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发云:邂逅死亡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43 次 更新时间:2008-09-03 09: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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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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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目睹或知晓这件事的朋友,常常让我将它写下来。妻子却坚决反对,她说,这事很神秘,不要去碰它。打从这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妻子有了许多神秘主义色彩。这位出身老革命家庭,当过兵,受过高等教育,有着二十多年资历的文学编辑,开始燃香, 读经,礼佛,笃信因果,恪守五戒十善……

  一晃四年过去了,我想,是否可以解禁了呢?况且,我所以想将这一切记录下来,并不是想亵渎死亡,或张扬我对死亡的战胜……我知道,死亡是不可战胜的。人类可以战胜一切,唯独不能战胜死亡。我只是想说,死亡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痛苦与恐怖。我们对死亡的了解, 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少得多。我们活着的时候,应该从“死亡”中学得更多的东西,并与它达成和谐,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面对它的时候,我们该从容,平静而乐观迎接它。让我们的“生”与“死”在那一刻连接而不是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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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五日,是一个很普通的日子,多云,气温也不高。《芳草》文学杂志社主办的神农架笔会,将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出发。我很早就收到了通知, 因去过神农架,这次没打算去,便在电脑上敲打一篇外地的约稿,那是一篇题为《都市怀旧》的散文。说的是一位多年未见的儿时伙伴, 蓦然来家造访,怀想之间,对岁月, 生命与死亡的感悟与慨叹, (回想起来,鬼使神差似的,那天一直说着一些与生死相关的话题,包括夜间在保康县喝酒,大伙都说我身体好,从来不病,我脱口就说,从来不病,一病要命……)其间有这样一些文字:“……首先说起的便是那片宿舍区今天已是如何破旧残败了。还有谁家谁家依然住在那儿。谁家谁家搬到了哪儿。谁家已不知去向。谁家的孩子今天在干什么。谁家的孩子已失去联系。谁谁已死了。谁谁可能也死了……将岁月人生检索一番之后,又说起了儿时的生活。这大约是我们最想拾回的一部分了。从当年的各种游戏,到孩子们之间的大小纠葛;从每个伙伴的脾性爱好,到后来各自的命运遭际……许多的往事,连细节情景氛围都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恍然如昨……如品茗,如饮酒,如陶醉于自己编演的一部连续剧。在将往事尽情回忆了一个下午后,他起身告辞了……临别时,面对墙上我父母的照片又感慨一番,想说点什么,终于只说了,老人们一个一个都走了……”文章写完,刚刚打印出来,《芳草》的朋友来了电话,说笔会的人已在火车站聚齐了,让我赶快去,并说《芳草》总编老朱要退休了,这是他和朋友们最后的一次出游了。于是我将稿子装进信封,让妻子发出,匆匆收拾了行装赶往火车站。由此踏上了一条几乎是已成定局的不归路。

  象以往一样,一路上大家说说笑笑,吃喝抽烟玩牌聊天,我和曲艺表演艺术家兼作家的何祚欢在车窗口对面坐着, 一路上兴致勃勃地谈着汉正街及那一条街上的人们近百年来的各种人事变迁。

  我们抵达此行的第一站保康县城时, 已是夜色浓重。吃完晚饭,我们在县招待所住下。招待所在县城边一处半山环抱之中,山腰中,几栋错落的中式楼房由回廊相互连接,很清静, 似乎没有什么房客。我被安排在二楼的一套,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很大的盥洗间。那屋子大约很久没有住过人了,一进去便可闻到一股浓重的霉味与山林间漫进的瘴气。往浴缸里放水。水是浓稠的铁锈色,放了许久,才见清亮。泡了一个热水澡,然后,按外出常规,到一楼服务台往家里打了一个报平安的电话,上楼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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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康是山区,不怎么热, 但很湿闷。静静心,很快也就睡了。我睡眠从来很好,无论春夏秋冬,总是一觉到天光。

