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战地记者——媒介时代的英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0 次 更新时间:2009-07-06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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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极端形式,战争伴随着人类文明史;战争造就了拿破仑、毛奇、福煦、毛泽东、斯大林、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这些叱咤风云的军事统帅;战争是历史著作家用一大永恒主题。

然而人们可曾想到,无论是在世界大战的巨型舞台上,还是在局部战争的弥漫硝烟中,最及时、最生动、最忠实地将战争实况报告经渴望一见博杀真相的千千万万公众的,不是军方信使,不是一般作家,不是历史学家,而是那些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以生命为赌本、去摄录战争场面的一族特殊的新闻人——战地记者。

有人说,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新闻记者的时代。果如是,那么,当20世纪终结之际,当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局部武装冲突依旧烽火连天之时,读一读世界知名战地记者的生平与事业史,相信人们对新闻、历史和战争会有一种新的理解。

根据传统定义,战地记者(war correspondent)是“被派去报道一场战役的报人”。今天,我们不妨将这一定义修正为:战地记者是新闻工作者中专门从事战地新闻采访与报道的那些人。

战地报道不同于战争新闻,它是战地记者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战地现场新闻(或称目击报道)。战地记者的别称是随军记者,而不是军事记者。军事记者(military correspondent)在英美是指新闻媒介中专门报道军事事务的专业记者;在前苏联则是“军事报刊机关的固定(编内)撰稿者,为报刊组织和准备素材,编写文章、通讯报道等”。在和平时期,战地记者便不存在,而军事记者照常工作。战地记者既包括文字记者,也包括画家、图片摄影师和电视摄像师。

一、战地记者的明星效应

1、“独家新闻之父”与战地记者之王

战地记者这一职业是随着近代报业的发育而出现的。英国人威廉•拉塞尔(1820—1907)曾因报道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而长期被认为是第一个战地记者。然而近年的研究表明,已有若干英美记者先于拉塞尔活跃于战场上。美国革命期间,尚无战地报道的概念,著名的革命报纸《马萨诸塞侦探报》主编艾塞亚•托马斯(1749—1831)恰好目击了战争的第一幕——列克星敦和康科德之战(1775.4.19),写下了震撼美洲殖民地的不朽名篇。因此托马斯被认为是战地记者的先驱之一。

曾任《泰晤士报》主编的亨利•罗宾逊(1775—1867)在1807年零星报道过拿破仑战争。他的同胞、《晨邮报》的查尔斯•格鲁尼森(1806—1879)于1837年赴西班牙报道了卡洛斯战争。英国学者认为这两人是最早的战地记者。

在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中,投入采访的美国记者达数十人之多,其中的佼佼者是乔治•肯德尔(1809—1867),在两年的战地生涯中,他将竞争意识引入新闻采访,源源发回激动人心的现场报道,第一次将后方读者与战争进程密切联系起来。他被誉为“独家新闻之父”。

如果说以上这些报人只是转瞬即逝的明星,那么威廉•拉塞尔则是英国公众心目中常盛不衰的崇拜偶像。从克里米亚战争起,拉塞尔就为全国瞩目的媒介人物,他对英国远征军伤病、卫生状况和伤亡的报道引起英伦三岛的悲伤和震惊。他的文章产生了以下的巨大影响:英国内阁倒台、英军司令易人;南丁格尔小姐走上前线,创立现代战地护理制度;英国桂冠诗人丁尼森在其作品中大段大段引用拉塞尔的文句。拉塞尔因他的战地报道而成为“拯救一支军队的人”并被封为爵士。他一生采访过十余场战争,最后一次从事战地报道已是59岁高龄。

