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说，“Lavieestbelle.（生活是美好的）。”我也时常这样认为。当才子佳人为自己总做一些拿不出手的“坏梦”而懊恼不已时，我却只有庆幸的分。在大多时候，我做的都是一些美梦，一些启发创造的梦，以至于我在上大学之时情不自禁，发出“一夜无梦，无异于小死一回”的感慨。
然而，生活并非只有美梦。自从知道老家的古树被人拐卖之后，我也做了一些不好的梦，伤感的梦。比如，就在上一篇专栏文章在《南方都市报》发表后的转天中午，我安静地躺在沙发上，伴随着《乱世佳人》的主题曲“Myowntruelove”入睡，又做了一个噩梦：
我开车回了乡下，载着几位村民到附近的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我看到许多无根无顶的枯树正被装上一辆大卡车。突然，有一位村民对我说，那是你家的枣树。我听后一惊，便想去问个究竟，然而怎么也追不上那辆车了。只见那车不顾一切冲向高地，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一向轻灵的双脚也像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举步维艰。待终于走上山坡，但见坡上有家锯木场，询问店主，店主自称也不知道车子开到哪去了……在梦里，我拼命地想找回那棵树，然而，一切无济于事，竟至哭醒。
我时常想，假如我是一位电影导演，一定会拍这样一部电影，讲述一个像我这样的游子，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徒劳无功地寻找一棵原本属于自己故乡与童年的树。而且，我有一种奢望，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一定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这个时代真切的风貌，见证或者记录无数生息其中的伤痛心灵。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留意到，在我上述的梦里有两棵树的影子。一棵是前文提到的立于村南晒场上的被人拐卖的古树，它高大挺拔；另一棵则是我自家门前的枣树，两种意象糅合在一起，成就了一个有根有据的梦里故事。所谓“有根有据”，是因为它们或多或少与我年少时的生活经验与今日感受有关。
就像革命时期的电影《小兵张嘎》所描述的，乡下的男孩子们最喜欢且最擅长的户外运动就是爬树。记得我有一些朋友，谈到自己做的噩梦时总免不了有“从树上掉下来”的情节，而我却是不劳做梦，便在大白天里直接掉下树来。在我记忆中，两次危险都发生在夏天，这是一个采摘的季节：一次是在摘桑葚时，不留神从一棵桑树上掉下，好在肚皮有阻力，当时只掉到了一半，就被树枝挡住了；另一次则是站在自家高高的枣树枝上，就在我划船一般摇向树梢之末，去摘那些熟得发裂的枣子时，谁知这树枝不堪承受，放低身段反抗，将我甩到了邻家的瓦屋顶上，让我做了一回“屋顶上的骑兵”。
可怜这些桑树与枣树，因了几年前的移民建镇，村庄被整体性搬迁的缘故，从此被村民疏远。当村民们将原来的宅基地还给了大自然，这些树很快被野草吞噬，没两年便枯死了。必须承认，对我而言，由于桑树离旧宅较远，所以几乎没有什么刻骨铭心的记忆，倒是自家门前的这棵枣树，曾经朝夕相处，一直留在了我的内心深处。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曾经发表过一篇纪念祖母的短文。这篇简略的“墓畔回忆录”，叙述了祖母与枣树的故事，以及即将影响我一生的十七岁那年的成长。以下是旧时的文章摘录：
A.岁月悠悠，往事如昨，转眼间大学快毕业了。四年来，每当我在校园里低眉垂首，爱得忧郁、想得惆怅时，我总会想起我的祖母。无论我漂泊到哪里，只要想到她，我就不会寂寞无援，就不会在现实的羁绊间踌躇不前。
B.祖母是患了场急病死的，前一天祖母对父亲说肚子不舒服，父亲没大在意，抑或因为家境并不宽裕，心想人老了总会有些不适的。祖母淡淡地叹了口气，似乎也没放在心上。然而第二天，祖母的病情急转直下，当附近的乡村医生束手无策时，父亲已经慌了手脚。我这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祖母临终时的情形，和半路上我可怜的父亲叫天无力的绝望与苦痛。
C.那一年，我隔绝了所有的朋友。对自己严格到残酷的地步，我只许努力学习，不能有半点偷懒与欢娱。上完晚自习，我甚至会爬上教学楼的楼顶，在黑漆漆的夜幕里朝着生养我的村庄跪拜，为我死去的祖母默哀，并藉此鞭策自己负重前行，使受伤负罪的心有所慰安。
