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1]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912 次 更新时间:2008-09-26 14:4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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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 (进入专栏)  

  

  从一般原则上来看,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本国利益。虽然作为国内社会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应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国家生存末受直接威胁时何谓国家利益,主要取决于国家领导集团的主观判断。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作出反应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与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园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

  一百多年来,美国国内政治基本稳定,保证了外交政策相当的连续性。同时,由于种族构成、联邦体制、三权分立等因素造成的政治多元化,美国同世界上其他政治大国相比,外交受国内政治制约的现象更为明显、更为直接。随着美国对外政治、经济关系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机构参与对外交往活动。具体政策的产生,一般都是各种利益和思想互相交锋的结果。美国外交政策的过程非常复杂,掌握最大决策权的总统,在入主白宫之前未必有充分的外交经验,但却必须始终适应国内政治思想动向。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前后矛盾、左右摇摆,常常由此产生。

  在美国外交史上,对华政策很少处于中心位置,高层外交决策人物对中国问题往往了解甚少。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费正清曾抱怨说,了解中国的知识重担交给了中国事务专家,有关对华关系的重大决定却由别人去做。[2] 正因为如此,了解美国的政治传统与外交思想,对于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

  

  美国外交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的矛盾交织。

  美利坚民族以讲求实际著称于世。美国人不讳言私利,不墨守成规,不囿于一种固定的思维方式。19世纪30年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哲学在美国比在文明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受重视。”[3] 这是指美国古典传统哲学负担最小而言。后来发展起来的地地道道的美国式哲学,是詹姆士、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哲学。它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在实用主义中,不仅可以发现早期移民带来的重经验而不重思辨的英国式思维方式,发现创业时期形成的务实与首创精神,而且可以领会到那种重视进取心、行动和成功胜过重视一切美德的美国式风格。[4]

  另一方面,美国人又是重视信仰追求的。从北美殖民时期开始,加尔文教派的神学就对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它的教义是上帝选择和命运注定。“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气质视美国为救世主民族。”[5] 实际上,宗教的价值标准就是一种意识形态。[6] 被认为只讲实际利益而缺乏信仰和道德观念的人,在美国很难成为政治家。美国人喜欢常提上帝、做礼拜的领导人。[7]

  上述两种思想顿向反映在美国外交中,逐渐形成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现实主义外交思想被认为趋向于保守,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平。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本国利益和权力是正当的,实力是利益的后盾。美国外交的出发点应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抽象的道义原则。政治家的最高道德准则就是维护本国利益,为此而暂时妥协以至牺牲其他一些思想原则也应在所不惜。现实主义者把国际关系看成是权力政治,其主要观察方法是分析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变化,主张运用均势原则指导外交实践。他们认为外交权应高度集中,决策者有权以秘密外交的方式纵横捭阖,求得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在此过程中,应尽量排除国会与公众舆论的干扰。

  理想主义的外交理论看来更趋向于主张世界政治的变革,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正义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它视美国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用美国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国内政治制度,并认为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民主推广到全球。理想主义者强调外交公开化,国会对总统的制约,以及公众对政治的监督。他们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释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视国际斗争为正义与邪恶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维护人权与践踏人权之争。

  美国以其独特的理想方式看待世界。一位美国政治学家指出,宗教的价值准则是美国迄今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准则。“美国的理想——分解到它的精髓——乃是由两个要素所组成:开明思想与宗教信仰。而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着固有的矛盾。”[8] 分析起来,开明思想意味着承认多元化,提倡自由选,而宗教信仰则意味着只能有一套价值标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项二律背反:美国理想中的世界,是各国采取同一种发展模式,即美国的多元化模式。

  美国外交思想中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不同时期的美国政策思想明确分为两种类型,或者把决策者截然分为两派。两种思想方式,两种判断标准的斗争无所不在,但相互之间又常常渗透包容。实际上,美国领导人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际利益两方面同时找到政策的基础,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一方面,他们用道义原则来掩饰、解释利益方面的动机,用“美国理想”作为旗帜去争取政治支持;另一方面,也很难说他们只重权势而没有真正的个人政治信仰,或他们的信仰在指导外交行动方面不起作用。

  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外交思想,就是实际利益与宗教信仰的一种结合。华盛顿坚信,对绝大多数个人来说,私利都是指导行动的准则。[9] 国家亦是如此,“一切国家都只受自身利益之约束,超乎于此者皆不可信任。”[10] 为了自身利益,美国没有必要在欧洲列强变幻不定的联盟与反联盟之间夹缠不清,而应注重自身建设。但是,华盛顿在他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又告诫说,唯有富于道德责任感的人民才能使美国制度存在下去,而道德水准历来有赖于强大的宗教信仰来维持。在没有明显的外来威胁时美国不参与欧洲列强的角逐,不仅是利益使然,而且对培育和保护国内的共同价值准则与宗教信仰是必须的。[11]

  华盛顿于是奠定了早期美国外交的思想基础:第一,美国的独立有赖于欧洲大国之间的权利平衡。美国的政策目标应是防止英、法、德、俄中的任何一国再有洲大陆称霸,也防止欧洲国家在美洲扩张。在这一点上,美国应搞均势外交。第二,均势外交与美国命中注定要充当救世主的信念并不矛盾。因为,18和19世纪的美国实力不够强大,“拯救世界”的第一步要做到内部巩固。这一时期扩大美国影响的最佳方式不是对外干涉而是做出“榜样”。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人在社会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是鄙视欧洲的。他们认为,欧洲社会等级森严的君主制封建传统造成专制政治,而美国则是阶级差别小,鼓励民族融合的民主政体。欧洲列强的国际强权政治是国内专制政治的继续,也是不道德、不民主的。美国则无霸权野心,超脱于强权角逐之外。[12] 此外,美国还自诩具有反殖民主义,反种族压迫,支持弱小民族的传统。从这点上看,美国政治家又自认为一直在搞道德外交。

