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阅读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由杜修贤（1926年生）提供照片和史料、顾保孜撰文的《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上下册）》（以下简称《红镜头》），这是一本很珍贵的文献性作品。杜修贤做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十六年，后期又跟过毛泽东，他提供的照片和讲述的内幕新闻很有历史意义，是第一手的资料。杜修贤本人则是一位值得尊重的摄影界老前辈和共和国重大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
《红镜头》的撰文者顾保孜是生于1957年的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还被称为“红墙女作家”。
因为有这样的主旋律内容和作者组合，《红镜头》一书曾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应当说，得到这些荣誉是正常的。但我作为一位认真钻研此书的读者，在本文中列举的，却是该书中一些令人遗憾的“硬伤”，虽然这些差错不会颠覆历史事件的本质意义，却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本书的应有价值。
例一：《红镜头》128页到129页讲到李宗仁夫妇回国，竟然说他们先是乘坐“波音747飞机途径贝鲁特、雅典而后降落在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机场”。然后，“1965年7月20日，一架银灰色的波音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李宗仁夫妇从上海到达北京。
波音747用于商业航行始自1970年，李宗仁回国是1965年7月，那时候连波音737都没有（“737”投入运营是1967年），怎么出来了“747”？而且，《红镜头》128页刊载的周恩来等人在首都机场欢迎李宗仁夫妇的照片背景上就有李宗仁从上海到北京时乘坐的飞机——一架四螺旋桨发动机的苏制伊尔客机，机号410，根本不是“银色的波音飞机”。1965年的中国，还没有喷气式客机。
本来，李宗仁乘什么型号的飞机回国根本无足轻重，完全可以忽略不提，执笔者在这里为何要想当然地画蛇添足，连随文发表的照片也不核对一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就像是一道美食已经做好，上桌前却多余地撒进些碱面，虽然可以吃下去，但感觉很不舒服。
例二：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请上天安门，和他站在一起观看国庆游行。《红镜头》193页写道：“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他将城楼下记者拍摄的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向美国发出了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的照片，震动了整个世界。”
这里说的第二天，是指1970年10月2日。第194页刊载的这张照片的说明写道：“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同斯诺及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安排《人民日报》将此照片发在头版头条，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没有出现在同一画面里。”
读者从上述两段文字中得出的结论是：在1970年国庆节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而且照片中首次没有林彪（那时候这种重大政治新闻是统一版面的，全国各报都只能与《人民日报》保持一致，刊登同一张照片）。也就是说，周恩来不仅要以此照片向美国发出信息，而且还向全国人民暗示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失宠。
关于这个问题，浙江财经学院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宗道一做过专门考证，一一举出各种文章和刊物对该照片发表时间的记录错误，其中也提到了《红镜头》。实际上，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的照片公开发表于1970年12月25日，国庆节后两个多月。照片发表的一周之前，12月18日，毛泽东再次接见斯诺，两人作了长时间谈话。这张刊登于报纸头版的大照片特别引人注目，因为这不是国庆节的应时新闻，而是一个十分令人意外的“旧闻”。 毛、周选择这样的时机发表照片，一是为了配合毛泽东与斯诺的第二次会面，也是为了更加突出中美关系的内在意义。但是，美国人过于迟钝，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没有马上嗅出其中的味道。
另外，12月25日公开发表的天安门照片中恰恰有林彪，其他的三个人是毛泽东、斯诺和翻译冀朝铸，没有斯诺夫人。书中刊载的那张没有林彪的照片不是12月25日公布的照片。《红镜头》偏偏没有选择那张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有林彪画面的照片。
宗道一考证文章的发表晚于《红镜头》的出版。可见，不是《红镜头》受了其他出版物的误导，就是其他出版物受了《红镜头》的误导，但读者大都会自然而然地认可“宫廷”摄影师杜修贤的权威性。10月1日的国庆照片，本应在10月2日发表，这种理所当然、顺水推舟的思维方式，是历史研究中的大忌。
例三：1971年“五一”节，发生了林彪在焰火晚会上当着毛泽东的面不辞而别的意外事情，杜修贤是目击者之一，也是拍下据说是当天林彪唯一一张照片的人，他的叙述应当是很吸引人的。请看《红镜头》的描述：
第193页，杜修贤说，他在1971年“五一”节上午“随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拍摄中央领导和首都人民欢度节日的镜头”，毛泽东和林彪都来了，“第一个从大殿门口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杜的感觉是“林副主席的形象太单薄了，根本就不上照，站在毛泽东身边，反差更大！”第195页的文字接着说，“五一”节上午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下午，部分领导人又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群众一道游园。毛泽东、林彪没有去。”
