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文革新星戚本禹的跃升与殒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19 次 更新时间:2009-08-05 00: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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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  

    

  

  文革中政治新星戚本禹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戚大帅”。戚本禹相对于其他同龄人而言,可说是少年得志,早早就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中南海,虽然说不上日日受中共精心的培养,但却是近水楼台得到中共领袖思想风范的熏陶,自是普通老百姓所无法期盼的。再加上戚本禹先天聪颖,后天刻苦,为自己奋斗出一番可观的天地。文革初期的戚本禹年纪轻轻即跻身“中央首长”之列,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之一,其声势如日中天,实乃一颗迅速跃起的政治新星,然旋踵之间却急速殒落,甚至化为尘埃。曾几回首,若非毛泽东悍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戚本禹按部就班地发展,则必有另一番骄人的成绩,断不可能身陷囹圄十八年。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命耶?运耶?历史应该怎样评价之?人们又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一、青年时代:“八司马事件”因祸得福

  

  戚本禹出生于1931年,祖籍山东省威海市。1942年随父亲到上海,随后进入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投身地下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到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因其学习成绩好,理论水平较高,1950年5月4日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时年仅19岁。

  

  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当时的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江青和田家英。这个秘书室实乃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戚本禹刚开始在此作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戚本禹是田家英的助手,一篇毛选文章要逐字逐句地校对,往往要通读五六十遍,工作虽然乏味,但从此戚本禹对毛泽东著作颇为熟悉,了然于胸。

  

  此后戚本禹在中共中央信访局工作,五十年代后期担任政治秘书室一科科长,行政十六级干部,主要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工作。

  

  1958年3月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当时的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展整风活动,几位年轻的党员向政治秘书室副主任何载提意见,这些人当中就有戚本禹。何载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指责这些提意见者是向党发起进攻,于是组织政治秘书室的人们对这些人开展批判斗争,不仅要将这八个人停职反省,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党问题。这个问题被反映到毛泽东处后,毛泽东改变了这一决定,毛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唐顺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当年5月初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戚本禹等人获得平反,而整人的干部如何载则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中直机关党委也被撤销。对戚本禹而言,毛泽东对他简直就是恩同再造。

  

  

  二、参与李秀成变节说的史学争鸣

  

  天资聪颖的戚本禹业余时间喜好钻研历史,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史尤感兴趣,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由于中共建国后歌颂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李秀成敢于揭杆起义造反,后又死于满清王朝的屠刀下,自然成为大陆史学界肯定的正面人物。李秀成死前曾留下了一份“自述”,明显表露出乞降求抚及苟且偷生之意,如何评价李秀成其人一度成为史学界有所争论的焦点。

  

  1963年戚本禹撰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投稿《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了深入探讨此一历史公案并引发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历史研究》在当年第四期上予以全文发表。戚本禹在文章中指出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戚本禹认为,李秀成“在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认不了的。”,并指责李秀成美化敌人,丑化自己,戚本禹在文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为什么会投降变节。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罗尔纲等人也先后撰文与戚本禹商榷。据戚本禹自己说,毛泽东后来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在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了几字: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充分肯定了戚本禹一文。

  

  历史事件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史学界对某个事件展开探讨、辩论原本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姑且不论戚本禹文章是否真有道理,但他这种不囿前说,敢于提出不同观点本身还是值得提倡的,人们不应以后来戚本禹被当局打倒而全盘否定戚本禹的观点。然而,中国的史学研究往往受政治风向的干扰,史学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确,历史研究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预,近现代史研究尤甚,如果官方肯定了的说法就可大行其道,而被否定了的观点,其研究者甚至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分子”的帽子,这就是中国学术之所以不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李秀成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戚本禹的文章已染上极左的色彩,批判李秀成的变节投降也成为中共日后抓叛徒的象征。文革中中共将前领导人瞿秋白《我的自述》拿来狠批,周恩来更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搞打砸抢,周的讲话后来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追踪溯源,不能不说这是受到六十年代批判李秀成投降变节的影响。

  

  细审当年那段历史,毛泽东处心积虑发动一场大的运动,他更要强调全党对他保持一致,老干部老革命们都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所以更要强调保持晚节,乃至周恩来在文革中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们强调“晚节不保,一笔勾销”。戚本禹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一篇史学商榷文章,而在于那时的史学研究也蒙上了一层极左的色彩,史学研究为当今政治服务,甚至可以成为打倒某些人的锐利武器,不同的观点可以被任意曲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日后发生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典型一例,史学界名人吴晗、翦伯赞也是死于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三、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自从戚本禹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褒扬后,戚本禹名声大噪。1964年夏陈伯达将戚本禹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的工作。《红海》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编辑成员都是学有所长的理论学者,戚本禹如此年轻就迈上这一台阶,实属党内年轻俊彦,一时前途无量。

  

  1965年底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从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身为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戚本禹竟然丝毫不知此文的背景和来历。但是随后,戚本禹紧跟形势,在12月8日于《红旗》第12期上发表了《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次就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明确表态,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是毛泽东发出的文革第一声战斗号令,表示出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戚本禹名声大噪。有了毛泽东这个“尚方宝剑”,戚本禹先后写下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1966年3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1966年4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指责吴晗“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采取了扣帽子的上纲上线作法,与姚文元批吴晗的蛮不讲理、欲加之罪如出一辙。戚本禹再接再励又写出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上,戚本禹将吴晗等人定性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该文随即在5月16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积极配合了毛泽东、江青打击党内彭罗陆杨的战役。由于戚本禹积极跟随毛泽东搞文革,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戚本禹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时年戚本禹仅35岁,真是时势造英雄,一颗党内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工人、各地造反派组织等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就发表了大约120余次左右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戚本禹大都秉承毛泽东、江青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持各地造反夺权运动,批判“走资派”。

  

  

  四、有没有逼死田家英?

  

  田家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大秘书,但田家英却是文革开始后中南海里第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高级干部,后来一些公开出版物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归结到王力和戚本禹的头上,似乎是他们几个”坏人“将田家英活活逼死。然而,历史真是如此吗?谁应该为田家英之死负责呢?

  

  1966年5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机构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的问题,组长是周恩来,下面还有分工,周恩来负责彭真案,陈伯达负责陆定一案,康生负责杨尚昆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负责田家英案。周恩来召开会议统一布置分别与此四人谈话,收回他们的文件。安子文负责的小组成员有王力和戚本禹。5月22日下午3点,在田家英的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代表中央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与此同时,汪东兴统一布置将一批人搬出中南海,其中就包括了田家英。23日田家英在家里愤而自缢身亡。

  

  总的来看,田家英是死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毛泽东为了顺利发动文革,打倒一切他所认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要清除一切障碍,“彭罗陆杨”捎带上田家英等不过就是必须要被扫清的前沿阵地。具体而言,勒令田家英停职检查的上层决策来自刘少奇和周恩来,具体执行的人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不过就是安子文的跟班跑腿而已,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资格决定田家英的命运,田家英被逼而死的直接责任又岂能放在王力和戚本禹的头上?

  

  

  五、戚本禹与打倒刘少奇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的文章。文章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这篇文章当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基本上就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上纲上线,欲置刘少奇于死地。可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却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大力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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