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盛:科学的起源:文明的差异、契约及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6 次 更新时间:2018-11-12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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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出现在希腊?以前有很多非常庸俗的看法,科学和技术不分,以为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混饭吃,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吃饭,只要吃饭就要搞科学,所以把科学看作是和人类相关的一种普遍现象。这是一种非常庸俗的、非常错误的看法。

科学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现象,它的根本的目标关乎人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存在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生存理想,有什么样的人生理想,你就会有相应的文化形式。科学是西方人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这个文化形式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只有希腊人有,别人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我们从头来追溯一下。

一、中国文明的本质

中国的文明从本质上来讲是农耕文明,中国人民本质上都是农民。农民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跟土地绑定在一起,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地方,不离开土地。这样造就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那就是以血缘家族群居的方式来过日子,标准的中国农村啊,它的村子基本上是一个姓,那个辈分排的很清楚,亲疏远近分得很清楚。

我们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这种血缘文化所弘扬的文化秩序呢,是按照辈分来排定的。中国人讲伦理学,那个“伦”就是辈分的意思。我们的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血缘文化。比如我们跟台湾同胞说,你们不要闹独立了吧,血浓于水啊。这话洋人是听不懂的,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东西,什么叫血浓于水。对于我们沉浸在血缘文化里面的中国人来说一听就明白。血缘关系不光是生物学关系,它更多的是亲情关系。血缘关系越近,亲情就越浓。血缘文化衍生的文化基因是亲情文化,所以情感是中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情至上,在情、理、法之间,情是最高的,理是其次的,法是最低的。所以我们搞法治就比较费劲。法低于理,理低于情。理最后都要诉诸于情,而那个情最终是血缘亲情。所以中国人有一种说法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整个中国人是一个大家庭,不是大家庭的肯定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肯定有二心,所以我们怎么也不能够相信外国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是与生俱来的、本能的,和那个血缘文化是有关系的。

在这种亲情文化里面蕴含了一种人性理想,刚才我讲了,我们追究文化,最终要追究到一种文化对“人”怎么看。对中国人来说什么是人?人就是有情有义的东西。人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禽兽。中国人过去认为禽兽之为禽兽就在于无情无义。所以我们经常骂这个人不是人,就说他是禽兽,衣冠禽兽。后来发现禽兽呢,也不完全是无情无义,所以我们再骂人就说是禽兽不如。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就是做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中国文化的一切训练都围绕这个目标来进行,基本方式是“礼”,礼仪、礼制、礼貌。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文化,中国是礼义之邦。

我们中国文化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我们对所有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大认同。我们崇尚变化,并不认同某个东西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原则不能够打破,因为宇宙万物就是一个生命之流,流变是宇宙的本质。只有在变之中,宇宙中万事万物才能保持活力。我们按照一种实用的、实践的和当下的原则来制定我们的行事方法,灵活机动是我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方面是以人为本、以血缘亲情为本,一方面是变通之道,我就先把中国文化的这两个特点摆出来。

二、希腊——西方文明的源头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西方,看西方的源头希腊人是怎么回事。希腊人生活的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并不很丰富,他们那个地方粮食不好种,一般是种点橄榄,榨点橄榄油,种点葡萄,酿葡萄酒。光橄榄油和葡萄酒是不够的,要通过交换,通过和近东、小亚细亚地方的人交换粮食来维持基本的生存。希腊民族本身还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所以,希腊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农业的民族,而是一个海洋型的、流动型的经商的民族,迁徙是他们的常态。

中国呢,是父母在,不远游,到处乱走的人都是可怜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那是人生最悲惨的一种状况。当然,我们今天不能这么讲了,在座的诸位都是背井离乡,除了北京同学之外,都是背井离乡来到昌平。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有多么的可怜。

但是传统社会这是可怜的。有些人离开父母到北京城做官,那是没办法,过去讲,忠孝不能两全,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即使你在皇帝旁边做到了宰相,如果你的父母去世了,你也得回家,向皇帝请假,回家去丁忧三年。当然,老了以后要告老还乡,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都是基本的价值观念。传统社会不支持在外面到处乱走,认为那不是正经人。你们一定会惊奇,晚清时候,政府要派少年到美国留学,结果学生报名的很少,根本就凑不齐那么多人,没人愿意去。那些留学生家里人压力很大,邻居都笑话他们,说他们卖儿卖女的,把儿子卖到美国去了。

