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武: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64 次 更新时间:2009-09-06 04: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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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武  

  

  提要:迄今,国内外社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际信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但是,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以及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的关联性,还有待阐释。本文通过实证考察中国的五个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以及人际信任对社会交往的影响,明确了这一问题。研究发现:1.在中国,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以及不同接触对象的信任度,并不是在每一个地区均呈现显著差异,而是在某些地区大致相同,而且具体的信任度介于一般信任和非常信任之间;2.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的居民,社会交往的取向和拥有的关系网络是不同的,总信任度高的居民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相比,社会交往的选择取向和表面取向弱,并且拥有丰富的关系网络。最后,本文从地区性质的角度对研究发现进行了解释,并指出了国外社会学者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相关研究中的局限性。

  关键词:地区规模;人际信任;社会交往;地区性质

  *本研究是本人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07JA840009)的阶段性成果。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一)研究背景

  1980年以后,欧美各国相继进入后工业社会。人们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增强,但是社会的复杂性使人们面对的往往是一个匿名世界。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信任作为消减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风险性以及稳定社会秩序的基本因素,又一次成为西方社会学者的研究热点。①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信任的定义、分类、产生机制及功能,多数是围绕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信任而进行的,根据研究取向及理论主张,大致可以做如下归类。

  第一,社会结构决定论。主张信任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且两者相互制约。代表学者有卢曼(Luhmann ,1979)、巴伯(Barber,1983)、祖克尔(Zucker ,1986)、塞利格曼(Seligman,1997)、什托姆普卡(什托姆普卡,2005)等。比如,卢曼从新功能主义角度考察信任,认为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变迁存在明确的互动关联,并将其划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前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程度及感情性交往方面,后者则体现在运用惩戒式或预防式的外在机制(法律、规则)降低社会交往的复杂性方面(Luhmann ,1979)。祖克尔分析了美国工业化时期(1840-1920年)社会结构的变动对信任的影响,指出信任产生于个人声誉、社会相似性、社会法制三种机制,即:声誉好的人、个人特征相似的人以及法制健全的社会,容易产生信任(Zucker,1986)。塞利格曼的研究则表明,在现代社会,信任产生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并对其具有整合、稳定的作用(Seligman,1997)。什托姆普卡基于人们社会行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更是认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但是信任会因社会的急剧变革而受到损害,以至于信任在亲密的、小的社区共同体中比在陌生的城市人群中更容易获得(什托姆普卡,2005)。

  第二,文化规范决定论。通过信任的跨文化研究,主张信任受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的影响。代表学者有奥尔斯顿(Alston,1989)、山岸(Yamagishi ,1998)、福山(1998)、山岸俊男、山岸绿(2003)等。其中,福山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主要观点是:由于社会文化(家族文化)的差异,不同社会的信任度相差很大。中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对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缺乏信任;而美国、日本、德国的社会组织不依赖于血缘关系,对不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具有较高的信任(福山,1998)。

  第三,关系性质决定论。主张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信任如何体现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所决定。代表学者有列维斯、韦吉特(Lewis Weigert ,1985)和麦克阿利斯特(McAllister,1995)等。他们根据人际交往中的理性计算与情感联系的程度,将信任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并认为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人际关系中的工具理性逐渐强化,致使人际信任中的认知性信任强于情感性信任(Lewis ,1985;McAllister,1995)。

  第四,人格特质决定论。主张信任是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代表学者有兰普、霍姆斯和扎恩纳(Rempleet al .,1985)、古德(Good ,1988),以及赖特曼(Wrightsman,1991,1992)等。其中,赖特曼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受此人自己的人际信任倾向(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有的人则倾向于怀疑他人)、他人的人格特点(人品、能力、动机)等因素的影响(Wrightsman,1991,1992)。

  由以上归纳可见,社会结构决定论和文化规范决定论强调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而关系性质决定论和人格特质决定论则强调,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受国外学者研究的启发,近15年来,人际信任也成为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回应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人信任行为的偏见,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任的概念指标、信任结构、信任模式,以及维持信任和产生信任的机制等。根据研究目的,国内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做如下归类。

  第一,为回答韦伯、福山等国外学者的观点进行的实证研究。主要观点为:虽然血缘关系是制约中国人是否信任其他人的主要因素,但不是惟一因素,交往双方的情感内涵对中国人之间的信任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虽然以血缘关系为主,但也包括不具有血缘关系,却有着亲密交往的亲朋密友(李伟民、梁玉成,2002)。

  第二,从本土化角度探讨中国人的信任观念、信任的行为指标、信任与人际关系的关联、建立和增强信任机制的研究。研究强调的是,应将信任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中考察,并指出了中国社会中忠、诚、信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对非正式团体的影响、本土人际信任模型等(杨中芳,1993,1998;杨中芳、彭泗清,1999;彭泗清,2003)。

  第三,探讨居民信任构成的研究。比如,张静将中国人的信任分为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维持生活信任机制的信任,进而讨论了维持信任的三种机制,即人际关系约束、单位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随着社会的变化,前两种约束的效力下降,因此必须加强制度约束(张静,1997)。胡荣、李静雅的研究则发现,居民的信任由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普遍信任最低,一般信任居中,特殊信任最高(胡荣、李静雅,2006)。

