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江:“老百姓认同”太重要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4 次 更新时间:2009-09-12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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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 (进入专栏)  

党群互动要充分考虑时代的新变化

《同舟共进》: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频发,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有趋于紧张的倾向,值得高度重视。那么,在新时代,党和群众怎样形成良性互动?如何让群众对党保持信任?

王长江:政党是民众和公共权力沟通必不可少的手段,与民众理应有很多互动,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常识。但问题在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是由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老百姓的利益由国家来满足。这种设计本身缺乏把民众和政党连接起来的渠道。到了市场经济阶段,这套东西就不适用了。民众对利益的追求无法通过体制内的正当途径来实现,因而往往通过非正常渠道,就产生了所谓的突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所体现的诉求是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的,而我们的体制没有为这些诉求提供足够的渠道,这是问题的根本。体制不完善,人们只能从体制外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群体性事件、突发性事件频繁爆发的制度原因。

所以,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党群关系的基本方向很明确,就是大力开发(而不是堵塞)民众与政党的沟通渠道。在这里,人们往往会产生困惑:要怎样看待我们的政党体制(人们经常叫做“政党制度”)。例如,既然利益通过政党来表达,那么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是不是要通过多党来表达?坚信这一逻辑的人,往往把西方多党制看作是政治体制的理想模式。另一些人则相反,一听到利益多元化,便认为是主张多党制。其实,这中间有很大的思考空间。多元利益并不意味着需要多党;不搞多党制,是我国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底线。但在有些人看来,不仅多党不允许,民间组织也不应允许。这就需要转变观念了。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世界性趋势,是人们诉求的正常表达形式,不必害怕,而且害怕也没用。政党要看到这种趋势,善于因势利导,发展自己的功能。例如,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协调各方的利益。但如果执政党面对的总是个人,协调就非常困难,而且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反过来,如果利用民间组织这种形式把人们组织起来,再去协调这些组织,政党岂不有了更高超的驾驭社会的技术了吗?可见,支持和引导公民社会和民间组织的发展,比简单地说要联系群众、改变作风、干部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强得多,后者是舍本求末的东西,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党群矛盾。再比如,新兴媒体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渠道,不只带来数量上的变化,而且是质的变化,它作为独立沟通渠道的可能性大大增强。最明显的是网络,政府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去处理网络上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完全控制却不可能。如何应对这种局面,是采用被动的压制、对付的方式,还是采用积极的合作、互动的方式?这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重要挑战。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党群关系的良性互动,就要充分考虑到时代带来的新变化,利用新的工具、手段、途径千方百计地加强民众和政党的联系。只有这样,政党才能真正获得老百姓的认同,使自己的执政具有合法性。“老百姓认同”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政策其实很好,但老百姓就是缺乏信任。这是非常可怕的。

改革的根本动力在执政党本身

《同舟共进》:您刚才也谈到执政党必须转变观念,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是转不过来,还是有思想障碍的因素?

王长江: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从转不过来的角度说,我们用革命党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间太长了,对那套东西得心应手。取得政权,搞计划经济,靠的都是这套思维。当最后发现它没法使国家正常发展时,我们才逐步走到改革开放这条道路上。但要真正转变革命党的思维,其实非常难。因为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它不仅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思维方法,还形成了一套理论、一套体制框架,所有这些把人们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动弹不得。这是转变本身比较艰难的重要原因。至于思想障碍的因素,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革命党思维指导下,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应的制度。这套不科学、不合理的制度运作起来,不仅出了很多问题,还沉淀了大量的既得利益。比如,审批权是计划经济很突出的特点,按理说早该改革了,但如果放弃审批权,部门利益从哪里来?员工的奖金从哪里来?于是有一些既得利益者不愿转变。你取消了这项审批,他又巧立名目,变相建立另一项审批。因此,不打破这种既得利益,即使你的道理充分得不能再充分了,即使你有无可辩驳的逻辑证明改革的正当性,都难以推动这个转变,改革与反改革就会处于胶着状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舟共进》: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年,知识界曾有较集中的讨论,在“继续深化改革”方面毫无疑问是有共识的。那么,改革的胶着状态如何去改变,既得利益的阻挠怎样去突破呢?

