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近年在香港凤凰台做脱口秀节目，说了许多较有见地的话，但此公目空八极，在大大小小问题上有时硬要自立新说，难免强词夺理，放言之余留下一些纰漏。
一
例如，他举《华盖集·战士和苍蝇》为例，说鲁迅文章写得臭，不该把苍蝇发出的声音写作“营营”，那声音应当是“嗡嗡”。他不屑地建议鲁迅去学一下薛蟠，因为薛蟠都知道说“两个苍蝇嗡嗡”。在这里，李敖暴露出了他的知其一不知其二。基本语法告诉我们，“营营”、“嗡嗡”都是象声词，只要发音相若，象声的用字是不拘的。如形容水声可以用“淙淙”、“潺潺”、“哗哗”，也可以用“叮咚”、“淅沥”，它们都仅仅来自于书写者的感觉。《诗·小雅·青蝇》就有“营营青蝇止于樊”，《朱熹集传》解释说：“营营，往来飞声，乱人听也。”何况我们在读到“营营”时还会有“营营苟苟”、“蝇营狗苟”的联想，它们都暗示着深一层的贬义。其实鲁迅并非不懂得使用“嗡嗡”两字，就在《战士和苍蝇》下面一篇文章《夏三虫》中，鲁迅就明明白白写着：“苍蝇嗡嗡地闹了大半天！”
二
李敖以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一句为例，说唯有他才正确地解释了那其中“床”字的本意。他说人睡在床上不可能一时举头，一时低头，所以那“床”字应解作坐具。这个解释也说不上是他的首创，《说文》谓“床，安身之座者”，《礼记·内则》谓“少者执床与座”。李白诗写的是人在逆旅中的怀乡之情，人只有呆在旅店床上才最容易引发乡愁旧梦，床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道具。《释名·释林帐》：“人所坐卧曰床”，床是用来躺也可以用来坐的。书写泻落面前的月光，可以用“床前”；但如人是坐在凳子上，就绝不宜写作“凳前”或改写作“床前”，这是常识。至于有关床是凳子或者井栏什么的，李敖迟到，大陆早已有过讨论，不新鲜了。
三
李白《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李敖批评台湾师范大学某教授将其中“捣衣”一词释为捶洗衣服，认为千家万户深夜捶洗不合情理，应将“捣”字改释为收拾打点。李敖差矣，古时制衣所用纨素因质地硬挺，故须先加舂捣使软以利穿着。唐张萱所绘传世至今的《捣（按“捣”通“捣”）练图》即记其情状。明杨慎《丹铅总录·捣衣》亦有记载，谓“古人捣衣，两女子对立执一杵，如舂米然”。《水经注·沔水》、《太平御览》引《荆州记》中曾记屈原和东汉张鲁故址有“捣衣石”的实物遗存。在李白之前的南齐谢眺的《秋夜》、北魏温子昇的《捣衣》、北周庾信的《夜听捣衣》都有秋夜捣衣的记载；《夜听捣衣》更从头至尾写出了它的全过程。这些文字被包括李白在内的后来无数文人所乐于引用。李白的另一首《捣衣篇》和在其后不久的王建所写《捣衣曲》，它们所使用的“捣衣”一词，都是李敖的解释所无法说得明白的。
四
《诗·郑风·溱洧》是一首男女相偕乐游水滨的情诗，“女曰观乎，士曰既且”，意思是女子说去看看吧，男子说已看过了。其中“观”就是看的意思。如今李敖出来做翻案文章，说那“观”字其实是个“欢”字，因此整首诗不过就是关于两性寻欢的描写。他所持的唯一理由，就是仅仅前人说郑声是“淫声”。这判断实在有点武断。姑不论郑声是否真是淫声、怎么才算淫声，只就字义而论，“观，谛视也，从见雚声”，“观，喜乐也，从欠雚声”，《说文》上两字字形字义都不相同，怎可互换？从整首诗中，我们并看不出有什么男女相狎的迹象，唯一的一个“谑”字稍像有所暗示，但不过点到为止，并不如李敖说的那么直白。
五
大概正因为郑声被李敖认同作了“淫声”，他在解释《诗·郑风·褰裳》中“狂童之狂也且”时就彻底推翻了前人以其中“且”为语助词的解释，认为“且”为实词，指男性器官，并称这是纠正了两千多年来的陈说。李敖多次提到他关于“且”、“也”二字的独特见解，这是过誉了，报章上早有人以“且”字之甲骨文形意断定“且”本指男性器官，而一些辞书的“也”字条下有的也具有女性器官的义项。但是这些都并非唯一的解释，如果我们仅仅照此来对付《诗经》中所有的“且”、“也”二字，其结果恐怕连李大师本人也难以通读《诗经》的整个文本。
六
于右任诗《望大陆》中有“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李敖说作者把自己比为国之殇是不对的，“殇”的本义是指未至二十岁而死的年轻人，于右任写此诗时已是七老八十的白头翁了，何可自称为殇？这里的李敖又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殇”其实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未成年而死者，见《逸周书·谥法》：“短折不成曰殇。”但另又指战而死者，见王逸注《九歌·国殇》：“国殇，谓死于国事者。”于右任作为辛亥元老，自比为主义献身之战士而称为国之殇，有何不可？陈子昂有句“殇魂共愤，思亢杜之仇”，所谓殇魂，不亦可借指于氏一辈老革命家之精魂乎？
