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可以概括为：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

——桑玉成

我们之所以经常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文明的时代”类似这样的话语，主要是表明，人类经过千百年来的社会实践，创造并累积了许许多多的能够满足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形的以及无形的知识成果。正如我们体验到的，那方便快捷的交通通讯，那神奇莫测的生物技术，那精湛高效的生产工具，等等等等，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如此大的影响。这要归功于人类物质文明的成果。

同样，我们也注意到，在人类的政治生活方面，尽管没有像物质文明那样进展的如此之快、“成果”如此之彰显，但是也不完全是无所作为。正是人类在政治领域里创造的种种文明之成果，使人类解决了许许多多的政治难题，使人类维持了一个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好的政治秩序，从而使人类追求美好政治生活的愿望逐步逐步地成为现实。

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断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意思是说，人是天生离不开政治生活的。就拿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一个人呱呱落地，他就开始了他成为一个社会人的过程：他要去登记户籍，由此他获得了国民的身份，于是他就开始接受政府的管辖，享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并须履行其作为一个国民的义务。同时，作为社会的一员，他具有了占有社会公共资源的一份权利。

但是，由于社会公共资源稀缺性的特征，也由于人类本性等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就始终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这是人类政治生活固有的困境之所在。如何解决人类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如何使所有的人在社会生活中都能够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就成了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根本要义。

作为对人类美好政治生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大思想家，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探求过他们的政治理想。柏拉图以其“知识即美德”的命题作为出发点，以正义作为一条基本的主线，描述了他的“理想国”。他希望用正义作为一个理想政治生活的灵魂，通过良好的教育来改造并抑制人的不良本性，以构筑一个以正义为轴心的理想社会。亚里士多德则使用了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善。在他看来，国家是由人所组成的，因此，通过个人之善，可以推及国家之善，国家的根本宗旨就是维持社会之善，国家是“最高的善业”。为此，亚里士多德力主通过良好的政治制度，来推进国家的善业。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的思想家，他认为一个理想的政府应该是“能使人民变成最道德的、最明智的、最富有学识的、最好的人民”的政府。这种价值取向代表了很多思想家关于理想政治生活的构想。

我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和孟子也有类似的思想主张。孔孟根据他们所谓“作之君、作之师”的政治逻辑，主张推行“仁政”，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建设方面的要求，并主张建立一种官民协调的社会关系，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各安本分，“克己复礼”，“安分守己”，从而建立一种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

如果撇开其阶级关系不论，譬如，按照我们的说法，统治者有统治者的政治理想，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政治蓝图，等等，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古代思想家们的一条主线，即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

其实，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实质也就在这里：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其本身就是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及其实践的进程。由于人类的政治生活充满着困境，所以所谓政治文明的成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人类为解决政治难题和困境而创造并积累起来的而且为人类的政治实践所证明其确有价值的一系列主张、制度和技术。通过这些主张、制度和技术，人类维持着一种良好的政治秩序。

何为政治文明？

《辞海》关于文明的解释主要有二：一说犹言文化，如古希腊文明、亚细亚文明；一说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与野蛮相对。将文明的概念用于分析人类社会，较为规范的用法见于摩尔根（1818－1881）的《古代社会》，这是他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术语。他把社会发展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认为文明时代始于表音文字的发明及文字的使用直至近代。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沿用了摩尔根的概念，认为文明社会始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在恩格斯看来，文明社会具有如下一些经济与政治的特征：如出现了金属货币从而产生了货币资本、利息和高利贷；出现了商人阶级以及城乡对立；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和抵押制；出现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的奴隶劳动；出现了以夫权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最后恩格斯说，国家的出现是文明社会的总概括。因为国家的出现，解决了人类政治生活的最为根本性的问题，即有效地将基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而形成的阶级对立的社会维持在一个秩序的范围内。根据恩格斯的分析，当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社会便分裂为矛盾和冲突不可调和的阶级。为了使这样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矛盾和冲突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这时候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来把这种矛盾和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这个力量就是国家，就是社会的公共权力。

可见，人类能够通过国家公共权力的力量，来维系社会的秩序，使社会以及人类能够在一种秩序的框架内生存下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政治困境和政治难题也不断增多，但是人类用于解决这种难题、摆脱这种困境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安排也日益发展，这就使得人类的政治文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和推进。

从现代的意义上理解政治文明，我们可以有以下三个角度：

一是，政治文明意味着一种得以产生并具有持续生命力的政治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也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当然也有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

