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46 次 更新时间:2009-03-28 13: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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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 (进入专栏)  

  

  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最紧要的是自救,每个人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换句话说,每个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国家。

  

  作者:熊培云,资深媒体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义情绪可以卖钱。13年后,一本《中国不高兴》出版,据说这是上一堆情绪的“升级版”。

  

  该书高呼中国要“持剑经商”,与西方“有条件的决裂”,面对外部的“欺压凌辱”,中国要有改造世界体系、领导世界的雄心,要明确“惩罚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国内精英:龙永图、厉以宁、林毅夫、樊纲、钱钟书、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妇……从经济界到文化界,从官员到知识分子,都成为“中国不高兴”的对象。

  

  新加坡《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就此撰文,“以情绪化的对抗姿态作为卖点,这在书名中尤其一览无遗。所谓‘不高兴’就是情绪用语,而非理性措辞。实际上,这些年来每当中国社会高调张扬民族主义时,晃出来的往往不是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民族主义情绪。”

  

  哲学家萨特说过:“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不过,如果这堆激情被策划、被煽动,恐怕就很有用了。这本书里的许多极端观点被媒体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的结果是:中国不高兴,但是写这书的人与出版商却很高兴。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着

  

  有趣的是书的封面竟然写着“为国直言,替天行道”。想想宋江当年“替天行道为招安”,想想洪秀全从金田村杀到九江然后东进南京称帝,再为争帝位几位天王互相杀,我本以为那种以“替天行道”为名、以“替天行房”为实的年代已经翻过去了,谁知这几个字如今还是被人拿来当作封面女郎招揽顾客。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着———比如前不久落马的周久耕便说官方不让房子降价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而现在,中国人的情绪也要被人代表了。众所周知,中国本无情绪,有情绪的只是中国人,而且人们情绪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高兴”远不如“我不高兴”来得真切与诚恳。

  

  既然如此,你几个人高兴不高兴,那是你们自己的自由,何苦要拉上整个中国?陆游当年写《书愤》,“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其所表达的都是内心的真实感受,对北伐的渴望,而现在的“中国不高兴”,却是几个日日夜夜享受着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人不眠不休策划出来的。

  

  是做时代进步的生意,还是做时代退步的生意?是促进人类和解、共享文明成果,还是煽动极端民族情绪,发“未来的国难财”?相信许多读者心中都有定论。无利不起早,就生意论,在推销思想上商人有时候的确会比哲学家更有热情。

  

  如罗伯特•达恩顿在《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一书中介绍,在18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往往有十个更天才的书商在忙碌。像《百科全书》这样一部象征着整个启蒙运动的时代之书,最初就是在一个书商提议下上马的。

  

  “启蒙运动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罗,而是那位叫庞库克的书商,一位巴尔扎克式的资产阶级英雄。这位18世纪的法国红顶商人,一边和哲学家们称兄道弟,一边想方设法在政界寻找保护伞。

  

  从庞库克到狄德罗,这些人之所以能为时人与今人津津乐道,显然在于他们做了一桩促进时代进步的生意,而不是策划一堆无用甚至有害的激情,从中牟取蝇头小利。

  

  

  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

  

  粗看“不高兴”,也的确是一堆情绪,更谈不上什么思想原创。“不高兴学者”说,“我们中国需要一群英雄,一个真正的英雄集团。多少人我不知道,总之人数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两人就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英雄集团带领我们这个民族,完成在这个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资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务。我们要有制度建设,也要有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就是我说的尚武精神。”这些“绕口令思想”基本上语无伦次了。

  

  显然,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英雄集团”,不是找几个李连杰来做CEO,而是在一个更开放的环境下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见解,能够人尽其才,能够在他们拥抱世界时不被“英雄集团”的推崇者们动辄列上“汉奸排行榜”。更何况,如果只靠着“英雄集团”来为中华文明延续香火,万一遇到小说里那种“有精英,无精子”的尴尬,中国将如何是好?

  

  至于尚武的精神,早在上世纪初胡适等先贤就已经讨论得很透彻,一方面,中国要以一种开放的精神学习借鉴西方的文化、科技与制度,另一方面,他们也意识到长期以来中国“学得了西方的文明,却学不了西方的野蛮”,而这里的“西方的野蛮”,即尚武精神。所以胡适他们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一种“有兵的文化”。

  

  然而,面对时代的困顿时,胡适那一代知识分子更多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拿“帝国主义”当作本国政治或者文化一无所成、一塌糊涂的替罪羊与遮羞布,更不会言必称“决裂”,在嘴巴上做“救世主”,解放全人类,除暴安良。在他们看来,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最紧要的是自救,每个人争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换句话说,每个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国家。

  

  好在,《中国不高兴》的五个人虽然毫不犹豫地代表中国人“不高兴”了一回,但实际上他们还不能代表中国知识分子,更不能代表中国的全部。

  

  

  原载《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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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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