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初，我因事路过重庆，在诗人李元胜兄的陪同下特地去我幼时生活过的地方和就读的学校看了看，其感觉自然已是物是人非，甚至，就是物也都与以往大异其趣。毕竟，我离开这座城市已经有20多年了。而这20年中的变化又岂是“物是人非”这个词所能形容的呢？
晚上，热心的元胜怕我一个人无聊，又带我去参加了他和诗友们在佛图关公园的一个聚会。佛图关距两路口不远，山上有茂林修竹，山下即为嘉陵江和长江两条大河，手扶芭蕉树远眺，自可产生无限诗情。据说，当年李商隐就是在这里写下那首《夜雨寄北》的。当元胜把我介绍给大家时，有几个曾看过我小说的年轻的朋友非常惊讶，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我居然也曾做过重庆人，更没有想到我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我们很自然的就聊起了文学，他们不无羡慕地说，我和一些所谓的新生代的朋友出道的那几年真好，现在的他们却再也没有这样的气氛和条件了。
十几年前，在我当文青的时候，我和朋友们总是很怀念八十年代，觉得我们正在写作的年代比起当年来，已是风流云散，意兴阑珊，而这天，与这些新结识的朋友纵谈巴山夜雨，才让我突然意识到，不仅八十年代，就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成了现在的一些文学青年眼中的过去的好时光。
但如果当年有人这么讲，我肯定会不以为然，可现在想想，那的确是最后的好时光。那时，尽管社会的商业化转型已经开始，文学也已经失去了轰动效应，可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作家的道路却和此前并无差异，他依然需要接受文学杂志的筛选，需要得到编辑的认可和扶植，才能一步步的走向前台，然后再接受批评家的裁判，因此，文学的生产环节基本上还是在作家，杂志编辑和批评家之间展开。而此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转型，文学杂志对作家以及读者的影响开始大幅度衰落，出版社或出版商开始直接介入文学的生产过程，并对作家成长的影响加大，再加上网络的出现和普及，一种新型的与以往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迥然不同的文学陡然登场，随后，不仅八十年代成名的那些作家，即使是我们这批生于六十年代的朋友，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过，我谈论这些并不是为了吊古伤情，更不是为了写一篇文学大散文，而是为了在追忆当年的那种气氛，以及当年的人和事的时候，有一个大致的背景。
大约是98年初夏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电话，他自我介绍说是《上海文学》的编辑蔡翔。因为我在南大读研究生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余曾经翻过几本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在八十年代出版的以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为主的“新人文论”丛书，记得里面就有一本蔡翔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印象中一直以为蔡翔是个批评家，现在突然接到了一个名叫蔡翔的编辑的电话，多少有点好奇，所以，我就问他是不是那本书的作者蔡翔，他立刻很爽快地承认就是他，可也许是怕我出口夸他和他套磁，他马上就说自己这本书是写着玩的，接着，就把话题岔到他打这个电话的目的上来了。
原来，他看到我前段时间在河南的《莽原》上发表的两篇小说后，觉得写得不错，特向我约稿。因小说是李敬泽兄组织的，故他还写了一篇批评文章，以推荐我这个其时尚在上海交大教书的业余作者，蔡翔也因此才知道我是个上海的作家。言下之意，似乎他作为《上海文学》的编辑，而没有和我及时联系，是一种很严重的失职，而我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居然没在《上海文学》上发表东西，那更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其实，我当时最多还只是个文青，自觉离作家这个神圣而光荣的称号还很有一段不大不小的距离，但蔡翔不仅授予我上海作家的荣誉称号，还特别指出我那两篇小说写的不错，这颇让我的虚荣心膨胀了一把，感觉自己犹如在美国西部的荒野里放牛的牛仔，突然被好莱坞的星探发现，要去拍个投资上亿元的大片似的。
不过，蔡翔这个文学星探找到我却很费了一番周折。他告诉我，看了我的小说后，因为想和我联系，他先是找当时还在河南作协工作的朋友王鸿生，通过他又向我的朋友李洱打听，最后才要到了我的电话。
这让我深为感动，我没想到这个早已成名的批评家居然还有心思读一个无名作者的无名的小说，我恨不得立即放下电话，上网去古狗一下蔡翔，看看这个说起国语来一字一顿的有着浓重的上海口音的男人长得什么样子。可我不得不老实承认，那时候古狗还没有发明，网络上也没什么东西，大家的交往也像八十年代一样，主要还是靠见面，打电话和写信。