二是，政治文明意味着社会政治领域的进步，因为所谓文明通常可以与进步同义。在这里，所谓政治进步的问题，主要是指人类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解决政治难题以及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性的程度，包括制度的发明以及技术的设计等等。

三是，政治文明更意味着政治的发展。文明本身也是一个代表着发展的概念。与经济的发展情况一样，政治也有一个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也有一个评价政治发展与不发展的指标问题。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政治发展，大致上可以有以下一些评价指标：（一），有关民主、自由、法治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已经在社会形成广泛的共识，并成为指导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二），政府结构及其功能的专门化以及政府治理社会能力的提高；（三），社会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

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

如前所说，由于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所以人类社会几乎一开始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因此，人类在很早就开始了他们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探求以及良好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的安排和设计。而且人类政治实践也表明，早期的很多政治主张和政治设计对于人类以后的政治生活确实也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影响。

但是，以民主政权为核心的现代政治文明的源起，根据我的理解，是从十三世纪开始的。具体来说，就是英国1215年的“大宪章”。

英国的政治发展史是非常富有特色的。在英国，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或者准确地说没有一部被称为“宪法”的宪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就没有宪政制度。恰恰相反，英国是现代宪政制度的发源地，也就是说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发源地。现代人类政治生活中的许多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如议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政党制度、文官制度、军事制度、警察制度等等，几乎都可以说是在英国首先开始发端的。

构成英国现代宪政制度的，是其长期的政治生活中创造并积累下来的惯例和具有法律意义的文本。“大宪章”就是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例，因为它开创了人类政治生活的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先例。

所谓“大宪章”，是英国贵族代表胁迫英王约翰签署的一个文件的名称。当时的情况是：诺曼王朝的无地王约翰因干涉教会选举、侵占附庸土地、干预领主法庭、滥征苛捐杂税以及对外征战失利等极为糟糕的政治败绩，引起了一些既得利益者的不满。特别是，上述政治败绩直接影响到了贵族的直接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领主、教士、骑士以及城市市民就联合起草了一个“大宪章”，迫使约翰王签字。“大宪章”洋洋63条，主要条款的精神是：教会的自由不受侵犯；保障领主和骑士的采邑继承权，不得征收额外继承税或其他贡金、代役税；尊重领主法庭的管辖权，国王官吏不得任意受理诉讼、不得任意逮捕、监禁自由民，等等。如果进一步高度概括的话，上述精神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国王的财权和人权。由于约翰王当时迫于内政外交特别是财政上的困难，最后不得不在这个文本上签了字。这个“大宪章”后来几经废弃几经颁行，直至到17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给予其新的解释，以此作为建立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重要依据。

“大宪章”在现代政治文明进程中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通过立法来限制王权的政治先例，由此拉出了作为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关于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一条主线。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国家经历了一个君主专制主义的时代，但是对绝对君主的权力给予法律上的限制，应该说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成果。正是有了这样的开端，就决定了从此以后的英国的政治发展走向。到了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最后奠定了英国立宪君主制的基础。又通过以后多年的政治实践，议会逐步逐步地将国王的权力限制到了“0”为止，使英国的国王纯粹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职位，用恩格斯的话说，从此以后的国王就成了一个叫做“统而不治”、“理朝不理政”的政治人物。

由于国王退出了实际的政治舞台，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技术就成了政治实践的需要。于是，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文官制度等等的制度安排，就在政治实践中应运而生，现代政治文明就这样逐步地发展起来。

政治文明演进的一般走向

政治文明的概念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种走向。总体上来说，政治文明的发展使得人类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平和、越来越合理、越来越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也越来越有利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

从政治文明演进的一般走向来看，我们注意到有以下一些主要的特征：

第一，从暴力政治走向协商政治。尽管暴力是政治的最后手段，但是非暴力的政治应该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就是说，一种持续稳定的统治秩序一定是基于权利与义务关系上的秩序，而不是基于暴力的政治。因此，现代政治文明注重以协商政治为导向，通过谈判、妥协、让步来获得政治问题上的共识和认同。

第二，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传统的政治以权力为导向，政治活动的主要领域几乎都是围绕权力的问题而展开的。随着政治文明的发展，权力政治的倾向逐步为权利政治所取代。我们说政治文明的发展有一条关于平衡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主线，反映的就是这方面的变迁。现代政治文明往往以权利为政治的核心，权力服从权利，权力保障权利，权利制约权力，权利是权力的目的，如此等等。