徐志摩说：“所以不曾经历过精神或心灵的大变的人们，只是在生命的户外徘徊，也许偶尔猜想到几分墙内的动静，但总是浮的浅的，不切实的，甚至是完全隔膜的。”此时我才明白其中的深意。在人生或许空虚的幻梦中，祖母的死，毕竟是陡起的奇峰，开始激励我这彷徨者，使我渐渐感悟到一些幻里的真、虚里的实，并在这片痛苦而宁静的天空底下，穿越人生的浮华和肤浅，开始我真正生命的历程。
D.一年后，我如愿以偿，考取了南开大学。泪水流尽，该笑一笑了。临行时，父亲开玩笑问我是否要坐飞机，我说不用了。我知道，我已在凌云的高度为这颗心遨游了一年。我没有丝毫疲倦，我的灵魂因欣悦而歌唱。当我重新走进村后的山林，看四野漂流的浮云想同一天空底下的人们，我再次跪倒在祖母的坟前。这里青草爬满已如片片云衣，已是我的精神家园，而有人间的一份真情，便有我一生刻骨铭心的追求。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亲爱的读者，我不能说上面寥寥几段的文字能准确反映我在乡村时寂寞而清贫的生活，但它的确真切地记载了我的一段心路历程。在那个动荡的、高唱《驿动的心》的年代里，我其时内心所受的煎熬，事实上远甚于此。感谢生活，这段痛苦的经历没有擦去我内心的明亮与自由，而是让我真切地体悟了底层社会的艰辛、奋进与担当，并因此视同时代的所有奋斗者若当年之我，心怀宽容与慈悲，理解他们的成就与挫折。
我的祖母被葬这个村庄的古树底下，这里算是村庄的“公墓”了。相较大而无当的城市而言，乡村世界的一个美好就在于“祖坟偎依着村庄”。站在自家屋顶上，你可以看到这里的一切生命，以及他们的归宿。事实上，这也是当年我时常在巴黎城内的几个墓地里徜徉留连，久久不愿离去之原因所在。巴黎不仅让我体验了穿越千年时光的城市之美，也让我看到了“祖坟偎依着村庄”的乡村之美、人道之美。
如作家马尔罗所说，真正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没有时间去闹革命，他们的一生都在忙于修建图书馆或者公墓。若干年后，在我真如祖母所愿，有了一些出息时，我曾经多次想过为祖母修一座坟，竖一块墓碑，然而，每到具体行动之时，总又少了些动力。这自然不是受制于我的懒惰，而是因为我在乡村的一些所见所闻。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周围墓碑随处可见。只是，它们多半不是立在坟地上，而是被一些农民就地取材，或被支在水塘里用来洗衣服，或被当作建材成为某个猪栏的一部分———如此光景，甚至不若“无花无酒锄作田”。而这种身不由己，对未来的不安，在我读到杨继绳先生《墓碑》一书时，更是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在《墓碑》的序言中，杨先生深情地谈到自己的父亲，“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我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我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乡村兴起了“为先人修建墓碑的风气”，他也一直想给自己的父亲立一块墓碑，然而每当想起家乡1958年以来的那些墓碑的命运，杨先生免不了打退堂鼓：“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与其如此，不如在心里为先人立碑，“至少它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如果它能被诉诸文字，当然更好———“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原谅我在这里连篇累牍地引用了自己过去的几段文字。透过它，您也许已经支离破碎地了解到我，一个生长于乡村的平凡生命，如何因为年少之时的家庭变故，完成了自己鲜为人知的成年礼，如何因为担起一户贫穷人家的责任，从寂寞而自在的乡村遁入城市。而这也是我接下来要重点叙述的章节，从“万物生长”转向“出乡村记”。我将要与诸位一起见证的是，近三十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乡民，各自通过怎样的方式离开他们爱恨交加的乡土，留下了这个偶尔喧哗、时常空空荡荡的村庄。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