虽然我还从未见过蔡翔，但从电话里，我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那是我此前和很多八十年代搞文学的人交往时所感受到的那种气息，坦诚，自然，直接，不拘形式。我朦胧中觉得，蔡翔也应该是个大大咧咧的不拘小节的人，当我因为激动，而在电话里直呼其名的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突然，这也是八十年代文学界的风气，那时候似乎还没有人觉得自己是个老师，而又因为别人不叫自己老师而生气，而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
所以，当蔡翔曲终奏雅，让我有空到编辑部玩玩，大家认识一下的时候，我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刚好两天后我要到交大上课，因为课是晚上的，我就在上午去了《上海文学》的编辑部。尽管在电话里已经有了接触，但当我第一次见到蔡翔的时候，还是多少有些意外，或许，与他早年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从事过体力劳动有关，他面部皮肤黧黑，但却戴着一副颇有知识含金量的大金属框近视眼镜，其发型也具有这种混搭风格，他前发齐眉，如当代雅皮男一般在额前仔细分开，纹丝不乱，后发却披肩，参差如民国初年刚刚剪掉辫子的知识分子，其长度足可用根橡皮筋扎成马尾。而这正是八十年代文青和艺青的典型扮相。这既让我有时光倒流之感，也使我觉得亲切。殊不知，现在已经是九十年代了。
但可能正因为这一点，我和他在那间堆满杂志和稿件的办公室里聊天时，丝毫也不感到陌生和局促，具体聊什么我已经全无印象，只记得快到午饭时分时，他到另外的办公室里叫来了编小说的金宇澄兄，做了介绍后，让他陪我去吃点东西。而这也是我和老金这个能写一手漂亮的短篇小说的作家成为朋友的开始。并且，我注意到，蔡翔在让宇澄兄带我去吃饭时，特地向他递了个眼色。
我很快就明白了他这个眼色的意思。可能是为了表示郑重，老金并没有把我带到楼下作协的食堂吃饭，而是带我到巨鹿路附近的一个小酒店吃了一顿。不知为什么，每次我回忆到这个场景的时候，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镜头，似乎当时蔡翔在让老金带我去吃饭时，特地从自己的皮夹子里拿出了一张百元大钞递给了老金。从常情揣摩，我觉得这一幕有些不可能，但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将这一幕冲记忆中洗去，或许，这是我对蔡翔待人接物颇具传统风格的一种感念？抑或是我对八十年代流传下来的那种作家和编辑之间良好的风气的留恋？
不久，我就把刚写好的一个短篇《结局或开始》寄给了宇澄兄，他看了后非常欣赏，立即向蔡翔隆重予以推荐，很快这篇小说就发在了《上海文学》上，而之后这篇小说引起的反响是我所料不及的，可这篇小说对我真正的意义，就是我因此真的成为了一名上海作家。或者让人知道了上海有我这样的一个作家。
我现在常想，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坛可谓昙花一现，新生代也好，七零后也好，都是在这一“现”中产生并为人关注的，此后，不仅文学的趣味，标准，乃至作家的成名方式和途径都不再一样了。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虽然文学已经不是很景气，文学杂志的日子也已经比较难过，可还有一批像蔡翔这样的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编辑在坚持工作，像与我有过交往的《收获》的程永新，《作家》的宗仁发，《山花》的何锐，《人民文学》的李敬泽，还有《青年文学》的李师东等，他们当时尽管已经觉得日子比较难过，但内心里并没有对他们所认同的文学理想和样式绝望，对杂志的前景也还抱有幻想和希望。这也才使我们这批受到八十年代文学气氛感染的人能够在他们的发现和支持下脱颖而出。实际上，与八十年代相比，在对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的推动上，编辑所起的作用远比批评家要大。因此说，蔡翔他们这批人是八十年代的文学大潮过后所剩下的最后的莫希干人并不为过。
但几年过后，即使是蔡翔也无法坚持了。在一个阴雨天的午后，我到作协去办点事，顺便去看望了他一下，依然是那间小屋，依然是满地的杂志和稿件，甚至写字台上的烟灰缸里的烟蒂都和多年前我第一次来这里见他时一样多。蔡翔告诉我，他已经决定正式调入上海大学了。我知道，时间如果回到八十年代，一个像他一样真心热爱文学的人是会做出相反的选择的。可人只能活在现在而不是过去。房间里没有开灯，显得阴暗而潮湿，模糊的窗外，从天上洒下的雨珠击打着略有些黄的树叶，发出了单调的噼啪声。蔡翔抽着烟，一边和我心不在焉的聊着天，一边理着桌上的东西。这时，我突然看到德国作家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厚厚的两本。因为我一直想看这本书却没能看到，就立即问蔡翔，能否送给我，蔡翔看了一下书名后，马上毫不犹豫地递给了我。
