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媒介评论三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2 次 更新时间:2009-07-06 13: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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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媒介评论家伯特•谢昂(RobertL.Shayon)在1969年“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陆月球两年后写道:“批评大众媒介就是对人类的探索,这在孕育人类命运的用意上,比登陆月球重要。”

  对于当时正处在狂热和荒唐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上述言说不啻痴人说梦。可是20多年之后,随着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的迅猛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巨大影响,我们终于发现,开展严肃的媒介评论是文化界尤其是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而意义非同小可的任务。

  如前所述,媒介评论在西方国家可谓源远流长。得风气之先的港台传播学界受美国的影响颇深,在1980年代开始从事媒介批评理论的建构,并且也以“批评”为基本取向,故将mediacriticism译为“媒介批评”。

  台湾学者黄新生在版多次的专著《媒介批评》中将媒介评论归结为三种取向:(1)评判(evaluation):“指陈大众媒介所创造的价值与大众生活的关系,为人们指导与解释生活的意义”;(2)批判(criticism):“以否定性思考、意识的启蒙、现状的改变,透视媒介中的集体意识,剖析媒介中的物化关系,进而激起阅听人独立判断能力,免沦为商业化媒介机构下的獭祭品。”(3)诠释(interpretation):通过媒介评论家的诠释活动,对媒介产品中所暗含的意识形态加以揭示与剖析。

  大陆学者吴迪认为,媒介评论的职能有三:观察与监督、沟通与制衡及探索和建设。从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来看,以观察和监督为主要任务无疑是当下媒介评论的一个切合实际的选择。笔者认为,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媒介控制系统的评价

  

  我们知道,大众传媒决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的,它既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产物,又受到这些力量的调控和制约。在当代社会中,这种调控形成不同的系统,它们首先可以分解为内控系统和外控系统。

  所谓内控系统,指的是媒介内部施行控制、俾使媒介按照管理者意图运作的系统。尽管媒介组织往往是反标准化的,但一般而言,凡具有一定规模的媒介均为实行科层式管理的机构,其内控系统自上而下发出控制信息,调节着媒介的运作状态。以新闻媒介为例,新闻采编部门由各种和各级职业新闻从业人员组成,有的专门负责特定的稿件,如政治、科济、教育、文化、体育、法制报道等。其他人像总编(主编)和部门主管负责选择和汇总稿件。“把关人”(Gatekeeper)这一术语形象地描给了新闻决策者的地位和作用,他们密布于媒介新闻生产流程的各个关口。“把关人”既包括确定一场审判、一起事故或一次政治活动中有哪些事实应该报道的记者,也包括从通讯社稿件中选择新闻的编辑,又包括特稿撰稿人,还包括决定摄像机指向的电视制片人。影响“把关人”选择行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有:新闻价值观、兴致、规章制度、法律、商业利益、时间压力等。

  美国学者戴维•奥尔瑟德影响电视新闻选择和播发的各种因素进行了长期分析,归纳出以下六种歪曲新闻的力量:(1)商业主义;(2)收视率;(3)官僚主义;(4)缺乏真正的新闻;(5)记者认为观众本质上是愚蠢的这样一种观念;(6)媒介间的竞争。这说明,媒介的内控系统是向外控系统开放的。

  所谓外控系统,指的是各种影响制约媒介的社会因素共同构成的媒介控制系统。

  在媒介外控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者的力量的化身即“现实世界”和意识形态环境与国家和法律制度。1970年代以来,西方传播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理论发生了浓厚兴趣。他们发现:“马克思的著作写于电视、电影和收音机产生之前,但他的确对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他自己作为一个报刊编辑的经历是产生这些思想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成员都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少数掌权的统治阶级,其他保各个集团被统治称为工人阶级。统治阶级的权力来源于他们对经济的控制,这种权力向社会所有方向延伸,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必然受到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这种控制又全面扩展到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据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在当代社会,“精神生产资料”无疑包括大众传媒。从为一观点出发,大众传媒表达统治者的思想,反映统治者的利益,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所有社会制度的国家皆然。

  欧美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进一步研究了意识形态和文化对大众传媒的软性控制。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领导权”(thehegemony,一译“霸权”)理论成为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思想源头之一。葛兰西认为,对资本主义当下社会秩序不仅要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控制来理解,而且更要从人的主观的政治文化活动来分析,因为任何政治领导权是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和妥协而实现的。为了解释这种动态的社会平衡,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解为两个互相连接的部分:(1)政治社会:即军队、警察、司法和行政机构等国家机器;(2)市民社会:即一般的民间团体,如教育大众传媒、教会、商业等机构,它们是实行意识形态控制的工具,从文化上维持领导权。葛兰西强调,虽然在形式上,国家体系必须通过政治社会实施控制,但是,维系一般社会秩序的关键是市民社会的运作。因此,统治者必然千方百计地设法操纵市民社会,将其权力和意志渗透到各种文化机构中,以形成价值认同,即突出社会大众的基本共同利益,取得其他阶级的同意。

  葛兰西给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介控制的一个秘密:这种控制是以软性而不是硬性调控为主的,是以隐性而不是显性为主要形式的,这种“看不见的手”往往能够更有效地长期调控媒介。英国当代文化学者斯图尔特•霍尔(StuartHall,1931--)继承了马克思和葛兰西的思想,形成了今天很有影响的文化理论,对于我们认识西方大众传媒的社会地位提供了一种新视野。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大多独立于政治机构,具有独立活动的职业理念和财政基础,即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自主权,但是媒介的所作所为大多符合政治者的基本利益,霍尔把这种现象称为“相对自主”。在相对自主关系中,媒介与统治机构不存在直接授受和公开勾结。例如,媒介反复强调恪守客观报道的原则,以政府的监督者自居,甚至屡屡与政府对立,但是媒介无意识地和间接地体现了统治者的利益,因为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宪政民主原则诸重大问题上,媒介是非常自觉的和可靠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法律控制是显性控制方式中最重要最常见的一种,有关大众传播的法规以其系统完备和适用性强保障了媒介和相关社会成员的权益。近年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步伐大大加快了,与新闻出版相关的法律除了《新闻法》之外已基本如数出台。但是在新闻传播控制上法律的力量依然太弱,行政和准行政的力量过于强劲,这显然不利于提高国家调控媒介的质量。在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今天,新闻立法准备工作和大众传媒管理的法制化,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组成部分,也是提升中国大众传媒国际地位的迫切需要。

