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宁:走向“间性哲学”的跨文化研究[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35 次 更新时间:2008-05-08 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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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宁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比较文学面临着一次新的研究范式的转型,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进入“间性研究”。本文反思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贡献与局限,认为曾经推动比较文学向跨文化研究开放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指出了东方主义的文化陷阱,却没有提供超越东方主义的文化前景。公正客观地认识西方现代性文化,倡导一种全球意识的、跨文化的文化间性伦理,走向“间性哲学”的跨文化研究,是汉语学术界目前面对西方现代性主流思潮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合理的反应。

  关键词: 后殖民主义; 间性哲学; 跨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转型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曾经作为跨文化研究的思想武器,风靡一时。但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大旗下开展的跨文化研究,本身的身份、立场与价值,又有诸多可疑之处。它在西方文化体系之内揭示了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但在西方文化之外却可能滋养偏狭、封闭、狂热的民族主义态度;它揭示了西方现代世界性扩张的一个精神侧面,即霸道的、偏狭的、傲慢的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态度,却遮蔽了另一个精神侧面,即谦逊的、开放的、反思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态度;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关注的是不同文化间关系中的陷害与屈辱、冲突与危险的一面,它提供了批判后殖民主义文化的进路,却没有指出超越后殖民主义文化的出路,没有指出一种交往理性、对话精神的可见性前景与可能性方向。超越东方主义的真正出路,是倡导一种全球意识的、跨文化的文化间性伦理,走向超越主体立场的“间性哲学”启示下的跨文化研究。这一步将迎来比较文学研究的一次新的转型。

  

  一

  

  当今时代的跨文化研究,无法回避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问题。萨义德研究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至少有三重含义:一、欧洲19世纪形成的有关东方的一整套知识体系;二、该知识体系生成的将东方异类化的神话或“套话”;三、东方主义话语建制的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萨义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世纪,他从大量的文本中分析东方学赋予“东方”的所谓“东方性”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人种的、心理的、政治的、宗教的、历史的、语言的等多方面的内容,在任何一个时代都被确定为超时代的某种本质,东方不仅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是普遍相同的,既无变化的个性又无多样的丰富性。东方主义是一个自指涉的系统,它制造了一个西方之东方,这个东方是具有某种怪异性的、一成不变的、低劣的、被动的文化他者,它的意义是解释西方或认同西方。

  东方主义话语形成于19世纪,主要包括三种套话:一、东方主义是一套关于自由与奴役话语。东方专制主义以理论的形式源于古希腊,成于现代,从启蒙运动到冷战时代,从孟德斯鸠到魏特夫。它认为东方是一种没有差异的社会,权力集中在由官僚阶层扶持的独裁君主身上(与分权制对立),国家极权彻底打碎社会力量(与市民社会对立)。二、东方主义是一套关于进步与停滞的话语。有关东方的专制与停滞的表述是相互关联的。东方社会的专制奴役、单一性与家长制限制了个性与自由,窒息了精神的发展与个人民族的创造力。专制导致停滞。西方现代意识构筑启蒙的自由与进步神话时,将东方专制与停滞作为被否定的他者。地理的二元区分便具有了文化意义。三、东方主义是一套关于理性与感性的话语。西方自由与进步的精神根源是理性主义,东方专制与停滞的原因是感性主义或感官纵欲主义。西方的理性与宗教传统使西方富于纪律与约束甚至禁欲方面的自觉。相对而言,东方则是感性的、纵欲的、道德堕落,心智幼稚,缺乏理智、意志、思维混乱、没有逻辑、不负责任、不讲信用的未成熟的民族。这三种套话,无不将东方设定为西方之他者,使西方体认到并确认自身文明的意义与价值。

