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白桂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著、杨富学、安阳译

译者提供，原载《安多研究》第4辑，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

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在吐蕃帝国最强盛的时期，力量所及，远达今天的西突厥斯坦地区。《西藏手册》概略地提到吐蕃军队西进对那里施加影响的一两个事例。[1] 当然，吐蕃帝国的历史是作为欧亚大陆早期中世纪历史的一部分而为人所知的。当论及吐蕃势力向中亚的扩张时，尤其需要研究整个内亚大陆当时的情况。下文就是对吐蕃帝国在中亚活动的尝试性研究，我将把从不同渠道得到的史料进行比较，以论证吐蕃帝国西拓的历史概貌，探讨吐蕃的动机、有关史料和具体的时间。

一、首先，就一般动机而言，这一扩张也许可以假设为帝国体制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所致。在中世纪，皇帝是子民的统治者，天下独尊，故强者总要征服他人以臣之，受利益的驱使而向周围地区扩张。《吐蕃历史纪年(Old Tibetan Chronicle)》和其它的吐蕃史料中提到一些统治者在政府周围的首领之后以武力胁迫属国使其朝贡。同样，在历史上，唐朝和大食帝国也迫使被征服者向其朝贡。当时，吐蕃首先剑指北方，显然是吐蕃人观察到向北方扩张比向南更有利可图，并且风险更小。

其次，自从吐蕃势力到达帕米尔以西之后，与本土有所分离，于是，可沟通二者的塔里木盆地开始引起吐蕃的关注。从汉文与藏文双方的史料可以证明，吐蕃对其周围邻邦的地理环境是了如指掌的。[2] 汉文史料的记载表明，吐蕃的情报系统在探测唐朝军事计划方面是如此地先进以致于唐军的行动经常受到阻挠或破坏。毕竟所有的事实都验证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吐蕃对塔里木盆地的占领是谨慎而有计划的。

具体而言，吐蕃在战略学是要从整体上对唐朝辖下的塔里木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一支队伍从西北边进入，越过帕米尔和西天山，而另一支队伍则进攻东北边的一些地方，形成包围圈，最终会师于塔里木盆地北缘。[3] 唐朝看穿了吐蕃的这种战略，在692年从吐蕃手里收复了安西四镇，将吐蕃势力逐出了西域。在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吐蕃在西域仅能保持两个据点而已。然而，吐蕃帝国并未罢休，一直寻机向西向东扩张，因此在763年，当唐朝被安禄山叛乱削弱了力量之后，吐蕃军队一度攻入唐都长安，并且切断了唐朝通往塔里木的线路。20年后，吐蕃联合一些突厥部落和当地的百姓，在北庭又对唐朝和回纥构成威胁。此时，塔里木地区和其西部的一些地区以及西北边境四分之三的地区仍然在吐蕃的控制之下，前后达一个世纪之久，直到吐蕃内乱导帝国的崩溃为止。史书中对唐军势力的炫耀完全是溢美之辞。唐朝仅仅占领了塔里木盆地东部地区的哈密和吐鲁番绿洲。余下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却落入了葛逻禄、回鹘或黠戛斯手中，有的重归当地统治者之手。这些内容多见于汉文史料的记载。

二、这里有三种史料记载了吐蕃帝国在帕米尔以西的活动，以其重要性依次为汉文、藏文和阿拉伯文。

汉文史料对当时吐蕃的记载是最丰富的，以之为据，人们可以勾勒出吐蕃西进的概貌。大凡涉及到这一问题的材料差不多在佐藤长著《古代吐蕃史研究》中都已提及，其它的史料则可见于沙畹(Edouard Chavannes)所著《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histoire des Tou-kuie, Turcs)》中，这些资料的可靠性，以汉文资料为最。