这就怪了，实际上从“文革”前开始（具体哪一年还需查证），“五一”节白天就不再举行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而是改在各大公园游园联欢，国家领导人分别到各处参加活动，与民同乐，晚上则照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焰火晚会，只有10月1日国庆节才举行群众游行。1971年国庆起，游行和焰火都取消了，直到1984年才搞了“文革”后的第一次群众游行和焰火晚会。1971年“五一”节上午，杜修贤如此具体描述的重大活动，真的存在吗？
《红镜头》第197页记录，1971年“五一”焰火晚会，“毛泽东也到了，他还是上午的灰色中山装，连帽子也是灰色的”。第198页，杜修贤接着说，“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我左右环顾了一下，总理的目光也在寻找林彪。”
然后，就是林彪迟到和不辞而别的经过，以及杜修贤回忆拍摄“仅此一张”（第204页）的林彪照片前后发生的事情。关于林彪“五一”晚会的迟到和不辞而别，杜修贤的叙述是迄今为止最直接最权威的叙述，但是这个叙述因为其背景介绍得不确而带来很多疑点。
首先，如果林彪1971年“五一”节白天陪同毛泽东上过天安门，“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就很难解释他为什么当晚在天安门上做出暂短露面后又不辞而别的不寻常举动。
还有，如果杜修贤真的在上午拍到了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群众游行的合影，周恩来就不会在当天晚上林彪突然离去后，为担心没有林彪参加“五一”活动的照片而发火，责备记者。
当然，最权威的证据仍是当年的报纸。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套红竖排标题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和国际友人欢庆“五一”》，报道内容的开头是：“新华社一日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今晚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以及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一起，欢度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
当天报纸的全部报道，都未提到“五一”节白天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登上天安门的事，而是明确为“今晚”（“五一”晚上）。《红镜头》引述周恩来“五一”晚上责备新闻记者未能及时拍到林彪的电视电影镜头的话：“上午他（指林彪）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动员他参加晚上的活动”（第203页），“上午的活动”是什么？周恩来真的讲了这句话吗？毛泽东、林彪“上午”到天安门参加公开的节日“活动”，为什么不登报？
因此，杜修贤说的这段毛泽东、林彪1971年“五一”上午在天安门城楼接见负责干部、检阅游行队伍的事情，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说斯诺照片的错误还是时间上的误差，那麽这一段“五一”“群众游行”的叙述就完全是无中生有了，令人几乎无法解释。而且，《红镜头》中也没有刊出1971年“五一”节白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我们见识不到杜修贤所说的林彪的“单薄”和“不上照”。
更奇怪的是，1971年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和林彪在天安门上的两幅照片，而不是杜修贤所说的“仅此一张”照片。这两幅照片是：头版右侧上方一张，是毛泽东、林彪、董必武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在天安门焰火晚会上围坐一桌的照片，照片说明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战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上一起观看焰火。新华社记者摄。”显然，这就是杜修贤拍摄的那一张照片。
头版右侧中部的第二张照片，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步行接受众军人手持语录本欢迎的照片。毛、林、周三人的着装均与“五一”当天焰火晚会时的着装一致；毛穿灰色中山装，戴着帽子，林穿军装、呢大衣，照片背景为全黑色，表明是夜间。照片上除了人物外没有其他景物，与上一张照片显示的天安门广场灯光和建筑物的景象不一样。照片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这一张照片是谁拍的？据杜修贤说，“主席一出场，别的摄影记者不能随便到跟前，这早已是一条大家都知道的不成文规定”（第197页）。“五一”当晚第一线摄影记者（拍摄毛泽东镜头的记者）只有杜修贤一人，杜老怎能忘记？也许是把当晚拍摄的这个镜头错记成上午？别人为什么不提醒一下，帮他考证考证呢？
如果这第二张照片确实摄于1971年“五一”当晚，林彪“迟到”说就不成立。而且，说桌边照是林彪当晚“仅此一张”的照片也不成立。如果杜修贤说的是真的，那这张登在《人民日报》头版的照片就是假的，二者必居其一。不知杜老能否回忆得起来，加以解释？
“五一”照片的事再一次说明，即使是亲历者的讲述，也会因为时间漫长记忆差错而与事实不符，甚至完全相反。
例四：“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决定隔离审查黄吴李邱“四大将”。《红镜头》在第220页说：“国庆节后，中央还同意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10月底，中央下达了对黄、吴、李、邱的逮捕令。”
这是又一个不可思议的硬伤。中央何时处理黄吴李邱，“九·一三”事件后早已公布于众，为什么专业党史出版社还犯这样的错误？该书在第221页发表了一张照片，是周恩来、叶剑英和邱会作等人访问越南时举行仪式的合影，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等也在场。但照片的说明并不提画面具体内容，也不标明摄影年份和日期，而是说：“为了不打草惊蛇，国庆后中央决定让邱会作（前排右三）出访越南。10月底邱会作在人民大会堂被捕。”那张照片似乎是要为这句话作证。