三、契约文明

欧洲的早期情况就很不一样,迁徙成为一种常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同于血缘文化的地缘文化。在一个迁徙成为常态的社会里,什么东西能够构成他们的行事准则呢?这就是所谓的“契约”。所以,我们称西方文明是所谓的契约文明,契约文化。在西方,订约是个常态。在基督教世界里,也是人和神之间订约,人如果背离了这个约,上帝就要惩罚你。西方文明里面那个契约意识极其强烈,契约一旦确定,每个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契约本身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契约之上没有东西。

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就完全不一样。我们喜欢说人是至高无上的,而契约总归是人签订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觉得人之为人不是靠契约来规定的,而是靠人情来规定的。人情靠什么规定,靠你的血缘关系来规定。而西方社会里,它认为人作为人,以能够守约、守规则作为标准,因为它契约之上没有更高的东西了。一旦约大家都不承认了,那这个社会就解体了,一盘散沙。所以,中国社会表面看起来一盘散沙,那是从西方的眼光看的,是因为我们不受任何契约的制约。

我们中国人从根本上说,并不靠契约过日子,国家垮了之后,乱了之后,全回家了。我们并不害怕,国家没有了,家庭仍然可以把中国文化保存下来。比如说现在发生什么天灾人祸,学校宣布解散,学校作为一个小社会就解体了,很容易解体。一旦出了小小的灾难,大家很快就跑回家了。家庭是自己最后的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所以呢,我们对契约不是很看重。

所以,依法治国为什么那么难,这个法制建设那么难,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情社会,我们都是农民,我们不是以法来服众,我们是以情来维持社会秩序。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这是很麻烦的问题。德治其实就是以情治国,所以又依法治国又以德治国,是有矛盾没有解开的。

契约社会里面对人性是怎么理解的呢?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人就是有情有义嘛,儒家把“仁”看作是人最根本的东西。克己复礼为仁,那个“仁”是大写的人,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要追求的目标。杀身成仁,不成功便成仁,都是这个道理。那么对希腊人来讲,什么是人?这个很有意思。

契约社会里,我们知道它有个基本的预设,就是每个签约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如果你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的话,那么你签的约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能找一个小孩,说你给我签个字,上面写着欠我一万块钱,这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个小孩根本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你诱骗他签约你就是犯法的,签约是无效的。所以,在一个契约成为一个最高的文化准则的社会,它一定更强调的是签约者独立个体的自主性。所以人性对于他们来说,它首先指的是独立自主性。简单地讲就是,“自由”是人性根本的规定性。不理解自由,就不理解西方文明。如果你们学下来“西方文明通论”,还不理解“自由”两个字的话,我认为西方文明基本上就白学了。

四、自由的概念

因为中国人没有“自由”的概念,也很难理解“自由”。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网中的一员、一个节点,你的身份是根据你的社会关系来界定的,每个人都深切感觉到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没有所谓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常常逃避责任,因为我们不是自由的,当然也就没有责任。只有自由才有责任,只有一个自由民才能勇敢的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希腊人曾经嘲笑过东方人都是奴隶。幸亏希腊人不大知道中国,知道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会说中国人全是奴隶。近代中国人自己也有这样的认识,把中国人除了皇帝之后分成奴才和奴隶两种。多数是奴隶,少数是奴才。奴才和奴隶的区别就在于,奴才知道自己是奴隶,他很高兴,很愿意当这个奴隶。

所以,西方文明对自由的强调,是跟他的文化基因有关系,它和它的契约文化有关系,一个自由的人,对西方人来讲,他首先是要懂得遵守规则,而我们中国人对自由的看法走向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是说没有自由,我们觉得没有自由;第二个极端是说如果非要有自由的话,我们就认为自由就是胡来,就是不守规则,这个看法正好和希腊人的看法完全相反。希腊人讲了,自由的目的就是,认清了这个规则之后,自觉地服从这个规则,这是自由的。如果你认清了规则,你不服从他,那当然不是自由,比如你为了蝇头小利,违反更大的人性原则,这毫无自由可言。