七
李敖在论及读书须广泛涉猎、博学以为用时说，《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常人以为这说的是孔子不惜马而只惜人，但如懂得句中的“不”字应解作“后”字时，则知仁民而爱物的孔子是惜人也惜马的，只是有先后而已。《礼记·中庸》“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后凋”即是“不凋”，因为岁寒之后，所得见的松柏是不凋的。史称“禹会诸侯于涂山，防风氏后至而杀之”，揆情度理，禹绝不致因防风氏迟到而杀他，只是在他拒不到会时才有杀他的可能。故句中的“后至”即“不至”。李敖从上述数例所提出的“后”、“不”二字互训在古往今来的字词书中都不得见，这也算是他的一大发明了。只是如此随意解释，谁也难以明白真正文意之所在了。似此，《论语·乡党》“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是否也可解作“鱼滥了，肉败了，滥得发绿了，臭得不可闻了，然后才去吃它”呢？
八
李敖以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羽扇纶巾”借指周瑜一说为非，认为“羽扇纶巾”实指诸葛亮。此论失于片面，羽扇纶巾乃昔时儒将着装用具，非周瑜或诸葛亮所专有。晋陆机《羽扇赋》中即提到宋玉侍楚襄王于章台之上，“操白鹤之羽以为扇”。《晋书》之《顾荣传》及《谢万传》中也分别列有“麾以羽扇”和“著白纶巾”的记载。苏词中的羽扇纶巾或可分指诸葛亮和周瑜二人。查苏轼除《赤壁怀古》外，还作有《中秋》，均调寄《念奴娇》。《中秋》有句云：“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照此断句，《赤壁怀古》中则应相应断为“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就不妨将羽扇和纶巾分派给诸葛亮和周瑜二人了。如此行文似更近于事理词格，有助文意之畅通。自苏轼以后词人所作《念奴娇》词，基本上都是如此断句的。
九
李敖一贯强调他最擅长辨别真伪，总是能拿出证据来说话，所说的话一言九鼎：人们或可以质疑某个论点，但绝对无法摧毁他立论的基础。他是过于相信他那远非无所不知的识见了，实际上他拿出来的证据往往是跛脚的不可靠的，并不是都能帮上他的忙，为他的言论提供逻辑上的充足理由。
这位鉴赏大家拿出过一幅落款为范仲淹的楷体法书，他说那是范氏的真迹，其根据是那上面有两个“殷”字都缺少了最后一撇。他查出宋太祖赵匡胤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殷”字，当时的书写者为着避讳都必然会自动对“殷”字作异形处理。李敖说这幅字有两个省笔的“殷”字在其上，那么它的作者就可以肯定是宋人范仲淹无疑。言之凿凿，可他疏忽了一点，他的证据未能排除掉这是摹本的可能性，临摹者是怎么也不会自作聪明地添上那一撇的。李敖还说，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代范宽《溪山行旅图》一直没有能证实那上面有宋人钤记，可他和另外两个人却发现宋代书法家周越书王著《千字文》跋的真迹上所印“东华山房”和“忠孝之家”与范宽画上的那个模糊的印迹相同。于是他以此证明范宽画上也有宋代钤记。这里又是一个漏洞，李敖并没有说明那“东华山房”和“忠孝之家”的来历，因此也就等于并没有说明那两个章一定就出自宋代。须知哪一个后世的鉴赏者或收藏者都是可以在文物上面留下印记的。而且在屏幕上，我们只觉那对比着的两对印章实在没有多少相同之处。
十
李敖称岳飞《满江红》词不见于当世，而晚出于几百年之后的明朝，词中声称要被“踏破”的贺兰山位于西北的宁夏，而当时现实的敌人却在东北的黄龙府。仅此二端，李敖断定岳飞《满江红》词系后人伪托，并为此大肆自我表彰。殊不知《满江红》的真伪之辩早已有之。如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辨证》就提出过伪托之说。夏承焘《岳武穆满江红词考辨》紧随其后，进一步为之证明。但持异议者亦甚夥，周汝昌即其一。周指出当时抗金名臣赵鼎《花心动》就有“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张元斡《贺新郎》也有“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等语，不约而同地将东北的金人与西北的楼兰相联系，这与《满江红》中的措辞十分相近。今人胡云翼在《宋词选》中注贺兰山是当年“被金人占领的地方”。果如此，岳飞要踏破贺兰山就更是其来有自了。《满江红》何伪之有？辩论还未结束呢！
原载《书屋》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