问题是，那张照片根本不是1971年10月拍摄的，周恩来和叶剑英没有在那个期间访问过越南。这和《红镜头》文中所说的1971年“国庆节后”还让邱会作“率访问团出访了越南”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试问，如果邱会作“率团”，难道照片中的周恩来和叶剑英竟是邱会作“率领”的“团员”吗？但不了解内情的读者看了，第一印象容易认为那是一张摄于1971年“国庆节后”的照片，并相信邱确实在10月底才被捕。
实际上，逮捕黄吴李邱是在1971年9月24日，没过国庆节。那一天邱会作确实去了机场，也确实与越南有关，但那是为李先念访问越南送行。邱从机场回到人民大会堂即被捕。
这种严肃的出版物，出这样大的差错，是不应该的。特别是《红镜头》这样以历史照片为主题的著作，应当以照片引领文字内容，用文字内容说明照片记录的客观历史事实，而不是以文字内容规定照片，用历史照片去证实既定的文字内容。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编纂方法，后者就可能导致邱会作访越照片的说明错误。
从《红镜头》的诸多硬伤，可以就历史资料和亲历者叙述的作品判读上得出几条经验：
一、亲历者的讲述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不可全信。因为时间的推移、记忆的误差、事件的复杂、个人的角度等因素，亲历者可能出现叙事失误。以上举的例子都是与客观事件有关的时间、地点、具体细节的出入，还没有涉及因为个人立场、利害关系而有意无意加工或掩盖的情况，那些就更复杂了。因此，对历史的回忆，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反复对证，多角度研判，才能去伪存真。
二、白纸黑字的正式出版物，可以作为资料研读、保存，也可以引用。但白纸黑字也需横向纵向比较，引用和阅读时要区分可信度。杜修贤与中央高层有长时间的个人接触，他的叙述应该是权威的，但即使如此，也要区分情况，经过梳理才能采信。比如，拍照杜修贤是权威，但照片何时发表、怎样发表，他的解释就不那么权威；杜修贤拍摄的记录历史瞬间的照片是权威的，但他就历史事件所作的说明不一定权威，经他人转述的内容就又隔一层。公开发行的新闻报刊、正式公布的宣言布告、保存下来的历史文件原件等，是研讨历史的凭据。《红镜头》上公布了那么多现场照片，又有白纸黑字的说明，但如果不知还有更权威更原始的“白纸黑字”，不进行多方位比较，就会出错。有1970年和1971年的《人民日报》为证，就不宜再引用《红镜头》上关于发表斯诺照片和“五一”照片的文字，因为《红镜头》不是原始记录，虽然它也是“白纸黑字”的正式出版物。
三、回顾历史，即使是亲历，也要十分谨慎。许多叙述者将亲历和耳闻混为一谈，将所见和推测合为一体，将真实的事件纳入不真实的背景，或用真实的背景掩盖不真实的事件。这里有本人的水平阅历问题，因为历史事件幸存的亲历者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讲述者；也有个人利益和立场的制约，有意无意地偏离真相，或片面叙述。《红镜头》称陈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挨整，原因竟是他反对“天才论”，“遭到林彪亲信的攻击”（第180页），第177页的标题是：“陈毅不同意林彪的‘天才论’，成众矢之的”。第一，这不是杜修贤的亲历，虽然他到了庐山，甚至和陈毅有个人接触，但他不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幕；第二，陈毅在庐山会议上并未反对“天才论”。在会议初期讨论林彪讲话时，有不明真相的人怀疑陈毅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事关重大，必须表态，于是陈毅对“天才”的概念做了自己的解释，并说：“现在还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这个问题不简单。”（《陈毅年谱》下卷1216—1217页，人民出版社出版）当陈毅知道林彪的讲话是针对张春桥时，更明确地对林的讲话表示了支持。为此，事后陈毅被扣了顶“二陈合流（陈伯达、陈毅）”的帽子，并得到毛泽东认可，陈毅不得不作出检讨。陈毅的检讨显然不是向“林彪亲信”们作的。如果说陈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遭到“攻击”，成为“众矢之的”，那绝不是因为他得罪了“林彪亲信”，而是因为他曾表态赞成林彪的讲话和陈伯达的发言，被康生等人抓住了把柄。《红镜头》在这里是“为尊者讳”。但一般读者可能被误导，以为杜修贤上了庐山，就是“亲历者”。
我读到的《红镜头》出版于2006年，而不是1996年，更不是1986年，关于“文革”和“九·一三”事件的内幕，虽然还远未完全公开，但2006年时的素材已经比以前大大丰富了。在出版有关领袖和“文革”内容的书籍时，要经过出版社、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央党史办的三重审批，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专业的党史出版社，为什么会犯上述业余级的错误？为什么那么多的硬伤能够通过三级审查？或许是审查者也认为作者是权威叙述者，不想“班门弄斧”吧。
最后声明，本文只是以《红镜头》为例，阐述历史研究、考证和编辑出版中容易出现的失误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而这种失误是在许多人身上都会发生的，甚至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本人对杜修贤前辈及其作品是尊重的。我的上述考证也可能会有失误，欢迎批评指正。
（相关简介：俞虎，自由撰稿人，现居深圳，著有《告别元老》等书。）
更正启示：《领导者》28期第173页《点评陈伯达口述：真的和假的》（作者：俞虎）倒数第11行，由于编排有误，将原文的“因为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结怨，也导致了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不满”错刊为“因为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特此更正。
原载《领导者》2009年8月第2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