  萨义德的《东方学》开创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揭示了东方学中隐藏的文化帝国主义阴谋。东方学构筑低劣、被动、堕落、邪恶的东方形象,为西方的殖民扩张奠定基础、铺平道路,萨义德认为,研究西方的东方学话语如何将东方当作“他者” 构筑其知识谱系,有三重意义“第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他们的学术谱系呈现在他们面前;第二,对他们的著作大多依赖的、常常是未受质疑的那些假定提出批评,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仅与西方关于他者的概念和对他者的处理有关,而且与西方文化在维柯所说的民族大家族(the world of nations)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关。最后,对所谓“第三世界”的读者而言,这一研究……是理解西方文化话语力量的一个途径,……显示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以及特别是对前殖民地民族而言,将这一结构运用在他们或其他民族身上的危险和诱惑。”[1]

  

  二

  

  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大旗下开展的跨文化研究,本身的身份、立场与价值,又有诸多可疑之处。萨义德与其他主要的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都是出身第三世界,但又在西方文化体制内部从事研究的知识分子。他们文化身份认同的“混杂性”(hybridity),使他们在后天教育与文化上认同于西方文化主流,同时这种文化认同又与他们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文化记忆相冲突。他们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不管多么激进、叛逆,总是在西方文化内部进行,表现出西方文化自身的自省精神与包容性。学术“向权力言说真理”,却最终无法超脱个人化的经验表述与文化语境。

  理论发生的文化语境,决定理论的意义。《东方学》在西方文化内部揭示西方帝国主义文化中的东方主义霸权,与在西方文化之外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意义有所不同。后殖民主义理论在西方文化内部,表现的是开放、宽容的跨文化对话精神,但在其他文化系统内,尤其是自发认同“东方”的文化系统中,这种开放的批判精神,就可能演变成偏狭、封闭、狂热的民族主义态度。中国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介绍后殖民主义理论,很大程度上成为民族主义激情与新左派理论的隐喻。过分关注作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现代东方学,很有可能遮蔽西方文化中东方主义的另一个侧面,那个自由开放、谦逊豁达、自我批判的侧面。

  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知识或社会想象,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整合、巩固权力,维护现实秩序;而乌托邦则具有颠覆性,超越并否定现实秩序。[2]两种东方主义,一种在建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道德权力,使其在西方扩张事业中相互渗透协调运作;另一种却在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表现出西方文化传统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我们并不否定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只是想补充丰富这种理论,使学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激进潮流中,不至于忽略另一种东方主义的意义,忽略西方文化中开放博大、高贵谦逊的品质。两种东方主义如何构成西方文化扩张性格的内在张力与活力、多样性与复杂性,这才是我们在现代化语境中真正值得反思借鉴的。

  西方对东方的知识与想象,多面含混、复杂矛盾,不是一种单一的知识体系或单一的知识与权力的协作关系可以说明的。在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偏狭霸道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之外,还有另一种东方主义。这种东方主义仰慕向往东方、美化神化东方,将东方想象成幸福与智慧的乐园。其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东方传说与基督教的人间乐园神话中。中世纪晚期西方传说的“长老约翰的国土”、马可·波罗那一代西方旅行者描述的人间乐园般的大汗治下的的契丹与蛮子、文艺复兴时代流行的大中华帝国形象,塑造了另一种东方主义想象传统,直到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将中国当作欧洲启蒙的楷模。连西方一贯排斥仇视的伊斯兰文化,如今也成为西方文化进行自我批判的尺度与楷模,著名如让· 查丹的东方报道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