中国的主要史书都是在官方的组织下编纂的，目的在于以治国经验教育后人。这种修史方法导致的结果是，无论何时中国对某一地区失去控制，史官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它的兴趣。所以常可以看到中国胜利的消息，但很少见到中国战败的记载，甚至很少听说两支非中国的军队在其国外打仗的报道。所以在755年安禄山发生叛乱后，唐朝远在西方的消息也就枯竭了；在吐蕃重新占领塔里木地区之后，直到787年结束，中原地区关于吐蕃、塔里木地区和新疆其它地方的消息几乎销声匿迹了。而阿拉伯史料仅提到一些比较特殊的事件。

直到最近，事关吐蕃在中亚活动的古代藏文史料之价值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值得庆幸的是，乌瑞教授已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可以信赖的考察和研究。[4] 他的打坐所涉及的史料一直可追溯到751年。这里还需提及《吐蕃历史纪年》，这是最好的史料，但涉及764年之后的部分却遗失了，只能仰仗于汉文和阿拉伯文史料。

阿拉伯史料中涉及到吐蕃西扩的内容已于1934年被巴托里德（W. W. Barthold）写进《伊斯兰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Islam)》第14卷第741～743页“吐蕃”条，其中有很好的总结。有一些零星事件可见于阿拉伯文史料，但被吉布先生想象成虚构的成分，[5] 设若对汉文和吐蕃文史料做一仔细对比，庶几可以肯定他的看法是错误的。伯戴克（L. Petech）教授已经揭橥了阿拉伯地理文献在吐蕃研究中的意义，堪称有代表意义的成果。[6] 最近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又发现了有价值的史料，即al-Azraqî撰写的《Akhbâr Makka al-musharrafa》，记录了麦加的历史，写成于837年，于865年又进行了修改。阿拉伯文史料对764年之后的历史显得非常重要，这段历史不见于《吐蕃历史纪年》，汉文史料也付之阙如。

三、吐蕃西扩可粗略地划分为七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约从660年到679年，吐蕃联合不同的部落向西突厥进发，势力所及，由准噶尔盆地西鄙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与突厥一起，其前哨部队对塔里木盆地西边的喀什、于阗和库车展开进攻。尽管吐蕃似乎把目标主要定在塔里木盆地的一些城市，于670年完全攻克了它们，顺道又毫不迟疑地征服了当地的小国，比如护蜜（在显庆年间被征服）。汉文史料称，由于护蜜地当安西四镇到吐火罗斯坦之间，故被吐蕃征服。[7] 这充分证明瓦罕成为吐蕃军队经由吐火罗斯坦直达中亚突厥地区的桥梁。667年，西突厥的两个强大部落归附吐蕃，[8] 表明吐蕃军事力量在这个地区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尽管当时弩失毕部仍占据着西边的伊塞克湖。

第二阶段，吐蕃发动了多方位的进攻，于686年开始了对包括Guzan地区在内的突厥斯坦的争夺，历时三年。[9] Guzan，唐时为喀布尔沙（Kâbulshâh）的辖域。[10] 此战不久，北方的战斗也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692年，唐朝重新占领了塔里木地区，两年之后，吐蕃及其西突厥盟友在准噶尔盆地及其西伊塞克湖地区都败于驻碎叶的唐军。[11] 碎叶的吐蕃城堡也沦落唐军之手，[12] 在粟特地区附近，一个吐蕃首领也被粟特人捕获。[13] 在这一点上，藏文史料的记载要比汉文史料更为详实，从藏文史料可以看出，在697年，唐朝已将西突厥部落的西半部，即位于托克玛克的弩失毕辖境拱手让于吐蕃。[14] 在汉文史料中提到一个简明的通告，称统领西突厥别部驽失毕的吐蕃将领仆罗在碎叶战败。西突厥国王阿史那俀子，很显然在藏文史料中被称为东叶护可汗，他在699年已向吐蕃臣服，700年被派往突厥。很可能就是这支吐蕃军队于704年在吐火罗斯坦铁木德站在大食一边对反叛者木沙进行斗争。[15] 这次行动显然是由吐火罗斯坦嚈哒国王储尼扎克（Nîzak）领导的。这个事件似乎第一次表明吐蕃与大食合作，这是第三个阶段的特有形式。

