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上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大事是：为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居然变成了“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所依据的主要思想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具有讽刺意义的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若干当代翻版恰恰吸收了当年被马克思和列宁斥之为“乌托邦”的那些社会主义思想和观念。
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中出现了一些类似“乌托邦”的观点，产生这一现象的关键是如何看待现代资本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反自然的和异化的现象，因而在实现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时，应当摒弃资本主义。反之，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及其全部结果）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社会和物质的先决条件，乃是历史的必然。虽然列宁在革命策略问题上远非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他却从未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前提，即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其先决条件。
现代中国的历史状况使人难以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信念。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庇护下发展起来的。就20世纪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它不但带来了西方早期工业化的所有社会弊端，而且是以极端的形式出现的：它主要集中在外国统治区，首先是通商口岸。如果早期工业化的后果使人们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异化的、罪恶的制度，那么，现代中国历史的经验就更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看法。虽然一些比较西方化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捍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但中国的实际情况却很难使人相信，一个就其根源而言是如此异己、就其形式而言是如此畸形的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竟会包含有任何社会主义因素。因此，毛泽东主义的论述一般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把它们都看成是外来的入侵势力，从而试图从其他地方寻找改造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理论上讲，由于当时中国不存在相互竞争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想，所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容易拒绝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析。这种情况与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截然不同，它们是在同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而这些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都无视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历史意义。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未遇到过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因此，他们无须像当初列宁那样努力捍卫和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先决条件的论断，而这一论断，无论从中国历史的现状来看，还是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来看，都显得很不协调。而且，中国人选择共产主义首先是在政治上致力于马列主义革命运动，过了很久以后，才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样一个缺乏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传统的国家里，中国共产党人远不像它的西方或俄国伙伴那样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所牢牢束缚。这样，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以毛泽东为代表）才感到较易于不重视或重新解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现象的观点，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更说不上承认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了。
在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毛泽东的理论存在着许多含糊不清之处，之所以如此，其中大多是出于恪守正统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一些政治策略方面的考虑。暂时抛开这种意识形态或策略上的考虑不谈，毛泽东思想在这个领域中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紧紧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第二，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前者是毛泽东理论中反复说明的一个基本概念），是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力量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所进行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中国（至少是隐含地）在世界革命进程中是先锋。这两个命题是为毛泽东更大的需要服务的，即否认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要依赖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社会和物质结果，或者否认缺少这种生产力将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构成障碍。
