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英杰会议中心新闻发布厅，“第三届北大民盟高教论坛－大学精神”上的即兴发言。

很高兴来参加大学精神的研讨会。其实我不是研究大学精神的，所以在陈平原教授之后再来谈是有压力的。我先愿意做一个声明，刚才他说民间传说北大在成果评审方面的故事，实际上这个传说的来源就是我。是有这么回事儿，不是完全没有。我是人文学部的学术委员，所以我们人文学部在开会的时候确实曾经议论过这个事儿，就是两个人同样写一本书，一个人拿了课题，一个人没拿，当然没拿的人应该放在前面。这个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所以并非完全空穴来凤。我的意思是说北大还是不一样的，至少我们人文学部学术委员是赞同这一点的，尽管这一点没有形成条文，学术委员们是有这个看法的，所以并不是美好的空想。

今天我来讲大学精神，只是补充一个看法。我本来想题目叫《尚未完成的中国大学精神》，就是说中国大学精神是没有完成的。刚才陈老师讲得很好，西方大学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他们已经很成熟了。而中国大学的构造只有一百年，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搞？有许多疑惑。我愿意讲中国大学精神的两个思想来源，许多疑惑也是根源于这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当然是来自西方。就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直接来自于西方的大学，但是我们始终忽略了西方大学的背景，它背后的历史传统。比如说，这个大学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不是两千年以前就有呢？为什么不是三千年以前就有呢？为什么希腊罗马时期没有呢，一直到中世纪才出现大学呢？这里要谈的就是大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大学早期是一种行会。早年大学是教师组成的行会，或者是学生组成的行会，或者是师生共同组成的行会，这个行会就是我们讲的社会，society，译成“社会”也怪怪的。中国古代没有这个玩艺儿。它是政府权力之外的东西，它是独立的地带。大学在中世纪出现的时候，它钻了教权和王权的空子，在教权与王权相争的缝隙中争得了自己的空间，像所有行会一样，变成了第三种力量。今天我们弘扬所谓公共空间、公共话语，把它们看成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其实大学是天然地代表了第三种力量，它既不屈服于教权，也不屈服于王权，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所以，从大学的起源来看它首先是一个自主、自足、自治的组织，这点要搞清楚。这显然是我们今天中国的大学很难做到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大学从其本来意义上是有这套东西的。

西方的大学还有一个历史背景值得提一提，就是要研究学术。学术有两类，一类是有用之学，一类是无用之学。从希腊以来的传统认为，学术的本质是无用之学，是没有用的。近代以来学术变成有用之学了，政府也关注，当然政府关注是很晚的，十八、十九世纪以后才开始。商人阶层很欢迎，新兴的商人阶层、资本家很欢迎，因为大学里面的科技成份是有用的，可以帮助经济发展等等。这样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大学里面的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这是一个问题，这在西方也是一个问题。另外，政府对于这样一个大学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支持态度？西方比较好办的是，很多大学是私立大学占优势，像美国，私立大学自己办就行了，本来你代表的就是一个自治组织。问题是公立大学怎么处理？我们知道德国大学多数是公立大学，跟我们很相似，都是教育部管的。但是他们制定了一个原则，国家有义务给钱，但是没有权利干预，因为我很大一部分是有用之学，很大一部分是为国家生产力的提高、经济发展、GDP提高是有用的，因此你有义务给我钱。但是大学作为最高的学术权威场所，它的东西是很高级的，一般人搞不明白，所以你没有干预的权利，只有给钱的义务，你必须给钱，但不能管它。这点在西方大学里基本上奠定了这样的基础。

在我看来，这两点来自西方大学的精神资源我们现在吸收得远远不够。今天我们讲自由、民主、科学都是在诉诸这样一种资源，这种资源的要害其实就是大学自治、政府支持，政府给钱就行了，别的不要管，大学自己搞。