2、一个时代的来临

美国内战爆发时,电报和铁路已用于战争。“电报……宣告了随军记者时代已经开始。”这也标志着战地记者作为媒介人物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报道美国内战的数百名记者展开了激烈的职业角逐,然而其中堪称媒介人物的屈指可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星记者的成名得归功于多方限制战地记者采访的政府陆军部,它规定各报刊所发表的战地报道标题之下须署记者姓名,以明文责。马修•布雷迪(1823?—1896)及其摄影队留下了数千幅战时军政要人和战场照片,布雷迪被公认为战地新闻摄影宗师。查尔斯•科芬(1823—1898)以笔名“卡尔顿”(“Carleton”)享誉公众,他是唯一从头至尾单枪匹马报道战争全程的战地记者,因而知名度最高。怀特洛•里德(1837—1912)的笔名“Agate”亦为读者熟知,他是目击夏洛之战(1864.4)的唯一记者,后又因葛底斯堡大战(1863.7)的精彩报道而名声大噪。亨利•维拉德(1835—1912)是少数准确报道第一次布尔伦之战(1861.7.21)的记者之一,他抢先发表了弗雷德里克斯堡之战(1862.12.13)等重大战役的新闻,被林肯总统待为上宾。艾伯特•理查森(1833—1869)则是内战中最大胆、最富传奇色彩的记者,他被俘后越狱逃亡,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北方,那份激动人心的电文(“逃出死神魔爪,逃出地狱之门”)使他名扬全国。布雷德利•奥斯本(1827—1912)是内战中最著名的海军随军记者,他关于萨姆特堡之战(1861.4.12)的报道(“炮弹开花,内战爆发……”)极为脍炙人口。

3、黄金岁月

美国内战以后到20世纪被称为战地记者的黄金时代。战地记者“只要肯于写东西就可以为所欲为,极度自由和毫无羁绊”,“他们左右西方世界公众舆论的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他们的行为,包罗万象的叙述,大胆充当决策权威,尤其是他们通讯手段之迅速,使他们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地位。”大众化报业的发展增加了报纸和公众对战争新闻和战地记者冒险故事的兴趣。随着“本报记者”字样的消失和个人署名的问世,战地记者为媒介人物与公众的联系更为紧密。

这一时期,英美两国的战地记者仍然居于卓尔群伦的地位,其他国家的战地记者亦开始崭露头角。

1870—1871年普法战争将来自多国的记者推向世界性传播的大舞台。报道这场战争的德、法、美、英记者达百人之众,其中最耀眼的明星不是老成持重的拉塞尔,而是完全用电报发稿的英国《每日新闻》记者阿奇博尔德•福布斯(1838—1900),全欧洲和美国争相阅读他关于德军炮轰巴黎郊区、巴黎陷落和巴黎公社血战的报道,《每日新闻》发行量因之翻了两番。《伦敦新闻画报》的亨利•维泽特利(1820—1894)则以战地记者兼画家的身份活跃在这场战争中,从他开始,这个家庭中先后出了5名战地记者,足迹遍及全球,为国际舆论界所瞩目。在普法战争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有可能成为战地记者。马克思没有接受伦敦《派尔一麦尔新闻》报的委聘,他询问恩格斯是否有意;恩格斯考虑到多年前害过他和马克思的普鲁士警官威廉•施梯伯仍身居高位等因素,也放过了这一机会。

1870年代奥斯曼帝国与沙俄在巴尔干的争斗造就了俄国第一位明星战地记者瓦西里•涅米罗维奇—丹琴柯(1845—1836)。为英国《每日新闻》工作的美国人贾纽埃里厄斯•麦加恩(1844—1878)关于俄土耳其人镇压保加利亚人民起义“暴行”的报道引起世界舆论大哗,福布斯称他为1877—1878年俄土战争的实际制造者,而保加利亚人则尊奉他为民族救星。

在其后1881—1885年的苏丹战争、1898年的美国—西班牙战争、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等帝国主义殖民战争中,涌现的明星记者主要有: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1852—1922)、乔治•史蒂文斯(1869—1900),美国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1864—1916)、詹姆斯•克里尔曼(1859—1915),意大利的路易吉•巴尔齐尼(1874—1947),澳大利亚的乔治•莫里森(1862—1920)等。丘吉尔以战地历险铺平了通往政坛之路;戴维斯和克里尔曼先后受雇于黄色新闻大王赫斯特,对煽动起美西战争负有责任;意大利《晚邮报》报童叫卖时高喊:“巴尔齐尼的文章!”当以上这些著名战地记者被欧美公众捧为民族英雄和角色模范的时候,战地记者这一职业刚刚在中国萌芽。1884年3月,《申报》主持人美查派“西人”前去报道中法战争,仅在前线采访了3天,在5月发表了中国报史上第一篇战地报道而未留下姓氏。1898年8月,梁启超在《时务报》发刊词中称:“现当俄日战争之际,本馆特派一观战访事员随时通信。”直到北伐战争期间,中国才出现一批较知名的战地记者,其中以摄影记者王小亭(1900—1983)和《新闻报》的顾执中(1898—1995)等人影响为大。

4、一战:记者多如“漂浮的水雷”