毛泽东主义理论文献中最突出的论题之一是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相等同。这一观点与毛泽东主义在革命战略和胜利后的发展战略中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此论点出现在毛泽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早期著作中［37］，以后又在理论上表述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38］。正如毛泽东在1926年指出的那样［39］，这里所谓中华民族不包括那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阶级和集团，即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地主以及附属于他们的部分知识界人士。这些人实际上被看成是内部的异己分子，他们依附于凭空强加给中国的外来资本主义，在社会上、经济上，尤其是（对毛泽东来说）在思想上与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统治紧密相连。资产阶级的其他部分有可能是异己的、应被排除在中华民族之外的，他们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不定，是靠不住的中间势力。毛泽东通常对他们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这反映在他1926年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著作中。在这篇反映他的思想精华的文章中，毛泽东系统地分析了各个社会集团在以“推翻国际帝国主义”为目标的革命中所采取的不同态度，他说：
至于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它的右翼应被看做是我们的敌人；即使目前还不是，将来很快也会是；它的左翼，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不过不会是真正的朋友……我们真正的朋友到底有多少呢？有三亿九千五百万。我们真的敌人有多少呢？有一百万。那些中间分子，他们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也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朋友，这样的人有多少呢？有四百万。即使我们将这四百万中间分子当作敌人，总共也不足五百万人，三亿九千五百万人只需打个喷嚏也足以将他们打翻在地。［40］
虽然毛泽东总是将可能成为进步势力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反动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区别开来，但事实上，民族资产阶级在毛泽东的革命阵线中并没有什么地位。的确，中国的资产阶级通常被看作是反动的和异己的。毛泽东在1939年写道：“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的、文化的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的大部分是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的。”［41］此外，毛泽东对中国历史进行的一般性分析，也强调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异己性质。在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西方社会历史发展分期的正统观点（或许是违心地）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时，毛泽东注意到，虽然中国是“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的国家”，但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42］。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三千年。毛泽东这样写道：“直到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个社会的内部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43］外国势力的侵入逐步瓦解了传统的封建经济，并且“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4］。这些可能性部分地表现为“民族资本主义……初步的发展”［45］。
同买办资本主义中的大资产阶级一样，民族资本主义中的民族资产阶级也被归源于外国资本主义，因而也带有异己的性质。虽然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也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倾向，但正像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它紧紧地依附于使它得以产生的外国资本主义。
我们很明显地感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在中国都被看成是异己的。由于中国共产主义理论认为马克思关于西方历史阶段的划分具有普遍意义［46］，因此，毛泽东感到有必要做一番解释：“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47］然而，毛泽东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奇特的分析引出了这样的问题：自己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否可以认为符合人们的愿望。马克思在分析西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时，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最初是在封建社会的束缚之外活动的；主要的阶级斗争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旧的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农民虽然是历史转变中的牺牲品，但绝不是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角色。相反，根据毛泽东的理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之间的矛盾。与此有联系的另一个观点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48］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区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时所举的历史例证，也隐含了这样的看法：资本主义在西方历史上是自然的，但在中国却未必如此。他注意到，西方无产阶级根据他们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亲身经验达到了对世界的真知，并且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种经验的科学总结而逐渐“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在中国，“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49］。因此，虽然在分析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前景时，“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范畴是合适的，但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说，适当的范畴应该是“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