在第三阶段，吐蕃支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仍然活动在费尔干纳周边，708年，也就是为可敦举行葬礼的这一年，西突厥与吐蕃结交。因此，就大食和吐蕃而言，对阿了达在715年登上费尔干纳王位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他对王位一直怀有野心。两年后，突骑施、大食和吐蕃联军对喀什发动进攻，旨在从唐朝手中重新夺回塔里木地区。据《雅忽必书》所述，此时吐蕃与大食的联系很密切，以致于吐蕃派了一名叫呼罗珊的官员赴大食敦请一名穆斯林作为老师。[16] 一位由吐火罗斯坦入唐的使者叙述到，他的国家一端与大食接壤，另一端与吐蕃接壤，根本不知道还有中国。

从722年到757年可以说是第四个阶段，系吐蕃征服帕米尔高原及其周围国家的时期。722年，吐蕃进攻小勃律。当时，唐朝驻北庭节度使张嵩向皇帝报告时说：“勃律，唐之西门，勃律亡则西域皆为吐蕃矣。”[17] 于是，张嵩派兵与勃律军队联合，大破吐蕃，斩获数万。但唐朝的胜利似乎很短暂，因为两年之后，金城公主写给克什米尔国王的书信是绕道喀布尔以西400里处的谢飓（Zabulistân）而传入唐朝的。[18]

尽管还不能确定吐蕃军队在729年具体要去突厥斯坦的哪个地点，但几乎可以肯定吐蕃的推进与突骑施军队在粟特要求苏禄汗帮助反对大食是一致的，729年时，吐蕃军队已出现在粟特的中心地区，即撒马尔罕附近。[19] 这或许表明大食和吐蕃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裂痕。20年来，突骑施一直联合河中地区的地方统治者共同反对大食，期间亦会与吐蕃有所联合，但是在732年，大食和突骑施的使节同时出现在吐蕃宫廷。734年，吐蕃与突骑施可汗和亲，联盟更加巩固。根据汉文史料记载，在同一年，吐蕃击败地处吐蕃和喀布尔汗王国之间的大勃律（或白路沙）。两年之后，吐蕃又占领了已脱离其统治的小勃律。第二年，大勃律（或白路沙）被吐蕃攻取，其国王出现在了吐蕃帝国的宫廷里。三年之后，即740年，一位吐蕃公主出嫁小勃律国王，而当时小勃律已经是吐蕃的属国了。此时突骑施与吐蕃的联盟第一次出现了裂痕，紧接着于736年惨败于北庭的唐军，737年，唐军被大食击败，紧接着在翌年，苏禄汗被杀，突骑施分裂成对立的两部。尽管其中的一部至迟到744年以前一直与吐蕃结盟，但这次分裂给吐蕃在西方的经略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742年，吐蕃所属的瓦罕国王派使节去唐朝请求臣服。三年后，在勃律的吐蕃军队受到唐军的袭击，747年，著名的高句丽将领高仙芝在那里打败了吐蕃军队，占领了Gog或Kog城。[20] 小勃律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司马光是这样解释的：“[小勃律]及其旁二十余国，皆附吐蕃，贡献不入”。[21] 高仙芝被高度吹捧的胜利也同样是短暂的。仅在两年之后，吐蕃军队出现在吐火罗斯坦的边界，汉史写作朅师或朅帅。庶几乎可以肯定朅师即为藏文史料所谓Kog或Gog，位于今阿富汗西南部。950年，高仙芝再次攻占了这座城市，俘其国王和一些吐蕃人。但这次胜利仍然如昙花一现，次年，他的军队在著名的怛逻斯战役中被大食和葛逻禄联军所摧毁，他本人也差点儿送了命。但这次战败还不至于会结束唐朝在中亚统治，若非安禄山在四年之后即755年发动叛乱的话。

