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先生百岁冥寿有感──

一怒而天下安、对民族贡献的肯定

这是我在1998年蒋经国先生逝世十周年发表过的文字，台、港两地均有刊载。现在蒋先生百岁生辰，国民党中央要大事纪念。蒋历四十年为台湾，生而劳苦，死无余财。提倡中国现代化当然不是他，但在他的管治下实践现代化而又及身能成功，却是民族的第一人，应是平情之论。

记忆中的经国先生

1998年1月8日

写威权人物很难下笔，除非别具用心，要达到某种目的：为了目的，就无所谓客观的论断，以成见做素材，达到塑造的形象，美化或丑化，悉随作者；与真实的人物，可能相差很远。否则，就有很多顾忌，但此中仍有差异，民主先进国家的公众人物，除毁谤或人身攻击外，在言论自由下，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或对他的批评，不受法律保护：这种具体的规范，还不致太难下笔。

在威权时代的中国作家，无论大陆或台湾，会成动辄得咎。正如卜少夫先生当年写「蒋经国的浮雕」时说：「不管说善说恶，道是道非，为了个人着想，都有损无益。」大陆地区的威权人物可捧不可议，如果可议的，他已不威权了。

经国先生逝世十周年了，随着民主开放失序，即使活着的威权人物，却处于威权扫地的年代，更不必说已去世的人物了。听说台湾某宪兵驻部，有一个「总统连」，原来各地拆下的、涂污的、砍下头部的蒋公铜像，约有一连人数，所以叫做「总统连」，闻之令人感慨。上一个月，我有一次向历史学家李定一老师请教：以史家对蒋老先生评价，他对国家民族的功罪而言，其盖棺论定将是怎样？我是他的学生，他不论在课堂上或私叙下，都曾批评过蒋先生的，而当年蒋公尚健在。他说：「如以功罪论，要看站在什么人立场说，中共的立场，反蒋的立场当然数他的罪：站在真正的国民党立场，当然说他的功。如果历史学家站在民族的立场，蒋先生是个民族英雄，是无可怀疑的。」

今天台湾以打倒威权人物为快意，而真正去了解其生平事迹者甚少，这是矫枉过正之弊。过去香港有一位专写历史小说的南宫博，对历史人物每凭想象，在他写「李清照」时，惹火了作家谢冰莹，谢老师在一篇文章说他的笔下，中国历史上的女人「有妇皆荡，无女不淫」。今天台湾的舆论界，似乎对政治人物「有官皆贪，无权不争」，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对一些有守有为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公平的。特别在经国先生时代，以今日台湾的现象和政治人物，来忖测当年的历史人物，就更加不公平了。

经国先生的评价，在这个威权扫地的年代，随着时间的飞逝，光环早已黯淡。挑剔他的不是处，要远比肯定他的要好，起码「符合时代的脉动」。今日政治人物之非，度之当年经国先生亦复如是，理由很简单，他们同是一类人物嘛。殊不知大儒崔述说：「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而其人终不自知也。」可谓一针见血之言。我们看到今日台湾的乱象，为什么我们不去思索十年前在他领导下的国家、社会，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这和他的领导方式没有关系吗？这几年我们的外汇存底减少了，不好意思和大陆相比，但前几年我们说到「台湾经济奇迹」、「台湾经验」、「外汇存底仅次于日本」等豪语时，又和他十大建设和政策没有奠基的关系吗？

政治人物是善变的，正如植物「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味实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我们为什么想不到：「民犹是也，官犹是也，十年前之廉吏良民，今之为贪官暴民，所以变者何，经国先生不在也。」经国先生是人不是神，他无法预知未来，但他在，由于没有纵容部下，尊重制度，尤对贪污枉法痛恨，起了上行下效的作用，遂能「贪夫廉，顽夫立」，这种「君子德风，小人德草」成了风吹草偃的效应。也有人说他「天威莫测」，然而，一个领导人物不讲求政治手腕？用人艺术吗？记得萨孟武老师在「政治学」讲课时说：「政治人物分几种：有学有术，兴世之人，周公之流；有学无术，乱国之人，王安石之流；无学有术，安国之人，寇准之流；无学无术，亡国之人，贾似道之流。」如果政治家不为一己私心，为国家讲权术权变，使能驭下治国，是应该允许的，除非这种权谋术数乃为己谋，又当别论。我今天为经国先生讲些公道话，正如卜少夫所说：「为了个人着想，都是有损无益的。」我不是他的学生或部下，更无任何利益可言，是「有损无益」的，只是对历史人物的良知论断。