第三，从无序政治走向有序政治。政治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制度化、政治秩序化的进程。现代政治文明结束了过去那种政治生活的变幻无常、随心所欲以及动荡不安、政权不稳的时代，建立了一整套保证政治稳定的制度规则和行为规则，从而使政权的交替、政策的变革等等，都能够在一种既定秩序下进行。

第四，从垂直政治走向平面政治。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垂直的权力关系，而现代政治文明条件下权力的关系实现了分散化、平面化。如地方自治政府的建立，政府、非政府以及公民的“多中心治道”，官民的协同治理等等，都体现了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取向。现代政治文明既注重公民的权利，也注重公民的责任，强调政府与公民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共同责任和共同利益。

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结构

就其包含的基本内容来看，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结构应该包括如下内容：

一是价值取向。政治发展中的价值取向问题，反映的是人类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期望和向往。确立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追求政治的价值观，是古希腊思想家的传统。柏拉图的“正义”与亚里士多德的“善”，对人类的政治生活都带来了重要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关于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等等的政治价值观，至今依然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生活。

二是制度设计。解决人类政治问题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所谓制度安排。人类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把人类的政治活动规范在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实现了政治的稳定性。应该说，制度文明也是古希腊政治学说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就通过对众多城邦制度的研究，提出了政治学术正是要解决一定的政治制度如何适合一定的人民的问题。这种注重制度的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沿袭下来，以至于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是认为，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三是观念形态。现代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把政治文化视为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的问题，因而非常注重这种政治文化对于政治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政治的观念形态对于一国政治的发展确实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现代政治文明的条件下，现代政治观念通过其普识化、世俗化的途径广为流传，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政治行为。

四是治理技术。有效地治理社会、治理人民，同样需要技术手段。事实上，政治领域的很多问题，既有价值取向的问题，又有政治技术的问题。譬如说，关于治理腐败的问题，无论是防止腐败还是抑制腐败抑或纠正腐败，占主导性的问题当属技术问题。随着政治文明的推进，人类在解决政治问题方面的技术也在不断地得到发展。

现代政治文明演进的启示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想进一步概括一下政治文明所要解决的几个基本问题，即：一是努力将人类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付诸实践；二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提高非暴力状态下解决政治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三是使所有社会成员在一种文明祥和的政治状态下各得其所，互爱互信，共存共荣。

应该说，一种文明的政治是现代社会正常发展的基础，更是社会成员对于美好政治生活的期待。但是，与物质文明的成果一样，一国的政治文明也需要不断地建设和推进。纵观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政治文明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说，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比物质文明的发展缓慢得多。如果把“大宪章”作为现代英国宪政制度的开端，那么从“大宪章”到英国宪政制度的最后确立，经历了大约500年的时间。再如，作为现代政治文明重要成果的文官制度，在英国是其资产阶级统治一个半世纪、在美国是其独立以后近100年以后才得以确立的。再譬如，民主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政治理想，但是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民主的政治还没有在实际上成为人类普遍的政治形式。这都表明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政治文明的演进本身是需要过程的。

第二，政治发展的生态环境在政治文明建设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经典性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分析了一国的地理、气候、地形等自然环境以及习俗、惯例、宗教、生活方式等等人文环境对于一国政治和法律的影响机制，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的确，政治是由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决定政治模式的最为直接的因素，而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生活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影响。这或许是能够说明不同国家政治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有助于推进政治文明的发展。一定生态环境因素决定制约政治文明发展的命题并不否认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性以及普世性。事实上，由于人在很多方面的共同性以及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人类政治文明成果中带有共同性的因素日益增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其发展中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作为，指出“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他们曾经还说，无产阶级的政权可以利用资产阶级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列宁后来也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政治形式，如代议制度，他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像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

人类政治生活以及关于美好政治生活的理想有共同性，这是借鉴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推进一国政治建设的基础。即使是一些注意到政治文明建设中生态环境因素的思想家，也并没有否认政治借鉴的可能性。英国的思想家密尔，在讨论政治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时指出，一种政治模式需要满足一定的环境条件，这是具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他用“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作喻，说“水车是做成的而不是长成的”，意在说明，人类在借鉴政治文明成果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而且人类的政治实践也表明，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来推进一国的政治建设，是可以有所成就的。

讲演者小传

桑玉成

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4月生，江苏张家港市人。198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主任。兼任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上海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发表论文《经济发展之政治观》、《论政府管理的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廉价政府：一种新的廉政观》、《论政府成本意识的确立及其意义》等150多篇，出版著作《世界走向新秩序》、《自治政治》、《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等20多部（含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