理查德•哈丁•戴维斯说过,一战期间,“每一支军队里的战地记者,多得像漂浮的水雷一样”。而战争初期最具国际知名度和最富有的战地记者正是戴维斯本人,1914年,他的年薪高达32000美元,另外给杂志每写一篇文章获稿酬1000美元;“毫无疑问,戴维斯掌握着美国的公众舆论”。戴维斯对德军入侵比利时卢万和布鲁塞尔两座城市的报道激起了世界舆论对征服者的谴责。在先前的战地报道中建立声誉的弗雷德里克•帕尔默(1873—1958)是一战初期得到英国官方许可随军采访的唯一一名美国战地记者,他负责向全美所有通讯社和报纸供稿,到他于1917年改任美国远征军新闻检查官时,年薪已高达40000美元。约翰•里德(1887—1920)代表几家发行量不大的美国社会主义报刊采访俄国革命,在十月革命期间,由于“里德差不多是唯一能够有效地工作的外国人”,因而他的报道对美国公众具有一种独特的影响。另一名美国记者弗洛伊德•吉本斯(1887—1939)故意乘坐可能被德国潜艇击沉的“拉科尼亚”号轮,因此发出独家新闻而名声大噪;他后来被德国机枪打瞎一只眼睛,左眼上那块著名的眼罩成了他的商标。

一战最著名的英国记者是菲利普•吉布斯(1877—1962),他和拉塞尔一样,由于战地记者生涯而被册封为爵士。在俄国,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1883—1945)是报道俄德战线的名记者;彼得•奥楚普(1883—1963)以反映十月革命以其领导人的摄影作品而享有盛誉。

5、西班牙—中国:为二战彩排

西班牙内战中涌现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明星记者。代表法国画报Vu的罗伯特•卡帕(1913—1954)以一幅照片《共和军士兵之死》而名满天下;已在文学界奠定地位的厄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2)和伊里亚•爱伦堡(1891—1967)分别代表北美报业联盟和苏联《消息报》,在同行中独树一帜;米哈伊尔•科利佐夫(1898—1942)除了《真理报》记者的身份而外,还担任苏联高级顾问之职,是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中国抗战爆发后,一度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中心。《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1907—)最早向全世界报道南京大屠杀。中国战地记者首次拥有媒介人物的影响力,其佼佼者有范长江(1909—1970)、孟秋江(1910—1967)和陆诒(1911—1998)等人。王小亭的一幅照片吸引了1亿多美国人的目光,有力地影响了美国舆论。

6、二战:“大兵记者”最受爱戴

欧战爆发后,美英苏三国战地记者最具国际声誉。美国《生活》画报极大地提升了战地摄影的地位,卡帕、玛格丽特•伯克—怀特(1904—1971)、卡尔•迈登斯(1907—)、埃利奥特•埃利索方(1911—1973)、尤金•史密斯(1918—1978)等人组成了全球最强大的战地摄影群体。美联社的约瑟夫•罗森塔尔(1911—)拍下了二战中最著名的照片“国旗插上硫黄岛”。海明威和斯坦贝克(1902—1962)从文章顶峰走向战场,为战地记者大军增辉。哈尔•博伊尔(1911—1974)的专栏《战地记者笔记摘录》由近400家报纸和杂志刊登。而在美国公众和士兵中知名度最高、最受爱戴的是其貌不扬的厄尼•派尔(1900—1945),他发回国内的报道由310种报纸同时转载,这些报纸总发行量达1250万份,派尔被誉为“大兵记者”和“建立丰功伟业的美国普通士兵的代言人”,他的牺牲引起了美国人民仅次于对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悲痛。

在具有文学传统的苏联。公众心目中最影响力的战地记者是自战争爆发起走向战场的知名作家——爱伦堡、米哈伊尔•肖洛霍夫(1905—1984)、叶夫根尼•彼得罗夫(1903—192,有“苏联的厄尼•派尔”之誉)、瓦西里•格罗斯曼(1905—1964)和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8—1979)。罗曼•卡门(1906—1978)则以电影胶片逐日记录艰苦的卫国战争,成为全球独领风骚的战地新闻影片摄影大师。在英国,著名战地记者有随同名将蒙哥马利的常胜军采访的艾伦•穆尔黑德(1910—1983)等。为英国《图片邮报》工作的波兰人费利克斯•托波尔斯基(1907—1989)作为二战中在苏联采访报道的唯一的外国战地画家而引人注目。