第五个阶段开始于756～757年，也就是葛逻禄的势力发展到伊塞克湖沿岸的西突厥地区。在758～760年，回鹘击败黠戛斯，成为漠北草原帝国的统治者，与唐朝结盟，共反吐蕃。不久以后，黠戛斯、葛逻禄与吐蕃结盟，以确保从吐蕃通过中亚北部到大食的贸易路线。商队在葛逻禄领地内往返穿梭，但在回鹘地区通行，因担心剽抄，需由黠戛斯护送人员进行保护，所得报酬是大食丝绸锦缎。[22] 在763年，吐蕃占领了河西和陇右，切断了唐朝与塔里木盆地的联系，也使吐蕃军队很容易在这一年冬天占领了唐都长安。自此始直到786年，吐蕃军队争夺塔里木盆地的使命已基本完成。

下一个阶段始于786年，这一年标志着吐蕃对西方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据一则阿拉伯文史料来看，在迷地（al-Mahdî）哈里发统治时期吐蕃已经表示要臣服于大食，迷地死于785年。这一记载至少可以表明这两个帝国当时是处于和平状态的。然而就在785年牟栖去世，弟诃论（Hâlûn al-Rashîd）取得王位后，一场激烈的战争爆发于两大帝国之间。[23] 一般说来，吐蕃的地位在与葛逻禄、沙陀和其他西突厥部落结成联盟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因此在790～791年间，吐蕃使回鹘和唐朝在北庭受到了致命打击。然而，根据汉文史书的记载，吐蕃军队的大部此时正在西方与大食交战。809年，吐蕃军队联合葛逻禄及撒马儿罕的一些部落共同反抗阿拔斯政府的统治。诃论之子al-Ma’mûn于809年继承了王位，于是呼罗珊和突厥、吐蕃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持久战，吐蕃帝国的封臣喀布尔沙也卷入其中。在写成于812年或813年的一则阿拉伯文史料中，喀布尔沙多次被称作Malik min mulûk al-Tubbat，意为“吐蕃王中王”，而不是Khaqâ al-Tubbat，即“吐蕃皇帝”，臣服于al-Ma’mun。后来大食对葛逻禄和吐蕃进行了军事打击。

最后一个阶段大致可以说是和平时期，不论是吐蕃与大食之间（在821年条约之后）还是在吐蕃和唐朝之间都是如此。虽然不能因为没有发现任何关于吐蕃西渐的资料就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吐蕃军队于866年年已退出塔里木盆地北沿和准噶尔盆地，当时吐蕃在那里的最后一个城堡也被回鹘人拔除。尽管al-Ma’ mûn’s 声称已经打败了吐蕃，但是阿拉伯和波斯的地理清楚地表明，吐蕃对帕米尔南部甚至巴达克山和费尔干纳的东南部地区的控制，一直持续到10世纪。[24]

最后，要说一下战争所带来的正面影响。

首先，在吐蕃和大食统辖区之间有着非常活跃的贸易往来。不仅有战争用品如铠甲，还有丝绸锦缎和其它物品传入吐蕃，同时，吐蕃也自然地把中世纪享有盛誉的香料、黄金及其它东西输往西方。

实际上，随着商业往来一起传入的还有文化的相互交流。比如，根据吐蕃的医药文献记载，有两个著名的内科医生第一次在吐蕃翻译、教授和实践希腊的医术。也有的说他们来自于西方的罗马帝国或阿拉伯帝国，在吐蕃医学传统形成之后，第二个内科医生又重返故土。

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早期的吐蕃显然在西方所做的要比我们通常认识到的还要多。

本文译自密歇尔·阿里斯(Michael Aris)、昂山素吉(Aung San Suu Kyi)编：《西藏研究——理查逊纪念文集(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牛津，1979年，第30～38页。作者白桂思（Christopher I．Beckwith），1945年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著名藏学家，主要著作有《吐蕃帝国在中亚(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

译者简介：杨富学，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后；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回鹘文献与历史文化研究。

