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月前几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新书《我们是谁》（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在美国上市了，副标题赫然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说起来，亨廷顿也是笔者这一代读书人的老相识了。早在1980年代末，亨公的如雷大名，已经贯穿了笔者耳膜。198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时成为“新权威主义”的宝箴。当时敝人尚是血气方刚的学生子，有所不服，仗着英文好，把原版找来认真读了一遍。虽然没被说服，却为他的锐利思维和无所顾忌的言说风格所折服，从此成了亨廷顿的追星族，他的书出一本看一本。
亨廷顿第二次在中国暴得大名，是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和1996年《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假设确如该书所言，文明的不同是国际冲突的长期根源，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触发战争，那么，对本国文化较为忠诚的民族，应该能够在冲突中较好地保护自己。亨廷顿的新书，就是要审视美国人———特别是1965年取消了对欧洲白人的名额优惠之后，蜂拥而来的墨西哥移民和南美洲移民———对美国文化的忠诚度。这是“文明冲突论”的内政延续。
亨廷顿认为，是独特的美国文化造就了美国的强大。美国认同的核心，就是所谓的盎格鲁新教文化，主要包括基督教，新教价值观和工作伦理，英语，英国法制传统，有限政府，相当程度的欧洲艺术、文学和哲学遗产，再加上自由、平等、个性至上（individualism）、代表制政府和私产神圣等典型美国信条。“美国信条”是亨廷顿以前分析1960年代学生运动时用过的一个概念，主要指美国人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是亨廷顿未必如此相信）的理念和机构；文化的含义很广，但和信条相对时，亨廷顿更多地是指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全民讲英语———亨廷顿认为，这是美国文化的极大优越性：在这样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几乎任何两个人，虽然口音略有不同，却都能理解对方的口语，这种交流效率全世界独一无二。他非常担心，现在讲西班牙语的移民大量涌入，如果他们拒绝认同盎格鲁新教文化，就会把美国变为加拿大似的双语国家，分裂美国社会并导致国家力量的衰落———这是美国面临的生死挑战。
在美国这一移民社会说出上述的话，难免有“歧视”某一族裔的嫌疑，冒犯了标榜“政治正确”的文化精英的良好感觉。好在亨廷顿是久经沙场的学术老将，批判只能锤炼他的锋芒。而且，这一次的批判，大概也不会比上次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更激烈。上次的批判是国际性的，我国学界也曾积极参与。中译本还没有出版，只是听说美国人在议论文明冲突，就以为美帝国主义要打过来了，亨廷顿要把美国文化强加在其他民族头上。其实亨廷顿对文明冲突的态度是防御性的，他本人反对将文化输出和制度输出当作美国外交目标。
亨廷顿其实对中华文明颇为尊重。他多次举过韩国和加纳的例子。1960年代，两国有相近的平均国民产值，制造、矿产、农业等产业的分布也大致相同。30年后，韩国成长为世界第14位经济体，加纳的惟一成就，则是出了个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亨廷顿相信韩国的成功和儒家文化重视教育、提倡储蓄等特点有关。
中华文明也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以笔者的中国文化背景，我可以立刻指出《我们是谁》的一处疏误。亨廷顿将参军报国作为衡量新移民对美国忠诚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美国现在实行的不是义务兵制而是募兵制。是志愿者才当兵，军队势必成为缺乏其他晋升阶梯的新移民和下层平民进入社会上层的一条便道。我们中国人历来知道这一点。宋江劝武松有机会接受朝廷招安时讲：“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亨廷顿大概对贵族男子都要从军、军官从他们中选取的英国传统比较熟悉；但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商鞅变法”已宣布“军功者爵”，哪怕出身低贱，哪怕是昨天才远道而来的楚人齐人，只要肯为秦国打仗，有了军功就能受封爵位做上等人。参军者的主观动机且不论，至少从客观效果来讲，如果以为新移民不会为美国作战，只怕要搬起数据砸了自家论点。有人统计，伊拉克美军阵亡者中，明显是西班牙姓氏的人占12％，正巧是西裔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现在驻伊美军的最高统帅里卡多·桑切斯中将，就是墨西哥移民。
亨廷顿在新书中把美国国家认同分为两部分———或许带有普适性的美国信条和限于地域适应性的美国文化，一个目的大概是回应第三世界自由主义者对“文明冲突论”的质问：难道某个文明就不能接受其他文明的有益价值？我国外交部谴责伊拉克虐俘案的第二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严肃查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人权的犯罪案件。中国人民同样可以享受普适的人权。