我觉得对自由的理解,是我们对待西方文明非常关键的东西。西方人讲,不自由,毋宁死;“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说“不自由毋宁死”呢?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活着多重要啊,我们本来就没有自由。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自由第一个认为是不可能的,第二个认为不是好东西,如果有这样的东西的话。所以,在现代汉语里,自由就不是一个好词,不信你去查一下,和自由搭配的词,自由散漫、自由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是好词。不止自由不是好词,连与“自”字有关的都不是好词,多数不是好词,什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作多情啊,好词不多,都是坏词。这说明我们这个文化里,并不鼓励你个体张扬,并不鼓励你自作主张。如果不扭转这个看法的话,我们对西方文明是没法有一个透彻的理解的。

五、科学作为确定的知识为什么不在中国出现,而在西方出现

好了,那个自由的希腊人民怎么就出现科学了呢?这是关键的问题啊,我们绕了这么大个弯子,就是为了解决科学为什么在西方产生而不在中国诞生。当然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刚才我已经批驳了,庸俗的观点,认为科学就是混饭吃的。科学从它本来的意思,是知识的意思,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你不能说中国人也有知识嘛,对,我们中国当然也有知识。但是希腊人所说的科学是个什么意思呢?它所说的科学指的是一种严格的、确定性的和超功利的知识,这叫科学。这几个定语很重要,严格的、确定性的、超功利的,这几个东西都相当重要。

如果一种知识不是超功利的知识,那中国当然也有了,我们中国古代的知识多得很,对吧,怎么做饭,怎么盖房子,怎么管理国家,知识多得很。但是,没有一样知识是超功利的,中国人的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都是实用的知识,没有超功利的知识。所以中国没有科学,科学必须是超功利的知识。

第二个,中国也有确定性的知识,但是追求确定性知识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目标,因此中国传统思维里并不很重视很强调知识的确定性。《易经》大家都知道,可以做很多推演,但没有一个结论是严格可证伪的。今天晚上有没有雨啊,他一算,反正你有雨他也对,没雨他也对。“打破沙锅闻(问)到底”这样一个成语足以说明中国人民并不喜欢那种严格的确定性的知识,以及追求这种知识的人。而确定性的知识必须要通过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把它推下去,我们对这个就不很在意。

比如说,孔子在路上走,有两个小孩在讨论问题,一个人说太阳早上离我们近,一个人说中午离我们近。说早上为什么离我们近呢,看起来太阳个大。中午为什么近呢,因为太阳晒得比较热。问孔子,究竟太阳什么时候离我们近。孔子想了一会,诶,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那就算了。孔子说算了以后呢,就把这个问题耽搁了,一直耽搁了几千年,没人来关注这个事。因为我们并不追求这种知识,为什么呢?并不是我们中国人笨或者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本身就不要求我们往这方面发展,你搞那么清楚干什么,太阳早上大还是中午大,有什么关系啊。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有情有义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寡情薄意,但脑子很清楚,那有什么用啊?所以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德育永远是第一位的,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只要德育做的好,那这个人基本就成人了,至于逻辑不太清楚也无所谓,不重要。当然,希腊人就不一样了,希腊人的德育和智育没有严格的区分。它认为知识就是美德,有知者就是有德,无知就是缺德,因为他认为没有人主动犯错误,你犯错误证明什么,就证明你是缺乏知识。这一点和我们很不一样。

西方自由的人性理想,它必定要通过某种人文形式得以实现。中国人的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性理想,它通过礼这样一种文化形式来得以教化。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这个礼文化的目标是训练一个人善良,有德,懂得爱人,训练这个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不需要很确定性的知识,需要的反而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灵活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本身的爱不是一个普遍的爱,中国人讲爱人是有差等的爱,人是分三六九等的,你爱你自己的父母应该是最爱,其次你爱别人的父母,再推而广之推下去,你如果爱别人的父母胜过爱你自己的父母,你不是有毛病就是别有用心,你必须肯定要最先爱自己的父母。

