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百年回眸看女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833 次 更新时间:2008-12-30 14: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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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 (进入专栏)  

  

  一百年来的中国,经历了“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骨子里的“劣根性”和“优根性”不见得真有多少演进,但起码从外观上,已经比一百年前的洋鬼子更加近似于“禽兽”,则是毫无疑问的。洋鬼子看问题非常浅薄,他们最喜欢从女人穿衣服的变化上判断时代之变迁、民族之盛衰以及国运之枯荣,他们不知道在咱们中国,女人就是“小人之一种”的意思。所以洋鬼子的见解,多半属于“小人之见”。不过咱巍巍华夏,浩浩神州,向来是泰山不辞土壤,沧海不捐细流,连四人帮的话咱都耐心听了十年,对待洋鬼子更应该宽容海涵,半真半假地听它几句,也好骗他们多给咱们几个刷盘子背死尸的再就业机会。何况古人早就谆谆教导过:“道之所在,每下愈况。”女人之穿衣与脱衣,是最“下”不过之处,所以也就是最接近天道之处。因此古代圣贤都非常关心女人裙子的长短、袖口的松紧以及裹脚布的宽窄,古代的道学家都兼任女性时装专家。现今某些部门的领导同志出访国外时,也不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去观摩一下脱衣舞,回来以后都更加“有道”了。看来倒是我们搞文化工作的同志思想落后了,不能及时提供“道之所在”的文字,再这样尸位素餐下去,会有人像羞辱司马懿一样给我们送上一套女人的服饰,也未可知。为了避免成为“巾帼须眉”,咱们必须把那贼眉鼠眼往女人身上招呼一番了。尽管咱不是道学家兼女性时装专家,但凭着外祖母的回忆和沈从文之流的考证研究,也多少能看出点“今冬明春的流行趋势”吧。下面咱就从几句小诗入手,瞧一瞧一百年来中国女人的“画皮”大变幻。

  

  不惜千金买宝刀

  

  这首“鉴湖女侠”秋瑾的七绝《对酒》,是很多中学生都会背的,全诗是:“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不知道的,会以为这是男性写的。其实中国的男性写的东西,多数是女性化的。一千年前的花蕊夫人早就痛骂过:“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口占答宋太祖》)九百年后,秋瑾又接着骂道:“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满江红》)秋瑾生活的时代,人们已经痛感到整个中国的极度女性化,因此涌现出一批豪侠刚烈之士,以夸张的男性化生活姿态向传统社会挑战。秋瑾身为女性,但她时时反抗命运加给自己的性别身份。她恨苍天“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她宣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满江红》)她说:“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鹧鸪天》)

  秋瑾(1875~1907),字卿,号竞雄,别署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她自幼习文练武,忧国忧民。婚后随官僚丈夫“混在北京”,终于不堪忍受“一地鸡毛”,遂抛家弃夫,对丈夫说“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只身前往日本,革命的干活。在日本,秋瑾身穿各种“奇装异服”,穿梭于男性世界,如入无人之境。她有时真的穿着“貂裘”,但绝不像今天的“貂裘小蜜”一族们那样,手里抱个癞皮狗。她的手里是真的拿着“宝刀”的,那宝刀今天存放在绍兴的纪念馆里。后来大概貂裘真的换酒了,她就穿男式和服,穿学生制服,有时穿上马裤马靴,有时又打扮得像个浪人。她的穿衣风格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与她的整个革命活动连为一体的。她发起过“共爱会”、“十人会”,加入过“光复会”、“同盟会”,而且还是“洪门天地会”横滨分舵的“白纸扇”,即大军师。她的英武风采令当时在日本的鲁迅等人都自惭形秽,百年后今天的亿万小男人如果不骂秋瑾是“疯子”,是“变态”的话,真是连上吊都解不开裤腰带的。