不过，在亨廷顿新书的框架内，信条和文化的划分，主要应该是为了便于讨论精英和民众对国家认同的不同态度。亨廷顿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美国出现了一个生活方式国际化的精英阶层。他们仍然服膺美国信条，仍然相信这些信条是普适的人间正道，但是，他们对美国文化抱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似乎学英语读莎士比亚和学西班牙语读《堂吉诃德》没有区别。在失去了文化上的偏执之后，他们的忠诚往往倾向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或者跨国大公司和国际民间组织。他们在国内成了文化多元主义者，国际上则是政治多边主义者。精英和民众最严重的分化，或许是在宗教信仰。90％以上的美国人声称信仰上帝，但精英一般对宗教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美国民众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民众与精英的文化仳离，也造成了政治态度的彼此歧异。
美国之外的人常有一种迷思（myth）：为什么布什这个似乎不太聪明的家伙，居然被选为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亨廷顿的新书，提示了一个分析的角度。
布什的语言能力确实与权力庞大的总统职位不甚匹配，特别是当他与辩才无碍的英国首相布莱尔站在一起讲话时，真让人怀疑到底谁更有资格领导美国。很多人因此小看他，欧洲人尤甚。但是，嘴拙不等于人笨，布什的智商似乎并不低，他回答问题很有急智。布什真正欠缺的是政治家的风度和远见。在选民票略低于对手、靠法院裁决才赢得上次大选的情况下，按理讲，至少应该邀请一两位民主党人入阁，最好在外交、国防、司法和财政这四个重量级位置中让出一个。克林顿第二任也只有一半选票，他聘请的国防部长科恩就是共和党人。而布什不但不向民主党伸出和解的橄榄枝，反而把民主党最讨厌的几个鹰派招进内阁，以至很多民主党人至今视他为“僭国者”，这次大选，铁了心要把布什搞下台。
美国一位从事选举民调的专家指出，美国人选总统，不但选他的政策，更是选他的人。美国人喜欢那种让他们感到地位平等可以亲近的人——这也是美国特色。智力上不那么锋芒毕露的布什，要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普通老百姓，玩起来确实得心应手。上次大选，布什很得人心的一招，是在依阿华州党内初选辩论中，当有观众问“谁是你最认同的政治哲学家”时，他悍然答道：“耶稣基督”。当时，美国报界精英痛加嘲讽，劝布什退出选举，先回学校修修基础课。但是信仰上帝的民众哪里记得柏拉图、洛克到底说过些什么，他们觉得还是布什有亲和力。
从电视里观看布什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近日的竞选集会，对比十分明显。参加克里集会的人，也鼓掌也欢呼，但热情无法与参加布什集会的人相比———他们几乎欢呼布什的每一句话：“再干四年！”可怜的克里，既要讨好精英，又要取悦民众，搞得他在语言上都不占优势。当他满脸严肃地带点学究味地挑起话头，“Now as for that war...”（现在，关于这场战争）布什那边已经干脆利落地喊出了“Iraq，we must win！”（伊拉克，我们胜！）克里不能说“伊拉克，我们胜”，那会得罪党内反战派；他也不敢说“伊拉克，我们败”，中间立场的选民目前还不能接受这种唱衰美国的论调。现在是战争中的爱国时刻，他只能说模棱话。
《纽约时报》5月11日有一篇竞选集会的报道。被采访的一位克里拥趸说，“我选克里，但是，说真话，我本人并不是很喜欢这家伙。”而一位参加布什集会的女士却说：“他和我们讲话时那么和善那么真诚，他让我相信我们的军队决不会（在伊拉克）不必要地多待一天。”精英一定觉得这位女士很幼稚，必要不必要，还不是由布什定义，这是永远“正确”的政客套话。但布什就是有本事讲到老百姓相信，尽管亨廷顿认为他的伊拉克政策注定要失败。
布什在文化上与美国民众比较接近。特别是中部和南方宗教信仰比较强烈的民众，离东西两海岸的精英气氛远一些，他们也更喜欢布什一些。伊拉克战争以来，布什虽然困难不断，却在民意调查中依然稳住脚跟，他和民众从语言到思维方式的大致合拍是基本原因。
最近美国报刊揭露的对伊拉克被捕者的虐待，会不会毁灭布什连任的希望？
事态还在发展，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虐俘案对布什连任会有不可挽回的影响。亨廷顿在新书里引用前人的话，把“美国文化”定义为六大共享元素：祖先，语言，宗教，治理原则，礼节风俗，战争经验。亨廷顿认为后五类元素在民众中仍然具有广泛的共享性。克里的朋友、马萨诸塞州另一位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听证会上义正词严大发雷霆，质问那些虐俘的士兵是如何混进军队的，但肯尼迪家族现在有谁会参军去伊拉克？精英的战争经验是抽象的，基于道义信条的。普通民众的战争经验，很可能来自亲历其境的亲戚朋友或家族传说，是生动的，断骨流血的。这样的经验，必然赋予他们与精英很不同的感情。
民众所共享的这类战争经验，令他们本能地知道，战争是非理性的、肮脏的。只要站着干，就必然失去坐着看的天真；只要投身战争，就无法保持花前月下的纯洁，某些坏事几乎必然要发生。虐待被捕的人，固然令人厌恶，但是布什已经多次道歉，要美国民众像某些精英一样上挂下联，上面挂钩到白宫里坐着个黑头头，下面联系到美国人普遍的道德堕落，只怕他们暂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事实上，克里很谨慎，虐俘案在报刊电视火爆了一星期之后，他才站出来要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辞职。谁都不敢担保，换了个民主党总统，虐俘案就不会发生。
今年已经77岁的亨廷顿，本人是终身民主党员。最近，他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就其新书的采访。记者问他是否投克里的票，亨廷顿说：“当然，我已经见过他好几次了，我们两家仅有几街之隔。”但是，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美国民众也会作同样选择。毕竟，亨廷顿本人也是精英——真理往往在少数精英笔下，选票却总是在多数民众手里。
《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西蒙＆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来源: 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