我想，他大概觉得自己在杂志作了20年的编辑，过了20年似乎没有个性的生活后，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做一个有个性的人了。其实，在大学里教书又何尝能做一个有个性的人呢？从八十年代到现在，这20年来，我也一直呆在大学里，但正如现在的文学界已不是八十年代，现在的大学也早已面目全非。因为，八十年代好歹大学里还有一些真正的学者，现在，更多则是自封的不可一世的大师。而与其说中国现在的大学是现代意义的大学，还不如说更像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里面由一个个大搞个人崇拜的酋长和自己所繁殖的学生所构成的一个个有“拟血缘”关系的部落，为名利相互争斗和撕咬，我们更多看到的也是猥琐的人格，和对权力与金钱的角逐。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怎么可能过上有个性的生活呢？
所以，我始终觉得，一个真正懂得文学并为文学做出了贡献人，其实是无须由大学来证明自己的。可尽管如此，我还是暗自为蔡翔感到高兴，因为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各种资源源源不断的开始向大学集中，大学对文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想，本来就身为批评家，且有着丰富的文学编辑经验的蔡翔到大学去教书，总比那些靠写部拼凑起来的文学史却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教授要好很多，也更能给学生以真正的知识。并且，蔡翔并不是个好为人师的人，这会比大学里那些动辄讲师承和谱系，一心想做鲁迅所讽刺过的“鸟导师”的原始部落的酋长们，更能给学生带来一种自由和平等的精神，而这正是真正的文学和学术所追求的东西。
就这样，由《上海文学》而上海大学，伴随这一字之差，蔡翔变成了教授。而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变成了更多的是在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所谈论的话题也不再是我的小说或者时下文学的动态，而是学术的新变，学者的动向。而我发现，蔡翔在经常对人微笑之余，脖子上也忽然间出现了一个棒球运动员常戴的钛做的项圈。据说这种项圈对治疗颈椎病有奇效。我也曾戴过一段时间，但老是觉得有一种束缚感，就扔掉了。但他始终戴在脖子上。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学里繁杂的学术考评制度让蔡翔的颈椎感到难以负荷？
从我认识蔡翔到现在，不知不觉，十年就这么过去了。上个月，《上海文学》杂志社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希望大家为杂志的发展献计献策，我恰好和蔡翔坐到了一起。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谈了自己的想法，希望《上海文学》以后能多发点好的具有艺术探索精神的小说，少发一点大学教授写的大而无当的学术八股文。不料，蔡翔听了我的话，忽然间激动起来，他立即指出，《上海文学》的理论文章一直很受文学界和学术界重视。为了说服我，他还拿出了大学里目前最流行的文章的引用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我这才反应过来，身为批评家的蔡翔在《上海文学》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理论组工作，《上海文学》的批评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自然有他的血汗在里面。我忙向他解释，我和他的观点并不矛盾，我的意思是《上海文学》的小说一样曾像它的批评一样影响巨大，我只不过希望它继续像过去那样产生影响而已。
他这才转过神来，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观点。
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那个曾经的我熟悉的蔡翔又回来了。他说话还是那样直接，不含糊，见到人时并不勉强作出各种微笑，这种挂在脸上的微笑常让人觉得有点“坏”，而实际上，蔡翔并不是个多么“坏”的人，他是个严肃的人，这只要看他每次在会议上认真的发言就可看出。他也并不擅长和喜欢对人微笑，因为，每当会议间隙，在人们的喧声中，我总是能看到他悄悄地一个人走到一边抽烟，而这也许是他最轻松的时候。
甚至，我觉得，他还是个腼腆的人。而这种腼腆我相信只有他和与他相交甚深的人才知道。前些天，他应邀来同济中文系参加一次会议，我告诉他，我很想看看他最近写的东西时，他又是像多年前那样对我说是写着玩的，没什么意思。但这次，我没有当真，直到被我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才把0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的《何谓文学本身》送给我。而从书中那一篇篇带有强烈的自我解剖色彩的坦诚的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里，我再一次感觉到了那个曾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蔡翔的“本身”，那个对文学有梦想和热忱的人。
2008-9-28于五角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