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筱才: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地方文献为中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9 次 更新时间:2009-08-06 1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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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  

  

  【内容提要】 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太多,在论述问题上则受资料的影响,包括“商业调查”“地方志”、“海关报告”等类资料对区域史研究的影响甚巨。不过,宁波地方文献的“生产”却不限于此,其他内部性的文献包括各种公私机构留下的档案,以及各相关者的函稿及日记、文集等。宁波同乡组织也也有许多出版品。这些地方文献主要保存在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图书馆与档案馆,民间也有不少遗留,需要系统调查采访与整理。在此基础上,近代宁波区域史的重建才有可能。

  

  【关键词】 宁波;区域史;地方文献;史料

  

  近年来,学术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区域史研究的重要性,由“区域史”入手来进行实证性的个案研究也已经成为当代历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这种研究趋势的变化,可能首先体现了“年鉴学派”等理论的影响,其次也反映了历史研究者在方法与观点方面的创新追求。

  新的研究路径往往意味着新的史料需求,研究者需要找到更多的新资料来实现其研究计划。原来的研究由于偏重于“国家”或“上层制度”,忽视特定区域内人群的活动,因此对区域内部史料的要求相对比较低;而如果我们想重建一定时间段内区域人群的历史,那么,便无疑要求研究者首先掌握丰富的细部史料。从最近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现实来看,学者们聚焦的研究区域往往也是史料发掘取得重大成绩的区域,无论是大家所热衷的“江南”或“上海”、“徽州”,还是更为广泛一些的“华北”、“华南”,学者们对这些区域历史研究的贡献都是建立在史料发掘与整理基础上的。

  在以往的“江南”研究中,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通常被视为其中的板块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浙江其他的区域却被研究者所忽略,如今天被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的宁波便经常不在学者们的视野之内。目前一些牵涉到近代宁波的研究也多侧重于“商帮”或“浙东文化”,具体的区域社会经济乃至人事、政治、空间地理等方面尚缺乏精深的研究。这一方面固然与研究者主观的兴趣有关,更重要的可能也是此地域空间内的史料相对“缺少”之故。不过,这种史料“缺少”有时也是研究者的一种想象。近代宁波区域范围内究竟有多少史料被“生产”出来? 目前尚未见系统的梳理。这些资料目前又有多少遗留下来呢? 我们似乎也不是很清楚。在此种情形下,宁波近代区域史的研究便很难正式展开。

  基于此,本文拟以“地方文献”为中心来讨论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笔者先就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的状况及其史料运用作一简要回顾,然后就近代宁波地方文献的“生产”作些初步的考察,并进而介绍其存留现状,看看近代宁波区域史重建究竟有否可能。

  

  一、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的状况及其史料运用

  

  学术界对近代宁波区域历史的研究,较早可以上溯到1880年代,当时在宁波传教的美国医生玛高温(D. J. Macgown)曾经在《皇家亚洲学会华北支会杂志》(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发表过有关中国行会组织的论文,其调查主要便是针对宁波及温州两个商埠。玛氏在此文中对在宁波的各地会馆公所以及宁波的钱业公会、鱼业公会等均有较详细的调查介绍。也许是受玛高温此文的影响,稍后,1909年德国莱比锡大学“周一清”(Nyok - Ching Tsur)曾发表其对宁波商业惯习的调查研究,引起欧美学术界广泛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建立在对实地的直接调查的基础上,为后人了解当时商业组织的实际状态保留了相当原始的记录。

  日本学术界也比较早就开始注意对近代宁波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的研究,如有本邦造教授有关宁波过账制度的研究。西里喜行、佐佐木正哉等教授的研究也牵涉到宁波商人或宁波地区的民情。这些研究已经在使用调查、方志、文集等多元化的史料。斯波义信教授对宁波地区跨越数个朝代的“长时段”研究当然是日本学者中最引人注意的。他对宁波的研究广泛汲取了欧美学者与日本前辈学者成果的营养,史料方面则充分利用了《鄞县通志》以及宁波其他各县的地方志书,对此一地区的城市发展与经济状况,尤其是商业组织、市场联系等都作了颇有说服力的分析。