美国和中共建交，是经国先生出任总统一年半后的事，断交消息接到以后，国民党中常会紧急召开，陈建中认为可以联俄反制，振振有词；但经国先生听完后并不征询，严词谴责陈的胡涂，足以摇动国本。这是他果断之处，如果陈的提议交众聚议，在这关键性时刻，正是足以摇动国本、人心。这是「一怒而天下安」最好的诠释，如果一怒而天下笑或天下乱，则经国先生亦不足观了。「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而消弭战祸于无形，经国先生一言而定。「台湾经济奇迹」，是在中美断交后才发展出来的。他举重若轻，只是举一反三而已。经国先生在追随者眼中，是「望之俨然」的。政治人物的笑容，我们在荧光幕上或报刊上看到的「政治笑」，真教人叹为观止，尤以近年台湾政坛之笑，看了很不舒服。有狞笑、干笑、谄笑、奸笑、会心微笑、皮笑肉不笑。似乎没有一个像经国先生那种开怀的大笑，天真烂漫的笑。他的哀戚，同样纯真令人动容，守孝期间的神形。「生子当如孙仲谋」，曹孟德论英雄耳：如论世之失者孝，今人应起「生子当如蒋经国」而无憾。

余生也晚，我做学生的时代，参加救国团的课外活动，蒋经国已不任救国团的主任了；但救国团举办首届的「岁寒三友会」（集合二十九所大专院校出版社负责人的出版训练活动），由于担任该会总编辑（选出）的关系，成为经国先生来会演讲的记录者。那一天他穿着西装来，神情愉快，他虽然说着不纯正的国语，但很清楚，说了许多小故事，都能娓娓动听，讲题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出自论语句），内容紧扣题目来发挥。他是个杰出的演讲者。演讲完毕，他走下讲台，和我握手并道谢，同学们鼓掌送他，走出室外，许多摄影记者为他拍照，他转过身来，特别和我合照了一幅，以后他又将这合照寄来。这是我唯一的和他仅存的照片，他灿烂的笑容，至今犹历历在目。「岁寒三友会」结束以后，救国团尚有两次请我到总部去，再听录音，从事做校正的工作。如果他的言论集有这一篇，我应是初稿的记录人，但我未及见，因毕业后便长居外地。

台大毕业以后，我到加拿大读书，历十一年以后，我才首次返国，当时经国先生已出任行政院院长了。以后我差不多每年都回台一次自费参加双十庆典，多次出席院长招待的茶会，都在人潮汹涌下打个照面而已。只有一次可记：由于我和一位香港校友陆永权兄，在茶会前还在室外抽烟，转身间，忽然见到他率众已到了面前，他笑容满面问我们从那里来，我们各道地点。他却继续问下去：「香港的情况怎样？」陆兄答：「不好。」院长收了笑容：「怎样不好？」陆说：「组织涣散，以致同志向心力不够。」经国先生正想再问下去，侍从已插口：「请院长进去，茶会时间到了。」他只可说：「我们以后再谈。」这段过程，我曾在香港星岛日报我的专栏连载：「风雨江湖三十年」写出，以致国民党香港总支部找陆兄去问话。

经国先生首次当选总统，就职的时候，我和加拿大两位同志，专程返国出席这个典礼，由于归国的侨胞很多，只有团长才安排进入会场，我们三人只是尽点心意回去，没有请托安排、因此望门兴叹。号召归国侨胞参加典礼的侨委会，和主理就职庆典的负责单位，并未做妥善的安排，却把不能进入会场（国父纪念馆）的侨胞，安排参观石门水库，失去参与庆典的原意。应安排比较大的场所，如仍不能全部容纳，即使在就职会场前的空地，搭个现场转播的银幕，使迢迢千里来参加历史一刻的侨众，也算是得偿心愿，今竟安排参观石门水库，意义全失。许多侨众（大部份不能入）大表不满，拒绝到石门水库去，大家留在旅馆看现场转播。主办者真属人头猪脑，起经国先生而问，恐怕他也以为憾事。

十年的风雨灵旗，江山俎豆。经国先生历尽人间惨痛，而终于能承先启后，做了许多福国利民的事功。然而，十年以后的台湾，无论国家的认向、同志的向心力、社会的现象，已不复旧观。如经国先生英灵不灭，同感凄然；其最不堪者，以他纯孝之人，看到今日之小儒暴民，对其父亲之侮辱，尤恐椎心泣血。我们今天纪念经国先生逝世十周年，在这威权扫地的时代，尚何忍以春秋责备贤者之笔，攻击已历尘世煎熬数十寒暑的不幸人。

经国先生音容宛在。

我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