  秋瑾回国后的革命壮举和慷慨就义,是大多数好人坏人都知道的。这里只说秋瑾的爱穿男装,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最觉醒的女性的时装潮流的。男装象征着反抗传统的女性地位,象征着独立、开明、改良、解放。秋瑾说,“算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满江红》),她要“唤起大千姊妹,一听五更钟!”(《望海潮》)当时女性觉醒的标志,就是争取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所以穿着男装,不仅意味着文化修养的先锋、超前,而且显示出一种一往无前的“性感”。这种亘古未有的崭新性感,一方面使男性觉得格外鲜活、刺激,另一方面又使男性受到明显的逼迫、压抑,用鲁迅的话说,是直要榨出他们“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一件小事》)。在晚清民初,中国的知识青年最崇拜的两个外国人是意大利的马志尼和俄罗斯的苏菲亚。有一首诗说:“嫁夫当嫁马志尼,娶妻当娶苏菲亚。”苏菲亚是俄国民意党的创始人之一,她在1881年指挥炸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晚清的《民报》第二期刊载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肖像》,从此,身穿便捷男装就成为最激进最优秀女子的一大爱好。“女扮男装的女子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已经成为当代人们的普遍意识。金庸小说中许多最杰出的女侠,都是喜欢男装或是以男装出场的,例如黄蓉、赵敏、阿朱、霍青桐、温青青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服饰是纲常伦理制度的外化,“变服易制”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大事。女性有意识有规模地开始穿男人的衣服,只有在传统社会走向崩溃之际才可能成为事实。秋瑾的“貂裘换酒”,换掉的是中国妇女几千年的奴隶身份,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男女关系时代的发端。即使从最庸俗的实利角度出发,今天的男女也应该感谢秋瑾和她的同志们,因为中国女人从那时起,可以不穿裙子了。借用一句雪莱的名言说:“不穿裙子的时代来了,不穿裤子的时代还远吗?”

  不过放眼全中国,一百年前,秋瑾式的时装先锋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中国女子尽管向往着先锋,但自己仍旧穿着传统的遮风袄、扫地裙,再加上一双马蹄鞋。在时装领域有一个规律,最时髦的服装往往是由“坏”女人带头穿起来的。晚清最先穿着男装的,除了革命女性之外,就要数“每下愈况”的妓女了。

  在亚洲第一大都会的上海,妓女们得风气之先。上海最早的青楼妓馆大概在现今的虹桥机场一带,后来发展到唐家弄、梅家弄、鸳鸯厅等处。作为国际大城市的色情工作者,服务对象当然不限于炎黄子孙。西洋鬼子、东洋鬼子、黑鬼子、红鬼子,只要有硬通货,就可以“天涯若比邻”。外国鬼子还从自己家乡带来了一批“洋妓”,公开宣扬无耻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外事工作需要加上强有力的国际竞争,迫使上海的妓女们放弃林黛玉情调,改向欧罗巴风格看齐。许多妓女用花巾包头,穿着绣鞋花裤,盘发净脸,皮白肉嫩,天足飒爽,步履矫健,一时成为上海滩一景。广州由于开设了许多洋行,妓女的服饰也比较开放。大诗人袁枚的孙子袁翔甫,写过一首《咏粤妓》:“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放弃三寸金莲,以天足为美,妓女也是先行者。由于不缠足,便可以穿男鞋男靴,进而全副男装。民国初年上海妓女中的“四大金刚”就是颇喜欢穿男装出风头的。有一张妓女合影中,好几个妓女头顶鸭舌帽,身穿高领皮袍,脚蹬黑漆皮鞋,腕戴金表,手提文明棍,一派奶油小生打扮。妓女们当然没有秋瑾那样的思想境界,但是客观上她们也在中国妇女传统服装的千里之堤上,掘出了一片蚁穴。蚁穴有了,洪水也来了,溃堤之日还远吗?

  

  飒爽英姿新女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犹如一场滔天洪水,冲垮了传统礼教的千里金堤。五四使中国女性真正走出了深闺,走入了社会。五四养育出一代子君式的崭新女性,她们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五四女性的眼中,世界是黑白分明的,善与恶,真与假,是与非,美与丑,传统与现代,黑暗与光明,都历历可数地摆在面前。这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入世”,因此她们就好像初生的婴儿一样,用最纯真、最简单的思路来看待这个世界。这种世界观也清清楚楚地表现在她们的服装上。

  五四女子的装扮,是以黑白分明为主调的。白面黑发,白衫黑裙,白袜黑鞋。黑与白,是服装史上永恒的流行色,所以不论何时何地看到五四女性,不论是在影视中还是在画片上,你都会觉得那是一种美,一种纯真的美,朴素的美,自然的美,永恒的美。那美中包含着太多的快乐与哀伤,理想与幻灭,刚强与柔弱,激越与平静……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美就如同古希腊神话一般,几乎是不可再现的。

  卓越的长篇小说大师茅盾在他的力作《虹》的一开头,描写了一艘冲出巫峡的江轮。甲板上站着两个女性,请看作者对她们的外貌服饰描写:

  她们并肩站着,脸对了船头。斜扭着腰肢,将左肱靠在阑干上的一位,看去不过二十多岁,穿一件月白色软缎长仅及腰的单衫,下面是玄色的长裙,饱满地孕着风,显得那苗条的身材格外娉婷。她是剪了发的,一对乌光的鬓角弯弯地垂在鹅蛋形的脸颊旁,衬着细而长的眉毛,直的鼻子,顾盼撩人的美目,小而圆的嘴唇,处处表示出是一个无可疵议的东方美人。如果从后影看起来,她是温柔的化身;但是眉目间挟着英爽的气分,而常常紧闭的一张小口也显示了她的坚毅的品性。她是认定了目标永不回头的那一类的人。

  她的同伴是一个肥短的中年妇人;五官的位置并不怎样难看,可是扁阔的嘴唇有两只向下拖的角,便构成了一幅阴惨的面容。她穿着上等材料然而老式的衣服。一双缠而又放的小脚,套在太大的黑皮靴内,那拱起的脚背就好像是两个球。这和她的女伴的狭长的天足比较起来,更显出一种伶仃孤苦的神气。

  上文第一段描绘的女子就是书中的主人公梅行素,这一段描绘可说是五四女性的典型写真。书中说梅行素的性格就是“往前冲”,“她唯一的野心是征服环境,征服命运!”再接下去说,那狂飙的五四“早已吹转了她的思想的指针,再不能容许她回顾,她只能坚毅地压住了消灭了传统的根性,力求适应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她是不停止的,她不徘徊,她没有矛盾”。如果说巫峡以上扭曲回旋的长江是旧女性的象征,那么巫峡以下浩荡奔放的长江就是五四女性的象征了。

  梅行素的形象是五四女性的“正格”。其实在茅盾笔下的“时代女性”系列中,新女性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静的,柔的,可以称为淑女型;另一种是动的,刚的,可以称为妖女型。这在她们的服饰上也有所反映。《动摇》中通过一个恶棍胡国光的眼睛描写了方太太和孙舞阳一淑一妖两个女子:

  胡国光看方太太时,穿一件深蓝色的圆角衫子,玄色长裙,小小的鹅蛋脸,皮肤细白,大约二十五六岁,但是剪短的头发从额际覆下,还是少女的装扮;出乎意料之外,竟很是温婉可亲的样子,并没新派女子咄咄逼人的威棱。

  这天很暖和。孙舞阳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衫裙;那衫子大概是夹的,所以很能显示上半身的软凸部分。在她的剪短的黑头发上箍了一条鹅黄色的软缎带;这黑光中间的一道浅色,恰和下面粉光中间的一点血红的嘴唇,成了对照。她的衫子长及腰际,她的裙子垂到膝弯下二寸光景。浑圆的柔若无骨的小腿,颇细的伶俐的脚踝,不大不小的踏在寸半高跟黄皮鞋上的平背的脚——即使你不再看她的肥大的臀部和细软的腰肢,也够想象到她的全身肌肉发展的如何匀称了。总之,这女性的形象,在胡国光是见所未见。

  两种女性虽然不同,但她们美的形态都是简单的,自然的。茅盾自己似乎更喜欢肉感的妖女,因为她们更勇敢,更进取。而事实上,两种新女性,都是反动势力屠杀的对象。许多军阀,见到白衣黑裙的女子就抓,就打,就奸,就杀。例如在“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杨德群等女学生的遭遇,除了由于她们自己的英勇表现外,还由于屠杀者对这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怀有一种见不得人的变态的性欲。所以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愤怒地用了“虐杀”两个字。除了军阀的虐杀外,社会上对这些女学生的言论攻讦也十分凶猛。有的说女子剪发造成男女无别,有的说上衣太紧不利于乳房发育,有的说袖子太短意在勾引男人,有伤风化……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五四是中国的“二八月”,是中国人乱穿衣的大季节。每一种穿着都在宣示着某种立场和身份。白衣黑裙从政治意义上讲,代表着革命,代表着与传统的黑暗血腥势不两立,因此,凭着衣服抓人杀人也是“事出有因”的。鲁迅讲过:“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而已集?小杂感》)那些白衣黑裙的新女性,有的成了专家教师,有的成了编辑记者,有的成了交际明星,有的成了高官巨富的太太、情妇,还有的撒传单、作演讲,成长为实际的革命工作者,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为中华民族的自由和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洁白的短衫上开满了殷红的自由之花,那是我们中国最美的青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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