盲目地给予肯定，在我的笔下，那些喜爱杀人、吃人肉的造反者被直称盗贼，只有不嗜杀、救人命、对敌宽容的造反者才配称为义军。瓦岗军才是真正的义军，其首领李密堪称那个时代的头号义人。他打下三大粮仓，开仓放粮，救活了百万军民，这个数字相当于乱世活下来的总人口的十分之一。窦建德也有不嗜杀而收服敌人的众多记录。在真实的精神流变结构中，如写李世民的仁爱，便不能不写李密的仁爱和窦建德的仁爱。李世民的仁爱，是从嗜杀的统治阶层中发育出来的仁爱，是不纯粹的，不能一味拔高。李世民也有污点，曾经屠过一座城。一般情况下，他的确不爱杀人，尤其是在一天内击溃窦建德主力后，将五万俘虏全部放掉，在历史上几乎是没有先例的。但他并没有反对杀害窦建德，结果激起了窦建德部下的恐惧和愤怒，他们再次举义，过了两年时间才被平息，天下因而又多死了几十万人。这就是李渊嗜杀造的孽。年轻的李世民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不对，继续执行着惩罚报复政策，靠魏征巧妙作为才矫正了这一偏差。李世民的灵性便在于他由此认识到宽恕的价值，以及“不嗜杀者得天下”的真理性。所以，李世民仁爱、宽恕、怜悯情怀，也有一个真实的成长史。
魏征曾评价李世民得了“人和”。李世民由对天下英雄推心置腹，发展到对子民推心置腹，进而到对各族人民推心置腹，从而得了最浩瀚纯正的“人和”，内中包含着很深的人性的和人道的追求，使得那原始的进取性的血勇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在文明的武力中，在王霸杂用中，血勇和人道这两个似乎极其矛盾的东西，得到了内在的统一。对于那个时代诸如此类的高贵行为，本书是不吝笔墨的。
意识流和内心独白
[本书的主要笔力重在挖掘内心世界，揭示其人生哲学和心术，摹写其面临某种历史状态时的独特体验］
记者：相比较于这些年走红的唐浩明和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与他们相比，不同点在哪里？有哪些新的探索？
筑东阳：唐浩明和二月河我有所了解，但没有深入研究。我写这部作品时，一个基本的想法便是力求与古往今来任何相似的作品都不相同，要有所创新。可能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写过李世民和隋炀帝。李密和王世充性格的丰富复杂，也可能是过去的历史小说所未曾出现过的。书中三十多个人物，其性格都鲜活地勾勒出来了，但本书的主要笔力，不是在像传统的《三国》、《水浒》中写张飞、关羽、曹操、李逵、林冲那样“出性格”，出场面，而是重在挖掘内心世界，揭示其人生哲学和心术，摹写其面临某种历史状态时的独特体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大量使用了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比如李世民征服刘武周、宋金刚时，曾经率骑兵连续纵马驰骋八天八夜，这段战斗故事后来被李世民的父亲皇帝李渊导演为《秦王破阵乐》，《秦王破阵乐》后来事实上成为唐朝的“国歌”。如果把唐朝的“国歌”精神传达给读者呢？我精心设计了李世民的内心意识流动，写他在马上感受到的一切，月光、山川、河流，在黑暗中指挥骑兵砍杀敌人，等等。他的语言和思虑都用短句表达，带着某种速度感，是奔驰式的，如同某种进行曲。再如写李密火并翟让时，我有意安排了复线推进，一条是酒会中的血腥的火并情节，一条是李密内心激烈的交战，由乌云翻滚到暴风骤雨到血泪倾盆，象征着李密残存的不忍之心与丛林野性的纠缠，犹如交响乐的不同旋律反复回旋。还有写隋炀帝被叛军杀死时，重写其对死亡的哲理性体验，勾勒了他那竭力维持帝皇尊严的举止，竭力还原某种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在写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前夕将要杀害兄弟时，书中反复使用内心恍惚的意识来强化李世民的犹豫，这犹豫十分具有美学价值，因为它反映着李世民深刻而真实的人性。写李世民作为少年统帅的心理成长，我借鉴了《红楼梦》写贾宝玉时使用的“大象无形”的手法，放弃了过多的表层性格刻画，集中笔力写其心灵感触。这些都是自己比较得意的地方。
记者：《李世民》是一本历史小说，我们知道，当下正流行戏说历史人物的潮流，你是如何看待历史真实和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是否做过严密的考证工作？
筑东阳：我不赞成戏说历史。写这本书时，我做了数年的考证，翻阅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历史典籍和野史，其中重大的细节都是真实的，新旧唐书的某种错误在我的书中都得到了修正。读者可能不会想到，书中的年月日，有95％是真实的！
真正得到了全面记载的历史比人们的虚构要更具想像力。人们的虚构比拟于真实发生的情节，总显得苍白和虚假。曾经有某部历史小说在写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时，把古代许多帝王像刘秀、李世民的事迹和战例都添加到李自成身上，这样当然热闹好看，但违背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如果李自成真有刘秀、李世民那般能耐，怎会从山海关之战开始被清兵一路压着打，毫无翻身之力呢？这种做法用一种虚假的丰富性，阉割了李自成身上本来蕴涵的另一种更真实、更有价值的丰富性，实在是不可取。
我的书中没有这种原始的错误。能够不加虚构的情节，我就尽可能不加虚构，而把笔力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描写战争场面时，本书的手法与三国演义和武侠小说的写法都不同。这里没有大战三百回合的东西，也没有腾空飞翔、以一敌众的超人，即使有万夫莫当之勇的人，都是凡搏斗必受伤，这是我研究真实历史之后作出的革新写法。我根据历史真实，尝试使用物理学的模拟，推出一种暴力美学，一刀削下去必见血，战马的铁蹄总在人头和眼睛上践踏，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当然更加能够传达力量之美和阳刚之气，同时也会让读者对战争感到深深的恐惧和厌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