7、朝鲜—越南—波斯湾—巴尔干

在二战后的局部战争中,战地记者队伍扩展到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然而主宰战时国际舆论的战地记者仍然来自新闻传播大国。朝鲜战争中,戴维•道格拉斯•邓肯(1916—)用相机为《生活》画报续写战地新篇。《纽约先驱论坛报》双杰霍默•比加特(1907—1991)和玛格丽特•希金斯(1922—1966)争奇斗妍。新华社的华山(1920—1985)和人民日报的李庆等人(1922—1996)无疑是中国记者中的明星。

越南战争是报道最为出色的少数战争之一。由于没有正式宣战,美国人无法建立新闻检查制度,战地记者得以自由出入战区,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造成的血腥后果公诸世人。新西兰人彼得•阿内特(1934—)为美联社获取一枚普利策奖;加拿大出生的莫利•塞弗(1931—)以电视片《火烧锦尼村》鸣响了约翰逊政府的丧钟。美国战地记者的揭露性报道促成了国内舆论向反战方向转变。越战中摄影记者亦大显身手,为《生活》工作的英国人拉里•伯罗斯(1926—1971)两次荣获罗伯特•卡帕金奖后殉职;美联社的埃迪•亚当斯(1933—)和霍斯特•法斯(1933—)惊世之作迭出;英国的唐•麦卡林(1935—)和约翰•唐宁(1940—)崭露头角,在其后的局部战争中名扬全球。

1991年短暂的海湾战争吸引了世界各国多如飞蝗般的战地记者,总数超过5000人,仅涌进沙特阿拉伯的就有1300多人,其中包括年逾六旬的意大利老妪奥琳亚娜•法拉奇(1930—)等名家,然而记者群星中的头号媒介人物当属只身留在伊拉克首都、使美国CNN风头出尽的老行家阿内特,全球观众从他提供的图像中领略了战地报道艺术在电视时代的魅力。

在波黑内战(1992—1995)中,到过巴尔干半岛的外国记者在1000人以上,其中既有CNN的阿内特,也涌现出CNN的克里斯蒂安娜•阿曼波尔(1956—)等人。

在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起初留在南联盟境内的外国记者不到百人。大部分记者只能通过官方提供的录象带了解北约连续78天的轰炸。而在北约派出地面部队的时候,有2700名记者随军前往科索沃。面对严格的新闻控制,记者们通过卫星通信向公众提供了大量实时报道。

但是仍有不少批评家指出,西方国家军方在经受了所谓的“越南综合症”(“Vietnam Syndrome”),在控制和操纵新闻界方面绞尽脑汁,在海湾战争之前已经设计出的整套操纵方法,一旦战争爆发,立即制造出一种“受控的信息环境”。在自海湾战争以来的90年代各局部战争中,新闻控制更加严格。除了各交战国官方和军方以定期进行新闻发布会和对新闻报道的检查来直接控制传播流之外,还实行了记者身体采访(pool)制度由公共关系军官陪同经过挑选的记者前往经过挑选的战区采访,因此真正能够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记者为数寥寥。而西方新闻界似乎仍然陶醉在越南战争给他们带来的荣耀之中,对这一变化竟然没有应对之策。

我们从中国记者最90年代国外局部战争中的作为可以看出这种控制潜网的严密。自海湾战争起,中国在建国以来首次派遣遵从国际惯例、获得合法身份的战地记者,新华社的唐师曾等人战后还成了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们充其量只是走访了战场的周边地区,或是跟随胜利之师走过昨日之战场,难得有机会接近真正的战场。

二、战地记者的角色定位

1、战场第二主人公

自从战地记者这一职业出现以来,生动描述人类厮杀场面的战地新闻逐渐取代了枯燥干瘪的一般战争消息。西班牙记者哈维尔•雷维特将战地记者视为“各种战争冲突中的第二主人公”。中国新闻界前辈于右任对这一得天独厚的地位十分羡慕,他在1945年所作(我还想做新闻记者)的演说中称:“把眼前的情形说:第一可以欣羡的是随军记者。”他以诺曼底登陆为例说:“数千架飞机,上千条舰船,真是世界的壮观,我们心目中壮观是意会的,但是当时许多随军记者是亲历目击的。”英国学者约翰•凯里认为,这种目击报道有两大优点:一是“给人以真实性”,二是“具有如实感,因为它们是急就的、主观的、不完备的,不同于‘客观的’或重构的历史记载,后者虽然刻意求工但却缺乏行动性”。