  美国曼素恩( Susan Mann Jones)教授早期曾研究过宁波的金融组织与商人, 不过,其研究主要建立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之上,史料方面除最常用的《鄞县通志》外,几乎没有利用其他一手的宁波地方文献。另外,像芮玛丽(Mary Rankin)与萧邦齐(R. Keith Schoppa)等人对清末民初浙江省的区域史研究均多少牵涉到宁波地区。不过,宁波的资料方面仍只是限于方志以及一些比较常见的资料汇编。在欧美各大学,至少有4篇与宁波区域研究有关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两篇专门分别论及近代宁波妇女的日常旅行与宁波开埠早期传教士的活动。

  台湾学术界对宁波近代区域史的研究成果相当少见。李国祈在其《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1860 - 1916》一书中基本上是把一个整体的“浙江”与福建、台湾二省作比较性的研究,甚至仅将“闽浙台”当成是分析的主体。具体对宁波的分析比较少,提及宁波的部分(如定海与鄞县士绅权力结构的变迁) ,其资料也泰半出自地方志书。

  王尔敏教授曾撰《宁波口岸渊源及其近代商埠地带之形成》一文,他的论文主要利用了收藏在英国国家档案馆( Public Record Office)中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因此其叙述与分析便较通常讨论宁波口岸演变者要细致得多。早一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研究生陈祈伍撰成《近代宁波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史——八四○—一九三○》一文,分章介绍“开港后宁波地区社会经济的危机”、“宁波商人与四明公所”、“宁波金融业的组织与运作”、“宁波地区的空间分布”等,此文大概可算作是台湾少数专门讨论“近代宁波区域史”的成果之一。不过,此文在结构上缺乏明确的叙述主线,问题意识也不强。其引用的资料除台湾保存的一些地方志外,原始的宁波地方文献也付之阙如。

  在大陆,区域史研究的风气最近几年才开始热起来。不过学界对近代宁波史的研究仍然注意得不多。目前能检索到的论文多半是宁波本地学者在本地刊物所发表者。1993年宁波出版社成立后,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地方史的著作。如乐承耀先后出版了《宁波古代史纲》与《宁波近代史纲(1840 - 1919》。从后书来看,乐氏基本上在传统的“革命史观”及意识形态框架中叙述地方历史,对此一地区社会中之人群与事件缺乏细致的考察,因此,也无法把握地方潜在的历史演进脉络。此书在资料上,除惯用的地方志外,以引用二手的汇编史料或者研究著作为主,地方文献方面利用了《德商甬报》等。林树建曾出版《宁波商人》一书,全书试图为“宁波商人”这个区域人群的特性作出归纳,使用的史料主要是清代方志、笔记、以及一些史料汇编与文史资料。

  最近10年来,陆续有学者以“宁波”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如竺菊英、张守广、孙善根等人。竺著运用了较多的原始资料,如英文《北华捷报》、《通闻西报》、《中国丛报》,以及上海的一些报刊,竺也是较早运用英文海关关册及年度报告来研究宁波区域历史的大陆研究者之一。但其对宁波地方文献的引用也只限于《鄞县建设》、《鄞县县政统计特刊》等数种行政刊物。张守广的研究着眼于旅外宁波人,他们利用了一些上海的宁波同乡刊物以及征信录、会员录等。孙善根将重心放置于宁波本地的士绅与慈善团体间的互动上。

  新资料的出版往往会引起一些新的成果发表。如2002年杭州海关译编的《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列辉、陈梅龙、乐承耀等人均发表与宁波近代港口贸易相关的论文。另外,也有一些学术性较弱的与宁波区域史有关的著作出版。徐季子等人著《宁波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全书为宁波地方史中有关人事的掌故描述,不注史料出处。最近几年,宁波当地似有编辑“宁波帮”图书的热潮,不过,其内容多为个人传记或者集体性传记汇编,鲜见比较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目前既有的近代宁波区域史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太多,而在论述问题上,则受资料的影响甚深。如较早的地方调查,尤其是会馆公所等商业组织的调查,便催生出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行会的研究,在1930年代前后曾经成为一个热点问题。1933年鄞县通志的开始编辑及该书各卷陆续出版,则为人们了解宁波区域社会及政治经济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源,也带来许多的研究成果。同时,宁波海关职员的报告,则从另外一个窗口向外界披露了许多有关内部动态的消息。这也成为宁波区域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源。不过,除了“商业调查”“地方志”、“海关报告”此三类资料外,有关宁波的研究并没有更多的史料选择。那么,是否近代宁波地方文献史料仅限于此呢?