无论人民希望怎样解释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社会中自生自长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看法，他都确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带入中国的，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即使不算一种非自然的现象，至少也肯定是一种异己的现象，而且绝对不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前提。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没有借助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力中含有社会主义潜力的观点，而是从“中国人民”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人民”在这里当然是指广大农民阶级，即毛泽东在1926年称之为革命的“真正朋友”的那“三亿九千五百万人”这个有机整体。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在评价各社会阶级的革命潜力时，所使用的尺度几乎都是笼统的整数。［50］如果说“四百万”有反革命潜能的“中产阶级”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城市无产阶级也同样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们毕竟只占“三亿九千五百万人”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1927年初发表的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可以看出，农民起义的自发性吸引了他。他说，那极富创造力的、势如暴风骤雨的农民力量“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51］。在这篇以一种质朴的形式表达了毛泽东主义革命观的长文中，从头到尾，既没有提到资本主义，也没有提到它产生的现代各社会阶级。
后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更明确和深入地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理解。他指出，在中国比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更易实现社会主义，因为在中国更少受到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力量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52］
由于毛泽东淡化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这一论断，合乎逻辑的结果是，他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现代历史上的两大革命阶级就不那么关心。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力量，那么，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自然也并非必不可少。这里我们无须讨论毛泽东在他的实践中（虽然并不是在其正式的理论中）以众所周知的方式抛弃了城市无产阶级。所谓“无产阶级的领导”仅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确切地说，就是指那些具有正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觉悟的革命家的领导；无论这种思想觉悟取什么样的形式，它都无须同真正的无产阶级建立任何有机的或组织上的联系。虽然毛泽东的理论正式地区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两个不同的阶段，但当毛泽东重新给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下定义时，这种区别就不复存在了。毛泽东深入地研究了从“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向“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的过程。无须认真研究这些论述，只要注意到下面这一点就足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的领导权“担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53］。
毛泽东主义总是倾向于在那些最少受到资本主义影响的社会领域中寻找社会主义的源泉，例如，在较少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农民阶层中，或在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知识分子中。这是因为在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现代社会的社会产品和物质产品从未被认为是以社会主义方式重新组织社会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看成是现代历史中的两个最活跃的阶级，而毛泽东则关心农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的其他相似之处正好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之处，二者密切相连。像乌托邦社会主义一样，毛泽东主义并不认为经济落后是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障碍，反而认为它可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优越性。正因为这样，毛泽东才宣称，中国革命的特点或优点是“一穷二白”，认为处于前工业社会的中国正在为全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开辟道路。
肯定“落后的优点”同马克思对历史客观决定性力量的坚定信念是不完全一致的，或者说，这种观点就意味着历史发展的结果依赖于“主观因素”，即那些富于献身精神的人们及他们的思想觉悟、道德价值观与行动。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传统持同样的观点，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并不依赖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依靠一代“新人”的美德———这些人能够也必将把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赋予历史现实。马丁?布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并不依赖于技术状态如何”，而是依赖于“人民及其精神”。［54］他的这种乌托邦社会主义公式虽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却与毛泽东主义不谋而合。
我们发现，毛泽东主义对于那些与现代经济发展有关的组织和制度都很厌恶，这一点与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相似之处。对专业化分工的偏见，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大规模集中化组织形式的反感，对所有官僚主义现象的坚决反对态度，以及对于正规高等教育的不信任———毛泽东思想的这些方面众所周知，无须赘述。毛泽东和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样，不愿意承认“现代化”的种种不良后果是历史进步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这不仅是因为他认为这种代价过高，还因为，如果不存在一个最终导致社会主义的客观历史过程，那就难以保证支付了这种代价就一定能实现所预期的社会主义目标。
