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民主与社会改革:托克维尔论社会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8 次 更新时间:2009-08-13 18:2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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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  

  

  [提要]托克维尔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中发展了他的社会理论。本文讨论了托克维尔对贫困问题和监狱改革的论述,指出托克维尔在对社会问题和工业及民主的密切关系的认识中深化了对民主的理解;本文进而阐述了托克维尔通过民主来进行社会改革、解决社会问题的努力,揭示他在社会理论和社会改革中建立个体责任和社会纽带的道德主义关怀。

  [关键词]托克维尔 社会问题 贫困 监狱改革 民主

  

  18 世纪,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展以来,贫困、失业和犯罪现象在西方社会日渐突出,社会问题逐渐成为19 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很多思想家在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中拓展了他们的社会理论,(注1)托克维尔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托克维尔从年轻时起就非常关心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并试图在法国推动相应的社会改革,如建立惩戒制度改造罪犯、解决贫困问题、收养被弃儿童、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等等(Tocqueville,1986;Drescher,1968;Drolet,2003)。观察和研究社会问题、从事和推动社会改革首先使托克维尔在边缘人的命运里看到文明和进步的限度,促使他更全面地审视民主的不足与可能;其次使他能够在实践中更审慎地把握理论的基础和边界,理智地拒绝一切无视人性实际和社会现实的理论狂热和文人政治。本文将围绕托克维尔对贫困问题和监狱改革的论述,一方面讨论他对社会问题的理解如何丰富了他对民主的认识,一方面考察他如何试图通过民主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我们将在托克维尔的社会理论中发现他的道德主义追求,因为改善民主时代的边缘人的命运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维护社会的利益和秩序,而且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道德。

  

  一

  

  1873年法国《政治经济学辞典》这样界定贫困(paupérisme):“集体的、扩展了的、普遍的不幸,它使某些类型(catégorie)的全部的个体成员陷入受救济的贫穷状态;它与偶发的不幸相对,后者由暂时性的原因造成,个别性地打击某些属于非常不同的社会类型的个体……贫困事实上是新的现象,和无产阶级同时出现,无产阶级是同样原因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注2)可以看出,贫困并非指任何时代都存在的某些人的贫穷,而是某个社会阶层或某些社会类型的成员所陷入的一种普遍性的、需要救助的贫穷处境,它是出现于19 世纪的新现象,是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变迁的产物。托克维尔很早就开始观察并思考其时代的贫困问题。在美国游历(1831年5月- 1832年3月)期间,他考察了美国的贫困救济制度(Tocqueville,1984a:319-322),而1833年和1835年两次访问英国,特别是对新兴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考察(Tocqueville,1967:184-195),使他对贫困和工业化、民主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1835年和1837年,他分别撰写了两篇文章讨论贫困问题。

  1835年文章的第一部分题为“论贫困在现代人中的逐步发展以及消除贫困的手段”,最初发表于瑟堡学院的论文集(l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académique de Cherbourg)中。该文写作于《民主在美国》第1卷出版(1835年1月)和动手写作第2卷(1835年下半年)之间,从中已可看到他将在第2卷中讨论的一些重要问题。托克维尔首先描述了当时欧洲很突出而又显得悖谬的贫困现象:大量财富的迅速积累伴随着日益严重的贫困,在工业化程度最高、财富增长迅速的英国贫困程度也最高:1/6 英国人的生存依赖公共救济,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葡萄牙是1/25,在法国是1/20 。在法国国内,相对富裕的北部省份有1/6的人口需要救济,而在所有省份中最为贫困的法国中部的克勒兹省(Creuse),这个比例下降到1P58 (Tocqueville,1989:118)。