  

  二、近代宁波地方文献的“生产”

  

  如果我们把所谓“近代”界定为1840 年-1949年这个时间段,那么究竟有多少宁波地方文献被“生产”出来呢? 谁又是“生产者”? 精确的数据统计需要全面调查后才能得出,下面笔者姑且根据自己粗浅的了解简单作些介绍。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宁波一直有编修地方典籍的传统,这种传统俟至近代,非但没有式微,甚至有更大的发扬。自清末到民国,地方士绅在乡邦文献的整理及志书编纂方面的工作一直连绵未断。其中以张寿镛成绩最著。张氏自1930年开始自力编印《四明丛书》,至1940 年陆续刻印至第7集时不幸去世,由其子张星联等刻印完成第8集。此书全套共收录宁波地方文献共173 种、1176卷。如果说张寿镛的工作属于士绅的民间行动,那么1932年鄞县文献委员会及1933年鄞县通志馆的先后成立则显示地方官府与“文化精英”的合作,通志馆以陈屺怀任总纂,马涯民为编纂主任,最终完成12卷《鄞县通志》。文献委员会则以冯孟颛为委员长,在地方文献收集保存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贡献尤多。

  除了这种“专业”性的文献“生产”,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地方文献的生产者。如果从文字数量上来观察,也许宁波近代报刊的编撰者与出版者是最重要的地方文献“生产者”了。尽管报刊的出版者各有企图,其内容也相当丰富杂乱,然而,这种“无意史料”性质的文字遗留却能帮助我们了解其形成的年代以及其描述的空间与人群。按照《宁波市志》编撰者的统计,从1854到1949年,宁波仅市区就出版报刊共170 余种。宁波下属各县从1920年到1949年已知出版的报刊共123种。由于一些报刊发行周期很短,传播范围狭小,因此,当时出版的一些报刊今天可以已经不为人所知。这样的话,上面的统计数字可能只是一个初步的估算。

  在宁波早期的报刊史上,基督教人士扮演重要角色。宁波第一份中文报纸《中外新报》便是1858年12 月19 日由美国传教士应思理( E. B. Inslee)创立。1870年创刊的《宁波日报》也是由传教士所办。据统计,从1844年至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书籍杂志计有106种,其中属于基督教教义有关者86 种,其他与天文、地理、历史、经济、风俗、道德、语言等有关者20种。另外,属于美国长老会的“华花圣经书房”,其在宁波期间共出版图书56395册。尽管这些出版品绝大多数是有关宗教、科技、文化、风俗地理方面的书籍,但是否也包括了部分宁波地方的信息,值得去翻查,从已知的书目中可见该馆曾经出版《宁波土话初学》,相信此书对了解宁波方言语音很有帮助。1920年代宁波基督教青年会也曾出版《宁波青年》。

  在宁波近代历史上,持续发行时间较长的报纸并不多,主要包括《四明日报》( 1910 - 1930) 、《时事公报》( 1920 - 1948 ) 、宁波商报( 1925 -1948) 、宁波民国日报( 1927 - 1941)等数种。这些报纸固然均有其立场,但其有关社会动态的种种信息含量甚高。以《时事公报》来看,它有时不仅代表言论机关,也刊登各种统计数据,史料价值非常高。

  除专业报馆外,各机关团体是报刊文献的重要生产者。如近代宁波各级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曾经发行过许多的公报及刊物,用来公布行政信息及统计民情、宣导政见等。如《浙江会稽道公报》、《宁波市政月刊》、《鄞县县政半月刊》、《鄞县建设》、《奉化县政半月刊》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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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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