作为战争这种重大社会事件的见证人,战地记者中的大多数人以其诚笃和勇气向世人提示战争的残酷本质和血腥细节,无论是毒气战、空袭战、闪电战、丛林战、原子战这些现代作战样式,还是决定性战役的决定性瞬间,都有无所畏惧的战地记者在离炮火足够近的地方以生命为代价摄录着目力所及的每一细节。正因为如此,战地记者的伤亡率通常高于战场第一主人公士兵。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消息报》有44名记者牺牲,占该报记者总数的五分之一。

越南战争中有63名记者殉职,萨尔瓦多内战(1980—1990)中有40名记者丧生。在索马里内战(1992—1993)中,至少有4名西方记者丧生,新华社的刘江在身中冷枪后死里逃生。在波黑内战的前两年中,死于巴尔干的各国记者已达68人,创下二战以来记者年平均死亡率的新高。在1999年的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投入战斗的北约部队无一伤亡,但是,随军进入科索沃伊始,就有两名西方记者丧生;而在贝尔格莱德,南联盟有十余名记者殉职,而且中国记者首次上了死亡名单,以致于引起国人的激昂。

2、从战斗员到非战斗员

在19世纪,战地记者与军人在外表上很难区别,他们有的身穿戎装,有的甚至冲锋陷阵。美国内战中的许多记者担任军职,布雷德利•奥斯本以“穿海军蓝”著称。英军1898年远征苏丹时,中尉军官丘吉尔兼任记者;《每日电讯报》的贝内特•伯利曾击毙一名阿拉伯人。美西战争中,克里尔曼在美军冲锋时打头阵,并夺得一面敌旗。而在今天,这一切均被国际社会视为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早在1863年,美国陆军部就规定:编辑或战地记者“可被视为战俘加以拘留”,但不能被当作间谍,这样,记者被视为战斗员。这一规定被列入1879年布鲁塞尔协议。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战地记者应被视为非战斗员,因为他们“随军行动但不属于它个人”;如果某些记者为自卫而携带武器,其非战斗员性质并不改变。战地记者经过交战国委派具有上述非战斗员地位,他们的制服与军装不同,左臂戴上印有“C”的袖章,与足球场上的队长相似。

在20世纪,战地记者通常得到国际法的保护,然而法西斯国家和一些东方国家往往藐视海牙公约的上述原则。在这些国家,记者往往与军人合一,并且拒不承认敌国记者的相应待遇。在二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日军丛林战中,日军经常故意向身材高大、佩戴袖章的美国记者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射击;约翰•里德在一战中从德军阵地朝法军方向开枪,受到同行谴责。过去中国新闻界对这一点不理解,说明这里也有一个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问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已成历史陈迹。

3、联系公众的纽带

战地记者的这一角色是自拉塞尔报道克里米亚战争时正式开始登台的。当时,“英国人在本国内所经受的激动和紧张是难以形容的”。幽默杂志《笨拙》有一幅漫画生动地表现了英国公众对拉塞尔战地来信的反应:一名绅士读报后怒目圆睁,挥舞手杖,全无体面可言;淑女们或眉头紧锁,或捶胸顿足。

二战中,战地记者的纽带角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典型人物是厄尼•派尔。斯坦贝克认为,他的一些杰出同行影响力高于指挥千军的将领,“许多职业战地记者目睹的战争和战争的种类,比军队里任何人都多”。“这些记者是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况且其中有许多人已经名扬全国,拥有广大读者,他们在全美已经联合起来。……厄尼•派尔深受国内读者的欢迎和器重,以重要性而言,大大超过多数将军。”

在二战中,各反法西斯国家战地记者的作品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色彩。在苏联记者中,西蒙诺夫作品的人情味最为浓郁,因而格外为普通士兵和百姓喜爱。从二战起,美国记者的战地报道遵循这样一个惯例:每当涉及事迹突出的军人,无论立功、受伤、阵亡和被俘,都要写出此人全名,家居城镇,有时还报道此人父母、妻子和姓名。这不能在大大增加公众对战局的前线亲人的关切。美国公众认为,厄尼•派尔开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相互敬爱的社会”。

4、战争英雄塑造者

自19世纪中叶起,战地记者制造出许许多多富于传奇色彩的战争英雄和神话,不仅丰富了新闻学、文学和史学,而且将若干战争英雄推向治国安邦的更大舞台。

每一名叱咤风云的战地指挥官通常都是战地记者的宠儿。美国—墨西哥战争中,乔治•肯德尔的报道使美国人认识了原本默默无闻的扎卡赖亚斯•泰勒将军,帮助泰勒两年后登上总统宝座。美西战争中,西奥多•罗斯福只是准军事部队第一义勇骑兵团的一名中校,理查德•哈丁•戴维斯以神来之笔将这名粗俗的冒险家塑造成美国人宠爱的神采飞扬的牛仔英雄形象,为他铺平了问鼎白宫之路。内战中的北军将领尤利塞斯•格兰特和二战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也是以类似方式入主白宫的。