  托克维尔从人类社会起源和发展的角度对贫困提出了一种卢梭主义的解读,指出贫困像不平等一样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托克维尔像卢梭一样认为不平等起源于人脱离自然状态后对土地的占有和农业的发明(Tocqueville,1989:119;卢梭,1962:111)。不过在托克维尔看来,农业社会和贵族制的不平等并没有造成贫困。等级制对人的想象构成了限制,贵族心安理得地享受财富,而没有土地、生活水平很低的农民认为他的处境和地位是天定的,他的欲望和需要都很有限;此外,中世纪的农业社会虽然无法带来舒适的生活,但通常足以保证人们的基本需要。所以在中世纪不存在贫困现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需要和欲望不断膨胀,而农业远不能带来满足,于是工业得以发展。工业的发展在托克维尔看来和民主的推进一样是人类社会的趋势,但恰恰是创造了新财富并提高了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工业带来了贫困。工业时代的经济发展很不稳定,受到各种因素(譬如外国竞争或需求的变化)的影响,随时都可能陷入萧条和危机(Tocqueville,1989:127,145)。工人阶层为社会的财富和他人的福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他们的生存比其他阶级更容易受到威胁。托克维尔认为工人阶层的不断扩大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他预见到工业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不断发展的工人阶级。每年都有很多人出于改善生活处境的渴望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成为工人,因此有更多的人处于经济危机的威胁中。可见,工业社会和庞大的工人阶层的存在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

  1835年托克维尔访问英国特别是在考察了曼彻斯特之后,(注3)对工业化带来的贫困问题有了切身体会。曼彻斯特工人居住区的肮脏和贫穷让他震惊,在工人身上他看到的是野蛮人——在生活水平上是完全的野蛮人,但在情感上却再无野蛮人对贫困的淡漠感受。他看到富足与贫穷、开明与无知、文明和野蛮的怪异结合:“在这个散发恶臭的垃圾场中,人类工业的浩荡江河找到了它的源头,并将浇灌全世界。从这污秽不堪的臭水沟里,流淌出纯金。在这里,人类精神在完善也在变得迟钝;文明创造其奇迹,文明人却重新成为野蛮人(Tocqueville,1967:185,191)”。(注4)这就是文明的悖谬。和1835年关于贫困的论文不同,托克维尔在这里更强调出卖劳动力、依赖工业为生的工人生活方式本身所造成的贫困,而不仅仅是经济危机对他们生存的威胁。

  除了绝对贫困,托克维尔在1835年论文中还指出,存在某种“相对贫困”,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卢梭思想的影响。现代人的欲望日益膨胀,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某些本来并非生活必需的物品也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文明人远比野蛮人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Tocqueville,1989:123-125;卢梭,1962:116-117)。所以,更发达、更富裕的国家中,人对生活的期望也就越高,贫困线的起点也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贫困会比其他不发达国家更为严重。这种相对贫困事实上是现代社会所释放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后果。这样我们能够理解何以富裕国家的贫困现象最为严重: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确实严重的贫困问题;另一方面,工业化带来的显赫财富以及巨大的贫富差异使得贫困更为突出。我们看到,贫困不仅是一个逼近生存底线的基本事实,而且是人的主观需要和感受。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推断,贫困之所以是现代社会的现象,是因为它是现代社会所激发的欲望被挫败而投下的阴影。这两者并非一回事,托克维尔在文章中将两者并列,并没有讨论两者的区别,多少不够清晰;不过我们却可看到他的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所关注的社会状况(état social)不仅是一些基本事实,而且是伴随这些基本事实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民主的基本事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类似以及在法律面前和身份上的平等,但比这种基本事实更为根本的是人们对与他人平等的信念和价值观;而在民主社会,这一对平等的主观感受才是支配人们行为、影响社会风尚和民情的决定性力量,这一思想成为《民主与美国》第2卷的主题(Schleifer,1980:20)。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时代的人的欲望很大程度上是被平等的激情制造出来的,是不再被伟大事物吸引而平庸化的想象的产物。这种平等价值上是对“模仿性欲望”(désir mimétique)的承认,欲望的模仿在民主时代复制了躁动不安却千篇一律的欲望。这可以解释何以美国人在福利之中仍然心神不宁,为什么嫉妒成为民主的本能,以及“为什么美国的社会面貌既多变又单调”(Tocqueville,1990b:123-126,190-192)。(注5)卢梭同样指出,社会对人的败坏在于让每个人被想象中的欲望捆绑,这种欲望的目的是实现自己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卢梭,1962:118-119),结果既分裂了自我也扭曲了他人。托克维尔的民主人正是卢梭的资产者,布卢姆对卢梭的资产者的评价一针见血:“他是这种人:在与别人交往时只想着自己,而另一方面在理解自己时却只想到他人”(布卢姆,2003:227)。