总之，在以下三个重大问题上（一般认为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分水岭），毛泽东主义都明显地倾向于乌托邦社会主义。首先，毛泽东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前提：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和进步性的阶段，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其次，毛泽东主义否认（在其理论中是含蓄的，而在其实践中则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出来）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未来的承担者这一观点。最后，马克思主义坚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而毛泽东主义则用唯意志论的观点取而代之，他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潜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主义的这些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之处直接体现在它对现代历史中城乡关系的看法上。毛泽东主义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并带有帝国主义的性质，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毛泽东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态度。这样，外国势力在中国现代城市中的统治这一事实便影响到毛泽东主义对城乡关系的理解。在毛泽东看来，城市不过是外国统治的舞台，而不像马克思确信的那样，是现代革命的舞台。正是毛泽东的这种观念导致了他强烈的反城市偏见，并相应地导致了他那种强烈的农民倾向：城市等同于外来影响，而农村才是本民族的。这种观念还使毛泽东对城市产生一种更普遍的怀疑态度，即认为城市是资产阶级思想、道德和社会腐败现象的根源。即使1949年以后，外国人早已离开了中国的城市，他的这种怀疑仍未消除。这种怀疑态度驱使毛泽东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意味着城市化的正统观点，而是采取一种变通的因而是非异己的现代经济发展的非城市道路。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对马克思主义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感兴趣，因为，它不仅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社会目标，同时也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民族目标。
这种现代的反城市思潮也许可以在中国传统里找到其先驱者。罗兹?默菲指出，孔子认为，可以在乡村生活的德行中找到智慧与真理，而在人们漠视大自然的城市中，真理被掩盖了，德行被削弱了。［55］这种看法体现了一种中国传统的对大自然的仰慕之情。这里不需要探究这种传统的反城市观点是否还在影响现代中国人的态度。无论传统社会中农民对寄生的以行政为基础的城市如何憎恶*，孔夫子的弟子们对乡村美德的称颂有怎样的影响，毫无疑问，在现代反城市观念的形成中，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现代帝国主义的入侵，正是这种入侵使中国城市成为外国的领地，成为外国统治的象征。
* 关于中国传统城市（即卫戍城：官僚机构和富裕的乡绅居住的地方）与农村的关系，见费孝通所著《中国的乡绅》一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尤其见91～107页。费孝通概括了中国传统的农村关系：经济活动在那些设防的行政中心，它不是靠生产者之间物物交换进行的，而是靠消费者获取物品的权力来进行的，同上书，98页。中国农民是否认为城市具有寄生性，如果他们这样认为，那么这一点对他们当中反城市的倾向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传统中国的文献中很少讲得清楚。
这里可以顺便提到现代历史上一个较早的例子，正如魏斐德所指出的那样，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入侵在广东省的乡绅和农民中引起了反城市和反洋人的激愤情绪，乡下人认为广州城里都是汉奸、商人及同商人勾结的腐败的政府官员。［56］
寄生在国内的外国人都住在城市里，这样一种对城市的“前民族主义的”印象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中成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因为中国的城市是按照西方模式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城乡之间在文化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别也就变得愈来愈大。民族主义者对此的反应是，到农村（受外国影响较小的地区）去寻找民族复兴的真正源泉。那些最富于民族主义倾向的早期中共党员，如李大钊和毛泽东，都是农民革命最早和最积极的倡导者，他们情愿并热衷于放弃城市，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他们看来，城市是保守主义和道德败坏的异己堡垒。这与另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或多或少地把西方正统形式的马列主义理论作为国际革命理论接受下来，并把社会主义的希望建立在城市工业的发展之上，建立在西方模式的城市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之上。农本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世界现代史上两个关系密切的现象，而这种现象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表现得最充分。由于中国革命是以在农村问题上修正马列主义为基础的，因此，中国革命的特点必然是以农村为基础向外来势力控制的大城市发动进攻。
毛泽东的反城市偏见并非单单是一场农村革命的产物。这在他的早期著作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表现得很明显。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毛泽东除了贬低城市在革命过程中的作用、使之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之外，还认为，西方化的城市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外国知识和文化不但不符合农民的需要，而且不如农民自己掌握的知识。他说：
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57］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留在城市的革命者容易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当“农民在乡里造反”的消息传到长沙时，“各方面的人……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58］。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让那些富有潜力的“革命人民”脱离城市的腐化生活，到革命力量聚集的农村中去。在历史和政治情况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即使1949年后，毛泽东一直用“到农村去”这种方法解决问题。
