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22日，首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研讨会闭幕。这次会议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按照683元的中国标准，到2005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但若按人均1天消费1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2亿。
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份材料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我想，这里提供的“贫困人口”的衡量标准，一定是我们自己的683元的标准。2005年8月17日，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首次指出：“环京津地区目前存在大规模的贫困带”。该报告认为，这会对京津冀地区的现代化和生态安全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这是不是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在诋毁和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形象？在我们的印象里，事情完全不像上面说的那样呀！我们从琳琅满目的宣传读物中得到的印象是这样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总体上已经达到或者说实现了小康，我们的人民正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政治、文化、经济成果，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秩序良好，人们道德高尚，干部清正廉洁……作为对比，我们被告知说，印度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种姓矛盾、宗教冲突不断，贫富差距巨大，基础设施薄弱。根据印度官方数据，2000年印度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2.6亿，是我们官方（按照我国的贫困标准）公布的贫困人口总数的11倍……总之，我们在天堂欢笑，印度在地狱哭泣。最重要的在于，我们都相信不久之后我们的经济规模就可以超过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这种既不被官方支持也不被官方否认的推测，把中国人的热血都烧得沸腾了起来，起到了它应当起的作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以为我们离天堂仅一步之遥。
宣传就有这样奇妙的功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怀疑那些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说三道四的专家学者居心叵测。但是，细致想一下专家们的观点，又觉得这些家伙不像是在存心恶心我们，他们的分析有理有据——同样以中国和印度作为比较，专家认为，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对中国的现在比对她的未来知道的更多；而印度的情况则恰恰相反。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存在极为要紧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印度的乐观来自何处？专家指出，印度经济具备了实现长期增长的所有重要条件：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我认为这是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健全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得益于市场化运作，政府的完全退出）及其制度框架（完善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前景是很乐观的。
中国又怎么样呢？我们从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资本市场和有效的制度构架——来考察一下我国目前面临的状况和问题。
先说资本市场。众所周知，我们的股市、债市这两大资本市场还非常不完善，利率也没有实现市场化；中国银行信贷的大部分都贷给了国有部门，造成的大量呆账、坏账让人触目惊心。最近又有消息：中国农业银行2005年不良贷款高达7400亿元，不良贷款占比达26.17%，居工商、建设、交通四大银行之首。因为信息披露不完整，农行公布的年报数据的真实性令人质疑。中国农业银行自2001年以来公布的不良贷款总额，大体均在7000亿元上下波动。业界一直流传农行存在着关于不良贷款的“第二套数据”，而真实的数字究竟是多少仍不得而知。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有金融机构的任何改革重组计划，都要由国家买单（注资），最近，中国农业银行财务重组就需要注资700亿美元，也超过其他三大银行的总注资规模。中国银行业收获苦难和恶果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老百姓的血汗钱仍将源源不断地流入腐败和经营管理不善的无底洞中。此为其一。
其二，实际上，造成资本市场问题的根源完全不是政府用什么方式管制的问题，而是金融业在什么样的制度框架内运作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所有能够解决的经济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目前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这些制度性问题在社会运行层面造成的问题，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改革开放搞了快30年，我们的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仍然无法自由流动，坚固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没有被动摇，反而因为新的制度构造（最近，国土资源部进一步重申，不允许农村向城市居民出售宅基地）得到了加强，农民仍旧被牢牢地钉在土地上，无法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农民自己的土地不能按照农民的意愿进行处置，用专业语言描述就是土地不能按照市场原则实现流转，势必造成两种结果：一是政府凭空掠夺，造成政府管理部门大量不受民众监督的财富的堆积，必然滋生极为严重的腐败；二是导致农民进一步陷入贫困。这样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不要说美国和西欧国家，即使是在印度这样的被我们瞧不起的国家，也是完全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将近30年了， 制度在得益者们的坚决捍卫下不能被动摇，它也就有能力继续使资本、劳动力、土地这三大生产要素完全无法在这块土地上实现真正的市场化。被财富武装起来的地方政府也必然会举起地区保护主义的大旗，从而造成商品的地域分割，阻碍全国性大市场的形成，严重阻碍全国的经济发展。地区与地区之间，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产业趋同？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正是商品流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的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发展时期。国际上很多国家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反映的也正是这样一种现状和事实。专家警醒地指出：中国和印度这样的转轨国家正在上演一场经济增长的龟兔赛跑，我们就像那只矫健的兔子，在开始阶段占据了有利位置，把对手们甩在了身后，但是，那个慢吞吞的乌龟结果会将如何？这个古老的故事是否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们还能不能够继续奔跑下去？中国不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还能否支撑中国经济继续走下去？还能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多久？这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专家认为，双轨制和增量改革的创新虽然显示出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对生产力的巨大释放作用，但是一旦这种二元体制制度化，就有可能陷入到一个僵固的社会之中，改革就会因为强大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变得越来越难（这一点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晰了），未来的制度演进就可能被“轨道锁定（lockedin）”。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强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得经济有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而地方政府在这一轮房地产市场行情中所扮演的推动角色也让我们看到经营城市理念背后的隐忧。
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险境。
看到我们的真实处境，我对那些指出皇帝身上并没有穿衣服的专家学者产生出莫大的敬意，他们杜鹃啼血一般诉说着真相，正是希望权力者和普通人都意识到危险，呼唤深化改革，直面以前未曾触动的堡垒，真正打一场攻坚战，让中国这艘大船顺利前行。我们也许无法在短时间以内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至少不要被印度落下。中国需要这样的声音。当文学界远远地躲开人，躲开人的真实生活处境，大肆谄媚和叫卖私情的时候，我对于那些从事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尤其敬重。而对于那些试图通过宣传让我们以为“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总体上已经达到或者说实现了小康，我们的人民正在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丰硕政治、文化、经济成果，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秩序良好，人们道德高尚，干部清正廉洁……”的人，则极为厌恶——他们正在做蠢事，他们做的蠢事不仅会毁坏我们的国家，还会毁坏我们的未来。
然而，我们莫可奈何。我们从来都是被宣传牵引着走的，所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不知道我们的祖国在哪里，更不知道我们面前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倘若那些掌握宣传机器的人选择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布说，中国人民已经进入了天堂——就像大跃进吃食堂的时候宣布说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那样——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肯定也会认为自己真的进入了天堂。
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地下室墙壁上发现的那两个：“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