  夜里,我突然在一种异样的感觉中醒来,浑身虚软,轻如一片羽毛,皮肤上沁着一层细密的冷汗,动动手脚,了无知觉,仿佛是别人的。我想,这有点不对劲。飘飘然爬起来,开了灯,坐到床边的沙发上,掏出手表(我记得是三点差一刻)想看看脉,竟摸不着。就在这时,现实的一切突然中止了,我觉得自己兀然间到了另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宁静的山野, 很单纯,很明净,绿色的,草地,一片弯弯的树林,有点象我插队那个山乡的某一处景致,美得神奇又诡秘,空中静静地悬浮着一些细碎的花叶,可以真切地闻到它们的清香,我看着这一切,感受着这一切,我知道我在这个环境中,但我看不见自己……那是一个没有重量、没有声音也没有运动的世界,似乎连时间也没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这不是我事后的幻觉或臆想,当时,我就将这些对朋友、医生和第二天赶来的妻子说了,而且在后来的几天中又发生了多次这样的经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回到现实世界,我发现我脸朝下仆卧在暗红色的地毯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姿势呆在这样的地方。(后来还有多次这样的短暂的记忆丧失。)过了一会儿,我才慢慢想起来我从武汉到这间陌生客房的过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心跳停止--直到后来去了襄樊市中心医院,安上了心电监护仪,才知道那种如仙如幻的境遇竟是心脏停跳。我只是感到这事很蹊跷也很严重,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到那时为止的四十六年生命中,我几乎就没怎么病过,没住过医院,没开过刀,没缝过针,没打过点滴,连药都很少吃。在单位的公费医疗帐单上,我的费用几乎年年都是零,为此,我每年都能得到十二元的奖金。我父亲是个医生,除了两岁多时的一次急性肺炎,我这一辈子真没怎么打扰过他。一些陌生人猜我的职业,总会往体育老师,踢足球的一类上说。

  因为没有脉搏,我想一定是心脏出了问题,便穿好衣服去找作家董宏猷,他是一个老心脏病患者, 也是半个心脏病专家,而且出门是一定要带药的。都是刚到,也不知哪个住哪儿,便在昏暗中的几栋楼间飘然而行,楼上楼下敲了十多间房门,其中一个女人在房里还大喝一声:“干嘛呀?深更半夜的,性骚扰啊?”我想,我都找不着自己的身子了, 哪还性骚扰呢?终于敲着了董宏猷的房门,他披衣起来, 问我什么事?我说,好象有点不对头,摸不着脉搏……他刚触到我的手,神色就变了,(事后,他对我说,手冰凉,象从冰箱里拿出的一块肉。)赶忙说,你快躺下。他给我拿了一下脉,便让我千万不要动,转身出去叫了一帮子人来, 其中有几个久病成良医的朋友。董宏猷与武汉市作协秘书长彭建新一人拿了我一只手再次把脉,我感觉他们的手指一分一分往我肉里面掐, 似乎要直接掐到脉管上去了。一会儿,他们各自报了一个数字,大约是每分钟十六七下。老彭说,脉博细若游丝,不往里死掐根本就摸不着。他们说,这样的脉相还能活着,还楼上楼下地跑,还一处一处地敲门找人,简直不可思议。董宏猷给我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然后开始商量该怎么办。有人说, 这会儿可千万不能动,马上到县医院去请大夫来。作家邓一光与陈应松是头一天来打前站的,陈应松也是在夜里三点钟突发心脏病,邓一光跑到县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值班,他几乎是连恳求带威胁地将那个医生绑架来了,也没什么仪器,开了一点药完事。邓一光说,发云今天的情况要重得多,即便医生来了也解决不了问题,赶快叫车,送医院,发云你怎么样?我说,去医院吧。

  到了医院,做完心电图,那个年轻医生看了,说马上住院,很快,一位削瘦精干的中年大夫也来了,别人叫他敖主任,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敖”这个姓,让我永远记住了。他说了一个陌生的名词,也让我永远记住了:“三级房室传导阻滞”。他当着我的面对邓一光说,他随时可能死亡。我问他“三级房室传导阻滞”是怎么回事?敖主任说,怎么跟你说呢,简单点说,心脏好象一个协同作战的部队,互相间的配合靠通讯联络部门统一来指挥,这一个开,那一个关,非常严密,现在你的通讯联络完全瘫痪了,各个部门都乱了套……我很快被从急诊室推到了住院病房,随即给我打了强心针,挂上了点滴--这是我今生第一次躺在病房里, 今生第一次打点滴--从此,开始了我医疗史上的许多第一次。

  

  4

  