在英国,拉塞尔以揭短闻名,因而开创了战地记者与战地指挥官不睦的传统。但是统帅们仍然依靠记者提升其知名度,从19世纪的基钦纳到20世纪的蒙哥马利莫不如此。丘吉尔则以华丽的语言将自己刻画成殖民英雄,为日后政坛发迹积累了资本。

在前苏联,将帅与战地记者的共生现象也十分普遍。朱可夫元帅在远东战场的成名得益于西蒙诺夫等到记者;伊万•科涅夫元帅由于鲍里斯•波列伏依等记者的随军报道而成威名远播。

5、神话制造者和官方宣传家

已融入近代和现代文化的各种神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地记者制造的。战地报道引起争议最多的是暴行报道,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战地记者关于暴行故事的描写活龙活现,绘声绘色,却多半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从一战到19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前南斯拉夫内战,暴行报道层出不穷。流传最广的暴行报道是一名《泰晤士报》记者对一战德国死尸工厂的杜撰,它经过英军情报部门的“艺术”加工而蒙蔽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舆论。

洛厄尔•托马斯(1894—1984)是一战中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派到欧洲战区的记者。他在中东同阿拉伯人反抗土耳其统治的英国人T•E•劳伦斯相识,制造出“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个著名神话,使一个平庸之辈戴上了民族英雄的花环,托马斯本人也名利双收,成为作家中的百万富翁。

受狭隘民族主义和个人功名欲的双重驱使,战地记者的立场往往不是中立的,在客观性的背后,渗透着他们的个人感情色彩。即便是以报道准确公正知名的记者,也往往接受本国政府的旨意和暗示,有意无意地充当官方的传声筒。对此,菲利普•吉布斯和弗雷德里克•帕尔默等人在一战后作了深刻反思。帕尔默承认:“我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过的是一种双重生活——我被指派充当公开的谎言家的角色,以便维持我方军队和人民的斗志。”

6、当代的“饭店战士”

进入90年代,局部战争的作战样式出现了两极分化。一极是有西方国家参加的“强打弱”战争,一极是无固定战线的内部武装冲突。在第一种战争中“空中制胜论”重新抬头,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主要打击兵器的空袭成为一种基本战略。留驻交战国的外国记者成为所谓的“饭店战士”(hotel warriors)。这就是说,记者们不是随军行动,而是候在某国首都的一家饭店中,待防空警报拉响后观察,报道导弹攻击和飞机轰炸。这种角色最早出现于1991年海湾战争中,阿内特等外国记者所住的拉希德饭店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希尔顿饭店、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明霍饭店因此闻名遐迩。在1998年美英对伊拉克的空袭和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战争中,中国中央电视台特派记者水均益,顾玉龙等人也主要是以这种方式从巴格达和贝尔格莱德从事战地报道的。而在当代各国发生的内战中,由于两军对垒式的作战已不多见,交战双方往往以小股骚扰和冷枪冷炮袭击为基本战术,因此传统意义上的随军记者似乎已经不复存在。

7、阻碍战地记者成为媒介人物的因素

回顾二战新闻史,人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德国和日本均向前线派出了大量战地记者,然而其中几乎没有因战地报道而名声远播的人物。德国在东线部队中有17个宣传连,文字和摄影记者近两千人;日本随军记者数量更多,令头号新闻大国美国望其项背,派到中国战场的记者人数一度超过4500人,除了少数作家外,绝大多数人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

这一问题如何解释?仅仅从职业化程度低和从事于非正义战争来分析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斯坦贝克说得好,记者天性“好奇、狂热”,常常扰得战地指挥官坐卧不安,他们都“会在新闻稿上玩些小花样”但“很可靠”,这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它体现了新闻工作的一种规律,即努力冲击战时宣传和新闻检查的樊篱,拨开笼罩在战场之上的重重迷雾,去探究事实真相。而严厉的管束、无处不在的新闻控制、清一色的宣传腔势必消灭记者的自主性。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署名权被取消,甚至思维方式也被强求统一,记者是不可能为公众瞩目而成为媒介人物的。

载《正义与勇气》(I),海南出版社2000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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