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胜利以后的时期里，毛泽东早期对城市的消极态度一直支配着他对城乡关系的理解。把城市与外国的和反动的东西联系起来，把农村看成真正民族的和革命的。这一点隐含在毛泽东的理论中，十分明显地表现在其实践活动中。作为一个实例，毛泽东所谓“对抗性矛盾”之一就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矛盾。他告诉我们，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59］，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60］，因此，形成了双方这种带有极端性质的对抗性矛盾。
整个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经验无疑大大加强了毛泽东对城市的不信任态度。在革命的历史中，农民革命者的确包围和“推翻”了城市的统治。但是，之所以采取导致最后胜利结局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策略，部分地却是由于早先对农村革命潜力的确信和对城市的否定态度。早在这种政策还远未完全形成、在实践上也还未得到检验以前，毛泽东就已经把城市看成反革命资产阶级（他们被看作是外国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或潜在的盟友）统治的堡垒，那里通常是外来的社会影响和思想腐蚀的发源地。当然，在城市里还有城市无产阶级，但无论人们如何同情他们的处境，对于毛泽东来说，这个阶级并无多少革命潜力。从数量上讲———毛泽东经常从数量上说明问题———城市无产阶级在“革命人民大众”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毛泽东关于城市和乡村在革命过程中所处地位的见解起源于他的一个更广泛的观念，即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革命不需要依靠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城市无产阶级。反之，革命的成功依赖于广大农民大众和“非城市化”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愿意也能够与农民相结合，并给他们指引正确的道路。
早期的思想惯性和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都是使毛泽东作出“革命的农村”和“保守的城市”这种区分的原因。这一观点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历史上，它又被赋予了深刻的内涵，以致最后变成了一个关于世界革命过程的、影响遍及全球的观点：由经济落后地区构成的“革命农村”将战胜欧美发达国家构成的“城市”。马克思相信，现代历史使得农村依赖于城市，“农民的国家依赖于资产阶级国家”；而毛泽东则坚信，现代革命的历史表明，农村将战胜城市，农民国家最终将战胜资产阶级国家。
虽然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基础的，并且毛泽东主义的领导人也是倾向农村的，但这场革命的最后目标，正如约翰?刘易斯所说，“始终是城市”［61］。早在1939年，毛泽东就号召把注意力转向“城市工作”，因为，虽然中国革命必须采取“农民游击战争”的形式，而且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62］，但“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63］。1949年3月，当进入内战的最后阶段、城市不断落入红军之手时，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64］。
在这场由乡村的农民打胜了最后几场决定性战役的革命中，1949年共产党对城市的占领，同以往精彩的各个战役相比，可谓是一个乏味的结束曲。共产党对城市的控制，并没有涉及革命的政治行动，而是采取了大批农民军队对城市中心实行军事占领的方式。毛泽东的对城市和市民的不信任仍然存在（这些人对革命的胜利没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以后，在极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当他遇到新的问题时，这种不信任又重新出现。毛泽东确实宣布了“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的开始。但就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却告诫革命者要警惕城市资产阶级的“糖衣裹着的炮弹”［65］的腐蚀，指出农村“艰苦奋斗的作风”［66］有可能被城市生活所助长的“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67］所取代。
尽管如此，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了革命胜利后的发展以城市为中心的政策，这一政策产生的社会结果后来又遭到他的批判。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前，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把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目标推迟到将来某一个不确定的时间，而着眼于“目前的任务”，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加速经济发展。［68］因为城市已经成为新的“工作重心”，“目前的任务”就是按照苏联的发展模式，强调城市重工业的发展和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官僚体制。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及政治后果是众所周知的：出现了压制活力的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行为以及新的社会不平等，突出地表现为城市中出现了一批享有特权的政治行政精英和技术知识精英；城市经济的发展给农业部门带来了一定损害；思想堕落的倾向（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目标被形式化，以及虽然不在口头上但却在实践中背弃了农民革命所倡导的平等的、“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念）；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与落后的农村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大。
革命胜利后，革命就不再是一种能动的创造，它总会制度化，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在毛泽东主义对这种现象的对策中，马克思主义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逐渐获得了非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的相似之处也变得非常清楚。这尤其表现在“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公社化运动中，以及随之产生的“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中。对于城市工业化的种种社会后果，毛泽东所采取的措施是农村实行工业化，把政治重心和社会经济重心从城市转移到新的农村公社。人民公社不仅是发展经济的主要部门，也是中国向乌托邦共产主义“跃进”的基本社会单位。1958年12月10日，共产党的正式决议明确规定了公社的性质及其社会历史作用。这个决议虽然绝不是乌托邦倾向最明显的文化，但却表现出当时对太平盛世的渴望。