王长江:我觉得,根本的动力还在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本身。我们总说执政党面临着挑战、风险、考验,而实际上直面风险的只是党内的一部分人。举个例子,一个球撞到墙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球遇到了“挑战”,但实际上,跟墙接触的只是这个球的一部分。那么对于整个党,这一部分是谁?遇到群体性事件,真正遭受压力的是直接和老百姓面对的人,具体而言,就是党的基层干部。所以我们说化解风险也好,回避风险也好,都是基层干部急切想去做的事。这已经不是觉悟的问题了,不是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如何如何,而是作为在社会中生活的个人,自己的生存环境恶化了,生存受到了威胁。为了摆脱这种危险,化解这种风险,他们真心地希望通过改革,与老百姓建立更正常的关系。我确信,这就是党的改革的动力所在。当然,党内还有一股强大的动力,就是中央。中央担负着对整个党的历史责任,所以也是希望改革的。因此,很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去刺激、鼓励和肯定基层的创新,让基层的创新实践与中央领导的改革要求相呼应,以推动整个改革。

另外很重要的是,要让各种利益得到充分表达。民主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利益之间相互博弈有一个合法的平台。人们追求利益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博弈平台上的利益群体是失衡的——强势集团的声音大得很,而一些弱势群体根本上不了台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可能平等,最终必然导致各种利益之间的非理性冲突。要化解这种矛盾,就要让各种利益都走到台前来。怎么走到台前来?就要推动、扶持公民社会的发展。作为执政党,你去扶持了,它就是你的支持力量和拥护力量;你不去扶持,它就是你的潜在对立面。事情就这么简单。

在民主问题上存在简单化思维

《同舟共进》:您刚才谈到基层创新是动力,但当前基层政治生态恶化的情况颇令人担忧,这是否是一种悖论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长江:这种情况,最典型的是村委会选举。我们把民主给了老百姓,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与此同时,贿选、家族势力插手、村官贪污腐化等问题也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有人说民主本身有问题,有人说村民的素质不高不适合选举。都不是!不是选举制度错了,也不仅仅是选错了人,而是人们把民主看得太简单了。选举不代表一切,它只是民主的其中一环,只解决了权力的授受问题。但在授权之后,权力的运用要不要民主?例如,权力运行要不要透明?选出了村官,是不是村官就该什么都管,多大的事他有权决定?一旦官员滥用权力,老百姓有没有办法把他逐出执政舞台?毫无疑问,这些环节,仍然需要体现民主。所以,民主是一个系统,民主建设是系统的建设,不要想着一个简单的变革就把事情全部解决。遗憾的是,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我曾看到一篇网文,说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村民选举,取消村委会设置,把权力交给党支部,让党支部统揽一切。这就太荒谬了:党支部腐化了怎么办?谁来管党支部?光靠它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就行了?归根结底,问题不出在要不要民主,而是出在民主还不够,还不能对权力形成有效制约,权力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

《同舟共进》:那么,中央怎么管治基层和基层党政干部?

王长江: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的命运交到老百姓的手里。我们的改革绕了半天,还主要讲的是怎样上管下,还没真正走到下管上这一步。

《同舟共进》:对执政党的约束和监督从哪里来?

王长江:对执政党需要监督和约束,这已经形成共识。但在如何监督的问题上,人们往往在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上争来争去,似乎离开了多党制就不可能监督。其实,五花八门的政党体制都是执政的具体形式,更需要把握的是民主政治的本质。前不久我从政治流通的角度阐述了这一点。我认为,民主是民众和公共权力的互动,这种互动是会产生大量信息流的,政治体制能不能良性运作,主要看它有没有为这种大规模的信息流动提供足够的渠道,能不能把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纳入体制之内,而不是溢出体制之外。西方通过长时间的探索,找到了多党制这种形式。多党制确实替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信息在体制内充分流通是否只有多党制可以实现?我认为不是。一党同样可以做到。比如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就很典型。这个党占据了绝对优势的信息渠道,政党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却保持畅通。相反,在俄罗斯实行多党制之初,出现了那么多政党,却看不出政党在沟通中发挥什么作用,还是靠个人,靠街头政治。所以关键不在于一党还是多党,而在于有没有一种机制能充分体现信息的流动。如果渠道不畅通,多党又有什么用?其实,在当今时代,信息的流动拥有了除政党以外的很多途径,比如民间组织、新兴媒体的发展等等,这些渠道为信息流动提供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政党的某些功能,使政党整体上呈衰落的状态。所以,完全可以探索这样一套制度:强大的执政党+充分发达的民间组织+相对独立的媒体。它能够为信息流动提供充分的渠道,而三者之间可以形成约束和监督。当然,除此以外,还可以通过制度设计,使党内也出现制衡的力量。总之,不管我们从哪个角度思考问题,可以肯定,在现有政治体制框架内,是有大量探索和沟通的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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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同舟共进2009年9月,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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