  第四,信任问题的跨文化研究。张建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北京、香港和美国的大学生对亲人的信任度没有差异,并且对他人的信任度随着与他人关系的亲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北京大学生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度高于美国和香港的大学生(张建新、Bond,1993)。王飞雪等学者比较了中、日、美三国的城市居民对一般性他人的信任度,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较为复杂,对他人的一般信任度低于日、美居民(王飞雪、山岸俊男,1999)。

  第五,农村居民社会信任的实证研究。胡荣的研究发现,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的程度与信任对象的个人特征具有紧密联系(胡荣,2005);而林聚任的研究则发现,农村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状况不良,信任结构仍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发育不足,制度信任尚未确立(林聚任,2007)。

  另外,王绍光、刘欣的研究发现:不同城市(上海、天津、武汉、深圳)的居民对于家人的信任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对于家人以外其他群体的信任却呈现明显差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社会特征不同的居民,对于他人的信任度是不同的(王绍光、刘欣,2002)。陆小娅和彭泗清讨论了中国信任危机的原因及对策(陆小娅、彭泗清,1995)。梁克从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了信任达成过程中存在的创造性空间及其填补手段(梁克,2002)。

  通过对国内外社会学者的信任研究的上述整理,可以发现三个研究特点:第一,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研究视角已经趋向多元化。第二,研究成果说明,信任的产生,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以及交往双方的熟悉程度、社会特征的相似性、人格特质等密切相关。第三,信任具体体现在社会交往中,影响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是关系网络形成的首要前提。但是,已有的研究无一不是以信任作为因变量,考察的是其他因素(社会结构、文化规范、人格特质、个人社会特征等)对它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存在以下两个不足:一是所有的研究都是围绕信任本身展开,未能深究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相关性及复杂性。二是虽然有的学者在理论层面也指出了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相关性(Luhmann ,1979;Barber,1983;杨中芳、彭泗清,1999;彭泗清,2003),但是于经验研究中,视人际信任为自变量,探究其如何具体影响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的形成的实证研究还没有展开。

  另外,当代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阶段,城乡仍然呈现不同的社会特征。但是,国内学者的研究,虽然明确了当代居民对于不同类型关系的信任度,但多数是围绕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而进行的(李伟民、梁玉成,2002;王绍光、刘欣,2002;胡荣、李静雅,2006),有关农村居民人际信任的研究还显得不够丰富,尤其缺乏城乡居民的人际信任的比较研究。

  (二)研究问题

  在中国,1978年以后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了近30年,但是在诸如乡镇、县城、中等城市、大城市等不同地区,其发展程度是不同的。有学者指出,由于不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程度的巨大差异,当代城乡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用“二元结构”来概括,而是形成了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张鸿雁,2007)。

  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导致以诚信、仁义、互助为内涵的传统文化正在遭受“功利精神”的侵蚀,以至于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人际信任,正在因为“杀熟”现象的频发而出现危机,并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发生扭曲(陆小娅、彭泗清,1995;郑也夫,2003a ,2003b )。

  鉴此,基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足,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本研究把不同规模地区居民的人际信任,以及人际信任与居民社会交往的关联性作为研究主题,考察的问题具体分为三个:第一,在不同规模的地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是否存在差异?第二,在不同规模的地区,居民面对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的对象,如何确定哪些人能被信任?哪些人不能被信任?第三,如果在不同规模的地区,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存在差异,那么,它是如何影响社会交往取向的?它又是如何影响关系网络形成的?

  本研究衡量地区规模的基准是地区的行政级别。在中国,依照行政级别可以将地区分为乡村、乡镇、县城、地级城市、省级城市、直辖市,且地区规模依次增大。参照国内学者的研究,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的对象,根据关系的亲疏远近,被概括为十类:家庭成员、直系亲属、其他亲属、单位领导、单位同事、邻居、亲密朋友、一般朋友、一般熟人、社会上多数人(李伟民、梁玉成,2002;王绍光、刘欣,2002;胡荣、李静雅,2006)。另外,古典社会学家的理论显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居民社会交往的取向是不同的:农村居民的社会交往呈现重复性、深交性和维持性,而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则呈现选择性、表面性和扩大性(T ênnies ,1887;Sorokin Zimmerman ,1929)。考虑到现阶段不同规模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度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因此,社会交往的取向被规定为能够体现不同交往取向的重复性与选择性、深交性与表面性、维持性与扩大性;而本研究所说的关系网络具体包括网络总量以及亲戚、邻居、同事、同学、同乡、朋友六种类型的社会关系。

  

  二、研究假设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社会结构决定论者认为,信任的产生受一个地区社会结构的影响,其影响机制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分化程度越高,人们在职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越产生社会差异,人们面对的往往越是一个异质性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越容易产生戒备、紧张心理,人际信任越难于培育(Zucker,1986;Seligma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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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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