这些是我讲的中国大学的第一个思想来源，这个来源大家讲得比较多，我也不再多说了。这个思想传统一言以蔽之，就像人们说到北大传统时经常讲的，科学和民主，独立之学术、自由之思想，都是我们所需要弘扬的大学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顺便想提一下中国大学的第二个思想传统。我们讲的是中国大学，虽然大学这个东西来自西方，包括“大学”这个词也是对西文的一种翻译，实际上中国的大学也有它独特的资源，就是所谓的太学传统，这个传统具有很强的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要求。我们以北大为例，北大当时为什么能够建起来？在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氛围之中，类似于西方式的大学，能够建起来意味着什么？仔细研究就发现，它实际上迎合了中国传统对大学的期望，即使当时慈禧、光绪这样的人，也同意建立现代的大学，来替代过去的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这里包含着很强的国家主义的考虑。所以中国的大学一开始就秉承了中国传统意义上对最高人才的选拔要求，是为国家选拔人才。这一点刚才大家在讲西南联大故事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不是一个西方人能完全理解的故事。西方人觉得大学嘛，就是搞学术，你能够拯救国家之危亡当然好了，不能拯救也不是你大学应有的义务。拿破仑时代，大学生要去参战，拿破仑说我不能为了取蛋而杀了老母鸡，所以你们不能去打仗。而中国人总是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式的大学里面包含着很强的国家主义的考虑，我们现在称为爱国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反正大学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的，这个我们讲的是不少的，不过我们通常并没有把它说成是大学精神。这个现象本身倒是值得思考。

中国太学教育传统中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所谓的养成人格教育。很多教育家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以这个来说明，其实大学里要有养成人格这样一种功能。现在的大学恰恰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大学精神的时候，实际上面临一个很为难、很尴尬的处境。我愿意把这样一个处境说得再严重一些，那就是，中国的大学精神是远远未形成的，而且，究竟怎么形成现在还不知道。就是说，中国的大学目前带有严重的混合状态，一方面是高呼西方式的大学精神，可同时我们不知不觉地履行和实践着中国式的大学精神或者中国传统式的大学精神，这两种精神之间可能存在的种种冲突以及如何协调，还远远没有提成议事日程。今天我愿意借此机会把这个问题提得更加尖锐一点。

比如说，大学里关于人格养成这部分应该怎么实现？刚才有先生提到，日本人认为受了大学教育之后，人都不一样了，待人接物、处理问题都不一样了，从而这样的人值得尊敬，值得信任，可是这个目标在今天很有问题。在西方的大学里有没有这样的功能，似乎也没有这样的功能。没有说你是个大学生就需要特殊的道德要求，这是很典型的东方精神。我想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一种西方式的大学里保留东方式的教育功能，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麻烦的一个问题，在西方人那儿问题不是很大，在我们这儿问题很大，觉得你没有把一个人培养出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完人出来，那是教育的失职。可是问题是，现在的大学教育，按照西方的结构功能目标看，本来就不是培养完人的。科学科学，是分科之学，学好那一科的手艺就完了，怎么在大学里做到养成人格，培养完人，我们现在讲通识教育，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解决。

自由的学术，这是来自西方的学术精神或者科学精神。自由的学术和今天大学的世俗化有严重的冲突。今天的大学很世俗化，它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场所。西方的大学从历史来源看是独立于教权和王权之外的领地，因此仍然或多或少禀承了这个神圣的历史传统，现在的学位袍服和这个有关系。我们中国的大学教育更多的强调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现实，这里面存在着严重的冲突。要么是自由的学术，这个在理论上来讲和现实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当年的浙大校长竺可桢先生说，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才是科学精神。现在的问题是，国家要求你为国服务，我们讲心系天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是心系天下有两种系法，一个是心系眼前的天下，一个是心系更广大的天下，更广大的天下就要考虑自由的学术精神。这里面的矛盾和冲突我觉得也应该引起大学的制度设计者或者规定者们的注意。

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实际上是想把中国当代大学精神的未完成形态，和它来自东方和西方两方面的精神资源可能产生的冲突，做了一个强调。我在上半年北大校庆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把这个情况也写了一下。我的意思是，北大有一系列的未名状态，我们的校歌、校旗、校徽、校训都是处在未确定状态，这恰恰是对中国当代大学精神之未完成状态的见证。我们谈北大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折射到中国当代大学精神的很多方面。这个未完成状态究竟是好的还是坏的，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当代的大学精神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东西，包括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论坛，我认为也是这样一个大学精神建设的重要步骤。

我就先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