  总体而言,以寻求文化共识为手段,以司法调控和软性调控为基本方式,以资源调控为辅助方式,将行政调控限制在较低水平上,这是一种良性的控制模式。在这方面,美国社会各种力量对电子媒介的制约方式可以我们提供一种借鉴和参照。

  媒介受到社会各种力量形成的一种合力的制约(其中政府并不直接操控媒介),其制约过程是复杂的,须逐一进行研究和加以具体分析,民主市场社会给媒介运作提供了广阔空间,但是媒介不能无视法律的规限、公众舆论的压力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

  

  二、媒介整体倾向的评价

  

  在中西新闻价值观中,关于媒介倾向性问题的分野是一大基本差异。在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大众传媒是执政党和国家拥有与直接管理的特殊机构,党和政府以大众传播政策作为掌控媒介的基本手段。从广义上讲,大众传播政策包括媒介管理政策、媒介报道政策、媒介发展建设政策等。狭义的大众传播政策主要指媒介报道政策,其中又侧重于宣传纪律,故又称为宣传方针。

  宣传方针的核心是党性原则,它要求媒介无条件地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这就公开表明了媒介的倾向性,即作为党和政府“耳目喉舌”的基本属性。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和媒介市场化、产业化的推进,新闻媒介一方面继续在大政方针上反映执政党和政府的意志,一方面努力淡化宣传色彩,更多地以日益分化的受众需要为着眼点,提出了倾向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在这方面与西方新闻界仍然有重大歧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界是坚决反对媒介的倾向性的,认为倾向性是“偏见”(bias)和“成见”(prejudice)的同义语,有悖于客观公正的新闻精神,一旦这种倾向性被定为一尊,民主与自由的前提不复存在,因为他们认为媒介承担着“为民主国家的公民提供所需要的信息”的特殊功能,而这种信息必须是多元的和具有高度的公开性。

  根据西方主流政治理论“民主多元论”,社会中包含着许多利益冲突的群体,新闻媒介应广泛反映各种利益群体的声音,而不是一党一派的传声筒,惟有“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才能满足公众的不同要求。在媒介运作中,美国新闻界奉行报道事实和发表意见分离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将新闻部门和评论部分立。新闻(news)被视为公共财富,报纸的新闻栏属于公众,而不能贩卖业主或主编等“把关人”的私货;社论版则是业主和主编的领地。

  在新闻报道方面,美国新闻媒介的主导原则是所谓“对于新闻学的独特贡献”的客观性(objectivity)。它要求记者在报道新闻时不得偏袒任何一方,力求不渗进自己的意见,针对各方作出平衡的叙述。作为一种新闻报道方法,客观性的具体操作规范是:(1)行文用倒金字塔结构,在导语中简述基本事实;(2)以第三人称进行报道;(3)引述当事人的原话;(4)强调可以证实的事实;(5)不采取立场;(6)至少表述新闻故事的两面。在新闻评论方面,美国新闻界也讳言倾向性,尤其是在与政党的关系上,因此,“宣传”(propaganda)和“党见派性”(partisanship)是贬义词。媒介只公开表现自身的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色彩。

  从传播效果方面看,客观性确有高明之处,它不但有助于形成健康的新闻伦理,更能适应价值日益多元化、分众化的社会的需要,还是新闻记者与媒介的护身符,使之能够免除和减轻法律纷争和外界的压力与指责。与之相比,倾向性过于直露的传播方式显然是处于下风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传播界对客观性法则的评价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过去的批判和否定转为越来越多地加以研究和借鉴。但是,对于客观性还存在种种误读。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客观性就是用选择事实来取代直陈意见;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客观性是媒介超然于物外的佐证。第一种观点、歪曲了客观性的本质,赋予新闻报道的是一种稍稍隐匿的倾向性。第二种观点则看不到“文化共识”的作用,而在西方国家,捍卫社会主流价值观早已内化为媒介从业人员的自觉行为。

  在美国,并不存在官方的意识形态,媒介也不必接受官方的指导,媒介与政府甚至屡屡在具体问题上发生对抗,但是媒介决不会同既存社会制度对立。客观性意味着新闻报道不偏不倚于某个党派或个人,但是同维护主流价值观毫无冲突。据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的研究,美国各类新闻报道长期以来反映了民族优越感、利他主义的民主、负责任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社会秩序、领导作用等八项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并不作为告示牌陈列在新闻把关人的案头,而是“暗暗贯彻的”。此外,客观性有一种潜在的社会效果,即它以支持既存在的社会制度、维持现状为基本取向。

  可以预计,随着大众传播受众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国际化趋势的发展,淡化宣传意味和弱化一般的倾向性将是中国媒介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介摆脱主流价值观的支配和游离于改革开放事业之外,而是以更好的传播效果来评价媒介的成败利钝。

  

  三、媒介传播艺术的评价

  

  大众传播是视觉和听觉媒介或视/复合媒介,它所诉诸的是人类的高级感官,这是媒介传播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的根由。

  自柏拉图以降的许多美学家认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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