  一直被我认为遥不可及的死亡就这么简捷地来了。就在几个月前,我去北京参加“周文作品研讨会”--周文是我妻子的外公,三十年代的著名作家,“左联”的组织部长,并担任鲁迅、胡风和党内人士冯雪峰之间的秘密联络工作,抗战初期去了延安。1952年死于党内斗争,死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秘书长任上,时年四十六岁。研讨会上,周文当年的许多文友和同事都来了,他们比周文多活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发言中,我曾就周文死亡的年龄和中国文化人的命运很发了一番感慨,为一个四十六岁就匆匆离世的作家表示了另一个四十六岁作家的惋惜。没想到,几个月以后就轮到我了。但我一直很平静,也许是我根本不相信我会死,也许是我并没有感到死或临近死的痛苦。我只是感到身子奇特的酥松轻柔,呼吸非常细弱,倒是心脏的跳动越来越明显地被感觉到了,仿佛全身上下只剩下一颗心脏。我清晰地感知到它跳动的节律是极不规则的,好象一个没有节奏感的小孩在胡乱地敲着一面鼓。这使我想起了一位医生朋友说过的话:当你感觉到身上的哪一个器官的时候,那它就可能出了毛病。

  极度虚软中我渐渐睡去。天快亮的时候,我醒来,一光说他要回招待所去说一说这里的情况。我说,给我妻子李虹打个电话,让她来。我想,我如果要在这个地方向这个世界告别,她应该在我身边。我知道,对于她来说,我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加起来都重要。我们有过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开头,现在,又将有有一个非常奇特非常浪漫的结尾。七十年代后期,我们相交不久,我便因“思想言论罪”,被我当时所在的一家部队工厂隔离起来。那还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严峻的时代,我是“现反”,她在广播电台当编辑,是党的喉舌。我父亲是一个医生,曾在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医院里工作过。她出身几代革命家庭,父亲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她的单位便威逼她与我断绝往来,并揭发我的问题。她没有依从。于是单位停了她的职,大会小会批判她, 还派人监视她,又通告了她的亲属和家人,给她制造了许多的压力和困扰。她却在我被监禁的第二天,扛了铺盖行李卷儿住到了我家,照顾我年迈的父母亲,以家人的身份给我送被褥、衣物、食品,并常常在烟卷里夹进纸条,诉说她的思念。在那一段长长的隔绝的日子里,她拆了自己几乎所有的毛线衣物(那时买毛线还得要票),给我织了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还送进来她父亲战争年代缴获的一件美式皮夹克和一件当年最时髦的卡叽布军大衣,将一个“现反”打扮得象革命志士似的。我被监禁的那个小房隔一堵高墙便是厂外的一条马路, 她有时会在冬夜的冷风中来到我囚室外面的马路上,隔着那堵高墙肆无忌惮地大声呼喊我的名字。一年零三个月后,我自由了,但依然顶着一个荒谬的罪名。我自由后的第二天,我们向各自的单位办理了结婚手续。又过了一年,那个荒唐的案子被彻底推翻,那时我们的儿子已经出生。在囚室中,我曾用照明的蜡烛熔软后塑了一个纯洁善良又高傲的小鹿,在底座上刻了一行英文:GAVE DEAR HONG。托一个仗义的“看守”偷偷送给了她。这只小鹿陪伴她渡过了漫长的孤独与思念。我们将儿子起名为“小鹿”。当我躺在保康县医院的病床上,经历着死亡一次又一次的叩问时,儿子已经十五岁了。十五年来,我们有过我们的许多的幸福与快乐。我们对我们的生活很满足。我想,如果仅就我自己而言,即便就此告别人世,我也没有什么揪心的悔痛和遗憾。但想到妻子和儿子, 会因此受到怎样的打击与痛苦,便感觉不安了。我想起我们受过的很多教育中,总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是属于党的,属于国家的,属于人民的,这些话都太空泛。但你的生命属于你的亲人,友人,属于那些为你所爱也爱你的人,却是非常真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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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亮以后,敖主任来查房,看了我的情况,很直接地说,我们医院条件差,如果不及时转院,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如果转院,照目前这个情况看,路上也极不保险。但只有转院,还有一点希望。离这儿最近的大医院是襄樊市中心医院,有一百多公里,车行三四个小时,一路上都是大荒山,路途颠簸,途中出点什么问题,连一个卫生院都找不着;如果回武汉,路上得要上十个小时,转火车转汽车,危险更大。那时我还不知道天高地厚,我说,回武汉。我相信我能够回到武汉。

  直到今天,我一直敬重那位偏远山区医院的敖医生。每年春节,我都要挑一张最精美的贺卡,给他寄去我的谢意与祝福。当初,如果他敷衍一下,拖拉一下,或为了职业的自尊,勉强留下来医治,这故事大约是另一种结局了。

  笔会的朋友们到医院来看我,他们在床前围成一圈,尽管在慰籍在鼓励甚至在说笑,但那情景总有点象临终告别。许多人后来对我说,他们都感到是最后一面了。打了针,吃了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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