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晋官难当只因权力高于法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8 次 更新时间:2009-05-05 2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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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  

  

  (宋石男:四川大学学者,《新京报》、《南方周末》、《国家历史》等媒体自由撰稿人,地震灾区志愿者。)

  

  

  提要:在法制社会,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丁学良因此总结道,“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

  

  

  去年9月,山西临汾市“襄汾溃坝”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并直接导致时任山西省长的孟学农去职。孟走前留下四个字:“晋官难当”。

  

  对临汾而言,此四字一语成谶。自去年9月20日临汾原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起,临汾市委书记空缺了199天,直到今年4月8日,谢海出任临汾市委书记,才结束这一尴尬局面。

  

  在矿难高发的山西省,做官犹如坐火山,三年之内,山西就换了四任省长,以至有民谣说,“人说山西好风光,谁当领导谁心慌。”临汾又是火山中的活火山,三年之内,换了四任市长。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今,有新闻报道的临汾矿难至少达23起,共造成死亡失踪712人。于是,又有民谣说,“山西省长干不干,临汾矿难说了算。”

  

  但“晋官难当”,并非“不当晋官”的理由。在临汾市委书记空缺199天的背后,藏着众多官员的担当缺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了国家责任、民生疾苦,岂能因个人官位而患得患失,趋避不及?遗憾的是,我们却看不到“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担当,也看不到“虽万千劫吾往矣”的担当。

  

  明末的黄宗羲以为,“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如今官员出仕,多数却既非为君,也非为天下,更非为万民,而是为一己之私。如此,自然极易导致担当缺失。

  

  清人洪亮吉曾上书嘉庆,指斥当时官员的集体担当缺失,其言利如白刃,“盖人材至今日,销磨殆尽矣。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而这些“模棱、软弱、钻营、苟且之人,国家无事,以之备班列可也;适有缓急,而欲望其奋身为国,不顾利害,不计夷险,不瞻徇情面,不顾惜身家,不可得也”。洪亮吉笔下的官场模样在今天或仍存活,与之相应的,是一段流传于体制内的新“佐治药言”:“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在这种为官指导思想下,自然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施政抱负,也没有“治乱在万民之忧乐”的悲悯情怀,有的只是趋利避祸、无能颟顸、苟且钻营、混天过日。然而,官员可以躲猫猫一样地躲避晋官之任,晋民却能躲到哪里去呢?当大坝崩溃,瓦斯爆炸,窑洞水浸,矿井塌方,官员们可以因没有赴任而免去责任,而弹冠相庆,坝下井内的矿工们,却要为官员们的不担当而担当,付出躯残乃至身亡的代价!那些遇难矿工,注定将死部瞑目。他们一批又一批被活埋地下,却不能换得幸存下来的兄弟们的安全保障。国际劳工组织的《矿山安全与卫生公约》已获中国政府承认,但专家指出,其中不少最基本的权利,中国矿工仍远未获得。

  

  不过,官员的缺乏担当,只是事件的表象部分,若我们往深处看,会发现更刻骨的隐忧。譬如说,有担当的官员,是否就一定能打破困局、改天换地?未必。请先看看明代海瑞的命运。

  

  在明代,应天府的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历来又号称“繁剧难治”,是相当棘手的任区。海瑞被派任应天府巡抚,他有担当,没有逃遁,而是以澄清自勉,竭尽心力,一意挫豪强,抚穷弱,整饬吏治,矫革宿弊。很快收到成效,曾受贿的官员,望风解印绶而去,而权豪势宦,也敛手屏息,甚至移省避之。然而好景不长,不久海瑞就遭多人弹劾,被指“迂滞不谙事体”,“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等,最后竟因“志大才疏”而罢官。

  

  有担当的海瑞不能破局,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其中既有退休的高级官僚,也有当地的豪强大族,更有当轴有力者的亲朋裙带。这些政治、社会势力的利益格局一旦被海瑞打破,自会集体反弹,而海瑞以一己之力,很难与之抗衡,最终只能接受罢官的失败命运。

  

  在山西省,官员可能同样要面对一个复杂的地方权力谱系。谁能知道,在每一座矿山后藏着一双多么有力的手?谁又能知道,在每一个矿洞里的水有多深?具体到临汾,如果当地黑色豪门企业背后那看不见的手的级别,远高于临汾书记、市长,后者就很难有效运用行政权力,去澄清污浊、革陈除弊,去彻查安全生产问题。

  

  当然,“上面有人”也许只是一种猜测和幻觉,有志澄清的官员更可能面对的是“下面有人”的困局——那就是当地盘根错节的大小利益集团,商人与公仆的缠绵纠结,互为奥援。实际上山西豪财们从来就是盘踞一方,维系原始且粗放的经济,却能令多方束手。如此的社会土壤,更增加了官员有所作为的难度。然而,一旦发生矿难,地方党政负责人,又会因“问责制”而不得不接受免职或更严厉的处分。在这种态势下,“聪明人”自然会想方设法活动,避免去这种被诅咒的地方为官。

  

  社会学家丁学良评论说,临汾现象是中国社会过去20多年来,经济的发展进步、官员腐败和官商勾结问题的集中反映。问责制是一种进步,可以部分缓解社会矛盾,但不能根除制度隐忧。

  

  在法制社会,执法依靠的是法律本身的权威,而非执法者的行政权威。丁学良因此总结道,“晋官难当”反映出中国政治的根本弊病——重行政权力而轻法律权威;重人际关系而轻规章制度。

  

  此种弊病一日不被根除,则制度隐忧一日不能消解,而“晋官难当”及“不当晋官”的局面,就不能被扭转;“晋祸难止”、“晋工难活”的悲惨图景,也仍将不断上演。

  

  

  本文来源:大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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