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从文学梦到哲学路

——我为什么选择读北大哲学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15 次 更新时间:2008-12-08 12:01

汤一介 (进入专栏)  

其实我一直对文学艺术更感兴趣。我父亲用彤先生有一本《牛津诗选》(The 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它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当时我特别喜欢的是雪莱的诗,《To a skylark》、《The moon》、《ode to the west wind》等等我都能背出。由于我喜欢英诗,1947年父亲去美国又为我带回了一本《牛津诗选》,还有一本《牛津近代诗选》,虽然那时我已选择进入了北大哲学系。当我有了一本新的《牛津诗选》,就把原来父亲收藏的《牛津诗选》送给了邓稼先,他对英诗也非常爱好。在中学时代,我读了许多翻译的小说,我特别喜欢俄国小说,如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一些场景,我都可一一讲述。我喜欢看美国的文艺大片,如《王巷城》(kings Road),《明天交响曲》(Tomorrow symphony)等等。《马克吐温传》是我最喜欢的一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给我的儿子和女儿讲《马克吐温传》,把他们讲得泪流满面。1946年在读北大先修班时,我对西方古典音乐也有特别爱好。我和原来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同学办了一个壁报叫《文拓》,我们以《文拓》名义办了好几次“唱片音乐晚会”,都是放的西方古典。我们还把当时在北平的各国天主教堂的神父请到北大四院演唱基督教圣歌。我为《文拓》写的文章题目是《美学研究之种种》,是学习朱光潜先生《谈美》的体会。当时我还在《平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散文。我不得不提到北大西语系教授钱学熙先生,他曾单独教我英语。我从他那里知道了艾略特(T.S. Eliot)。他介绍我看克里思多阜•衣修午德的《紫罗兰姑娘》和纪德的《窄门》的中译本,使我对这两体书着了迷。于是我就请父亲从美国寄回这两本书的英文本。也许正是钱学熙先生把我的兴趣从文学扩展到了哲学。因为《紫罗兰姑娘》中讨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人与人之间能互相了解吗?结论是:“我的同行者,走在我旁边;一个分立的,秘密的意识,锁在自己里面,像猎户臂一般的遥远……。”《窄门》是以《路加福音》的话:“你们要努力进窄门”为主题,它提示我,人应该如何生活?于是我写了《论人为什么要活着》、《论死》、《论善》等等。也许使我转向哲学,还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在昆明时,我们家与洪谦教授家住得很近,常有来往。听说他和冯有兰教授有关“形而上学”的辩论。洪谦先生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而维也纳学派是否定一切形而上学的。但冯友兰先生认为维也纳学派否定不了他“新理学”空灵的形而上学。这就使我对“形而上学”非常好奇。另一个原因是,我自觉不是学语言的材料,我的英语成绩不算太好,选进入西语系怕跟不上。特别是由于北大哲学系有许多名教授,除我父亲之外,还有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创造者)、贺麟(黑格尔哲学专家)、郑昕(康德哲学专家)、洪谦(维也纳学派重要成员)、胡世华(数理逻辑专家),当然北大还有中国实用主义大师胡适。于是,我没有选西语系,而选择了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我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是1947年,除必修课外,我选过我父亲的《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还选了胡世华教授的《数理逻辑》和《演绎科学方法论》、任继愈先生的《中国佛教哲学问题》等等。当然,我仍然对文学有着很大兴趣,因此也选了西语系俞大缜教授的《英国文学史》和中文系杨振声教授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这些课程应说使我受益非浅,可以说对我以后的学术研究非常有意义。由于我的兴趣广泛,而且对各种学说都没有成见,这点也许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因为他在北大哲学系经常开的课有《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有《英国经验主义》、《欧洲大程理性主义》,还有《印度哲学史》等,他认为中、西、印的哲学中都有好东西,要善于吸收、融化。因此,在1949年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好几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我都选修了,有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胡绳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何思敬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等,我不仅认真听课,作笔记。我虽然已经学了一些中西哲学,但一接触马克思主义哲学,我马上也就爱上了它。1950年春,有一次由北大党总支(当时还没有党委)宣传部长许世华同志召开的一次全校团员大会上,有的同学提出:“不应再让那些资产阶级教授在课堂上讲唯心主义哲学”。我不同意这种意见,于是我在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是在和各种唯心主义斗争中成长的,我们了解唯心主义,可以更好的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的发言得到了许世华同志的肯定(可惜许世华同志在“反右斗争”中自杀身亡了)。后来,我被提拔为北大团委宣传部长。为什么我认为应该了解唯心主义哲学,今天想想也就还是因为我对“哲学”都有兴趣。当然,我当时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受到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这对我以后的哲学教学和研究有着负面的影响,但是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和其他重要的哲学一样无疑都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财富,我们都应很好学习,在继承中努力创新。

我爱“哲学”,但我最终没有成为一名对“哲学”有贡献的“哲学家”,大概勉强可以说是一名“哲学史家”吧!是大环境的原因?还是我的天分不够?我想都有。但我认为,主要还是我在基础和努力上有缺陷。看来我还得更加努力了。

在北京大学进入110岁生日的时候,我在北大学习、工作了六十年,我认为在北大也许是我学习研究“哲学”的好地方,它有着蔡元培老校长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它有着一批为学术终生献身的学者,它有着一批又一批有志气的青年学子,有着扎扎实实继承传统、创造新学的学风,对这些我们必须特别珍视。可我也有点忧心忡忡,很怕这些会在“急功近得”中逐渐失去。如果那样,我们就对不起前人和后代了。我多么希望北京大学再振辉煌,我多么希望北京大学哲学系能像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那样再出几个“学术大师”。让我们努力吧!

作者简介:

汤一介 1927年2月16日生于天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儒藏》编撰中心主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哈佛大学Luce学者、麦克玛斯特大学兼任教授、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

社会兼职:中华孔子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Research in Value and Philosophy)理事;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担任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兰州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大学兼任教授至今。

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 《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和而不同》,《我的哲学之路》,《早期道教史》,《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La Mor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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