1958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现在也可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69］
在“大跃进”中，卷帙浩繁的理论文献深入探讨了公社以及它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上只是这种文献的部分论点。在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中，有两个方面对我们目前的讨论有重要意义：第一是公社化运动中明确的反城市内涵；第二是人的觉悟和道德品质在实现马克思主义终极目标方面所起的异乎寻常的作用。
“大跃进”运动把经济和政治生活分散到相对自治和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整个设想，意味着彻底推翻了革命胜利后从苏联移植来的模式，而采取了旨在（至少是部分地）削弱新的城市精英的权力和声誉的政策。强调“农村工业化”和把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起来的非常激进的计划，都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及其居民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此相似，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基础（通过“红专大学”和许多“半工半读”方案来实现）的新教育政策，降低了以城市为中心、面向城市的高等教育制度的价值。人们寄希望于那些新型农村学校，它们应培养出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专业科学知识的“新农民”。据称，劳动群众自己将成为科学技术的主人。此外，公社不仅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而且将成为革命政权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公社已经成为典型的毛泽东主义工具，可以用它来实行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无产阶级专政”的所有社会革命措施，包括消灭城乡差别。
在失败的“大跃进”运动中所执行的极端政策，反映了毛泽东主义由来已久的对与城市大工业相联系的社会和经济形式的敌视，这些形式包括：专业化分工、理性化的官僚机构、大型集中化组织以及正规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极端政策不仅对新的城市精英、而且对以城市为基础的国家和党的官僚机构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70］
对农村生活美德的颂扬和对“堕落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抨击，强化了公社化运动的反城市倾向。党号召干部继承和发扬农村革命时期“艰苦奋斗”的好传统，谴责那些被城市生活腐蚀的干部———他们沉醉于挥霍享乐，沾染了懒散、骄傲和娇气的“官僚作风”。克服这些恶习的方法就是让城市的人到农村去，与农民同住同劳动，在那里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公社的正式文件中（1958年12月），一方面号召把旧城市改造成“社会主义新城市”，另一方面也注意到城市的公社化道路远比农村的艰巨和漫长，这不仅是城市生活的复杂性造成的，还因为城市中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71］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主义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特别强调人的思想觉悟的作用及群众的思想：应当立刻实现这场运动的乌托邦社会目标，只要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相信人们就会像响应纯粹的物质刺激一样对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呼吁作出积极响应；承认“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并且相信会出现“多面手”的“新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将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72］对“人民群众创造力”的颂扬带有强烈的面向农村的性质，因为革命首创精神和有潜力达到高水平道德觉悟的花环，首先套在了“起先锋作用的农民”的脖子上。［73］有些人认为，中国缺乏公社化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客观经济基础，但这些人受到了指责，被认为坚持“唯生产力论”，“看不到五亿多农民的伟大作用和革命热情”，还提醒这些人注意毛泽东主席的以下论断：“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意思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注意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74］。
毛泽东主义的乌托邦成分虽然在“大跃进”时表现得最充分，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从激进的公社化方案被迫后退并重新维护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治官僚机构的权力之后，意识形态舞台上仍然有这种成分存在。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乌托邦成分又燃烧着启示的怒火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管人们如何解释这场极其反常的大动乱，“文化大革命”确实首先是对城市优秀分子的一场直接冲击，它还试图扭转工业化城市在政治经济方面对农村日益增长的支配趋势。如果像斯图尔特?施拉姆那样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农村反对城市、农民反对工人的运动”［75］，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这是因为农民在政治舞台上从未扮演过主角。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确是这样一种思想复苏的标志，这种思想代表农民的利益执行对农村有利的政策，而不是对城市及其居民有利。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文化大革命”试图解决前十年政治斗争中所涉及的中心政策问题之一。以下通常被看作是刘少奇的观点：只有先完成城市工业化，才能对农村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而毛泽东则主张把更大的一部分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村的工业化中去，给农民群众以更多受教育和享受医疗服务的机会。结果是毛泽东占了上风。
马克思主义假设，工业化必然要求城市化，与此相关的命题是，城市对农村居于完全主导地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前提。由于毛泽东的革命策略是以对农村的革命政治潜力的信念为基础的，因此，他在革命胜利以后的政策就把农村看成是社会经济大变化的出发点。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为了避免马克思指出的工业化必然带来的一系列消极社会后果，是为了消灭社会的不平等和思想的不纯洁———他认为城市即使在一个假想的社会主义中也会带来这些弊病。毛泽东主义的目标既不是使城市“农村化”，也不是使乡村“城市化”，而是要使农村现代化，使城市逐步融于现代化的和共产主义的农村环境，这样一来整个社会便向消除城乡差别这一最终目标迈进了。