所以,在一个标准的中国人看来,这个世界跟它的关系是亲疏有别的,中国人很讲究这种亲疏关系,所以,我们亲属里面的称呼特别多,一个父辈的称呼,叔叔、伯父、舅舅、姑父、表叔,洋人一个uncle全部解决问题,类似的女性也一样,为什么一个全部解决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没必要,我们可以嘲笑洋人这都分不清楚。这种情况在现代中国搞计划生育之后,兄弟姐妹少了之后,很多称呼都快没了,很多人也都搞不清楚这里面的关系。传统中国人会认为你们这些现代中国人、外国人太没文化了。他们为什么搞不清楚呢?不是他们笨,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必要搞清楚,没有必要做区分。而我们中国必须要作区分,这个区分,内外有别,长幼有序,是我们文化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懂得这些差别,这种有差等的爱啊,不是那么容易实施的。

在中国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人难”哪,从来没有听见过洋人感叹做人难,为什么?因为在中国这个地方,人作为人首先是懂得爱的。而这个爱是一个差等之爱,这个差等之爱又不是绝对的,每次都要调整。比如说,很典型的,你能不能行好礼,这些礼节的安排,你能不能到位,就体现你懂不懂得差等之爱,对不对。

我们举个例子,要摆一桌饭,这顿饭怎么排这个席位,谁坐上手,如果在你们家吃饭比较简单,你父母、祖父母在,必然就排下来了,按照血缘关系。可是如果吃这顿饭的人特别复杂,不光有你自己的父母,还有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家的父母,这就不好办了,两对父母怎么排序。还有你的老师也去了,还有你的领导,假如你已经工作了,还有你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也去了,还有你的救命恩人也去了。总而言之,这么一拨人来了,就摆这么一桌席,你怎么弄,这就很复杂。如果你学习礼仪,不懂得各种各样的条件下,重新调整这个结构,你就抓瞎了,所有人都不满意,这家人太不懂礼貌了,每个人都有理由,自己要做上席。但是你如果懂了礼,懂得如何灵活运用这些礼节的话,你能说出些道道出来,所有人都心悦诚服,诶,这个人会做人。

这种情况很多啊,中国人之所以感叹难做人,就是这个爱是差等之爱,它不是平等之爱,不是像基督教那样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爱。所以呢,做人很难。所以就要学习,学什么呢,学礼,所以中国的文化本质上就是礼文化。

你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这不要紧,没人笑话你,一个人整天想着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我们反而笑话他。古代杞国有个人,他老想着天塌地陷这件事,睡不着觉,结果中国人民就嘲笑他,给他起了个成语,叫杞人忧天。其实这个杞人是个伟大的科学先驱,他对于宇宙的结构和地球的结构有非常深刻的忧虑,按道理要通过非常复杂的宇宙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遭到周围的邻居们的一直嘲笑,那就算了。

所以中国古代宇宙论是很落后的,很不发达,因为我们根本不关是宇宙是多大,有限还是无限的。如果宇宙是有限的,那外面是什么呀,如果是无限的,那无限是什么模样啊。后来,看了看算了,不考虑这个问题了。中国古代一直没有确定性的宇宙论,因袭一些说法,天圆地方,说地球是方的,可是他没考虑,一个是圆的,一个是方的,怎么契合到一起啊,他漏了很多问题。这个问题也无所谓,不考虑,因为我们认为没必要考虑。你知道地球是圆的还是方的,和你不知道的话,这有什么要紧呢,影响你生活吗?影响你清明上坟吗?都不影响。所以中国人民,大知识分子,到了清朝末年,还不知道地球是个球,以为球体那边的人,天天倒着,那怎么办呢。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文化,它的模式走的不是一条路

好了,反过来看希腊人。对希腊人来讲,通过什么样的文化方式使他们懂得什么是自由呢,这就很难了。自由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啊?是有着某种内在的东西来做事情。刚才我讲了,所谓的自由,无非就是遵循原则,懂得原则而遵循原则。所以,那个原则,第一个就是不能变,必须是确定性的原则。你原则老变,你看中国人原则就老变,我们从来都认为,原则是人制定的,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是西方人不能这样的,在西方那个契约文化下,契约一旦形成之后,或者说契约意识一旦形成之后,他们对某种超越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原则,是非常在意的。一旦掌握了这个原则,他们就不会轻易动他。