  在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深远的孤立主义思想,用均势原则(现实主义)和道义原则(理想主义)都能解释。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大规模参与欧洲列强及日本在世界各地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美国政治家却更强调美国外交的道义传统。这时的“命定观”论者不再满足于榜样的力量,而是要求摆脱孤立主义,更咄咄逼人地干涉世界事务了。一次大战时期的威尔逊总统高叫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理想主义国家,天生具有完成拯救世界使命的特权。[13] 他用“民族自决”、“建立世界新秩序”、“反对秘密外交”等表面上抽象的道义原则,掩盖了所有的利己扩张动机。威尔逊甚至宣称,“权力均衡本身连同结盟一类的手段,都可以休矣。”[14] 二次大战期间的罗斯福总统既是马汉的海上霸权理论的崇拜者,又是威尔逊自由主义色彩的继承者。他善于使利益目标同意识形态相融合,而当而这不能协调时他宁肯暂时牺牲后者。这点在他同斯大林达成雅尔塔协议时表现得十分明显。

  两次大战加上同苏联的冷战,使美国永远摆脱了原来意义上的孤立主义。在当代美国统治集团看来,美国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都有利益要保护。不过,美国应如何规范自己的世界利益,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冷战初期,新教神学家尼布尔、国际政治学家摩根索、外交家凯南等人提醒美国人说,美国并不游离于世界霸权角逐之外,同其他国家一样在为本国权益而斗争,不过美国只应依据本国实力去保护力所能及范围之内的利益。但是,当美国的相对实力处于巅峰状态时,这些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在“美国万能”意识的驱使之下,不少美国政治家认为完成“救世主神圣使命”的时机已到。伴随这种使命感增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即本世纪以来对美国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三个国家——德国、日本和苏联, 在美国人眼里都属于极权主义国家。其中唯有苏联能达到与美国势均力敌,平起平坐的地位,由于苏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直至今天的美国领导人都用两种意识形态之争(即所谓民主自由与极权主义之争)来解释美苏对抗与竞争,来说明美国坚持的道义原则与国家安全利益是一致的。

  

  二

  

  在美国对华外交中,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矛盾交织同样贯穿始终。

  最早参与中美两国交往的美国人主要是商人和传教士。商人追求的是物质利益,而传教士则是美国精神生活的代表者。相比之下,传教士对政府政策和国内舆论的影响比商人大得多。“门户开放”政策固然是为了扩大美国在华经济利益,但也蒙上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历史学家韩德就此指出:“无论这些利益集团(按:指实业家、政治家和传教士)的根本目标如何不同,它们都有一种共同信仰,就是使中国保持门户开放,以便美国人可以扩展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和影响。这些美国人坚持认为,在自由竞争中,他们的基督教慈善动机,他们的经济知识、技术和资本,以及他们有吸引力的民主制度,使他们享有明显优势。美国人梦想使中国在美国的庇护下实现独立和‘现代化’,这一梦想激发了‘门户开放’政策;美国人期望中国人会因感谢这种帮助而对美国友好,这种期望又使‘门户开放’政策得以维持下去。”[15] 也就是说,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的思想基础中,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此后的几届美国总统,有的(如共和党的塔夫脱)更偏重于推进在华的经济利益;有的(如民主党的威尔逊)则寄厚望于扩大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当日本直接侵略中国时,美国正陷入空前的国内经济危机,孤立主义情绪在美国政治社会蔓延。同时,美国的外交注意力集中于欧洲,胡佛政府认为中国对美国利益来说并非生命攸关的地区。[16] 因此,美国无意也无力承担对日战争的风险来援助中国,现实利益压倒了道义原则。然而,从美国人的角度看,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和罗斯福的“检疫隔离”演说,毕竟体现了声援弱者反抗侵略的“理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援华抗日,明明是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用罗斯福的话来说,目的不过是用中国战场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希望中国成为战后美国的盟国而已。[17] 但是罗斯福抬高中国(其实是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签订取消治外法权的“平等新约”等做法,又给美国政策罩上了“道义”光环,使美国以中国的恩人自居,并要求中国人感恩戴德。[18]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反共意识形态在美国欧策中所起的作用不大。战争结束后不久, 中国成为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的战略棋盘中的一角,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的 形象,便从“土地改革派”、“民族主义者”变成了“苏联走卒”。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从意识形态来看,中共都是美国的当然敌人,国民党就相应成了当然盟友——从抗日的盟友转为反苏反共的盟友。美国外交思想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集中反映在有关对华政策的几次大辩论中。美国决策者把中国改造成“民主国家”的理想,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及中国的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较有现实感的人,包括外交官中的范宣德、谢伟思、柯乐博,国务院顾问班子中的凯南,决策者中的马歇尔、艾奇逊(他们制定的实际政策同本人的思想倾向不是一回事)。站在对立面,起最大消极作用的是“中国帮”。撇开其成员各自的政治动机不谈,可以看出他们有着共同的思想特点:强烈的反共意识和对美国“无所不能”所持的自傲。其中还有一些人以宗教的狂热竭力鼓吹按照美国理想改造中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则是一个现实感与理想主义兼备的悲剧性人物。他较早预见到国民党政府的垮台,但始终不肯放弃按照基督教信仰改造中国的毕生愿望。[19]

  在现实派里,以当时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的乔治·凯南对后来美国外交思想影响最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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