安阳，女，锡伯族，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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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霍夫曼（Helmut H.R. Hoffmann）：《西藏手册(Tibet: A Handbook)》，布鲁明顿，1976年。还有夏格巴（Tsepon W. D. Shakabpa）：《西藏政教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纽黑文，1967年，第48页。

[2] 现存最有意义的古代吐蕃地理著作已被巴考（Jacques Bacot）校订并翻译，著为《八世纪回鹘五使节访问亚洲高原南部(Reconnaissance en Haute Asie Septentrionale par cinq envoyés ouigours au VIIIe siècle)》，《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1956年）。参见李盖提(L. Ligeti)：《论关于北方国王的报告（A propos du Rapport sur les rois demeurant dans le Nord）》，《藏学研究（Etudes tibétaines）》，巴黎，1971年，第166～189页。

[3] 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京都，1958～1969年，第319～321页。

[4] 乌瑞 (Géze Uray)：《有关公元751年以前中亚史的藏文史料概述(The Old Tibetan Sources of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up to 751 A. D.: A Survey)》，哈尔玛塔(J. Harmattat)编：《前伊斯兰教时代中亚历史资料概论(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布达佩斯，1979年，第275～304页。

[5] 吉布（Hamilton A. R. Gibb）：《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The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纽约，1923年（1970年重版），第24页以下。

[6] 伯戴克（Luciano Petech）：《I1 Tibet nella geografia musulmana》，1947年，第55～70页。

[7] 《新唐书》卷221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255页。

[8]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332～6333页。

[9] 巴考(J. Bacot)、托玛斯(F. W. Thomas)、杜散(Ch. Toussaint)：《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Documents de Touen-houang elatifs al histoire du Tibet)》，巴黎，1940～1946年，686、687、688年。

[10] 见哈尔玛塔(J. Harmattat)在《晚期大夏铭文(Late Bactrian Inscriptions)》中的精彩论述（载《古物学报（Acta Antiqua）》第17卷，1969年，第409～412页。这个名字的通常形式在阿拉伯和波斯的文献里多以Kusân形式出现，而非Kushân形式。乌瑞提出，Guzan也可能与Kucha相对应(见乌瑞上引文第281页)。Kucha在后来的吐蕃史料中以Khusen形式出现。Kucha在古代西藏史料中有一例指的是Kvatsi，即汉文文献中的龟兹。关于Guzan，可参见陶慕士（F. W. Thomas）著《与西域有关的吐蕃历史文书（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第1卷，伦敦，1935年，第263页；埃默瑞克（R. E. Emmerick）著《关于于阗的藏文文献(Tibetan Texts Concerning Khotan)》，伦敦，1967年，第94页。

[11]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6488页。

[12] 《资治通鉴》卷205，第6493页；《古代吐蕃史研究》，第354页。

[13] 同上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694年。

[14] 《新唐书》卷216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6080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508页。

[15] 格杰（M. J. de Goeje）编：《塔巴里史(Abû Ga‘far Muhammad ibn Garîr ibn Yazîd al-Tabarî, Tarikh al-rusul wa al-mulûk)》, 15卷，莱顿，1879～1901年（1964～1965年重版）。

[16] 韦特（Gaston Wiet）编：《雅户必书(Ahmad ibn Abi Ya’qubi, Les Pays)》，开罗，1937年，第124页。

[17] 《资治通鉴》卷212，第6752页。

[18] 《资治通鉴》卷212，第6762页。

[19] 沙班（M. Shaban）：《阿拔斯革命（The ‘Abbāsid Revolution）》，剑桥，1970年，第112页。

[20] 同上引《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747年；《资治通鉴》卷215，第6884～6886页。

[21] 《资治通鉴》卷215，第6884页。

[22] 《新唐书》卷217下，第6149页。

[23] 《旧唐书》卷198，第5316页。

[24] 如米诺尔斯基（Vladimir Minorsky）：《世界境域志（Hudûd al-‘Âlam）》，第2版，伦敦，197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