你看我们中国人对待法律什么态度,跟儿戏一样,经常改,咱们那个宪法经常改。而美国的宪法,改一条难着呢,它每改一条,背后都有法学的论证,法学论证的背后又有哲学的论证,那前面还有社会阶层利益的论证。那个论证,论证了好多年,才能稍微改一点点,因为他们理性化程度太高了、那个规则意识太强了。

而对我们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是说改就改。比如说今天老有坏人杀学校里面的孩子,很多省马上就规定,凡是拿刀威胁师生的可以当场击毙。这就不行了,当场击毙的权力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了,你知道这个人拿刀是干什么呢,他还没动,你就把他崩了算了?当然,这个做法有自己的合理性,你现在形势这么严峻,当然要采取一些办法了。所以,我们经常动不动严打啊,什么突击行动啊,专项行动啊,与法律要求的那种稳定性、确定性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说,科学作为确定的知识为什么不在中国出现,而在西方出现,和这个有关系。那么希腊的科学是个什么科学呢?它是完全追求确定性的,通过确定性的追求,它能知道什么叫自由。

六、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

自由的意思就是服从那个永恒不变的规则,而那个规则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得知呢?他们说通过经验不能得知,必须通过我们思维中的某些逻辑推理。所以希腊人就发展了极其罕见的一门科学,叫做推理科学、演绎科学。大家知道中国古代也有所谓的几何丈量啊,图形测量啊,但是就是没有发展出几何学来。因为几何学是一门推理科学,推理的科学它本身要求的是一种内在的逻辑演绎,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经验的归纳,就像这个毕达哥拉斯定理,中国人叫勾股定理,那么勾股定理是个经验的公式,是木匠在反复实践中发现,就得出这个结论。

可是希腊人说这个结论没有用,我们要从三角形的内在特征中推出这个事情,什么叫内在特征呢?这个推理是不依赖任何具体的三角形,只依赖三角形本身。所以希腊人发展出一套关于本身的学问。这个关于本身的学问呢,是按照事物自身如此的方式来进行推演的,所以我们看作为演绎科学。作为科学,它是确定性,是内在演绎的知识。这种知识才叫科学。而且希腊人讲科学,必须是没有实际用处的,是超功利的,他认为功利性的科学仅仅是奴隶们混饭吃的,真正的为了自由而存在的科学必须是没用的,越没用,越纯粹,越科学。

欧几里德是《几何原本》的作者,流传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跟它学了几天几何学之后,就问他,老师我们学这个有什么用。据说脾气很好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那意思就是说,你骂谁呢,我这门学科怎么会有用呢,这种有用的怎么是我们这种人干的事呢,那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们做这个东西,是纯粹的,是完全没有用的,越没有用,越是纯粹,越是科学的。

所以希腊人那个科学啊,完全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世界观,是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它要捍卫自由的神圣理想,所以它要有科学。它做科学的目标不是别的,是为了铸造一颗自由的心灵,是铸造一个自由的人性理想。他不是任何意义上混口饭吃,凡是混饭吃的东西那都不是科学,那是技术。所以呢,希腊的技术不怎么样,希腊的技术乏善可陈。希腊人对物质生活条件也要求不高,吃点面包,喝点葡萄酒就可以了。衣服也很简单,希腊人拿块布一披就行了,地中海地区温度也比较温润,生活比较简单。所以希腊自由民的大部分时间去发展那种所谓的自由的学术、自由的艺术、自由的哲学这些东西,所以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明。

我们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呢,科学和技术很长时间没有关系,也不必有关系。希腊的科学作为纯正意义上的科学,它是转化不成艺术的,它也不想转化,它认为纯正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这是我们要讲的希腊的科学,当然,希腊这个科学经过近代之后,转化成有用的科学,这个路线我们要讲一下。


(本文摘自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胜教授著作《反思科学讲演录》之“西方技术文明”,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演讲【2007】,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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