  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精神的一部分,与现代理性深刻的怀疑精神、危机意识相关。西方仰慕向往的幸福而智慧的东方,在19世纪已经从中国移到印度,梵文经典的发现兴起了一场所谓的“东方文艺复兴”[3]。如果说中国曾经昭示西方了一种政教乌托邦,可以为入世的批判;印度启示西方的,则是一种精神乌托邦,具有超世的灵性。20世纪初在所谓的“西方衰落”的思潮背景下,种种社会危机意识与美学哲学上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都开始在古老的东方,寻找启示与救赎的希望。[4] 西方历史上贯穿始终,一直存在着另一种东方主义,一种仰慕东方、憧憬东方,渴望从东方获得启示甚至将东方想象成幸福与智慧的乐园的“东方主义”。20世纪后期,民族独立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东方,再次成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期望。当年启蒙哲学家向往的孔教乌托邦,成为“毛主义”乌托邦,寄托着西方激进思想对社会公平正义、进步与繁荣的向往。[5]在西方历史上,肯定的、乌托邦化的东方主义,可能比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历史更悠久、影响更深远,涉及的地域也更为广泛。它展示了西方文化的面对东方或世界的特有的开放与包容性的侧面,也令我们思考西方文化的正义与超越观念以及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精神。

  

  三

  

  超越西方发起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话语,是汉语学术界跨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西方文化传统中有两种东方主义,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与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两种东方主义共同存在于西方文化传统中,最终构成西方现代性外向精神的两个侧面,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谁。萨义德的《东方学》发动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关注西方文化如何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体系中,构筑出一个低劣的、被动的、堕落的、邪恶的东方形象,使东方成为西方观念与权力的“他者”。这种东方主义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它不仅生产出一种文化与物质霸权,而且还培养了一种文化冷漠与文化敌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虽然揭示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中隐蔽的思想霸权,具有激进的批判意义,但也难免片面偏激,遮蔽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东方的另一种态度,另一类知识与想象。那是一种景仰求知东方、美化亲和东方的东方主义。

  萨义德严格将自己的研究领域限定在19世纪以后英、法、美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东方学研究范围内。[6]尽管他也感到有必要拓展东方主义论题的视域,但毕竟万分谨慎,因为一旦跨出这个范围,东方主义概念就可能受到威胁。东方主义的想象地域,大可以扩展到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以外,东方主义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但是,那样,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所假设的东方主义的定义,就明显不适用了,比如说,如何解释19世纪之前伊斯兰东方以远,西方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连续五个世纪对中国的崇拜与美化?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更重要的是,即使在萨义德严格限定的研究范围内,东方主义也有另一种表现,19世纪西方的“东方文艺复兴”,就出现在萨义德批判的东方学的同时代。伯纳德·刘易士曾用雷蒙·施瓦伯的著作《东方文艺复兴》,质疑萨义德的《东方学》,认为不仅在研究范围上过于偏狭,没有理由仅限于伊斯兰东方,更没有理由将德国的东方学排斥在外;而且,萨义德的研究观念与方法也过于偏狭,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那种在西方文化史上从未间断的、仰慕东方甚至将东方想象成幸福与智慧的乐园的“东方主义”。[7]

  两种东方主义,构成西方现代世界性扩张的两个精神侧面。这两个精神侧面:一表现为是霸道的、偏狭的、傲慢的沙文主义与种族主义态度;一表现为谦逊的、开放的、反思的相对主义与怀疑主义态度。西方现代文明的真正活力,也就在于这种相互对立相互包容的文化结构中。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遮蔽了另一种东方主义,也就遮蔽了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精神侧面。西方对东方的知识与想象,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矛盾体,两种东方主义代表着这个矛盾体的两极,萨义德不是不承认另一种东方主义的存在,而是不承认另一种东方主义的诚意与自足性。[8]超越萨义德的《东方学》的假设与范围,可以发现西方文化中更广阔深刻、更悠久复杂的东方主义内容,可以进一步理解西方现代文明的一种精神动力或背景。

  西方文明的扩张性格的物质与精神两个侧面,经常表现出相反的倾向,一方面贪婪地掠夺征服,另一方面谦逊地仰慕借鉴。表面上看,这两种倾向相互矛盾,实际上在西方文明的有机结构中,却相辅相成。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使西方文化不断扩张不断调节改造自身,赋予西方文化一种虔诚热情、博大谦逊的精神;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使西方在动荡变革中不至于迷失自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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