  不过,在这里托克维尔和卢梭的不同之处同样引人注目。托克维尔认为以不平等为特征的贵族社会或封建制对人的欲望有某种约束,而民主则激发了人们对物质享乐的欲望(Tocqueville:1990b,118 -120)。除了卢梭所认为的实行了德性和公民政治的斯巴达式的古代城邦和他所构想的未来以公意为基础的人民共同体,卢梭以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尖锐地质疑了几乎所有社会的合法性,包括被他批判的、其时正于旧制度法国萌生的资产者社会以及他很少论及的贵族制。而托克维尔并不强调自然和社会的对立,因为他像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社会就是人的自然的一部分,社会和政治生活是人性的实现。我们看到,卢梭由于过于强调自然和社会的对立而试图在政治中消除政治生活和政治行动——这是卢梭政治思想的悖谬之处:虽然认识到人往往被政治塑造,却未能真正把握政治生活的含义。(注6)托克维尔则认识到政治的意义在于是否存在一种能实现自由和伟大的政治生活,这是他为什么强调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分,而非自然和社会的对立,虽然从1835年贫困论文来看他非常熟悉卢梭的这一思想。(注7)他强调贵族制和民主制的区分是因为贵族制可以带来自由和伟大,尽管贵族制在某些地方违背了“自然”的公正,而民主制虽然通过平等和自然权利实现了自然的公正,但却可能威胁到政治生活并抛弃同样属于人性自然的伟大和自由(Manent,2006;崇明,2006b:23-30,49-50)。这一差异在贵族制和民主制对待欲望的不同态度上也表现出来。贵族制对欲望特别是模仿性欲望的遏制能够推动人,虽然只是一小部分人面向伟大——伟大很难被模仿,更不可能被复制,但是民主制却释放人的向下坠落的、可以被轻易模仿和复制的欲望。

  认识了民主时代欲望的特点才能更好地理解工业化和贫困,因为这一欲望是发展工业的主要动力(Tocqueville,1989:122),可以说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被平等推动的。在《民主在美国》的手稿中,托克维尔认为“平等的进展和工业的发展是我们时代两个最重大的事实”(Tocqueville,1990b:261)。在该书导言中,托克维尔指出平等和工业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工业的发展促进平等,而平等又有利于工业的发展(Tocqueville,1990a:5)。在该书第2卷中,他辟出一章专门论述“使几乎所有美国人都倾向于工业职业的原因”,分析了何以“出自于平等的趣味和习惯都把人自然地引向商业和工业”(Tocqueville,1990b:136)。这是因为在平等时代人们都急于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可以通过迅速获得财富来实现,显然工商业而非农业才是致富的捷径。美国人的工业热情尤其显著,工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大量小工业,但美国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人不得不常常受到往往不期而至并且非常严重的工业危机的打击。“我相信工业危机的反复是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中会经常肆虐的疾病。人们可以减小其危险性,但不能消除它,因为危机并非出自偶然,而是源于这些民族的性情”(Tocqueville,1990b:139)。托克维尔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试图通过资本主义的生产规律来解释工业时代的经济危机,而是像前文指出的那样,从人的主观情感也就是说从人的欲望和社会风尚来解释经济发展:民主时代的工业危机是民主时代的欲望的盲目和不稳定所带来的后果,可见贫困是民主的一种疾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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