毛泽东主义者确实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的过渡时期里为实现消灭城乡差别这一目标所应采取的种种措施：“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76］。但他们不同意这一观点：只有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城市和无产阶级领导下，这些措施才能得以成功地执行。毛泽东坚持认为必须在此时此地、在目前这种不发达的条件下完成这些任务；要紧紧地依靠农村，依靠有觉悟、有道德、有领导的农民。把毛泽东同马克思和列宁区分开来并确定毛泽东主义乌托邦性质的，并不是其理想化的目标，而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在现代革命史上，在世界许多其他地区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可以找到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紧密相关的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巴版的马列主义、弗朗茨?范农的新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朱利叶斯?尼雷尔的“非洲马克思主义”。例如，在卡斯特罗看来，“城市是革命者和资源的墓地”［77］。在卡斯特罗主义中，城市地区对于革命者不仅在肉体上是危险的，在精神上也有腐蚀作用。正像卡斯特罗思想的代言人德布雷所说的那样，留在城市里的那些革命者会“失去道德和政治原则”，因此他们应该“离开城市，到山上去”，因为“上山能够把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因素无产阶级化”，而“城市则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78］。范农的著作指出：自从享有特权的和保守的无产阶级以及寄生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占据了曾被外国势力所建设的城市以来，只有农民才是唯一的革命阶级。在范农看来，城市及其社会政治生活是“外国人创造的世界”，因此，那些要代表农民意愿的革命者，不论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之前还是之后，都必须住在乡村里，“应该避开首都，就像那里有瘟疫一样”。［79］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或新马克思主义中出现了与19世纪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相类似的观点，这是经济落后造成的，是早期工业化的后果以及对这些后果的预测所产生的普遍理性反应在新的历史和思想背景之下的现代翻版。在非西方国家中，对现代城市的敌对态度非常强烈，这是因为城市不仅体现了早期工业化带来的所有社会弊病，而且是外国政治、经济、文化统治的象征。因此，这种反应既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带有社会性的。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有力融合才使许多当代非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赞同马克思关于消除城乡差别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反对他关于城乡差别历史作用的分析，不赞同他对消灭这种差别的具体措施所作的假设。
这些违背正统马列主义的乌托邦观点对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中以及胜利后所采取的政策有深远影响。在发动革命时，这种影响的最重要的内涵在于利用农民阶级，而不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作革命阶级；在建设新的社会秩序时，这种影响在于，对现代经济进步所要付出的代价给予特别的关注，明确地拒绝西方和苏联的发展模式，试图在不进行城市化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探索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相一致的经济增长道路。非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异端”在革命需要时很好地满足了革命的要求，而且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更适合经济落后国家的现实。当然，目前现代西方历史还不能明确地证明马克思的预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将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经验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希望证明城市工业化这种特定“社会主义”模式会导致真正的社会主义明天。（如果农民国家到头来成了追求马克思社会主义目标的先锋，那将是对现代历史、也是对当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的最大嘲弄。）
然而，在称颂毛泽东主义或其他社会主义“新道路”之前，人们应该记住马克思早就警告过的危险：在缺乏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前提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的任何尝试都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在各社会阶级都普遍软弱的社会条件下，势必从中形成各种特定形式的政治精英主义；在拥有大量农民人口的国家中容易产生波拿巴式的个人崇拜———这种现象很明显地表现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出现上，如毛泽东、卡斯特罗和尼雷尔，他们标榜与群众保持“思想上的联系”，从而登上历史舞台。
在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所目睹的只是一些非常世俗和熟悉的进程，即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那些表面上看来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如苏联和其他地方———一直在完成的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任务、并或多或少最终产生了相似的社会后果。最后的结果会不会只是证明了“工业发展国家用自己的形象给不发达的国家指明了方向”这一马克思的信念？或者说，这是否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情况，即陈旧的乌托邦思想正在新的思想体系中、在不可预见的历史环境中发挥着作用，投射出一幅新的未来社会的图景？把毛泽东和列宁或马克思相比较，把研究视野从西欧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转向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19世纪俄国民粹主义思想，也许能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
（注释请参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